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用军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陕西 西安 710062）

科举学是一门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科举人物活动、思想和科举事件现象与科举制度运行规律等的科学[1]。科举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参与规模最大、关联范围最广、公平性最佳、风险系数最高和盖棺定论最难的古代人才铨选系统[2]，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科举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学科是科学的某一知识分支领域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非所有的知识分支领域的研究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学科，从“领域”到“学科”的“锦鲤化龙”式飞跃的关键就是是否进行合乎学术逻辑、政治逻辑、价值逻辑和市场（社会）逻辑、时代（现实）逻辑、法律（学科）逻辑的科际整合。一般而言，科学的演进多是从工作经验总结的低层次逐步朝向学科理论的高层次的科际整合的过程，科举学的发展也是这一趋势的生动反映。科举学跨学科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启示就来源于科际整合的方法，因为跨学科研究也有科际整合的功能，科举学之所以还没有成为一门成熟学科，原因之一是关于科举学的分支领域知识很多处于零散化、碎片化的非系统状态，反映的大多是学者个人无体系化意识的看法、见解、观点与主张，加之学科建设系统化论述和学者有意识整理归类阙如，因而未能有效形成科举学的学科文化传统和学科生态系统。现在开始重视科举学学科科际整合的跨学科研究，一方面是将科举学学科史沿着政治论哲学、社会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的交叉道路建构起来，分别形成基于政治论、社会论和认识论的科举学学科史，以满足学界、政界和社会大众对于科举学的不同期许；另一方面是将科举学分支领域知识中跨学科研究比较成熟的部分整合起来成为其下位学科，通过母学科的持续分化与重组形成学科群落，这是源于科举学学科发展内外部规律起作用的需要。

一、科举学学科科际整合的内外动力机制

科际整合是科举学跨学科研究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科举学分支学科领域产生、发展和壮大的客观动力，正是在时代形成的客观要求和学科内在动力的推动下，科举学学科的科际整合才广泛地开展开来。科学技术的综合化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和特征之一。一方面，门类繁多的各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等之间相互交叉、互相渗透，关系日趋复杂、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一个统一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另一方面，科学系统下的各门学科的共同语言、概念和方法正在形成，每一门学科、每一个领域都在相互借鉴中取长补短、在相互移植中共同发展。面对共同的、日益复杂的问题，越来越需要实现不同学科的知识、方法和手段等的科际整合，而且，人类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重大突破性进展都是跨学科间融合和跨学科内融合的结果。科学技术的空前一体化，特别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新特性，如追求认识的完整性、认识对象的跨学科性、学科的多对象性、研究的信息化等越来越呈现出融合化趋势。科举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要顺应这种新时代的发展趋势，顺应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界发展趋势，充分利用跨学科研究的多元功能，加速科举学新研究专题的出现，最终形成具有确定性的特有概念和方法论的新学科和新领域，并开辟科举学全新的研究序列。

科学演进和学科进化，一般是从经验的低层次逐步朝向学科理论的高层次的总体整合的连续过程[3]，科举学的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也要遵循这一基本规律。科举学跨学科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启示就来源于科际整合的方法，因为跨学科研究也有科际整合的功能，科举学之所以还走在学科合法化的道路上，原因之一是关于科举学研究的已有知识很多都是碎片化信息，反映的大多是来自不同学科、立场、文化、国别等学者的个人观点，少有像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那样的整体研究、系统研究[4]导言，少有系统的论述和学者有意识的整理归类，从而未能形成成熟的科举学的学科文化传统。“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包括教育）不是一门学科的学者能单独解决的，而需要会同相关学科的学者，并以此为基础才能发展出相关学科间基本是共同的工作假设、共同的理论模型、共同的研究方法和共同的语言。这就构成科学整合的基础，也使得科学研究取得更令人满意的成绩，许多新学科应运而生。”[5]换句话说，对于跨学科研究导致的学科内（领域内）和学科间（领域间）学科发展的另一种形式是不同学科的科学整合，通过科际整合的方式催生许多新学科。

