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章豹 柏若芸（合肥工业大学）

2020 年9 月，中国科协等五部门在其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事件应急科普宣教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深入开展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应急科普宣教工作。”2021 年6 月，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也强调要“建立应急科普宣教协同机制”[1]。近年来，各类重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对社会安定、公共安全和人民生活安宁造成了重大威胁和损害，加强科普特别是应急科普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所谓应急科普，是指针对突发公共事件而采取的面向社会公众的科学技术普及、传播与宣教活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声势浩大的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并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我国已进入零星（或多点）散发、局部爆发、动态清零的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在我国成功防控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应急科普工作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了解新冠疫情下应急科普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我们开展了此次问卷调查工作。

一、调查问卷设计及实施

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2，3]的基础上，经多方论证、测试和反复修改，我们自行编制了“新冠疫情下应急科普现状调查问卷”。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本信息，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和常住地，详见表1；二是具体调查题项，包括公众对新冠疫情应急科普知识的需求及对疫情防控常识的了解、公众获取新冠疫情科普知识的渠道和方式、公众对疫情谣言传播的看法、公众对疫情期间应急科普的评价与期望等四方面结构式问题，每个方面又包括若干个单选题或多选题。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统计

本次调查采用线上“问卷星”网络调查和线下抽样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共回收问卷1084 份，其中电子问卷605 份，纸质问卷421 份，剔除乱答、漏答和错答问卷58 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026 份，有效回收率为94.6%。纸质问卷被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安徽省合肥市、桐城市、宿松县等地的社会公民，我们还将纸质问卷调查数据也一同输入“问卷星”，采用“问卷星”自带的SPSS 等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处理，发现线下与线上问卷调查结果具有很好的契合性。

二、新冠疫情下应急科普现状与问题的调查分析

1.公众对新冠疫情应急科普知识的需求及对疫情防控常识的了解

科学知识在科学素养中起着基础作用。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开展科学、及时、精准的应急科普知识普及工作，可以为公众提供科学的疫情防控指导，增强他们的疫情防护意识和能力。为了了解公众对疫情应急科普知识的需求及偏好情况，我们设置了以下三个调查题项。

对于“您对新冠疫情应急科普知识的需求”这一单选题，选择非常需要和比较需要的人分别占47.0%和37.0%，而选择说不准、不大需要、完全不需要的人总共只占16.0%。在问到“您是否经常关注新冠疫情科普知识”这一单选题时，24.9%和53.7%的人选择频繁关注和经常关注，17.7%的人选择偶尔关注，只有3.7%的人选择很少关注和从不关注。从总体上看，有超过八成的公众对疫情应急科普知识的需求是迫切和强烈的，因而也有近八成的公众主动而积极地关注新冠疫情应急科普知识。这是因为传染性极强并有一定死亡率的新冠肺炎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而目前人类对新冠病毒又知之不多也暂无特效药，面对这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新冠疫情，处于危机和恐慌之中的公众对相关应急科普知识的需求度和关注度也急剧增加。

对于“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您最关注哪些方面的应急科普知识”这一多选题，选择“口罩佩戴、正确洗手、物品消毒等有效防护新冠肺炎的医学常识和专业知识”的人数最多，占比82.4%；选择“新冠病毒的来源、传播途径以及感染的症状、诊断与治疗方法等方面的知识”“自己和亲戚朋友所在区域的疫情及风险等级”和“国内外疫情统计数据、疫情地图及发展态势”的人数次之，分别占79.8%、73.7%和69.7%；其他选项依次是“权威专家学者和医学专业人士对疫情的分析与形势判断”（52.0%）、“科研单位和相关机构在病毒溯源、疫情防治、疫苗开发、新药研制等方面的最新进展”（50.4%）、“医院、防疫、公共安全等有关部门抗击新冠疫情的人员与资源投入情况及采取的措施”（47.6%）以及“其他”（2.4%）。由此可知，公众对新冠疫情科普内容的关注是多元而强烈的，但相对而言，他们更关注和希望了解疫情防护方法、病毒传播途径、感染症状与治疗、所在区域疫情风险等级、国内外疫情动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应对措施等与他们自身健康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疫情科普知识，选择的人数均超过或接近七成。

