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洁,林 勇

(福建社会科学院 a.现代台湾研究所； b.华侨华人研究所, 福建 福州 350001)

一、引 言

过去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汇款显著增长，国际汇款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甚至超过私人资本流动和外国直接投资，是官方发展援助(ODA)规模的3倍以上，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部分国际汇款都流入了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接收的国际汇款规模大幅增加。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70年全球国际汇款仅为19.29亿美元，2019年已达到了7 194.10亿美元，增加了近380倍(1)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orld Bank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TRF.PWKR.CD.DT,2021/05/16.。2019年，流入中低收入国家的国际汇款达到约5 490亿美元，比2018年增加了4.0%，全球国际汇款收入首次超过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成为中低收入国家的最大外部资金来源①。

近几十年国际汇款的飙升引起了许多研究人员的关注，国际汇款对收款国的影响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这一问题涉及各种主题，如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国际汇款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2-3]以及国际汇款对政治制度的影响[4]等。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尚未就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具有一致说服力的结论。一部分文献认为国际汇款有利于经济增长[5]，而另一部分文献则坚持认为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6]。根据Woodruff等的研究，移民汇款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投资增长，然而影响的程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和投资环境的支持力度。而由于金融制度和治理环境落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汇款都缺乏进入信贷市场的机会和渠道，从而影响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7]。Hein认为移民汇款对发展的积极影响是否会实现或在多大程度上会实现，可能取决于移民来源国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背景[8]。国内学界在金融发展、制度环境与经济增长研究领域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侨汇史料的搜集和研究也收获颇丰[9]，但是对国际汇款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相对欠缺，加之上述文献未能对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条件效应展开研究。因此，本文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10]，基于114个发展中国家在1981—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就金融发展和制度环境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汇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条件效应展开实证探讨。

本文对现有文献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第一，将国际汇款与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第二，通过引入金融发展和与制度环境两个条件变量，将国际汇款分别与金融发展和制度环境生成多个相互作用项，以探讨金融发展和制度环境是否构成国际汇款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第三，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广义矩(GMM)等估计方法，以解决既有的类似研究存在的内生新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迄今，多数文献坚持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效应的观点。Faini根据一组解释变量和国际汇款对来源国的收入增长进行了回归，发现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11]。2003年Ratha给世界银行提交的1份总体研究报告认为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12]。Ang以菲律宾农村为研究场域，认为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是正面的[13]。Ziesemer提供的一项研究表明，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人均收入低于1 2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更为显著。其研究表明，国际汇款每增加10%，经济增长率会提高两个百分点[14]。在一项相关研究中，Fayissa等基于1987—2007年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加勒比64个国家的年度面板数据，发现国际汇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5]。Issifu研究了1984—2014年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多哥等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国际汇款对国内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际汇款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16]。

同时，也有研究显示国际汇款不利于经济增长。Russel的研究发现，国际汇款增加了进口，扩大了国际收支赤字[17]。Lopezh等的研究指出，国际汇款显著提高了收款国的实际汇率，最终降低了出口的国际竞争力[18]。Chami等在其研究结果中揭示，国际汇款是一种非营利性的补偿性转移，国际汇款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19]。基于菲律宾1985—2002年的年度数据，Burgess等使用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得出了国际汇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系的结论[20]。Mallick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协整方法研究了1966—2005年印度国际汇款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国际汇款对私人投资具有负向影响[21]。Ahamada等学者对20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研究发现国际汇款和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22]。Ahamada等的研究指出，尽管国际汇款对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但其波动可能是收款国宏观经济动荡的源头[23]。Tung研究了1980—2015年国际汇款对19个亚太国家的国内投资的影响，其基于面板固定效应和2SLS回归方法的结果表明，由于产生道德风险或“依赖综合症”，国际汇款对收款国的国内投资具有负向效应[24]。王颖等采用164个国家跨国移民的数据为研究，认为移民通过个人汇款对母国经济发展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但难以抵消移民外迁带来的负面影响；当母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移民的负面效应更为显著[25]。