1992 年，厦门大学刘海峰首倡科举学[6]，经过30 年曲折进化和螺旋发展，出现了许多明显的跨时空、跨学科、跨文化特征。学科之间相互交叉、领域之内互相渗透，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但主要趋势是综合。这一判断，绝非形而上学或元哲学断言，研究者只要稍微分析一下科举学研究的现实和动向（从单学科科举学研究到多学科科举学研究，再到跨学科科举学研究和元科举学研究），就会加深对上述观点的认识和认同，同时也会深化对跨学科研究作为科举学方法论的理解和见解。整合是相对于分化而言的，在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介入科举学研究之后，人们对科举学的认识已经得到了很大拓展和深化，即在科举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高度上取得了突破。但开放的社会科学范式下的科举学学科分化结果，也给科举学人造成了关于领域、专学和学科取向上的一定困惑和迷思[7]，那就是每个人看到的可能都是科举学的不同侧面，很难形成一种整体科举观和大科举学观。“构建科举学应树立一种‘大科举观’，不仅要考虑到中国的科举，而且要将研究视野放宽到整个古代东亚世界和近代欧美国家，不仅应从历史学的视角，而且应从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来考察科举。面对一种新的科举学视界，用‘学’的眼光和意识来看待和思考科举，这就需要我们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以系统的观点来看问题。以‘大科举观’来审察科举，要求能够融汇古今或博古通今，并力求做到‘学’贯中西。”[8]25简单的哲学常识告诉我们，客观事物本身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都不能离开其他事物而孤立地存在于一个封闭生态系统内，科举学的发展要求人们解释科举人物事件及其活动要素运行机制内在的共同属性与共同规律，要求研究科举学的方法具有高度综合性。科际整合是跨学科研究赋予科举学内学生长的又一利器，而“蚕茧模型”则为科举学内学生长提供了外在“传染”路径，即将科举学内学、间学和外学贯通起来而成为一门通学。

二、科举学学科科际整合的“蚕茧模型”

科举学是一个通过人为干扰形成的专门知识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下有很多通过交叉综合形成的子系统。事实上，科举学已经从所谓的“险学”发展为“显学”、从一门“小科学”发展为“大科学”、从一个“专门领域”发展为一门探讨古今中外考试规律的“学科化专学”[9]，但这个交叉的知识系统无论是在整体层面还是在它的门类层面都还远没有形成系统，甚至没有一个学科达到系统完善的程度。所以，科举学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就当下而言，用系统的大科举观、大科举学观来研究科举学的科际整合特征，仍然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因为这可以为学者提供一种既看到前景又看到远景的正确的观察事物的“透视式”理论性方法。对科举学作系统论考察的目的是抽象出一个特殊的系统，或者说建立科举学知识生产、增长、创新、转化的生态系统模型。通过把科举学系统放到更大的外环境系统中，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技术和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进行考察，以便条理清晰地理解科举学发展的内在自主性和外部环境的控制、选择和调适作用，有助于使科举学人拓宽视野，探索更高程度的普适性概念，从而确立科举学新的认识论和价值观。

跨学科研究介入科举学的历史还比较短暂，在跨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上都显得不够成熟。要利用跨学科研究促进科举学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的增长，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学科知识增长的模型呢？这既是对于跨学科研究本身成长的内在规模和模式的探讨，也是众多科举学人可能关心和探讨的重要问题。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了学科知识增长的“证伪模式”，认为知识不断被证伪，真知识就不断增长[10]；托马斯·库恩提出了“革命模式”，认为知识不断革新范式和方法，就能不断进化[11]，这是借鉴达尔文物种进化论而产生的知识进化论和循证方法论。除了这些知识增长的“定性”模式外，还有一些能用数学方程进行描述的“定量”模型，如“传染模型”，即由个别人提出新思想，在传播过程中知识就得到增长，亦如生物界的“丛林法则”（junglerules），不同知识种群或部落间“弱肉强食”，旧知识被新知识替代，新的知识帝国的出现就是知识增长。当然，很难评价说哪种知识增长模型更好，因为它们各有优劣利弊，都能从一个或几个方面解释经典学科或新兴学科知识的增长现象，有时用一种模型，有时用几种模型，无法建立统一或通约的知识增长评价标准，但这些模型为新兴学科知识增长模型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人类社会进入21 世纪以来，在新兴交叉学科领域，开始出现一种学科知识增长的新模型——“蚕茧模型”（图1），即是将学科知识的增长比作“蚕—茧”或“蛹—蝶”的螺旋进化过程。也就是学科知识增长的过程类似于蚕和茧的依次轮回过程，寒来暑往、冬去春来，由一生二、三生万物，代代相似、代代不同[12]，所谓“年年岁岁蚕相似，岁岁年年质不同”。新知识相当于“蚕种”，它植根于旧理论、旧知识、旧观念、旧方法等（即“老茧”）的问题与发现及意欲解决问题的研究主体之中（学科孕育期）；新学科的提出相当于“幼虫”，专门研究知识不断汇聚，顺此提出新的学科，就是蚕种在适宜的条件（如温度、湿度、环境等）孵化出来成为幼虫（学科萌芽和兴起期）；成熟的理论相当于“成虫”，科学知识体系和学科理论体系也有从幼稚期到成熟期的转变（学科形成与发展期），这也标志着其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已经确立；下一步工作是精细、完善和升华，这就进入了“作茧自缚”阶段，它不是一种消极的闭关等死，而是一种积极的闭关修炼，即相对于一个理论体系或知识体系而言，它的第一要义是理论的自洽，也就是逻辑上不自相矛盾。所以“吐丝作茧”是理论完善性所必经的阶段，那些经验上反常、理论上不自洽、逻辑上不一致的地方通过作茧被消解；而不同的经验资料、理论概念、范畴论点等被和谐一致到编织到自己的“茧”中；最终，“茧”做成了，理论体系完成了，旧理论已经死亡，新理论“破茧而出”。为了蚕家族的延续繁荣，就必须开始第二代理论的建构，但第二代不是第一代的简单延续，而是新生命的开始，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更多新理论、新知识或新事物。然后通过竞争择优，第二代中的佼佼者胜出，开始繁衍第三代，如此新循环分化，科学知识和学科知识就以这样的方式不断增长。当然，这里的“蚕茧模型”是单一学科内部的纯种分化，未能显示出跨学科的杂交分化，那也许是另一种不同的知识增长模型。

