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立卓

在大理特殊的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悬挂在古城楼上由清康熙四十年云南提督偏图题写的“文献名邦”匾，它将大理的名声提到极致。

提督是什么官职

兵制，是随着国家、军队的产生而产生的军事制度。提督，是清朝兵制中的重要设置，全称督军务总兵官，常指清朝一省绿营的最高军事长官，类似于现代的官职体系中驻扎在省内的省军区司令员。主要负责军队的操练、征兵和帮助地方部队救灾抢险等事务。其中，九门提督，则属于京师卫戍部队的统领，负责京师9个城门内外的守卫、门禁、巡夜、救火、编查保甲、禁令、缉捕和断狱等。早在明代就开始有提督京师兵营的职位，多由王侯及太监担任。明嘉靖年间，京营有提督总兵，后改为总督京营戎政，为非正式官名。隆庆初，则以总督为提督，后又增至六提督。

清朝称统辖一省或数省行政、经济及军事的长官为“总督”，尊称“督宪”“制台”“制军”等，总督是文职官名。因此，担任总督的人员，大多是文职出身的官员。名义上，属于中央派到地方的差遣官。官阶为正二品，但也有通过兼兵部尚书衔高配至从一品。与只掌握一省行政事务的巡抚不同，总督兼管一省或数省，同时在政务之外也兼掌军务与经济。全国有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东三省总督和陕甘总督等。此外，明清也有专管某项政务的总督官职，如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等。

这里涉及到清代的“八旗”军事制度，其最初源于满洲（女真）人的狩猎组织。后来发展为“八旗制度”全民皆兵，丁壮战时皆兵，平时皆民。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大量汉人被掠为奴，编入八旗满洲之内，成为家内奴或拖克索（农庄）内从事生产的奴仆。同时，为扩大兵源，从为奴的汉人中抽出一些壮丁（规定每20人抽一人当兵），其所需马匹器械由20名汉人共同出钱购买。其壮丁家为汉军户，对汉军户有优厚待遇。比如，可以全家迁入努尔哈赤所在的城中居住，以示信任。

皇太极即汗位后，改变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不再把被征服地区的汉人编入满洲八旗人家为奴，编庄别居，减少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对这些汉人，由投降过来的原明朝官员或后金提拔的汉人官员来管理。

清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为名正言顺及巩固权力，将多铎、阿济格二人统领的正黄、镶黄二旗改色为正白旗与镶白旗，而将自己亲领的原正白旗改色为正黄旗，又夺取杜度的原镶白旗主之位，交由长子豪格担任，改色为镶黄旗。

入关以后，宗室王公皆分隶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等五旗，皇子分府全部拨入这五旗。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世祖顺治开始亲政。他为了加强对八旗掌控，亲自统领了原属多尔衮的正白旗，这样由皇帝控制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由诸王、贝勒掌控的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五旗，称为“下五旗”，此后终清未改。

清朝前期有绿营、八旗军两大军事支柱。绿营主要由汉人组成。总的来说，提督所统辖的官兵通常只是包括绿营，不算八旗。八旗子弟泛指八旗人的后代，又称旗人。八旗子弟并非贵族，只是兵丁，八旗中官员子弟多为纨绔子弟。八旗制是清代满族的军队组织和户口制度，以旗为号，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各旗当中因族源不同分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满洲、蒙古、汉军同属一旗，旗色亦相同。

提督是清朝最高的地方武官，品级很高，为从一品官，比文职的巡抚还要高一级，但仍受总督或巡抚节制。绿营的士兵都是汉族，清初规定满族兵用黄、白、红、蓝四色旗，汉族兵用绿色旗，因此一直称汉兵为“绿营”。大体上每省置提督军务总兵官一员（福建设两员，陆路、水师各一，另晚清加江北、长江水师二提督）。

与总督不同的是，提督大多是行伍出身的官员，较少由文职官员担任。名义上，属于中央派到地方的常驻官，称得上“封疆大吏”。

清朝共在全國各地设置了12名陆路提督、3名水师提督，即福建水师提督、广东水师提督和长江水师提督。

清云南提督从顺治末年（十八年，1662年）开始设置，至光绪末（1908年）一共9代，共设提督约50多人。其中，顺治时期仅一人名张勇，而乾隆时期最多有10人之多。就民族而言，有汉族、满族、白族、回族等。

