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腾，程 广 华

（1.安徽省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安徽 淮南，232038；2.淮南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232038）

混合所有制是指由不同所有权的经济实体按照一定的原则共同进行生产经营或活动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它既有社会经济成分，又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探究公有制资本与非公有制资本融合，有助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科学合理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权力配置结构，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优化股权结构、提高企业R&D投入等方面提供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股权结构对R&D投入的影响

1.股权多样性与R&D投入

股权结构是指代表不同企业出资人在企业股权所代表的关系和结构。根据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增加企业R&D投入，激发企业创新，杨德伟（2011），白俊红（2011），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认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是如何让股权多元化，并对企业的股权结构进行持续调整，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效率产生影响[1-2]。许为宾等（2019）指出国有资本中加入非国有资本可以提高企业R&D投入水平[3]。陈林等（2019）通过自认实验和断点回归，认为在混改国有企业中，终极控制权对企业R&D 投入具有交互效应，即终极控制权有利于增加企业R&D投入，尤其是在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时，而非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在小规模混合所有制中，有利于增加企业的创新效率[4]。李小青等（2020）认为股权多样性的配置有利于增加国有企业创新活力。在“混改”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有利于优化产权主体和配置企业资源，提升国企公司治理水平，增加企业R&D投入水平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5]。一般来说，国企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引进外资来提高绩效，首先为外资对企业管理者实行更严格的监督，能够帮助企业管理者规范自身的行为，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有效推动企业R&D 投入的提升；其次是技术外溢，外资股可以为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以高级专业的信息技术促进创新项目的开展，这对国有企业的创新发展至关重要。在非国有资本在与国有资本合作的过程中，为保护自身权益，双方会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力，有利于公司的发展[6-7]。因此，本文对企业R&D投入以及引入股权性质的类型进行了讨论，两者关系具有正向性，提出假设1：

H1：股权多样性对企业R&D投入正向影响。

2.股权制衡度与R&D投入

股权制衡度是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为防止大股东侵占小股东的利益和“掏空”行为，有几个大股东间形成相互约束和相互监督的动态股权制度安排。在实施混改后，随着非国有资本投入，非国有资本也逐步获得了资产剩余索取权，同时也获取了对应的话语权、监督权。由于非国有资本“逐利”的特征，会增加股权制衡有效度，从而抑制第一大股东侵占行为（朱磊等，2019）[8]。陈佳怡（2020）认为，在混改企业中，要实现股权有效制衡的前提是前两大资本的主体不同，即第二大股东是非国有资本时，才能实现对国有资本有效的监督与制衡[9]。就长远来看，企业R&D 投入的增长与企业内部股东间存在一定的制衡关系密不可分。一旦企业内形成一定程度的股权制衡，公司的控制权就不仅仅在大股东的手里，进行决策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其他股东的意见。这种制衡关系有利于提升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更关注自身的投资效率和决策水平，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非国有股东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作用非常明显，能够实现对国有股东的制约，以便进行更有效的决策，同时带来丰富的资源，帮助企业更好的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10-12]。据此提出假设2：

H2：股权制衡度对企业R&D 投入具有正向影响。

3.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

随着非国有资本投资的增加，企业R&D投入水平随之发生变化。当非国有资本持股比例达到到一定水平时，国有资本对于R&D投入和创新影响力将减弱。董事会在混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治理作用，虽然引入非国有资本能够促进企业R&D投入的提高，但当国有资本处于终极控制权时，在有限理性的限制下，大股东难以对外部环境进行客观分析以及对研发风险保守态度，使得企业R&D投入和创新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解维敏（2019）、王婧和蓝梦（2019））[13-14]。此外，Li 等（2020）认为在“混改”中，虽然国有资本的股权集中有利于企业R&D投入增加，但是仍然难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15]。因此，股权集中会对企业在制定重大决策上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战略方向的确定也会影响技术创新上的决策，而技术创新的实际执行过程以及最后的结果与股权集中度密切相关。从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投资理论的角度而言，大股东比小股东更在意企业是否具有长期回报的能力，因此会提高股权集中度，与小股东相比，大股东更重视技术创新的投入，由此可能会增加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风险，大股东会为了获取短期利益而降低对技术创新的投入。虽然一些国有企业已经开始“混改”，但是引入的非国有资本数量较小，持股比例完全无法与之前的第一大股东相提并论，企业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国有第一大股东手中，而其他的股东无法发挥非国有资本的作用[16-17]。据此提出假设3：