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公众对疫情防控常识的了解状况，可以较好地反映公众的公共卫生科学素养。为了测度公众对疫情防控常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我们针对公众“应知应会”的疫情知识点，设计了18 道正误判断题，其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 可知，18 道正误判断题的平均答对率为85.7%，表明新冠疫情应急科普的开展是积极而有效的，有关疫情防控常识的宣传普及更是深入人心，公众也普遍形成了对新冠病毒常识的正确认识并较好掌握了防控措施。但是，由于受公众自身健康素养、网络谣言、媒体负面报道等因素的影响，平均也有14.3%的公众对有些疫情防控常识特别是容易混淆的内容未能做出正确判断。比如，有高达54.6%的人认为“蚊虫叮咬会传播新冠病毒”，有27.6%的人认为“泡脚、洗热水澡、晒太阳浴能有效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有14.3%的人表示“新冠病毒会人传人，但不会物传人”，甚至还有27.1%的人不认为“注射新冠疫苗是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最有效的方法”。

表2 公众对疫情防控常识了解情况统计

2.公众获取疫情科普知识的渠道和方式

科普内容是突发事件应急科普的核心，科普渠道则是保证科普内容有效传播的途径。在传播学中，传播方式一般包括内向（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4 种类型[4]。本问卷设计的11 类科普渠道也大致可分为这4 类，统计结果见表3。

由表3 可知，对于“获得新冠疫情科普知识的渠道”这一多选题，公众的选择也是多元的。其中，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已成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获得应急科普知识的主要渠道，这和微信这类社交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规模以及在传播信息上的便捷性、实时性、互动性、个性化是分不开的。据“2019年度中国微信市场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19 年第三季度，微信月活跃账户数已达11.51 亿。与新媒体相比，报纸、期刊、图书等传统纸质媒体由于时间的滞后性和疫情期间购买的不便性等原因，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科普方面的表现黯然失色。但电视广播这一传统媒体仍然是公众特别是中老年人群获取科普知识的重要渠道，这是因为电视广播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家庭普及率，且综合视听效果好。此外，组织通知、科普专题网站在疫情应急科普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表3 公众获取疫情知识的渠道及信任度

由表3 可知，对于“您最信任哪个渠道获得的新冠疫情知识”这一单选题，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电视广播和新闻类App，这说明在公众心目中，最具公信力的媒体仍然是官方电视媒体和央媒新闻客户端；而公众对微信、微博、QQ、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这两类获取科普知识最多的社交媒体表示信任的比例却相当低，合计只占13.4%。出现这种鲜明反差的原因，与这些新媒体的信息来源鱼龙混杂、可靠性不高有关。

由上可知，科普作为专业性传播活动，公众选择专家和知名媒体人这一渠道的比例并不高，对其的信任度也排在电视广播和新闻类App 后面而居第三位。这可能是因为像钟南山、张伯礼、张文宏、吴尊友那样与公众面对面进行疫情应急科普的专家为数甚少，专家参与应急科普的热情也不高，并且大众媒体的直接发声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专家的作用。事实上，“科学家蒙受公众的不信任，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5]，这在疫情暴发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那么，最受公众欢迎的应急科普方式、新媒体平台和媒体表现形式又是什么呢？对于“您认为疫情期间最有效的应急科普方式有哪些”这一多选题，选择“将科普与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相融合”的人数远高于其他选项，占比71.3%；选择“播放科普电视、广播和音像”“推送手机短信”和“开辟专题科普网站”的次之，分别占54.4%、44.6%和40.3%；其余依次是“召开政府新闻发布会”（28.6%）、“发放科普图书资料”（24.3%）、“科普宣传车巡讲和大喇叭播放”（23.0%）、“开展科普知识线上培训”（20.1%）、“科技周、科技节等大型科普活动”（14.9%）等。可见，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以及手机短信和专题科普网站这几种方式开展应急科普工作，最受公众欢迎，其中新媒体和广播电视也是公众获得应急科普知识的主要渠道。科技周、科技节等大型科普活动以及科普讲座、科普培训等本来是行之有效的科普活动形式，但在疫情期间人群不宜聚集，故而其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随着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科普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开始更多地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果，我们还设计了“您最喜欢通过哪些新媒体平台获取新冠疫情科普知识”这一问题，其中，选择微信、新闻类App 和微博的人数最多，比例均超过半数；选择短视频平台的人数也较多，占27.2%；选择其余6 种新媒体的比例均在16%以下（图1）。调查数据表明，微信、新闻类App、微博和短视频这四类基于手机终端的新媒体平台已成为公众获得疫情应急科普知识的主渠道。这是因为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互动性好、个性化强、表达方式多样、使用方便等特征，已成为参与度和活跃度最高的社交媒体，社交类、新闻类和短视频类App 的用户数也在不断攀升。截至2021 年6 月，我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9.83 亿，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44 亿，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60 亿[6]。

