王燕飞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 重庆 400041)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金融危机后，尤其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以来，中国产业升级的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日渐突出，致使沿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产业升级路径遭遇阻碍，中国的产业升级多属于低端的工艺、产品类，而建立在技术突破之上、真正意味着价值链攀升的功能和链条升级却难以推进。并且，在生产链条全球分割的背景下，中国以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使产业间结构升级与产业内价值链升级背离[1]，成为产业发展新的“二元”现象。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明显，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日渐提高，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占比由1985年的2%左右增长到2018年的30.3%(1)数据来源：边纪红.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从无到有 现在占多少出口比重?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10/06/c_129950677.htm；另一方面，产业低端化现象突出，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低端化趋势明显。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44个经济体中，中国产业增加值率(32.8%)排名倒数第二位(2)作者根据WIOD发布的最新年份2014年的数据计算。，其中电子制造等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17.7%)仅为总体增加值率的一半左右。

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依据比较优势战略，遵循产业结构升级优先于价值链升级的顺序，借助技术后发优势引进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规模扩张首先实现了结构升级；在全球价值链形成后又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延长并强化了劳动优先配置的产业发展路径，其结果是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2]。因此，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繁荣或许是建立在高新技术产业低端生产环节大发展的基础上的，以产业类型代表的结构升级与产业增值能力代表的价值链升级表现各异，而且靠近终端的生产环节越是发达越是受制于他国技术。基于此，刘志彪等[3-5]提出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产业升级思路，即建立基于国内本土市场需求，由本土企业掌握产品价值链核心环节，在本土市场获得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产品链高端竞争力，然后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这一产业升级路径以提升竞争力为基础，若只限于本土市场，就不能涵盖诸如大疆创新等许多自国际市场发育起来的产业升级案例。区别于部分研究将国家价值链等同于国内价值链[6-8]，王燕飞[9]将产业价值链的研究拓展至国内外统一大市场，并从产业增值能力、产业一体化程度、产业影响力三方面综合评价一国产业价值链升级能力。

针对技术“卡脖子”和中国产业升级受阻的现实，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赶超技术论”，认为中国应该在特定产业领域采取技术赶超战略，以资本深化推进技术进步[10-12]。但是，技术进步是否一定由资本深化推动，资本深化的结果是否一定是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产业升级是否一定要求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从要素组合变化出发认识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为了更加清晰地反映技术进步对产业升级的作用路径，产业升级的分析从结构升级与价值链升级两方面展开，其中价值链升级重点从国家价值链视角进行，以探讨技术进步引发要素配置调整的产业结构优化与生产率增进的产业高级化效应，以及与产业竞争力相关的产业一体化和影响力变化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技术进步偏向性研究起源于Hicks[13]提出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更贵生产要素的“诱导性创新”思想，即在资本和劳动投入比例不变的条件下，技术进步使某一要素边际产出提高程度更高，技术进步方向就偏向该要素。在这个意义上，技术进步被划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13-15]。Acemoglu等[16-19]关于技术进步偏向性的系列研究将技术进步偏向性拓展至任意投入要素之间，将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边际替代率相联系。王林辉等[20]提出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要素的边际替代率体现为要素相对价格变动，要素相对价格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是要素组合变动的依据，因而技术进步与要素组合变动呈现出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内在共生特性。一则要素组合变动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王国斌等[21]观察到要素组合变动通过两种作用机制转变为现实的技术进步：一是“干中学”机制，在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门类中，企业会千方百计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而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则相对次要；二是“目的明确的技术变迁”机制，在资本价格低于劳动价格时，企业会投资研发代替人力的新机器。为此，相对于中国的技术革新，欧洲的技术革新更加注重对资本的深化利用。二则技术进步对要素组合产生影响。陆菁等[22]发现产业间技术进步方向的异质性会改变要素相对有效价格，推动生产要素由低利润的产业或企业转移至高利润的产业或企业，进而改变产业要素投入结构。