H3：股权集中度对企业R&D 投入具有反向影响。

4.董事会权力配置对股权结构与R&D 投入的调节效应

（1）行政型董事比例对股权结构与R&D投入的调节效应

在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中，国家或政府部门选出的董事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行政权力特征，人们一般称之为“行政型董事”。另一部分董事则从公司管理层或职业经理人市场中挑选，要求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背景，这种类型的董事掌握了公司经营和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和要素，他们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工作目标。这类董事被称为“经济董事”，尽管他们的经营目标在某种程度是相同的，但在董事会中董事的来源不同，其代表的权力和权益也不同[18-19]。一旦行政型董事的比例超过正常范围，就很有可能难以发挥股权多样性的优势，难以发挥非国有股东的制衡作用[20-21]。据此提出假设4：

H4a：行政型董事比例对混改股权多样性和企业R&D投入具有反向影响；

H4b：行政型董事比例对混改股权制衡度和企业R&D投入具有反向影响；

H4c：行政型董事比例对混改股权集中度和企业R&D投入具有正向影响。

（2）经济型董事比例对股权结构与R&D投入的调节效应

经济型董事主要是指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一般经济型董事担任高级管理职位如COO、CFO、CEO 等职务。这些董事一般是从职业经理人市场中选拔，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过硬的专业知识背景，在日常管理决策中更加关注企业业绩。 随着公司治理机制不断完善，外部环境可以有效约束和监管管理层行为，进一步完善经理人选聘机制，健全经理人市场，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这些都能够有效提高创新绩效。经济型董事能够将真实的非国有股东的意愿表现出来，还能够将不同性质的股东拥有的丰富资源进行有效利用，有效平衡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之间的关系，降低创新绩效中股权集中度所产生的负面作用[22]。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a：经济型董事比例对混改股权多样性和企业R&D投入具有正向影响；

H5b：经济型董事比例对混改股权制衡度和企业R&D投入具有正向影响；

H5c：经济型董事比例对混改股权集中度和企业R&D投入具有反向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2013—2017年上海和深圳国有资本控股且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上市公司。将每年申请专利的数量不连续、异常或缺失的公司样本进行剔除；除此之外，还剔除了以下几种情况：金融类、关系国家安全类、公益类企业；暂停首次公开募股、特殊处理类和退市预警类的公司样本；未报告研究投入或缺少研发数据、以及“混改”年份小于一年的企业，总共有241 家，一共有样本916个样本值。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数据主要从相关上市公司的年报、wind 资讯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中心获取，并用Stata15.0进行数据分析和实证检验。

（二）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股权结构对企业R&D投入影响，本文把股权的多样性、制衡度以及集中度作为三个主效应，模型结构如下：

为了分析企业权力分配结构，验证之前分析过的调节效应，采取董事会中行政类以及经济类董事占据董事会总成员人数的比例这一指标来构建其和企业R&D投入的关系分析模型：

以上公式中的β0为常数项，变量系数为β1-4，随机误差则用ε代表。模型（1）分析了企业股权多样性对企业R&D 投入的影响程度，模型（2）则分析了企业之中董事会权力结构反映出来的权力制衡程度对企业R&D 投入的影响，模型（3）则分析了企业股权集中程度对企业R&D 投入产生如何的影响程度，模型（4）则分析了企业R&D投入、股权多样性两者与企业行政型权力在董事会中分配情况的调节效应，模型（5）体现的是董事会行政型权力强弱是如何影响R&D 投入与股权制衡度两者相互作用，模型（6）表现的是董事会行政型权力程度是如何影响企业R&D 投入和股权集中度相互作用，模型（7）是体现董事会经济型权力程度如何调节企业R&D投入与股权多样性彼此的关系，模型（8）验证了董事会经济型权力强度对企业R&D 投入与股权制衡度彼此作用的影响，模型（9）体现了董事会经济型权力如何影响企业R&D投入与股权集中度的相互作用[23-25]。

（三）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R&D 投入衡量主要以每年的混改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选择专利申请数量能够较及时地反映企业R&D投入。