图1 公众喜爱的新媒体平台条形图

如今，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科普表现形式和公众接受科普知识的方式也日趋多样化。由图2 可知，公众最喜欢的媒体表现形式是科普视频和科普文章，两者合计占84.0%；而选择科普图片、漫画和音频的比例都较低，合计仅占16%。可见，科普视频已成为应急科普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它融音乐、图像、视频、文字于一身，具有拍摄便捷、视听结合、直观形象、实时共享、创意性和娱乐性强等特点，能让用户多感官、立体化体验和理解科普内容，特别是手机短视频更迎合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公众快餐式、碎片化、娱乐化的阅读习惯和趋势。数据也显示，近年来，网络娱乐类应用的用户规模和使用率均在大幅提升，如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的用户规模从2018 年6月的7.25 亿增加到2021 年6 月的9.44 亿，使用率从87.5%增加到93.4%[6]。

图2 公众最喜爱的媒体表现形式分布图

3.公众对疫情期间应急科普的态度与评价

动机是由需要引起的、推动一个人进行活动的心理动因。对于“在新冠疫情期间，您接受应急科普知识和信息的动机”这一多选题，选择“及时了解疫情防控方法”和“科学认识疫情”的人数最多，分别占82.9%和76.8%；选择“增加知识，提高科学素养”和“缓解心理恐慌焦虑”的人次之，分别占58.6%和51.4%；选择“积累谈资，增加交流信息”“休闲消遣”和“没有动机”的人数则少得多，占比分别为20.2%、5.4%和2.8%。由此可知，大多数公众接受疫情应急科普知识的动机都是比较积极和正面的，是出于自身对疫情防控的合理需求。

公众是应急科普的对象，其评价最能反映应急科普的效果。在对疫情科普知识宣传及时性的调查中，表示肯定态度即认为比较及时和非常及时的分别占48.5%和40.3%，而表示否定态度即觉得不够及时和完全不及时的合计只占3.3%，持中立态度的也仅占7.9%。应急科普重在“急”，有近九成的公众表示此次疫情应急科普宣传是及时的，说明在疫情期间我国日益完善的应急科普体系在第一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及时向公众宣传普及疫情科普知识和防控方法，其工作效率也赢得了公众的高度认同。在对我国应急科普满意度的调查中，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分别占43.1%和44.4%，选择一般满意、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合计仅占12.5%。如同前一问题一样，绝大部分公众（占87.5%）对疫情期间我国应急科普是持满意态度的。

对于“您认为在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科普的主要责任主体”这一多选题，选择政府部门的人数最多，比例高达84.5%；选择大众媒体、医疗机构、专职科普机构的人数次之，分别占54.3%、47.3%和43.6%；其余分别是科研院所（29.2%）、专家（27.9%）、教育机构（25.7%）、科普场馆（20.0%）、各级学会（协会）（17.1%）、企业（12.8%）、民间组织（8.8%）和其他（2.8%）。可见，公众认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科普责任主体是多元的，其中政府起着最主导的作用。

虽然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应急科普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短板”。对于新冠疫情下应急科普工作存在的问题，调查中位列前四位的分别是“科普形式单一”（41.0%）、“科普内容晦涩难懂”（39.1%）、“科普信息传播速度慢，辟谣不够及时有效”（37.3%）和“科普资源不足”（33.6%），选择的比例均超过1/3。选择其余选项的比例依次是：“公众科学素养不高，参与度低”（32.7%）、“科普创新理念滞后”（25.9%）、“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参与的积极性有待提高”（15.5%）、“科普工作者素质欠佳”（9.9%），还有6.5%的人选择了“其他”。