图1 学科知识科际整合的“蚕茧模型”

学科知识增长的“蚕茧模型”，不仅适用于描述已有学科知识的综合增长现象，也同样适用于描述新兴学科的交叉成长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蚕茧模型”可以是科举学分支学科领域科际整合的传染性模型，也可以是科举学知识创新和转化、生产和增长的竞争性模型。因为科举学本身就是不同学科领域知识分化整合的连续性产物，历史学将科举史分化出来（科举史论）、教育学将古代学校教育分化出来（科举教育论）、政治学将科举制度分化出来（科举政治论）、社会学将科举人物社会流动分化出来（科举社会论）、人口学将科举人口分化出来（科举人口论）、经济学将科举经费分化出来（科举经济论）、心理学将科举士子心理分化出来（科举心理论）、管理学将科举治理分化出来（科举管理论）、地理学将科举时空分布分化出来（科举地理论）、数学将科举人物数量分化出来（科举统计论）、军事学将武举分化出来（科举军事论）、艺术学将科举书法分化出来（科举艺术论）、哲学将科举观分化出来（科举哲学论）、法学将科举法规分化出来（科举法学论）、文学将科举文人及其文学创作分化出来（科举文学论）、工学将科举建筑分化出来（科举建筑论），等等，以及这些分化出来的科举知识的再交叉、再生产、再重组、再塑造，科际整合是科举学更高程度的分化重组与转化应用。由此可见，跨学科研究介入下的科举学学科的科际整合[13]，既包括科举学与农学（科举考试中的农学试题、农学举人等）、医学（科举人物DNA 鉴定等）等成熟学科的整合，也包括科举学与红学（《红楼梦》与科举等）、敦煌学（敦煌文献与科举）、书院学（书院与科举）、匾额学（科举匾额楹联）等新兴学科领域的整合。

三、科举学学科科际整合的应用：纵向整合

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但科学认识事物却要遵从荀子倡导的“明于天人之分”，就是把关于人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天的自然科学区分开来，从而形成与自然相对的人的社会化“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存在、遗传和蔓延，虽然有助于加深对事物认识的深度，但显然阻碍了从整体上去观察事物的系统性广度，这也是人在社会与自然关系方面总是难以和谐的重要因素。从科举学作为交叉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研究者要努力打破这种历史的两分法惯性，将社会需要与自然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系统内的分化观。纵向的学科整合往往是产生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等的生长点。科举学学科的纵向整合（lognitudinal integration），即科举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纵向渗透、交叉、融合而达到局部或整体的整合过程。纵向整合的结果或方法可分为三类。