2.解释变量

对于股权多样性进行衡量，本文从国有、民营以及外资股东在企业前十大股东之中占据的个数来进行分析。根据股东性质种类的多少来对企业的股权丰富性进行分类，其中：股东具有单一性质的企业被标记数字“1”，具有两种性质股东的企业被标记数字“2”，具有三种性质股东的企业被标记数字“3”。按照股权的种类基本分类，本文仅考虑国有股东和民营股东以及外资股东三种情况。根据前十大股东在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中的具体情况，而本文仅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国资企业股权结构进行分析，因此只考虑单一国有股东结构、国有和民营并存、国有和外资并存以及国有外资和民营并存这四种结构[16]。本文股权制衡度通过企业前十大股东中非国资背景股东所占据的比例与国资背景股东持股比例两者的比值为指标来衡量。股权的集中情况分析指标则选取赫芬达尔指数即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平方作为研究指标。

3.调节变量

为了分析行政类董事会成员人数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据的比例，本文选取兼任行政型职位人数总和这一数据来体现行政型董事人数；而董事中经营企业的成员人数总数，则是代表经济型董事人数。

4.控制变量企业经济规模（size）：本文选取年度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反应该企业的规模大小。企业发展能力（growth）：本文选取企业年终营业收入增幅来衡量企业发展能力。企业创收能力（roe）：本文选取年度净资产回报率反应企业创收能力。企业财务杠杆（lev）：本文选取企业资产负债率来衡量企业财务杠杆。董事会人员规模（lnboard）：本文的控制变量之一使用董事会人数来反应其权利配置的调节效应。企业收到政府补贴（subsidy）：本文控制变量之一选取政府对于企业补贴数额的自然对数。上市时间（age）：衡量企业上市时间，反映企业长期、稳定、有效、健康运行的维度。本文采取行业以及年度两大虚拟变量来控制企业所处行业的影响，以及行业年度情况的影响（详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表

三、 实证过程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我国混改企业R&D投入整体情况并不理想，部分企业增加了非国有资本的引入，非国有股东无法很好地制衡国有第一大股东（详见表2）。在股权集中度上的数据意味着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部分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有股权高度集中，企业之间第一大国有股东所持股份的占比虽有差距，但差距不大。从总体来看，行政董事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国有企业在向混合所有制转变后经济型董事明显增加，更重视董事会权力的合理分布。

表2 描述性统计

在创新战略的推动之下，我国企业专利申请呈上升趋势，混合所有制企业R&D 投入显著提高，与此同时，混合所有制企业需要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模式，更快速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而在专利申请上，三种性质股东都有的企业的专利申请平均数达到了153.8，这也说明了企业增加非国有资本比例有助于企业R&D 投入提高（详见表3和表4）。

表3 股权多样性描述性统计

表4 混合类型描述性统计

根据不同国有股东持股类型的R&D 投入比较可看出，低于30%的国有股东持股比例时，大致有92的平均专利申请量，高于30%的国有股东持股比例时，大致有126 的专利申请平均量，由此能够推断，企业R&D投入与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具有正相关关系。企业由于具有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在专业人才和寻求资源过程中具有便利之处，能够帮助企业增强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国有股比例需要保证在合理区域。当非国有股比例在30%～50%时，专利申请平均量为172，此时企业的专利申请平均量高于非国有股比例50%以上或者30%以下的公司；上述的数据能够表明，当非国有股东比例30%～50%时，企业R&D 投入能够通过增加民营股东和外资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的方式得到提高；但当非国有股东比例高出50%后，专利平均申请量是42，二者呈现反比例关系，表明企业在设立股权结构过程中需要适当规划，提高股权结构的合理性（详见表5）。

表5 不同股东持股类型的R&D投入比较

（二）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可看出，调节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相关性都小于0.5，能够得出变量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不具有多重共线性状况，能够展开回归分析（详见表6）。

表6 各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三）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1.股权结构与企业R&D 投入主效应回归过程及结果

本文通过中心化的方式处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以降低多重共线性的作用。模型（1）到模型（4）的调整决定系数对应数值表明模型拟合效果在整体上来看更加合理。企业R&D 投入与控制变量的关系通过模型（1）得到检验，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表明控制变量是合理的。企业R&D投入与股权多样性的关系通过模型（2）得到检验，两者是正相关，能够得出企业R&D投入效果可以通过企业股权结构的多样性得到提升，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相关性显著，能够验证假设1。企业R&D投入与股权制衡度的关系能够通过模型（3）得到验证，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国有股东非效率的行为可以通过企业股权结构得到调节，企业R&D投入可以通过合理分配股权的方式得到合理调整，能够验证假设2。企业R&D投入与股权集中度呈现反相关关系在模型（3）中得到检验，并且二者存在较好的显著性，能够验证假设3（详见表7）。