此外，治理谣言也是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对于“疫情期间您是否被谣言误导过”这一问题，33.0%的人选择被谣言误导过，67.0%的人选择没有被误导过，说明虽然有约2/3 的公众对谣言具有较高的辨别能力，但仍有高达1/3 的公众被谣言误导过。

三、调查结论与建议

1.调查结论

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初步调查结论：

（1）超过八成的公众对新冠疫情应急科普知识有着迫切需求；超过七成的公众更关注疫情防护措施与治疗等与他们自身健康密切相关的科普知识。

（2）大多数公众接受疫情应急科普知识的动机是积极的，对疫情防控常识的知晓度也很高。

（3）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是公众获得疫情知识的主渠道；其中科普视频是最受欢迎的媒体表现形式。

（4）近九成的公众认为疫情应急科普是及时的，对其效果也持满意态度。

（5）政府在应急科普责任主体中起着最主导的作用。

（6）科普形式单一、科普内容晦涩难懂、辟谣不够及时有效、科普资源不足等是当前应急科普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有高达1/3 的公众经常被谣言误导。

2.提升我国应急科普能力的几点对策建议

（1）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多主体协同联动机制。

《纲要》明确指出：“破除制约科普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突出价值导向，创新组织动员机制，强化政策法规保障。”[1]上述调查显示，政府在各种应急科普责任主体中起着主导作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尽管应急科普工作日益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应急科普能力不断提高，但尚未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应急科普多元协同联动机制，相关政策法规也有待完善。

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宏观管理职能和资源配置优势，将分散于安全生产、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系统中的资源和力量加以整合，设立以应急管理部门为核心，以科技、科协、教育、宣传、卫生、公安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应急科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专家委员会，形成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应急科普组织网络及长效运行机制。政府有关部门在完善应急科普政策法规的同时，还要牵头制定应急科普战略规划、工作预案及实施方案，强化对其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资金保障和条件保障，并对其实施过程和效果进行监测评估。同时要整合行业性、综合性政策法规中有关应急科普的碎片化内容，争取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科普专项法规。另一方面，针对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合和组织社会各方面资源与力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大众媒体、社会组织、科普机构、领域专家等科普共同体共同参与的，政企协同、专群结合的社会化应急科普工作体系、服务支撑体系及协调联动机制，合力推进应急性和经常性疫情防控科普工作，形成多主体上下贯通、全社会共同参与、各方资源与信息共享的社会化应急科普大格局。

（2）促进媒体融合和科普形式创新，推动应急科普信息化。

由上述调查可知，异军突起的新媒体已成为公众获取应急科普知识的主渠道。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应急科普工作必须充分发挥微信、微博、抖音、论坛、贴吧以及新闻客户端（如人民日报App、今日头条）等新媒体的主渠道作用，并鼓励建设更多新的科普网络媒体和科普自媒体，针对应急事件下的不同受众群体以及热点舆情和公众关切的问题，利用大数据和新媒体软件监测和识别不同服务对象特别是移动客户端的庞大受众群体，及时开展智能化、分众化、精准化、人性化应急科普服务，以提高我国应急科普的信息化水平，更好更快地满足广大受众的需求。同时，必须推动电视、广播、报刊、图书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和优势互补，打造应急科普的数字出版平台、融媒体平台和全媒体宣传矩阵，实现文字、图片与视频、音频、动漫等相融合的融媒体传播。特别要充分发挥电视广播这一主流媒体在应急科普中的权威性、及时性和广受众优势，将其嫁接到互联网上，并借助网络直播、数字电视和“两微一端”等进行跨平台、跨媒体同步传播扩散，推动应急科普的信息化发展。