首先，学科内的纵向整合。其含义是指在科举学学科群中，由于学科发展内在逻辑的推动，特别是对作为母学科的科举学的其他部分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科举学逐渐将其自身的一些具体领域分裂出去，在其子学科的基础上交叉整合出一些新的学科。比较科举学（有的学者称为西方科举学与东亚科举学、古代科举学与现代科举学等）就是其例（图2），该学科整合研究可谓独辟蹊径，将历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文学的、文献学的、教育学的很多学科知识和比较研究法融合起来，进行跨学科比较的整合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内外科举学及其相关研究的认识，特别是得出国内外科举学研究的不同旨趣和相似看法。

图2 科举学学科纵向综合示意（1）

其次，跨学科的纵向整合。其含义是指诱导科举学的本质实现转化而对其学科地位所作的相应调整和综合。“理论学派”和“范畴学派”先后于2005 年和2010 年率先对科举学的本质进行了跨学科的探讨。他们冲破了“理论科学”禁锢，运用类比方法，从其“类象”与“本象”关系中找到了理论的相同点，即“理论指导”和“范畴解决”，进而推移到科举学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中去，从而把科举学研究从“单一学科”视角推向了新的“多学科”视野和“跨学科”视域。从科举学学科史构化的角度分析，古代科举与现代考试一脉相承。古代科举学领域也属于现代考试学范畴，科目（如进士科）、考生（如举人）、考官（如房官）和考场（如贡院）等既是科举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考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因此，科举学学科史是考试学学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4]，考试学的学科理论自然是科举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内容的重要借鉴部分，以至于有“科举考试学”简称“科举学”的说法。

但是，就像科举学与科举研究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一样，科举学与考试学也是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的。科举学研究现代考试更多地出于如何“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的考量（如何为现代考试实践服务），而考试学研究古代科举更多地出于“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目的（如何借鉴古代科举正反两方面经验），两者的研究对象略有交叉但基本不同。如果更要强调联系的话，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属于考试学研究对象的“半壁江山”，科举学的历史感更强烈，考试学的现实性就更明显。无论前者或是后者，都把考试作为能研究和解读的实体，把科举包容、综合在各自的学科体系之中（图3）。科举学与考试学互为理论借鉴，科举学与考试学学科体系中有一个互为交叉的部分（古今考试）。但基于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差异，应该建立一套超越考试学的科举学学科体系，因为科举学历史底蕴更为深厚、研究对象更有特色、影响范围更加深远，更具有当代综合科学的特征。无论是考试学，还是科举学，都需要跨学科研究的介入。科举学运用跨学科研究矢志于学科建设的一个现代价值，就是启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等现代大规模考试，无论如何进行综合改革，都应该万变不离其宗——科学、公平、高效、合理地选拔人才，即始终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科举遽废的重要教训就是，如果任何大规模考试改革违背了“抡才”这个初心，即使这些考试改革的原则多么公平、形式多么完美、目的如何多元、内容如何系统，都面临着大规模考试深化改革失败的高风险、高厉害。

图3 科举学学科纵向综合示意（2）

最后，合一型纵向整合。其含义是指科举学及其同族学科经历了各自的发展阶段，最终因本质相同而趋于统一，合并成为一门新的学科[15]110-116。如果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历史观出发，可以认为，宏观的科举人物活动都属于集体性人口结构运动中的一个亚运动（图4）。

图4 科举学学科纵向综合示意（3）

关于科举学的合一型纵向综合，可以这样来理解：其一，科举学学科结构包含着区别于它的要素规律的整体规律，这一整体规律甚至允许完全抽掉这些要素，如纯粹的关于其理论范畴的核心要素(如科目、科场、科举用书、科第、科举家族等)的研究[16]；其二，科举学学科总体属性就是变化规律，与任何形式规律相反（科举学内在的发展动力，如学科追求等）；其三，科举学学科结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它具有双重意义，即它的组成既不超越学科的边界，也不需要求助于学科边界之外的任何要素，但这并不妨碍科举学学科结构能够再裂变成一些既继承它原来属性又各自呈现出其部分特征的亚结构，如同时需要依托科举统计学的科举人口学和科举地理学，但这些亚结构或子结构都属于科举学和计量史学的范畴。