表7 股权结构与R&D投入回归分析

2.董事会权力配置调节效应的回归过程及结果

模型（1）至模型（4）的调整决定系数对应的数值表明模型拟合在整体上效果较佳，在此基础之上又引入了股权多样性和行政型董事比例交互项，该交互项的乘积系数为负，这充分说明了行政型董事人数比例对股权多样性和R&D 投入具有反向影响，因此能够验证H4a（详见表8）。股权多样性和经济型董事比例交互项乘积系数为正，这充分说明了经济型董事人数比例对企业R&D 投入具有正向影响，因此能够验证H5a。当加入行政型董事比例变量时，股权制衡度与其交互项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了在董事会内，行政型董事的比例对股权制衡度和R&D 投入关系调节作用不明显，假设H4b 没能通过验证。经济型董事比例和股权制衡度二者的交互项乘积系数显著为正，这充分体现出了董事会内经济型董事人数比例带来的积极调节作用，企业R&D投入会因此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能够验证H5b（详见表9）。董事会内部权力配置对股权集中度及其与R&D 投入间的联系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引入行政型董事比例，其与股权集中度的交互项乘积的系数为负且较为显著，由此可以得知，董事会内行政型董事的占比越高，对股权集中度和R&D投入带来的反向影响越突出，假设H4c通过检验。而加入的经济型董事比例变量与股权集中度的交互项乘积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在董事会内，经济型董事比例配置对股权集中度和R&D 投入之间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因此假设H5c 并未通过检验（详见表10）。

表8 董事会权力配置对股权多样性和R&D 投入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表9 董事会权力配置对股权制衡度和R&D 投入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表10 董事会权力配置对股权集中度和R&D投入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四、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一）研究结论

股权多样性、股权制衡度及股权集中度皆会影响其企业R&D 投入，而在股权集中度方面，对企业的R&D投入更多的是负面影响，由于股权被集中于大股东手中，制约和监督机制缺失将给企业R&D 投入产生负面影响。有效的股权制衡能够带动企业R&D 投入的提高。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来说，董事会内部的权力配置影响重大，会让企业内部的股权结构对其R&D 投入的影响力发挥带动作用。行政型董事对股权多样性和企业R&D 投入具有重要影响。行政型董事的占比对股权制衡度与企业R&D 投入二者的关系没有能够发挥调节的作用，经济型董事的股权比例和企业股权多样性对企业R&D 投入有积极作用。此外，股权制衡可以对创新绩效带来正向效应。

（二）相关建议

1.构建多元均衡的股权结构

合理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但也要注重非国有股与国有股之间的比例，要对混合所有制的股权结构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注重企业行政型董事的比例，合理引入经济型董事，此外还需选取员工董事以及外部独立董事加入到董事队伍当中。建立健全管理人员评价和相关激励机制，加强董事会的科学管理，充分协商，确保董事会的知情权、选择权、表达权、决策权，公司高级管理层的选聘应引入市场机制，面向市场择优选择，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独立性。

2.注重资本结构质量

提高股权结构质量是提高企业R&D 投入的有效手段，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进行改革不仅意味着非公有资本可以顺利进入到国有企业当中，加强混合后的企业财务能力，而且可以利用非国有资产来对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对非国有资本进行有效的整合，确保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管理科学，将约束与激励机制并重，根据企业经营发展的实际，引导资本的合理流动，充分发挥资本结构的溢出效应。

3.营造创新环境

持续推进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改革，简化行政审批环节，减少企业的制度成本和运行成本。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实现全要素的流动，确保全社会的创新和创造力能够充分释放。要加大对知识产权全方位保护力度，营造良好的企业创新环境，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以市场为导向，合理配置资源，使各企业能够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更大的价值，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和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4.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明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形式和进程，要考虑到不同性质企业的具体情况，对产业布局进行优化，要充分发挥各种非国有资本的优势，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R&D投入，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