为什么第一任云南提督府驻地要设在永昌（今保山）呢？这里有战略上的特殊原因。1644年3月12日，李自成攻入北京，推翻了明朝中央政权;8 月，清顺治帝福临在北京登位。同年11月，农民军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以其养子李定国为中坚。1647年3月，张献忠挟持明末流亡皇帝进入云南。1661年，清军攻入云南，李定国挟永历帝逃往缅甸。1662年，吴三桂攻入缅甸，并将永历皇帝押回昆明处死。从此，明朝皇统彻底灭亡。也就是说，清顺治帝时，云南成了明清最后争斗的节点。于是，在顺治皇帝去世的1661年（顺治十八年），张勇在局势复杂的关键时刻任云南提督，直至康熙二年（1663年）。

张勇（1616～1684年），字非熊，陕西咸宁（今陕西省西安市）人，骁勇精通骑射，早年曾在明朝担任副将。1645年（顺治二年），张勇在九江投降阿济格，并招降总兵以下七百余人，被授为游击，隶属陕西总督孟乔芳麾下。张勇虽然原是明将，但投清后表现出非凡的才干。在金庸小说《鹿鼎记》中描述：张勇是云南提督，因不是吴三桂嫡系，被派到京城，与韦小宝、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结为兄弟。后在为韦小宝送信时，被归辛树拍了一掌，受了内伤，从此不能站立、骑马。张勇临行时，顺治帝传谕道：“当今天下，像你张勇这样的良将很少了。军务不可以无根据地揣测、估计，要观察情况，灵活处理，千万不要自负才华，轻视敌人。”张勇到前线后，辅佐洪承畴，屡次击破南明军。 1653年（顺治十年），张勇又被授予三等阿达哈哈番（汉文为三等轻车都尉）。

云南提督只在保山一年左右，随着顺治的去世就移往大理，这仍然与当时的局势有关。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崇祯帝上吊身亡。但清兵只以镇压起义军为名占领了北方，而南方明朝余力蠢蠢欲动，一些余官残兵蜂拥朱明遗裔与清军对抗，而且不约而同地逐渐与起义的残余部结合，最终退据云南以抗清兵，使云南成为抗清的最后根据地。

顺治四年（1653年）四月，起义军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将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迎到云南，从此昆明成了“南明”最后的首府，号称“滇都”。

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清军占领贵阳，李定国拥着永历皇帝向滇西撤退，永历帝则脱离李定国逃入缅甸。此时，清朝似乎胜利了。但正如俗话所说：“赶走了一头猛狼，又引来了一只恶虎。”这时，引狼入室被清朝重用的吴三桂进入云南。清朝对云南的控制始于顺治手上，实权却落到吴三桂那里。其势力在云南急速膨胀，甚至发展到了俨然以云南的土皇帝自居的地步。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吴三桂以边兵遥应缅甸。此时，李定国想挟持永历帝，缅王慎怕，求救于吴三桂，将永历帝及其家属送交清军带回昆明。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十五日，永历帝与其子朱慈煊一齐被处死在昆明城内。从此，明王朝日落西山的残照终于彻底消失。

但很显然，从引清兵入中，可以看得出吴三桂一直扮演着“两面人”的角色，他一直坐大实力称王称霸的图谋，从而成了继永历皇帝之后，清王朝的一大隐患。尤其在永历事件后，他在滇西的势力极大膨胀，严重地威胁着清政权的稳固。这时，清朝首任提督府设在保山也就很必然了。

康熙二年（1663年），毅然将清朝云南提督驻地迁往大理，这也是必然的，或者说是康熙战略布局。

清代历史上有“康乾盛世”的称誉。康熙，姓愛新觉罗，名玄烨，生于1654年，即清朝定都北京后10年。8岁时，父亲顺治皇帝福临病逝，他继承了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康熙”，亲理政事，君临天下长达61年，在中国旧王朝中实属罕见。康熙不愧是一位明主。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然而在民间，14岁也许还是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而康熙主政之前，父王没有为他清除了余孽，使他面临着种种严重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成为王朝中非凡的“早当家”者。