关于技术进步偏向与资本深化的一致性，陈勇等[23]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并不一定为资本深化所推动，孔宪丽等[24]认为要素组合的选择与技术进步应该与现有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结构一致，持这一观点的还有林毅夫等[25-26]、余泳泽等[27]、高煜[28]等。确实，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引进国外机器设备的资本深化行动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技术进步，而20世纪90年代后劳动利用的增长却可能引发自主创新等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但是，经济体的最优技术进步路径会随其要素禀赋发展而变动，发展水平并非仅有“发展中”与“发达”两种简单的离散状态，经济发展是从低收入农业经济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一条连续频谱[26]。当要素禀赋结构随产业升级提升，技术在产业价值链升级和产业高级化发展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资本深化在产业升级中更加突显其重要的作用。雷小清[11]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余东华等[12]发现与基期相比，中国制造业资本深化程度呈现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资本深化程度和技术进步偏向性相匹配；毛丰付等[10]研究表明资本深化对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提高有较大作用。

技术进步总效应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度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大类。一些研究对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度采用了参数法中CES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标准化系统方法[29-31]。该方法能够较为清晰地从边际产出变动展示技术进步偏向，但是避免不了参数法生产函数设定的主观影响。非参数法采用线性规划技术确定前沿面，无需设定生产函数，也无需进行特定行为假设，其中的数据包络法(Data Envelope Approach，DEA)在技术进步偏向性测算中应用普遍。数据包络法由Farrel[32]提出，此后逐步完善并形成了规模报酬不变(Constant Return to Scale)条件下的DEA模型，CCR模型[33]；规模报酬可变(Variable Return to Scale)条件下的DEA模型，BCC模型[34]。Barros等[35]根据CCR模型定义了不同投入偏向技术改变下的投入偏向和不同产出偏向技术改变下的要素产出偏向。由于从Malmquist指数分解出投入偏向技术变化指数，再结合跨期要素组合变化识别技术进步偏向性的方法能够较好地将要素组合变动和技术进步偏向联系，因此研究中已有较多应用[36-37]。本文充分借鉴上述研究成果，在考虑要素组合变化与技术进步要素偏向互动联系的基础上，选取要素投入导向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来分析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要素投入偏向性特征，并对其产业升级效应进行实证，以为中国产业技术发展方向与升级策略提供参考。

三、中国产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测算及分析

(一)测算模型及方法

(1)

在变动规模报酬假定下，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又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E(Pure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化SE(Scale Efficiency)指数的乘积：

(2)

式(2)中，右边第一项就是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第二项是规模效率变化指数，上标C和V分别表示不变规模和可变规模。为了刻画技术进步要素偏向，Färe等[41]将技术变化指数TP进一步拆分：

(3)

其中，STP(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Scale)为技术变化规模指数，表示不同时期生产前沿面的平移，度量的是中性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偏向性的测度是在技术选择代表的投入组合发生变动时，生产前沿面在中性技术进步基础上发生的额外变化，即生产前沿面的“旋转”；OBT(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Output)为产出有偏技术变化指数，代表的是技术进步的产出偏向，即技术进步发生时对不同产出份额的影响，在单一产出时，OBT的值为1；IBT(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Input)为投入有偏技术变化指数，是度量技术进步偏向的关键指数。在Färe等[41]的研究中，IBT指数是有偏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增进或降低，并不能直接判断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Weber等[39]以IBT指数为基础，提出了一种结合不同时期的要素组合变化来判断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的方法，具体如表1，其中要素组合的跨期变动TCI(Technology Choice Index)指数，刻画了相对于上期产业技术选择即资本深化的变动情况，可见产业发展无论是资本深化还是资本浅化，技术进步都有偏向资本(K)、劳动力(L)或者中性的可能。

表1 技术进步偏向性的识别方法(3)根据Weber和Domazlicky[39]、Barros 等[46]、王班班和齐绍洲[36]整理。

具体测算中，我们采用以投入导向的DEA法测算获得各省区市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分解得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和技术变化指数TP。技术变化指数TP的分解参考Ray等[42]、王班班[43]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求解工具和VBA循环程序求解方向距离函数，经验证该方法计算得到的Malmquist指数与软件DEAP 2.1输出的结果一致。投入变量纳入了物质资本存量和有效劳动两个指标，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张军等[44]、李梅等[45]的做法，重庆市2000年的物质资本存量以当年资本形成比重为依据从四川分离出来，得到以2000年不变价衡量的各地区物质资本存量；有效劳动，以地区从业人员数乘上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近似代理(4)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以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在推算该项指标时2000—2014年设定小学受教育6年，初中和高中均是3年，大专及以上为4年；2015年及以后国家统计局对大专及以上人口进行了细分，大专设定为3年，本科为4年，研究生为3年。2010年由于未公布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以每10万人口受教育水平替代，并通过2000年与以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核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差率对2010年数据进行了调整。。产出变量为2000年不变价衡量的地区真实GDP。由于国家统计局自2011年不再发布分地区的从业人员总数数据，2011年及以后地区从业人数以各省市区年鉴数据补充，其余基础数据均摘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测算结果及分析