综上所述，理论上，首先国际汇款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间接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无论哪种渠道，金融部门都在其流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永久收入假设，如果家庭将国际汇款视为暂时性收入，那么从国际汇款中储蓄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家庭收入大得多。金融部门将这些大量储蓄用于生产性投资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将国际汇款引导进入收益好的投资项目，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且通过国际汇款可以弥补部分金融体系，比如在金融发展落后的情况下，国际汇款可以替代效率低下的信贷市场帮助本地企业开展生产活动，通过放宽流动性限制以帮助企业家利用国际汇款进行投资。其次，更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国际汇款通过正规渠道流动，能够更轻易地进入商业银行、投资机构等金融机构，其利用效率也更能得到保证。更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将国际汇款转化为更高的投资率或/和使投资更有效，制度环境也可能影响移民的程度，进而影响国际汇款[26]。

基于上述理论逻辑，我们提出研究假设：稳健的金融体系和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国际汇款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一定的金融发展水平和一定的制度环境质量下国际汇款才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

本文以人均GDP代表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记作PGDP。在稳健性检验中，被解释变量用实际人均GDP增长率(PGDPG)代替。主要解释变量国际汇款(REM)按其与GDP的百分比表示。为了反映金融发展水平和治理制度环境对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本文分别使用了金融发展相关的2个指标和制度环境相关的6个指标变量为条件变量。

首先，为了评估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首先使用银行向私营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GDP的百分比(FD1)。第2个金融发展相关的变量是广义货币M2与GDP的百分比(FD2)。为体现金融发展对国际汇款—经济增长关系的条件效应，本文将以上述各项金融发展变量与国际汇款的交互项分别表示为REM×FD1、REM×FD2。

由于制度环境涵盖范围较广，本文也用不同的制度环境的变量来分析治理制度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包括：(1)腐败控制(WGI1)；(2)政府效率(WGI2)；(3)法律制度(WGI3)；(4)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WGI4)；(5)监管质量(WGI5)；(6)发言权和问责制(WGI6)。为体现国际汇款通过制度变革影响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以上述各项制度变量与国际汇款的交互项分别表示为REM×WGI1、REM×WGI2、REM×WGI3、REM×WGI4、REM×WGI5、REM×WGI6。制度环境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

预期国际汇款、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及各交互项的系数都为正值。

其他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控制变量根据已有文献选择，包括：国内投资INV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实际GDP的百分比表示，即物质资本投资；贸易开放度OPN由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表示，用以用于评估相关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通货膨胀INF代表的是货币贬值程度和宏观经济稳定程度；人力资本HUM代表的是中学在校生总数占符合中学官方入学年龄人口的百分比；政府支出GOV由政府支出与GDP的比率表示；人口增长POPG表示人口年度增长率，用百分比表示。除制度环境以外，其余所有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

本文的分析基于114个发展中国家1981—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有关变量及其说明见表1。

表1 变量及其定义和数据来源

(二)模型

为了进一步实证研究国际汇款、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构建以下简单模型：

PGDPit=α0+α1REMit+α2Xit+εit

(1)

其中：因变量GDPit表示在t时间的i国家中人均实际GDP增长，REMit是核心解释变量，由国际汇款与GDP的比率代表，εit是误差项。Xit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在模型(1)中不包括任何金融发展或制度环境的变量。在模型(2)和模型(3)中，检验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质量。本文的创新性在于引入了条件变量金融发展和制度环境在国际汇款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作用。为此，本文在模型(1)中引入国际汇款与金融发展或制度环境之间的交互项，包含交互项的模型(1)可以写成：

PGDPit=α0+α1REMit+α2FDit+α3(REMit×FDit)+α4Xit+εit

(2)