康熙二年，在一些年长大臣辅佐下，为防止父王顺治一味纵容的霸王吴三桂的干政，康熙不得不毅然将举足轻重的云南提督府迁往战略要地大理。主政之后，这位年仅14岁主持皇朝大事的孩子却像胸有成竹的博弈大师，运筹帷幄，毅然着手整肃父王草创的软摊子。第一步，他智擒朝中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的辅政大臣鳌拜;第二步，就是力排众议平定“三藩”。所谓“三藩”是指吴三桂、尚之信和耿精忠三个藩王，他们本身或父祖辈都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叛明降清的人，分别被封云南、广东、福建等地，各自拥有重兵，掌握实权，形成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吴三桂在贵阳地区拥有重兵十万，大搞分裂割据，云贵两省的总督、巡抚都要受他的节制，使云贵两省形成了一个不受中央控制的独立王国，是三藩中势力最大的分裂势力。1681年，吴三桂已死，但他的儿子吴世璠还在，一直继承父亲的衣钵。10月，清军进攻昆明，捣了吴三桂的巢穴。此时，康熙慷慨激昂地作了一首《滇平》诗，表达平定“三藩”的兴奋：

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半到长安。

未矜干羽三苗格，乍喜征输六诏宽。

天末远收金马隘，军中新解铁衣寒。

回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

云南提督的文治

西汉戴圣在《礼记·祭法》里说：“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前面提到，与总督不同，提督多为武夫出身，但云南提督中不仅有卓著的武功，而且不乏文治的意识。

首先要说说云南提督府。大理古城有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叫“杜文秀帅府”，游人如织。其实这里是云南提督府遗址，作为云南绿营兵最高军事长官的府衙，为云南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它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咸丰杜文秀起义时，成为元帅府。2019年10月，此处遗址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历史上，云南50多任提督在这里处理军务，居中驭外，运筹帷幄，肩负着维护清政府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稳定的主要职责，是领导“改土归流”的主要军事力量。其中，“谅山抗法”“马嘉理事件”等云南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均由提督在云贵总督的统一指挥下处理，对云南边疆的发展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云南提督府旧址位于大理古城复兴路南部西侧，西连博爱路、南连苍坪街、北至红龙井。明代为分巡迤西道署，清代为云南提督驻扎大理，建为云南提督衙门。从史载中看，大多云南提督对大理文化发展都有贡献。这里，仅录几位有卓越举措的谈一谈。

首先谈桑格。桑格为汉军镶蓝旗人（汉军八旗主要是晚明时期投降后金的辽东汉人以及入关后的汉人），汉名李世荣。顺治初年，其父李国翰娶清太祖之弟庄亲王舒尔哈齐系格，即舒尔哈齐四子图伦长孙女，贝子屯齐喀之长女，故桑格及其弟（继任云南提督诺穆图）均有满族血统，这在整个镶蓝旗汉军，乃至整个汉军旗中都是比较突出的，说明整个李国翰家族在汉军旗人中处境情况较好，与皇室关系非常密切。康熙十二年（1673年），桑格任宁夏总兵，后迁云南提督。本来任命他为云南提督是最适合的人选，但还没有上任，即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不服朝廷撤藩，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挑起了“三藩之乱”，第二任云南提督张国柱投奔吴三桂。因此，桑格只好留驻荆州。改湖广提督，移守武昌，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任云南提督加左都督（都督府副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去职，由其弟穆诺图继任。兄弟俩在大理的文治主要是先后修复前朝在古城所建的武庙。

武庙，即关宫，又称“关公庙”，关公是三国时蜀国名将关羽。在清朝时期，关公俨然成为人神之首，与文圣孔子齐肩而为武圣，民间各行各业对他的顶礼膜拜又过于孔子。这种现象，在中国民间诸神中是非常罕见的。