四、科举学学科科际整合的应用：横向整合

学科的横向整合（transverse integration）是指“总学科圈”内（total discipline circle）的两门或多门相关学科的理论或方法的交叉融合，并在接合部或交叉处形成一门更高层次的综合理论学科的过程、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多学科研究，但实质与多学科研究或多学科视野的研究不同[17]212-215。多学科研究几乎不能实现多门学科的知识系统与方法体系的交叉融合，也少有通过多学科研究来拓展科举学学科群的尝试，即多学科视野的科举学下位学科还很稀少。另外，学科横向整合所形成学科的学科地位并不意味着高于它的上位学科，更不意味着它研究的范围大于它的上级学科，但在抽象性与概括性层面，却可能高于它的上位学科。科举学学科的横向整合包括三种类型。

首先，跨学科方法的横向整合。一门学科的建立，往往需要借鉴或利用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或）方法。科举学理论和方法论来源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哲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这是一个学科生态系统，也是一个由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组成的综合体。对科举学的认识应纳入跨学科整合思维过程，既要考虑科举学的内部规律，也要考虑学科的外部环境及其对（与）学科的交互作用和影响。显然，运用扩散思维（即辐射法）构建学科是跨学科思维和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图5）。例如，在科举学跨学科理论指导下对“府案首”“院案首”“录科”“录遗”“科试”“大收”等概念与制度的辨析和考证研究[18]，不仅可以厘清科举学术（熟）语体系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和制度上的疑难点，也有助于促进科举词典学和清代教育考试制度史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图5 科举学学科横向综合示意（1）

其次，同族学科的横向整合。按照托马斯·库恩的科学知识生产范式，根据同族学科间的本质联系，“默会知识”会获得某个“结点”或“学科基质”，并使这个“点”或“基质”成为较高层次的综合学科的生长点[19]。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和东南亚儒家文化圈国家（朝鲜、越南、日本等）最大的统治阶层管理人员选拔制度，在唐宋“东学西渐”中传播到泰西诸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等）并启发英国创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即公务员考试制度）。所以，科举学的横向整合应适时引入管理学中的“管理”概念。众所周知，科举人物、科举事件、科举活动等中的科举者与科举事件都属于管理的对象和范畴，科举要素的运行也牵涉管理问题。科举作为一种“选官”考试，是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实践需求，管理贯穿于科举学研究对象的各个环节和诸多领域。通过深入分析，可以提出科举学与管理学的下位学科——科举管理学等较低层次学科的最邻近的上位学科（图6）。

图6 科举学学科横向综合示意（2）

最后，大系统横向整合。这是一种用系统方法截取物质运动形式或多种学科的“横截面”而形成新的分支学科系统的过程。科举文物学可以说是科举学学科大系统横向整合的典型代表（图7）。科举文物是人类在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科举遗物、遗迹，而科举文献是与科举典章制度相关的文字资料。科举文物学与科举文献学表面上一字之差，内涵里千差万别。一般而言，科举文物学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是科举文献学的内容，而只有狭义科举文献学研究的对象才是科举文物学的内容。科举施行一千三百余年，流播五湖四海，积淀下来成千上万科举文物。这些科举文物既有见之于世者，也有深埋地底者；既有公开展览者，也有藏于私屋者；既有载之于物者，也有存于记忆者，等等。

图7 科举文物学

一般而言，如果按是否物化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科举遗产划分为“科举物质文化遗产”和“科举非物质文化遗产”[20]，前者如科举建筑（故宫、国子监、贡院、文庙、学宫、学堂、家塾、会馆、试子府邸、书院、牌坊、科甲街巷、碑林、旗杆石、号舍等）、文举用物（考篮、笔墨纸砚、食品、卷袋、烛台等）、武举兵器（弓、刀、石、箭等）、恩荣宴类用品、作弊类用品（物质类）、匾额、墓碑、拓片、尺牍、号戳、号灯、题目灯笼、受卷照签、状元筹、及第花钱、入泮团扇、入泮青伞、立轴、石刻、木刻、竹刻、金刻、银刻、铜刻、铁刻、泥塑、香案、宗祠、宋代道观寺庙等；后者如朱卷（闱墨）、行卷、考卷、试帖、拜帖、科举奏章、科举程式、登科录、同年录、名册、榜单、科第集、科举文书、书院山规、科举用书、试子笔记、试子书法、科举民俗、科场回忆（纸质、声音、影像等）、题目纸、报喜条、中式拜客白柬、作弊类用品（非物质类）、家谱、墓志、碑铭、古代科举文学作品（含手稿、不同年代或不同语言等的版本）、科举文物修复工艺等考试文化类遗产[21]，以及敦煌文献中的科举文献等专题文物。这些科举遗产种类繁多、不及备载。