1.总体表现及特征

图1显示了2001—2016年间全国30个省区市(西藏、港澳台除外)产业技术进步均值变动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在报告期内衡量整体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与技术变化指数TP和技术变化规模指数STP走势基本一致，并且多数年份偏低；投入有偏技术变化指数IBT基本维持在1左右，更为细致的分析可发现在2001年达到1.007高点后，便持续小幅波动下滑，2016年降至1.001，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产业总体表现为中性技术进步，但对生产率的增进有小幅下降趋势。技术变化指数TP的变动主要是由技术变化规模指数STP变动引起，在经历了2009年的大幅下跌之后有所提升，但在2013年再度下降之后出现上升，到2016年与规模效率指数EC的差异已经不大，即最优生产前沿的移动到2009年总体上是退化的，2013年以后大幅提升，从而全要素生产率整个期间也是先经历退化，再逐步提升，经历了2009年和2014年两个低谷，也主要是由于技术变化指数中规模指数下降引起。从技术效率变化来看，技术效率指数EC、纯技术效率指数PE和技术规模效率指数SE大部分年份都处于较高水平，2013年后技术效率指数EC、纯技术效率指数PE出现下降，但规模效率指数SE仍然表现为上升，表明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在较长时期内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有突出贡献，肖仁桥等[47]的研究证实了企业规模壮大有利于科技研发效率提升。但是技术变化指数TP和衡量整体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长期偏低，并且投入有偏的技术变化指数基本未发生变化，全要素生产率难以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或是产业资本深化不足，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滞后，使得表征技术前沿水平的技术变化指数停滞甚至退化。但在2009年以后受总体经济创新驱动的影响，技术变化指数下降势头扭转，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也开始逐步提高，两项指数均有较大提升，也意味着中国创新能力和产业价值链有提升的可能。

图1 各地区产业技术进步指数均值(2001—2016)

2.地区表现及特征

根据获得的2001—2016年全国30个省区市(西藏、港澳台除外)的IBT指数和TCI指数(5)文中报告结果为数值保留到小数点后6位的情况。，联合两项指数可以得到此期间全国30个省区市(西藏、港澳台除外)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BTP)，图2报告了TCI指数和BTP指数分布的散点图。可以清楚地看到，报告期内资本深化是绝大部分地区产业发展的一大特征，但技术进步要素偏向主要表现为中性和资本偏向，少部分样本点为劳动偏向。技术进步资本偏向与资本深化并非完全对称，资本深化程度较高的样本点对应的有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但更多的是中性技术进步；资本深化程度偏低的样本点较多地集中在资本偏向技术进步，而并没有完全表现为劳动偏向的技术进步，表明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没有必然联系。

从IBT指数和TCI的变动来看，2001—2016年在多数年份大部分地区IBT指数值都等于1或略大于1；TCI指数除9个样本点出现下降外，全部大于1，包括贵州(2001)、黑龙江(2003)、广西(2005、2013)、河北(2007)、山西(2008)、广东(2014)、青海(2014)、天津(2015)、陕西(2015)。以上数据表明报告期内与上年相比大部分地区产业发展有资本深化迹象，但多数地区产业技术进步表现为中性和偏向资本，投入有偏技术进步促进了绝大部分地区生产率维持在当前水平或者略有提高，例如2016年除上海和辽宁IBT指数大于1外，其余28个省区市(西藏、港澳台除外)的IBT指数均为1。从变动幅度来看，多数地区的IBT指数以及30个省区市(西藏、港澳台除外)的均值均有下降趋势，结合TCI指数变动，可以得出大部分地区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是下降的，并且对生产率的增进呈现下降态势。分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IBT指数下降较为明显，2001年IBT指数较高地区基本在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的山西、内蒙古、湖北、重庆等省区市IBT指数在2005年和2010年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结合TCI指数变动，表明上述地区技术进步从资本偏向转向中性或者劳动偏向，投入有偏的技术进步对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是下降的。上海市IBT指数则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结合TCI指数变动，其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是较为明显的，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增进作用也是最为突出的。