在模型(2)中，检验了国际汇款和金融发展相互补充或相互替代的关系，同时检验了一个假设，即金融发展是国际汇款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重要条件。本文关注的重点是α3，即体现金融发展与国际汇款交互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信息。α3的正负值表示金融发展是否是国际汇款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在模型(2)中，如果α3是负值，就意味着国际汇款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替代关系，金融发展抑制了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相反，α3是正值则表明国际汇款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在金融体系较为发达的条件下国际汇款促进经济增长更有效，金融发展促进了国际汇款的经济增长效应。

PGDPit=α0+α1REMit+α2INSTit+α3(REMit×INSTit)+α4Xit+εit

(3)

同理，在模型(3)中，检验了国际汇款和制度环境是否存在相互补充或相互替代的关系，同时检验了一个假设，即制度环境是否是国际汇款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同样,本文关注的重点是α3，即体现制度环境与国际汇款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信息。α3的正负值表示制度环境是否是国际汇款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在模型(3)中，如果α3是负值，意味着国际汇款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制度环境抑制了国际汇款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反，α3是正值，则表明国际汇款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表明制度环境增强了国际汇款的经济增长效应，即在制度环境较为先进的条件下国际汇款促进经济增长更有效，制度环境促进了国际汇款的经济增长效应。

(三)估计结果分析

考虑到要避免同期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造成的模型内生性问题，本文在运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固定效应模型(FE)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广义矩方法(GMM)对方程进行估计。表2显示没有纳入金融变量和制度变量的POLS、FE、IV-2SLS和GMM估计的回归结果。估计结果表明，不同模型的估计结果都呈现出一定差别，但IV-2SLS和GMM的回归结果系数差别很小。本文此处仅就GMM结果做出解读。就本文的核心变量国际汇款而言， 表2～表5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其回归系数均呈现负值。表2显示，国际汇款的回归系数为负值-0.138 2，在1%的水平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没有纳入金融发展和制度环境等条件变量的情况下，国际汇款的系数都是显著的负值，即国际汇款的直接影响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这一发现也表明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要取决于其他因素。

表2 国际汇款和经济增长回归结果

此外，国内投资、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较高水平的私人投资和人力资本会以更高的开放度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这跟本文的预期是一致的。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等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与经济学理论相一致。政府开支也是显著的正值，即政府参与经济将对经济增长绩效产生显著正向效应[27]。但这些都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内容，暂不做进一步分析。

考虑到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其他条件变量，有必要考察收款国的金融发展和制度环境是否是影响国际汇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条件。为检验国际汇款和金融发展是存在相互补充关系还是存在相互替代关系，本文添加了国际汇款分别与金融发展和制度环境相关的交互项。

首先，检验国际汇款和金融发展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式(2)～(3)，回归结果见表3和表4。与表2一样，在没有纳入金融发展变量的情况下，国际汇款指标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都是显著的负值。那么如果有金融因素或者制度因素介入的情况下，国际汇款的系数值有什么变化呢？两个表显示的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十分相近，IV-2SLS和GMM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本文的分析以表3的GMM回归结果为准。可以看出，在没有金融发展变量介入的情况之下，国际汇款的回归系数始终为负，即国际汇款的直接影响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在纳入金融发展变量以后，国际汇款与私人信贷的交互项、国际汇款与广义货币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这一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是国际汇款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条件，国际汇款和金融体系是互补关系，金融发展对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催化”作用。这一结果表明，只有在金融体系较为发达的国家，国际汇款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国内金融系统足够健全，国际汇款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金融部门提高了国际汇款的生产率，因为后者可能是某些发展中国家外国资本流入的唯一或主要渠道，并且是经济总量中总资本存量的主要补充来源。国际汇款通过替代效率低下的信贷市场，有助于缓解信贷约束，从而改善资本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国际汇款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的绩效与信贷需求之间的差距。