科举文物学是一个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高度交叉综合的科举学分支学科领域，其不仅涉及文保、考古、鉴定、建筑、地理、统计、设计、规划、交通、军事、水利、绿化、工程、计算机、物理、化学、医学、农学、林学、生物学、气象等自然科学学科领域，也涉及文博、文化、文艺、历史、人才、经济、心理、法律、教育、政治、外交、影视传媒、国际贸易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几乎与科举学有关的所有科学和学科领域都与科举文物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22]后记，如科举文物中被誉为千年科举背影的贡院系统的发掘、鉴定、保护、管理、研究、展览、交流等，就涉及当代所有学科知识元素。仅举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科举文物保护的例子——南国书城宁波天一阁明代登科录修复，其“蒸、浸、泡、熏、凉”工艺及相关用品，补书用的竹纸（浙江奉化的手工作坊生产）、浆糊（最好的富强粉调制）、书线（江苏苏州的纯蚕丝线）、毛笔（湖笔）、墨汁、砚台、竹签等，防潮、防虫、恒温、防盗、防火的新藏书楼等，就涉及物理、化学、工程、建筑、设计、规划、给排水、书法、交通、绿化、文博、人才、广告文案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领域。

2022 年是科举学立学30 周年，在国内外科举学人的共同努力下，科举学已从20 世纪的“险学”成为21 世纪的“显学”，初步成为一门标准化科学和建设中的准学科专业。随着中国科举学研究团队、研究中心和研究成果等从厦门大学东移到浙江大学（2019 年厦门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海峰博士获批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建立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团队联合成为全球科举学研究重镇），敦煌学、甲骨学、红学等国学不是浙江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强项，这为科举学走上交叉学科建设道路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广大科举学工作者要放下科举学学科与领域之争，善于抓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和崛起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坚定考试制度自信助力考试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建设[23]，科举学必然会迎来从高原登顶高峰的那一天。而且，科举学是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24]255-260，其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和建设犹如焰火，也亦如航船，更犹如鸿鹄。首先，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齐心力量大。无论是科举学分支学科领域的衍生分化还是科际整合，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也需要更多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进来，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通过协同创新发挥各自学科专业的优长特色，无论是科举学研究工作还是科举学科普工作，都应为科举学学科大厦建设添砖加瓦。其次，大河有水小河满，海上涨潮众船高。一人一时之学问绝不能长远，做大做强才能做优做特，要创造一种民主开放的学术环境和交流氛围，吸引和包容更多的人来研究和普及科举学，同时让他们认识到这样做也是有助于学术繁荣和自身发展的统一，运用科际整合共同实现科举学跨学科研究的协同创新，才能共享交叉学科发展成果。最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25]，当代考试（文化）也是古代科举（文化）的赓续和创新。文以载道，学以化人，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生老病死考”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生存常态，中国人身上都有鲜明的考试文化烙印，血脉里都流淌着考试文化基因。作为科举学与文化学跨学科研究重要范畴的科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6]214-220，其中也蕴含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分。因为中国科举文化对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科举学的复兴必将有助于当代中国继续发挥科举、考试制度的持久文化效应。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文化强国战略、重塑历史自信，大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和交叉科学振兴计划，这为科举学运用科际整合“创学”“立学”“成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作为国际性学问的科举学不但要造“势”，也要借“势”，更要成“势”，顺水推舟、水涨船高，乘势而上、顺势而为。1905 年，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遽废，但科举制度其积极一面对今天的大学入学考试、公务员入职考试等大规模考试改革有历史镜鉴功能。科举学研究有重大现实意义，中国需要科举学[27]，世界也需要科举学。因此，新时代的科举学学科建设必须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领导下，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研究分会指导下，充分发挥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科举制与科举学研究重镇、教育史研究基地等的作用[28]，通过横向联合、纵向贯通来积极推进学科专业建设计划，在科举学与教育史的互动[29]、科举学与政治学的互动、科举学与历史学的互动、科举学与文学的互动、科举学与经济学的互动、科举学与书院学的互动等科际整合的跨学科研究过程中，早日把科举学建设成为一门培养古代科举研究专业人才和现代考试改革专门人才的新兴交叉学科[30]，为把我国建设成为考试文化强国、考试强国和“为党育人、为国选材”做出新贡献。

（本文在写作和定稿过程中，得到了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厦门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海峰先生的指点和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