据康熙三十年（1691年），云贵总督范承勋在《重修关帝庙记》碑文记载：“叶榆有关帝庙其来已久矣（据传大理武庙始建于明洪武十七年，之前为守护北方的神仙真武大帝庙），经兵燹栋梁倾圮。前提军桑公从而葺之，备极壮丽。”而桑格也在《关圣帝庙碑记》中写道：“叶榆例为节镇的驻地。旧有大帝庙，倾圮已久。余因持捐数千金，扩旧址以鼎新轮之奂之、甃之、题之，垩护而焜贲之。工役雇值、木石购材，不以劳吾民也。中后建殿阁三：正前创岭楼一，凡诸廊庑修筑轩舍，两阅岁时，始竣阙工，不以速成滋简率也。”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桑格之弟提督诺穆图继任后在文化方面也很有建树。比如，命大理地方官员尽快修复毁圮的学校和城池，尤其是四座門楼的重建。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他带头捐出自己的薪俸，许多官员和衙署也积极捐资，终于使大理城四座巍峨的门楼在“民无所扰”的情况下得到修复。据当时太和知县张泰交的记载，四座门楼“飞甍轩翥，杰栋嵯峨”，蔚为壮观。清代，大理城的其他部分与明大理城相近，城墙仍然是砖表石裹，高2丈4尺。其上有敌楼15座，垛口1480个。其外侧的护城壕宽4丈，深8尺。除了东门改名“永清”，西门改名“永镇”外，一切都与明朝大理城相同。后来，南门又名“双鹤”，北门名“三塔”，东门名“洱海”，西门名“苍山”。同时，规划命名城内街巷名称，这是规模较大的一次修复。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云贵总督范承勋、提督诺穆图游鸡足山，见金顶寺及寺院已毁，问及原因，僧人以山顶属火星，自建光明宝塔以后，屡遭火灾。范承勋同意僧人们的请求，拆除光明宝塔，并与诺穆图各自捐资百金，重建天一阁于观风台旧址，蔚然壮观。

第二是“文献名邦”与偏图。大理古城南门城楼上悬挂匾额“文献名邦”，斗大之字、绿字黑底、耀然醒目。这块匾额是由康熙四十年（1701年）时任云南提督的偏图所题，先是悬挂在大理南城外双鹤桥附近的文献楼上，楼毁之后被移至城中孔庙前的凉亭上。20世纪80年代，被放大后悬挂在古城南门上，引人注目。

“文献”两字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第三·夏礼章》：“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意思是，如果夏和殷两个国家的历史资料和博学人士充足的话，我就可以说明它们的情况。宋儒朱熹注释：“文，典籍也;献，贤也。”用现在的话说，“文”指的是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多闻而熟悉掌故的人。依此说来，“文献名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丰富的能够反映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典籍;二是要有精通典籍的辈出人才。换句话说，是指“文”和“人”，二者缺一不可。

偏图是汉军正白旗人，原本姓李，康熙十九年（1680年），偏图以督标别将随云南总督赵良栋征发吴三桂，第二年被提升为云南随征总兵。平定云南后，康熙三十年（1691年）偏图任云南提督。

从军前，偏图只是管理皇宫园林（苑囿）中的一名小官，负责执行宫廷禁令，以及备候皇帝临幸时的修葺，但正是这特殊的经历使他被皇上所赏识。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春天，偏图奉命入都，在朝见康熙时，被赐孔雀翎、良马等。对于此宠幸，回大理后他曾在《御笔钦赐中和山匾额记碑》中用“温纶叠沛（情意极厚），顾问频频”八个字形容康熙接见他时的神态，说康熙比古代帝尧与臣下的雍睦（亲切而和谐）还过之无不及（“难古之都俞喜起何多让焉”）。这与其说是康熙对宠将偏图的礼遇，毋宁说是康熙对大理在稳定云南局面中起重要作用的首肯。当偏图提到苍山中和峰上帝宫居高临下，最为显目时，康熙联想翩翩，欣然挥毫御书“滇云拱极”四字，让偏图带回大理。偏图回来后，立即“精工临摹，刊石敬悬（寺门）”。在此，可鸟瞰苍洱大地，如临仙境。近年，此匾被移至大理古城西门上。

