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 恒

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以我国上古时期部落联盟的发展作为记载开篇的。依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粗识部落联盟及其相互关系的概貌，也可以窥探到那个时期社会组织国家化、国家组织监察化的基本脉络

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为了满足迅速增长人口的经济需求，已经进入父权管理阶段的各个氏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拓展自然空间、强化领地统属的方式增加生活物资的获取来源。持续不断地疆域拓展，不可避免地侵蚀其他氏族的领地，打破原有的区域平衡，引发氏族之间的武装冲突。随着武装冲突的不断升级，各氏族逐步意识到，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入侵者，仅靠自己一族之力捍卫生活领地非常吃力。于是，氏族之间便通过各种形式结成氏族联盟，以共同防御来自各路的入侵者，并在不断拓展疆土中占得先机。之后，战争区域日渐宽广，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氏族联盟受到血缘关系的制约，其规模已明显跟不上发展的需要。在生存和发展的召唤下，氏族联盟之间必须形成更大规模的部落联盟，用以扩张生存领土，抵御外族入侵。部落联盟的产生，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也为后来国家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形成奠定了有效基础。

部落联盟原本脱胎于氏族组织，表面上看是多地氏族的大汇聚。但实际上，氏族都以血缘为纽带进行家族式管理，而部落联盟则显然不可能简单复制这种管理形式。面对来自地区不同、图腾不同、强弱不同、财产多寡不同、地域优劣不同的众多氏族，部落联盟只能跨越血亲管理模式，采取区分地域的管理形式构建新的社会组织结构。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具有三个完全不同于血亲管理的特征。

第一，议事制。由氏族和部落头领组成的部落联盟首脑群虽然必须推举出部落联盟首领，以便统领全局，但其他成员同样具有能够直接影响议事决策的建议权。这是氏族走向部落联盟阶段的必然结果。比如，尧作为联盟首领，在当时，其引领的部落联盟在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抚慰四夷也已成效显著。但这个时期洪水肆虐，为了有效治理洪水，尧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谁能负责治理呢？当时在座的人都指出鲧这个人能治理，但尧不同意，他认为，鲧“负命毁族”，是一个不堪大用之人。但因推荐者多，无奈之下，尧只能同意由鲧出任治河主管。可惜的是鲧治水，“九岁，功用不成”，辜负了推荐者。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部落联盟时代，遇到关乎全局的大事，各个氏族、部落首领不仅具有建议权，甚至可以直接影响议案决策结果。

第二，分工制。部落联盟取代氏族管理以后，为了让众多具有不同图腾、不同文化内涵的氏族在统一行动的号令之下，就必须提升管理模式，以适应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这种模式就是完全依照联盟内部事务设置相应非血缘化的管理人员，通过百官分工以管理社会事务，实现联盟中心向偏远地区跨区域的权责辐射，在统一的规章制度框架下，完成社会的多样性管理。比如，黄帝在战胜炎帝、蚩尤，并不断消除各类小部族的威胁之后，就开始厘定官制，确定官员名称。到了舜统治时期，“五典百官”都已具备，社会也开始进入因循而治阶段。为了考核这些官员的政绩，以确保“惟时相天命”，舜又建立了专门的考核制度，“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初步确定奖惩制度，使官制与考核制度最终结合了起来。

第三，分守制。部落联盟融合了各个氏族，统辖区域自然扩大。在不断获得军事胜利之后，占领的新区域更会迅速膨胀。比如黄帝连续作战取得胜利之后，所辖区域已经东到海边，西到崆峒山，南到长江，北边与匈奴族接壤，控制了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面对这样广大的区域，最初，黄帝采取了“抚万民，度四方”这种直接管理的方法，之后，各部落联盟首领纷纷采用“能明驯德，以亲诸侯”的影响力约束地方。直到尧、舜时代，地方官员（类同于后世诸侯）对联盟负责才通过制度化而固定下来。舜曾任命龙为纳言，专门负责地方官员与联盟首领的信息沟通事宜。从此才有了“九州莫敢辟违”的地域管理新模式。