图2 各地区TCI指数和BTP指数变动散点图(2001—2016)(6)注：-1、0、1分别代表劳动偏向、中性、资本偏向技术进步。

四、技术进步的产业升级效应

(一)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考虑到地区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偏向的动态演进特征，我们将基准的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动态回归的形式：

PSit=c+αPSi,t-1+λLSit+βXit+ΠZit+vit+ξit

(4)

LSit=c+αLSi,t-1+λPSit+βXit+ΠZit+vit+ξit

(5)

其中，被解释变量PS和LS为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衡量指标，分别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从业人员占比。核心解释变量X为包含投入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进步相关分项指标。控制变量Z包括：一是PGDP，各地区实际人均GDP，是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衡量指标，是2000年不变价真实GDP与地区年末人口数的比，实证中为去除量纲，对该数据进行了取对数处理，因此其系数表示人均GDP变动百分比对应的产业升级变动单位数；二是非公经济(Non-Public Economy，NPEC)发展程度，主要用来衡量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活跃度，用当年私营工业、外资和港澳台工业资产占当年GDP 的比重来表示，由于2005年以前未发布私营工业资产，2001—2004年以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资产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差值替代；三是经济开放度OPEN，用外贸依存度衡量。数据全部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区市统计年鉴，表2是对相关变量的基本描述。此外，产值结构方程中加入了就业结构变动指标，以衡量劳动要素配置对产出结构的影响；就业结构方程中加入了产值结构指标，以衡量产出结构转换对就业变动的影响。

表2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为避免式(4)和式(5)中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引起内生性问题，以及误差项可能存在移动平均过程，采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估计或造成估计系数有偏(Biased)问题，我们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tem GMM)对模型进行估计。为了更为深入地反映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还分别以技术变化、技术效率指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了估计，表3报告了估计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就业结构方程中，投入有偏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变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投入有偏的技术进步指数每提升1个单位，就业结构比将平均降低24.14个单位；产值结构方程中，仅规模效率变动对产值结构变动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规模效率每提升1个单位，带来的产值结构比将平均提升3.014个单位。同时，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现的技术进步总体、技术变化TP和技术效率变化EC对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均不显著。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上均作用显著，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结构改善，但对产值结构升级显现出逆向作用；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不仅促进了产值结构提升，对就业结构改善也有积极的作用；而对外开放在推动就业结构变动上表现为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对产值结构升级影响并不理想；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间都表现为显著的正向联系。

表3 实证估计结果(Two-Step)

可见，2001—2016年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总体效果并不理想，但投入有偏技术进步显著地影响了就业结构变动，技术规模效率显著影响了产值结构变动。投入有偏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升级显著的负向作用，反映出要素投入变动中的技术进步在推动劳动要素配置结构改善上已是不利影响，这或许是中国产业延续低端廉价劳动优势关注短期收益而在技术进步上付出的代价，投入有偏技术进步对生产率提升作用已然退化，资本浅化或深化速率下降如果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增进，带动就业结构升级目标便难以实现。技术规模效率变动在促进产值结构升级上体现为正向作用，表明报告期内中国产业规模扩张带来的效率改善在促进要素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对于产出结构高级化也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同时，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和技术变化、效率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没有显著影响，这样的结果反映了我国产业发展选择了以更多利用廉价劳动要素的技术发展路径，推动技术进步趋向中性或资本偏向减弱，如此我国产业升级并不是从技术创新前沿上起步，而是表现为一种“趋同”类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技术变化(向最优生产前沿的移动)本应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有积极作用，但其作用并未有效发挥，这也是我国产业发展在技术创新上不足，产业价值链水平难以提升的原因之一。

(二)技术进步的产业价值链升级效应

我们应用获得的2001—2014年技术进步和产业价值链升级时间序列数据，对二者关系展开研究，产业价值链升级从国家价值链视角下产业竞争力评价的产业增加值率(V)、产业一体化指数(IPP)、产业影响力指数(IUs)进行分析[9]。考虑到数据时期较短而影响变量较多的问题，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Stepwise Least Squares，STEPLS)进行分析，目的不是确认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主要揭示其回归关系基础变动的相关性。如两个变量关系显著为正(负)，则意味着较高(低)的投入有偏技术进步伴随着较快的产业价值链升级，或者产业价值链升级倾向于较高(低)的投入有偏技术进步。