对康熙的题辞，历来有多种解释。一种认为有“众星拱辰”之意。“拱极”又作拱辰，环卫北辰。北辰，即北极星，是北极近旁一颗相当明亮的恒星。如果在能看得到全部天空的旷野里，仰望星空，定会发现天上的星星都在围着一颗星星绕圈，这就是北极星。因此，《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从这个意义上看，则“滇云拱极”似乎肯定了大理作为稳定云南的政治中心地位，或者有“削藩”后，云南如众星拱辰般归顺大清帝国的寓意。另一种解释则认为，这块匾是悬挂在中和寺前的山门上的。前面已经提到，中和寺原为明代的玄真观，供奉的是“北极玄天真武上帝”。据《道藏》传，大圣真武曾“亲至人间，协助周武王伐纣，平治社稷”。如是，则“滇云拱极”是否借助这个传说，将玄真观比附为在平定吴三桂叛乱中的干将偏图，从而另有寓意呢？总之，作为雄才大略的康熙所题匾额有着复杂的隐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月，偏图去世，年七十有七。得康熙圣旨：“才技优长，久着劳绩，简任都统，谨慎持身，实心尽职，忽闻溘逝，深为轸恻。下部议恤，赐祭葬如例，谥襄敬。”又谕曰：“偏图前在军前，立功同绿旗官员一体，议叙加左都督，今可照八旗例议，给世职。赐给‘襄敏’谥号，让世袭拖沙喇哈番爵位，荣耀终身。”

大理风光历来备受古今名人的赞誉，罗思举便是其一。明代四川文人杨升庵曾被大理风光所折服，写下“（大理）山则苍龙叠翠，海则半月拖蓝。城郭奠山海之间，楼阁出烟云之上。香风满道，芳气袭人。余时如醉而醒，如梦而觉，如久卧而起作;然后知吾曩者之未尝见山水，而见自今始”的名言。当然也受到有眼光历任云南提督的重视，其中罗思举就是一位。罗思举（1764～1840年），字天鹏，四川东乡（今四川宣汉普光）人，清朝将领。少有胆略，跷捷，逾屋如飞。贫困，为盗秦、豫、川、楚间。结客报仇，数杀不义者。遭阨，幸不死，久之自悔。教匪起，充乡勇，誓杀贼立功名。道光元年，先后任贵州、四川、云南、湖北提督。

令人敬佩的是，罗思举出身农家，家境贫寒，非文生亦非武童，乃实实在在一介平民，却在满清贵族当权的清王朝，凭借聪明胆识而屡建战功，官迁至提督宝座，获得“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一等爵，清时汉吏中实属少见）、“振威将军”等封号，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受到嘉庆、道光两朝皇帝的宠爱，光耀祖宗三代。这在当时，足令满汉各地人士刮目仰视。对此，晚清时，维新派中坚杨锐曾作诗道：“将军少作贼，铁瓦凭空跳;火管夜抛营，燎寇无遗毛;峰城一劫寨，冷冉闻风逃。”可见当时清廷及民间对这位智勇双全、粗中有细的罗思举的推祟，将其塑造成一面旗帜。在其故乡，奇人奇闻逾数百年而不绝于口。他活着之时，普光、老君、南坝等地的乡亲口口声声呼他为“罗大人”。这位粗料出身的军人，所到之处对当地文化多有建树。成都市青羊区有一座始创于隋朝大业年间（605～617年）的信相院，历经唐、五代、宋、元、明诸朝，毁于明末。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春，罗思举升任四川提督时，承头设置修复寺院化缘，争先捐银10万两，带动官绅纷纷解囊募捐数十万两银子，复建大庙信相，并改名曰“文殊院”。院中大雄宝殿巍然，有48根石柱，石柱顶端“罗思举捐助”字样仍存。此庙为长江上下游四大禅林之首。

道光初年，罗思举任云南提督时，督府前临洱海后靠苍山。他观远近盛景，苍山雪，洱海月，引发他的盎然兴味，决定增强此地人文景观。苍山龙泉峰腰间左有龙眼洞，右有凤眼洞，以及玉璧岩、飞来岩、“仙人床”等奇险游观，均属绝壑悬岩，他都一一加以修整;感通寺正殿、两廊和三塔寺藏经楼均为滇西胜境，然而倾圮已久。罗思举同样带头捐资倡导重建。除此之外，龙凤寺、飞来岩傍构阁三楹，玉璧岩上拓修普陀岩，凌云殿塔二座，一曰：云峰塔;一曰通天塔，以及小龛神像均着力创修，铸造镇山方天戟树于凤眼洞石壁，下建铁桥，造础石琴于齐云阁，可谓不遗余力。尤其以宋湘为榜样，在苍山玉局、龙泉、中和等峰，遍植松树。中左右城守、四营官山筑西门堤，以护居民。以上工程历久次第竣工，费银一千二百有零。