从神农衰世开始，黄帝整合氏族，修德振兵，通过文治武功，拓展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建立起了一支新型、强大的部落联盟。之后历经数代，到尧、舜时期，不仅统辖区域进一步扩大，社会管理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当然，即使“天下咸服”“众功咸兴”，显得一派欣欣向荣，热气腾腾，却仍然不免会有“掩义隐贼，好行凶慝”之类不肖之徒的逞快。这就需要在设置百官、订立规章制度、奖励“世济其美”人才、擢升“莫不时序”官员的同时，确立对所有官员的监察，惩治不法分子。对官员监督制度源于黄帝，到舜帝统治时期已基本搭建出框架。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监察制度源自于原始社会晚期，并对当时尧舜“盛世”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这种监察理念、甚至监察方式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有犯无隐。部落联盟本质上属于利益联盟，既有向心以维护总体利益的力量，也存在离心以确保部落或氏族自身利益的集党诉求。所以，这一时期，联盟的重大决策尚无法由首领一人定夺，各方共同参与意见，首领虚心纳谏仍是联盟决策的主要方法。比如黄帝刚刚打败各路诸侯，就立刻建立了明台议事制度，既倾听部落和氏族首领的声音，又收集各路贤达的意见，所以才有了“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的局面。而尧到晚年商议继嗣之事时，各方更是七嘴八舌、口无遮拦，把部落联盟议事制度表现得淋漓尽致。进入国家管理时代以后，以部落联盟议事决策重大问题的方式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一人为尊乾纲独断的家天下局面。共同商议虽然不行了，但由此演绎出的“进谏”制度，却实实在在影响了后世三千多年的历史。

订定刑罚。与黄帝、尧等联盟首领通过人格魅力施德布政，得到各个部落青睐，从而维护部落联盟整体利益不同，舜在摄政和执政期间，更多强调通过法令维护联盟的统治地位。这是因为从黄帝拓疆以后到尧舜守成之时，这支早已控制我国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部落联盟长期已无对外战争，联盟内部因私有化加剧，财富观念增强，不断攫取各种利益的现象与日俱增，联盟社会稳定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因此，舜在摄政期间，通过“不失子道，兄弟孝慈”的道德楷模形象影响外界之余，积极推进制定各种典章制度，选拔得力人才实施典刑。他所指定的刑罚主要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而他任用的大理官员皋陶更是被后世儒者奉为上古圣贤。皋陶历经尧、舜、禹三个历史时期，一直负责惩治“寇贼奸轨”事务。他创建监狱，划定刑罚等级，明确司法原则，秉持公正断案，在当时获得了百姓的极大信任，对后世我国司法史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惩办“四罪”。确立官制，绥靖四夷，是黄帝统管黄河流域之后稳定联盟统治的重要方略。这其中，远离联盟中心的地区因交通不便，管理与监察极为困难。对此，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通过设置监察人员不断考核地方政绩。这也是后世中央巡视地方制度的发端。为了强化威慑作用，黄帝本人，以及随后的联盟首领颛顼、帝喾、尧、舜、禹都曾巡视四方，强化联盟权力，警示地方部落首领。在众多的巡视中，舜的巡视效果最为直接。摄政之后，舜通过一年的巡视，得到了第一手资料。回来后，便建议尧处置四个德不配位的管理人员。将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共工放逐到幽陵，将为人凶恶、犯死乃休的讙兜放逐到崇山，将心怀不轨、几经变乱的三苗放逐到三危，将堙土决渎、空耗民力的鲧放逐到羽山。舜对四方部落首领的弹劾与处置，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我国历史上监察利剑的第一次出鞘，不仅展示了利剑锋刃的凛凛寒光，还让人看到了手起剑落后肃杀凋零的结果。

惩治四凶。除规范联盟管理人员外，舜对各个部落首领、甚至是联盟首领后裔的违纪行为也没有法外开恩。帝鸿氏的后裔浑沌缺少恩义，愚昧多事；少皞氏的后裔穷奇不忠不信，常出恶言；颛顼的后裔梼杌秽乱天常，不听劝告；缙云氏的后裔饕餮吃喝玩乐，受贿积财。舜把他们全部流放，打发到边关，防御外族入侵去了。后世以这四个人的名字作为其行为的命名，将他们永远定在了耻辱柱上。

上古时期，我国的部落联盟统治基本成熟于舜统治时期，

所以司马迁说“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帝始”。但舜统治时期也是我国上古时期部落联盟最后的兴旺期，很快，国家的大门就将开启，更为新式的管理形式即将出现。而伴随这种新型管理模式的出现，如影随形、相伴相生的监察制度变换身姿，也同样悄然地走向了前台。

纵观上述，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古为今用，通古博今，研究上古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分析其发展与进步，无疑对现实社会发展的脉络有所思考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