还要以新媒体技术推动应急科普方式的创新，开展全覆盖、立体式、多样化的应急科普宣教工作。首先，充分发挥“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以及广播电视的优势，进行联动式、多媒体知识普及和科技信息传播，并提供5G 直播、互动社区、模拟展示、在线咨询等新型线上互动式应急科普服务，以满足科普受众的强烈参与欲望。其次，由上述调查可知，科普视频已成为最受公众欢迎的媒体表现形式。《2020 抖音数据报告》也显示，目前抖音国内日活跃用户数已超6 亿。因此，要通过短视频、微动漫、3D 可视化等视听载体和手段，开展趣味性、场景式、沉浸式科普，提高应急科普的感染力、吸引力和传播力。再次，积极开辟多样化的应急科普渠道和方式，除了上述调查题项中提到的科普形式之外，其他方式如开展科技场馆、科普基地、旅游景点、门户网站、官方主页等的常态化线上科普活动；组织专家编写应急科普教材、读本和宣传册；创作应急科普微电影、专题片、短视频、宣传标语和公益广告；开发应急科普科幻片、动漫和游戏；举办应急科普线上主题教育、专家访谈以及讲座、论坛、竞赛、应急演练活动；将应急科普融入公众在线学习与文娱活动等，以满足公众的多样化、分众化需求。

（3）整合科普资源，打造应急科普品牌。

品牌媒体是提高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和效果的有效途径，也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7]。由上述调查可知，科普资源不足、公众参与度低是当前应急科普工作中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为此，一方面要整合分散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科普资源，筛选出公众关切的应急科普内容，搭建应急科普综合化、数字化平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和安徽等省市的应急管理厅均在其公众号下开辟了“应急科普”板块），及时开展应急科普的宣教、服务、辟谣和舆论引导等工作，特别是集中开展防灾减灾、疫情防控、公共安全、卫生健康之类的应急科普主题宣教活动。同时要强化各类科普场馆设施、大小平台、各种媒体以及传媒界与科技界之间的合作，实现优质应急科普资源的有效集成和共建共享，扩大受众面，变小众传播为大众传播。

另一方面，整合相关应急科普平台，打造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认可度和社会影响力的应急科普品牌及精品栏目，发挥品牌媒体的主渠道效应和舆论引领力。特别是依托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等10 余家中央主流媒体及其新闻网站以及新浪、腾讯、百度、网易等大型商业门户网站，今日头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和科普中国、中国科普网、中国科普博览等知名科普平台，打造权威应急科普品牌。这些应急科普品牌可以汇聚各类优秀科普网站、科普频道或栏目、移动终端科普平台等资源并建立在线应急科普资源库和专家库，涵盖应急科普方面的新闻头条、实时报道、数据动态、科学防护、热点追踪、专家解读、辟谣信息、互动空间等板块，向公众发布和传播科学、权威、及时、准确的应急科普知识和疫情防控信息，提升公众的安全危机意识以及预防、应急、自救与互救能力。

（4）完善应急科普评价激励机制，加强应急科普人才队伍建设。

调查显示，科普工作者素质欠佳、专家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等也是制约我国应急科普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为此，必须加快建立一支由科普专职人员、科普宣教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普设计制作人员、科技记者和编辑、科普策划管理者和科普志愿者等组成的高素质应急科普人才队伍。要在职称评定、项目立项、经费支持、成果评选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应急科普评价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他们创作科普作品、研制科普产品和开展应急科普的积极性。同时，还要推进科研与科普的结合以及媒体与科学家群体的合作，实现应急科普的内容创作与大众传播的有效对接。

在应急科普人才资源开发方面，以下两支力量值得关注：一是应急科普后备人才队伍———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我国现有在校大学生4183 万人、研究生314 万人。他们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创新性强，且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信息技术素养，是一支庞大的、潜在的应急科普生力军。高校要结合学生特别是理工农医类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创新活动和创业实践，开展形式多样的应急科普活动，如组织应急科普志愿者和宣传员队伍，开辟应急科普专业网站，创作应急科普微课件或微电影，拍摄和制作贴近受众碎片化阅读习惯的科普短视频等。二是“银色”应急科普人才——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我国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离退休，要通过政策引导，动员和支持其中那些在科普创作和应急科普实践方面有特长、有兴趣、有热情的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到应急科普队伍之中。［本文系中国科协2020 年度研究生科普能力提升项目“新冠疫情背景下应急科普 创 新 能 力 提 升 研 究 ” （ 项 目 编 号 ：KX2020ZGKX0004）的研究成果。 ］

特约编辑：李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