在大理期间，罗思举结交外来名士岭南派著名诗人宋湘成为佳话。道光年间，任观察史的宋湘来大理，受罗思举之托，曾为凤眼洞题诗八首于石壁。凤眼洞北壁诗其一为：“方天画戟半空悬，好引仙风拂洞天。永镇苍山民物阜，群登衽席万斯年。”并题词“应知别有天，道光三年”。另一游踪是众人皆知的苍山神祠罗思举识的宋湘“点苍山诗”，及罗思举《钟馗造像碑》的题诗。

最后要说一下杨玉科创立西云書院。据《大理市教育志》载：“大理近代书院，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终于清光绪末年。最早出现的书院是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年）建立的苍山书院，而最后建立的书院是清代光绪三年（1877年）成立的西云书院。”“西云书院在大理城内。其地基原来是府学署、文曾宫、杜公祠、中和书院、崇敬书院府仓房及五十七家居民的所在地。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署提督杨玉科将上述拆除。新建三进四合院的住宅，共有房舍一百三十余间，占地四百余丈。宅院内堆山凿池，种花养鱼，园亭楼阁，穷极华丽。时隔不久，杨玉科因返回湖南本籍（其实是落籍），于光绪三年（1877年）将全部住房捐出，作为迤西书院，取名‘西云书院’。同时拨交书院城内铺面六十七间，城外田地四百三十七百亩，浪穹、鹤庆等地田一千三百九十亩，乔后盐井五十二座。以所得获租息（每年约可收银三千余两），作为书院教师的报酬和学生的伙食费，以及优秀学生进京考试、学习的路费。书院为迤西道五府（大理、楚雄、永昌、丽江、顺宁）、三厅（蒙化、景东、永北）所共有。学生来自鹤庆、剑川、丽江、太和（大理）、赵州（（凤仪）、云南（祥云）、邓川、浪穹（洱源）、宾川、云龙、永北（永胜）、蒙化（巍山）、景东、楚雄、镇南（南华）、姚州（姚安）、大姚、定远（牟定）、广通、南安（双柏）、保山、腾越（腾冲）、永平、顺宁（凤庆）云州（云县）等25个县。书院开设的科目主要是经、史、词、赋，基本教材是《四书》《五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以后，书院逐渐注意让学生学习天文、计算及外国的一些史地知识。每年的学习时间，定为农历二月开课，冬月结束。”

1902年始，云南兴办新学。1911年，将西云书院定为“云南省立第二中学”，1932年由省政府命名为“云南省立大理中学”，素以“滇西最高学府”著称。抗日战争时间，西南联大、华中大学等迁来云南。当时，著名学者费孝通、潘光旦、罗常培等十大教授都来到大理中学讲过学，学生学习十分认真，探讨社会问题的氛围也十分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校内曾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先后掀起过几次较大的学潮，进步势力与反动派作了顽强的斗争。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伯简、王德三、王复生、周保中、施介，教育家寸树声，著名学者马曜、刘尧汉，著名翻译家罗稷南等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大理城内各中学进行了整顿，将大理县中、大理女中、大理国师、中正中学和省立大理中学合并，成立了大理人民中学，1953年春改为大理第一中学。20世纪60年代，学校曾被定为全省9所重点中学之一，1980年又再次被定为全省重点中学。

据《大理县志稿》载， 西云书院的名称由来是，“名曰西云，取迤西杨云阶创设之意”。杨云阶即杨玉科的号，他当时任大理提督。

杨玉科（1838～1885年），清朝著名的爱国将领、抗法英雄。字云阶，白族，今兰坪县营盘街人（属丽江府管辖）。同治初，以义勇入清军滇池营，隶和耀曾麾下，累功擢为前锋，守备，升游击、参将、总兵，升提督，赐号“励勇巴图鲁”（满语，意为勇士），赞扬他一直认为传家应该以孝为本，要求家人读诗书，尚礼仪，守纲常，提倡通过文化交流开化民智。