表3 国际汇款、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回归结果：IV-2SLS和GMM

表4 国际汇款、制度环境和经济增长回归结果：IV-2SLS

其次，本文检验了制度环境在国际汇款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表4显示式(3)的估计结果，即国际汇款、经济增长和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不包括制度变量及其交互项的情况下，国际汇款的回归系数依然为负值，即国际汇款的直接影响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这一结果与前面的估计结果相符合。因此，本文假设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制度环境的条件变量，为此本文构建了6个模型，分别使用WGI的6个组成部分(WGI1、WGI2、WGI3、WGI4、WGI5、WGI6)与其国际汇款的交互项展开回归。在本文的估计中，对所有制度指标(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监管质量、法律制度以及话语权和问责制)及其交互项分别进行分析，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显示，WGI各个变量和国际汇款的交互项均呈显著正值，而国际汇款的系数却为负，这意味着国际汇款和制度环境是互补关系，国际汇款的经济增长效应取决于制度环境。较好的制度环境既有利于降低汇款成本，有利于更多的国际汇款的流入，也有利于更多的汇款进入储蓄和投资领域，促进移民家庭创业，有助于就业增长，是国际汇款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表3、表4、表5的其余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的正负值均与表2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以人均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国际汇款及其分别与金融发展和制度环境的交互项为核心解释变量，再次采用GMM的实证方法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表5所示，国际汇款及其交互项等各变量的系数符号没有发生显著改变，证明上述结论是稳健有效的。这一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汇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条件关系，国际汇款的经济增长效应取决于金融发展的水平和制度环境的质量。健全的金融体系和高效的制度安排，通过将资源分配给最有生产力的领域进而促进增长。更好的金融体系和更完善的制度环境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总储蓄率来提高产出，而且可以通过刺激创新活动以增强竞争，进而有助于经济增长。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GMM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1981—2018年114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发展和制度环境对国际汇款影响经济增长的条件效应。采用IV-2SLS和GMM估计方法以更好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并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查。结果表明，在未引入金融发展和制度环境两个条件变量时，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效应；而在引入金融发展和制度环境两个变量之后，发现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显示金融发展和制度环境是国际汇款促进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条件。本文的结果表明：

第一，在缺乏一定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情况下，国际汇款没有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其一，国际汇款流入收款国以后，其最终用途主要进入了消费领域而非投资领域，这是国际汇款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的重要一环。国际汇款往往基于利他主义的跨国资金流动，因此国际汇款主要用于家庭消费，而只有少部分用于储蓄和投资。其二，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效应的结论，说明国际汇款对家庭消费存在“补偿效应”。国际汇款的这种“补偿效应”容易产生“道德风险”或“依赖性综合症”，导致收款人减少其对生产性投资活动的参与热情，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国际汇款被广泛用于消费而不是为诸如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发展等投资提供资金，国际汇款可能会导致国内投资减少。

第二，国际汇款的经济增长效应取决于金融发展程度。移民汇款能否促进国内投资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关键在于移民汇款在收款国的最终去向是家庭消费领域还是投资领域，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在于作为移民汇款流入发展中国家主要渠道的金融系统。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汇款政策关键在于通过金融渠道引导移民汇款更多进入投资渠道。为达此目的，需要引导更多移民汇款通过正规渠道流动，降低接收资金的成本，以便让接收移民汇款的家庭拥有生产性投资所需的设施，以提高移民汇款流入的便利性。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制定适当的政策引导更多移民汇款由消费领域流向投资领域，以使私人投资成为移民汇款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