STEPLS分析中加入的控制变量包括：① 用以衡量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水平变化的真实人均GDP(PGDP)，为2000年不变价的人均GDP，实证分析中进行了取对数处理；② 代表市场化水平和经济活跃度的非公经济发展(Non-Public Economy，NPEC)程度，用工业企业中非公有制企业数占工业企业总数占比衡量，非公有制企业数2001—2008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工业企业总数减去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差，2009年及以后采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其他联营、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其他企业、港澳台及外资企业数量的加总；③ 衡量经济开放水平的外贸依存度(OPEN)。除上述3项控制变量外，增加值率方程中还加入了产业一体化指数和产业影响力指数，表4报告了估计结果。

表4 STEPLS实证估计结果

续表(表4)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技术进步指数与增加值率指数有显著的回归关系，并且较高的增加值率是伴随较高的投入偏向技术进步指数；产业一体化程度仅与技术进步总体即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存在显著的回归关系，并且较高的产业一体化程度倾向于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产业影响力不仅与投入偏向技术进步有显著的回归关系，还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都表现为显著的回归关系，并且较高的上述技术进步指标均倾向于与较低的产业影响力相伴随。可见，与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结果一致，投入有偏的技术进步与中国产业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联系，较高的投入偏向技术进步倾向于较高的增加值率和较低的产业影响力，也就是说技术进步体现在要素投入的偏向越高则可能倾向于较高的产业价值增值能力，但产业影响力可能倾向降低。但是，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价值增值能力回归关系并不显著，而与产业一体化程度和产业影响力存在一正一负的显著回归关系，说明技术进步与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间是存在一定同向联系的，但是规模扩张所带来的产业影响力提升或与技术进步互为制约，规模效率与产业增加值率有负向关系。此外，生产一体化程度、产业影响力与增加值率变动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产业价值链升级目标间可能并不一致，生产一体化程度和产业影响力的提升可能是以牺牲更高的增加值率为代价；人均GDP变动与技术进步指数均表现为显著正向关系，说明产业价值链升级的过程中伴随着人均财富水平的增长；经济市场化程度与增加值率和产业影响力变动有显著的负向关系，意味着经济市场化改革推动的优势要素充分利用与产业价值增值和影响力提升方向不一致。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技术进步资本偏向逐渐降低、趋向中性是中国产业技术进步偏向的主要表现，技术进步的主要贡献来源于规模效率改善，其产业升级效应就是以投入有偏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变动为主要作用因素。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并不一定由资本深化推动，资本深化与资本偏向技术进步非对称关系，但是各地区产业要素组合变动反映出资本深化与资本偏向技术进步间有着越加紧密的联系，对产业升级的作用也显得更加重要，具体而言：

第一，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受限，应持续提升产业资本深化程度。投入有偏技术进步主要通过作用于就业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并且技术进步逐渐转向中性，对就业结构升级形成了制约，而产业价值增值将会伴随较高的投入有偏技术进步指数而变化，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助推产业资本深化很有必要；同时优先发展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引致的技术进步对于产业高级化的推动是以产业规模扩张带来规模效率改善实现的，然而规模效率的就业结构调整效应已不再显著，其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动力恐不能持续。

第二，技术进步的产业价值链升级效应主要体现在生产一体化程度和产业影响力上，对产业价值增值的作用或联系有限。技术规模效率与增加值率变动呈负向关系，结合产业结构的分析结果，规模效率改善或许带来了产值结构升级，但从微观上看，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对简单劳动需求增长可能在总体上带来对劳动报酬整体提升的冲击，而在宏观上即体现为产业价值增值能力下降，产值结构改善同时伴随着价值增值能力降低和就业结构改善受限。为此，产业价值链的提升仍然需要通过持续的资本深化推动技术进步从劳动利用到技能提升的转变。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变化、效率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增值能力提升均没有显著影响。中国产业以更多利用廉价劳动的技术路径获取技术进步，其结果是以要素偏向趋向中性和规模效率改善为主要表现，而代表更高技术进步质量的总体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表现不理想，使得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也主要是规模扩张增量发展带来的产业价值链完善和影响力增强，以及低水平的产值结构升级和有限的就业结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