他热心公益事业，衣锦还乡后建市开街、筑路办学，推广说汉语，提倡植树造林。他为人谦和，遇事常与绅民商议，唯独对家人管教约束甚严。1873年，他捐资修建尚文风倡礼仪的魁星阁。同年，在兰坪境内开设了第一个集市——营盘街。营盘街开街后，外地客商不断来此做生意，拉玛人（白族支系）和土著民族不懂汉语，无法交流沟通，语言成了极大的障碍，杨玉科让外地聘来的书院先生教百姓汉语，本地人学会汉字还给予奖励，学说汉语逐渐形成风气，促进了当地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杨玉科鼓励植树造林，派专人前往景东购买优良松树籽，分发给附近老百姓播种，还奖励一定钱粮。植树造林面积达千亩以上。他以身作责在住宅四周广植香柏树，亲自种植引进的法国梧桐，现该树尚在家祠内枝叶繁茂。

他曾感慨家乡“地太边鄙，汉少夷多，或囿于习俗，视读书为末务;或迫于境遇，欲肄业而无资”。他认为要开化边疆、提高民智，惟有兴办学校一途。1876年，他捐资捐田产，创办“沧江书院”，书院在提高边疆各族人民文化水平、传播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二战时，成为“营盘人民抗日救国会”会址。

光绪十年（1884 年）八月二十二日，法国侵略者发动”马尾海战“，并侵占安南（今越南），进犯我国。任广东高州镇总兵升署提督的杨玉科奉命率广武军出镇南关（今友谊关）抗法。他镇守谅山府属的观音桥，设伏三道，痛击法军，连战皆捷，使法军闻风丧胆。次年（1885年）二月，镇守谅山的清军西线主将广西巡抚潘鼎新放弃谅山，逃回镇南关内，法军轻易占领了谅山，并重兵北伐。杨玉科在关外作战，失去后援，遭敌重围，气愤地说：“吾百战余生，今得死所矣！”仍毫不退缩，与敌军浴血奋战，法军最终败阵而逃。1885年2月23日，在战斗中，杨玉科不幸被横飞的弹片击中太阳穴，壮烈牺牲。后，妻牛氏亦以身殉夫。杨玉科为国捐躯，引起了朝野的震动，清政府追赠杨玉科为“太子少保”，谥号“武愍”，故称杨玉科将军为 “杨武愍公”。宣付国史馆立传。在大理府和广西镇南关建立杨武愍专祠，皇帝三次御赐祭文，被刻成三块大理石御碑，至今还立在西云书院内，专门建盖了一所杨公祠和一座御碑亭（今亭已毁，碑尚存）。三块谕碑现立于大理一中图书馆（杨公祠）内。

岳飞《满江红》词的作曲者大理一中校友音乐家李燮羲上世纪初创作，在全国广为传唱，并成为云南讲武堂学生必唱的军歌《快哉，安南役》：“快哉安南战役！快哉安南战役！歼孤拔，奏奇迹。滇军真勇绝。宣关围四十日，城破在旦夕！班师诏，真痛惜，到而今，金马碧鸡已非昔。我滇人，我滇人大纪念，快哉安南役。壮哉武愍公！镇南关，为国血流红。名誉战死雄，招国魂，谁作主，法路已修通。铁血外，无主义。竞生存，人人当学武愍公。我滇人，大纪念，壮哉武愍公！”其中的“武愍公”就是杨玉科。1998年，杨玉科家乡的人民在营盘为他建立纪念馆（中有塑像），称他为“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后来还拍成电视连续剧《霹雳广武军》《悲壮英雄》。2009年，营盘镇举行隆重盛大的纪念活动，把他当成白族本主神一样崇拜。

编辑手记：

经过元、明的统治，到清朝时期，云南得到了更有效的管辖，云南在中国的西南版图上也愈加稳定，这其中少不了清朝时期云南提督的作用。关于云南提督，之前已有作者在本栏目进行过讲述，本期作者则是对云南提督的历史中几个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讲述，也因此，我们能更加全面地了解大理这段过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