更完善的金融体系既有利于降低汇款成本，又有利于更多的国际汇款流入，也有利于将国际汇款资源分配给更有生产力的投资领域，引导更多的汇款进入储蓄和投资领域，促进移民家庭创业，有助于就业增长，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移民汇款的交互变量也都在所有回归中显著为负，这一结论表明，更高水平的金融发展有助于移民汇款对经济增长产生更显著的稳定作用。一方面，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将移民汇款引导至有投资需求的领域，并使其能够转为生产性投资，从而降低总经济波动率。另一方面，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引导移民汇款投资于长期项目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最终导致宏观经济波动性的降低。此外，金融中介机构通过更有效地利用移民汇款，减轻了移民汇款自身的不稳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由此可见，金融发展有助于移民汇款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高程度的金融发展使移民能够更快、更安全、更便宜地将钱汇回家乡。为了引导移民汇款用于生产性投资，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可以将移民汇款转变为长期项目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因此，通过更好地使用移民汇款，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减少由于移民汇款的不稳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好地发挥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此外，收款国金融体系更发达，移民汇款流动的成本也更低。在银行系统发达的国家，移民汇款可以补充银行信贷，也可以作为获得信贷的抵押品。然后可能会鼓励移民将钱转移给他们的家人，使这些钱不会浪费在非生产性消费中。因此，金融发展在移民汇款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移民汇款大量进入消费领域并有相当部分转为投资，有助于经济增长。而移民汇款通过金融系统进入储蓄、或被消费、或转为投资，在这一过程中金融系统是一个关键环节。

第三， 国际汇款的经济增长效应还取决于制度环境质量，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国际汇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健全的制度环境，如良好的基础设施、对政府的充分信任、有效运转的司法系统、完善的法律体系、全面合理的公共政策、市场的健全及进入国际市场的自由通道等，能够吸引更多国际汇款进入投资创业领域，促进当地相关产业发展、解决当地就业问题、增加人们的收入和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移民汇款可能受到各种约束和限制，也可能获得这样那样的鼓励和支持，因此其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和程度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在没有一定的制度环境支出的背景下，移民汇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仅不能充分发挥，而且还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移民汇款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要结合一定的制度环境来综合考察才能得出更清晰的认识。

菲律宾、印度等国家较为重视国际移民及其移民汇款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其政府将移民汇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在保护移民、吸引移民汇款并鼓励其回国投资等方面制定了很多保障性制度规定，实施了一系列优惠的政策措施，其正规移民汇款比例相对较高，汇款成本相对较低，进入企业投资领域的移民汇款比例也较高，因此移民汇款在促进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也比较显著。与此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南太平洋国家移民汇款对其人力资本、GDP增长产生影响不显著或产生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就在于这些国家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和政策环境。因此，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移民汇款具有不同境遇，或者得到激励和支持，或者遭受约束和限制，因此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如果一国缺乏科学有效的移民汇款相关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缺乏科学合理的激励政策和对策措施，其对经济增长潜在的积极作用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甚至还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综上可见，良好的制度环境会促进移民汇款的流入，同时为移民汇款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创造良好环境，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是全球仅次于印度国际汇款收入大国之一，1982年国际汇款收入仅有6.17亿美元，到2019年国际汇款收入高达684亿美元(2)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orld Bank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TRF.PWKR.CD.DT,2021/05/16，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印度的移民汇款大国，移民汇款也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新时代为进一步发挥国际汇款的积极作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上述结论得到几点启示：第一，提高对国际移民汇款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认识，在立法和政策方面注重引导和保护移民汇款在生产性领域以及教育领域的投资；监测国际汇款的未来流量，并将国际汇款纳入国家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议事日程之中。第二，进一步完善侨务政策以期更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国际汇款，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第三，制定相应的金融发展政策，进一步促进制度变革，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政策措施，创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吸引更多的国际汇款并提升其利用效率，助力我国尽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第四，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改善国际移民及其家人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可及性。通过改善国内金融市场以引导国际汇款的生产性用途。第五，鉴于国际汇款大量用于私人即时消费而不是为投资提供资金，要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或生产性投资补贴，将更多国际汇款从消费转向生产性投资，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通过改善国内金融市场以确保移民汇款的生产性用途，实施维护贫困人口利益的金融改革措施，通过降低移民汇款成本以增加移民汇款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