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佳 喻国明

[提要]选择何种广告叙事模式能够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是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不同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及行为意图影响的研究结果相互矛盾，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及行为意图的影响及潜在的调节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合并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为一个结果变量时，广告第一人称叙事比第三人称叙事更能够提高受众的态度并且引发更高的行为意图；将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作为两个结果变量时，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能引发受众更高的行为意图，但在受众态度方面没有差异；品牌拟人化、情境效价调节了广告叙事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之间的关系。研究在探讨不同人称叙事对传播效果影响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上为后续研究廓清了视野，同时也为企业进行品牌宣传及危机公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方案。

“叙事”是人类解释世界的一种基本策略[1](P.4-10)，也是人们生活中创造和交流的重要手段和工具[2](P.8-12)。叙事研究早期主要关注叙事的产生、目的及文化话语来源等叙事本身的问题；同时进一步关注叙事与身份构建的关系，其不仅与个人身份建构密切相关，而且与群体(包括社区、组织、政府、国家)的身份建构同样关系密切[3](P.428-431)。近年来叙事研究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研究内容从叙事的主题、结构、策略到叙事者和受众的角色、类型(包括移民[4]、无家可归者[5]、女性[6]、社区成员[7])等，叙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逐渐增加。

广告传播领域的叙事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何使用叙事与受众进行交流，通过建立受众与品牌或产品的情感联系提升广告的传播效果。一方面，通过叙事向受众传达品牌的理念、吸引注意力、加深对品牌的理解[8]；另一方面，通过叙事建立受众与品牌的情感联结、赢得信赖、增强品牌形象[9]。但是，目前不同叙事视角对广告传播效果影响的研究结论互相矛盾，那么，何种叙事视角的传播效果更好，传播过程中又受到哪些因素的调节，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广告中不同叙事视角的传播效果进行探讨，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通过数据整合分析，提升已有的不同叙事视角对广告的传播效果进行的实证研究中数据的稳健性和研究意义，更新传统研究聚焦于零假设检验的思路[10]；第二，在分析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对受众态度及行为意图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不同叙事视角与受众态度、行为意图之间关系的调节因素进行分析。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问题提出

(一)广告中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对受众态度及行为意图的影响

叙事视角(Point of View，POV)是叙事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引导人们阅读、解释和理解故事的重要因素[11]，第一人称及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是最为常见的叙事视角[12]。第一人称叙事是从“我”或“我们”的角度讲述故事，受众获得的体验更加主观，更容易体验与故事角色一致的感受；第三人称叙事则是从“他”“她”或“他们”的角度来叙述他人的经历，受众和故事之间会产生距离感[13]，但受众的体验更加客观[14]。

广告的不同叙事视角对受众态度及行为意图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第一人称叙事广告能够使受众更深入地了解品牌故事、激发积极情绪[15]、增加感知的互动性[16]、提升对品牌的态度[17]，进而引发行为意图[18]。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第三人称叙事广告会对受众产生更大的影响。在有竞争关系的品牌广告中，受众更愿意为第三人称叙事广告点赞[19]；受众更关注第三人称叙事的药物促销广告，进而提升使用该药物的意愿[20]。此外，也有研究认为两种广告叙事模式所产生的效果没有差异。在两种叙事模式的疫苗广告中引发受众风险感知方面没有差异[21]。基于以上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有必要开展广告传播中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对态度和行为意图影响的系统评估。因此，提出研究问题1：

研究问题1：广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是否会对受众态度及行为意图产生影响？

(二)广告中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对受众态度及行为意图影响的潜在调节因素

1.品牌拟人化的作用

品牌拟人化是向品牌灌输人的形式或人的属性[22]，从而使消费者感知品牌具有的人的情感、思想、灵魂与意识行为[23]，品牌拟人化被广泛应用于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中。有些品牌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广告开展品牌拟人化传播，如：宜家《Stay home》广告“我是你和你孩子一起成长的地方”，从房子的第一人称视角观察居住在房子中的生活；香奈儿《Inside Chanel》广告采用“我是N5°香水”“我是先锋派”的叙述，将香水拟人化；另一些品牌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开展品牌拟人化传播，如：麦当劳咖啡广告“做主角的，多少会有几场苦情戏”，将咖啡打造成人类演员；M&M巧克力豆采用与人类相似的五官和四肢的巧克力豆人形象进行广告传播；三只松鼠品牌采用“小美”“小酷”和“小贱”三个拟人化的卡通形象进行品牌传播。不同叙事视角下拟人化与非拟人化品牌传播效果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是不一致的。一些研究认为广告采用品牌拟人化时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广告更能激发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如：快递包装采用拟人化图像时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广告更能引发受众回收包装的意图[18]。另一些研究认为在广告采用品牌拟人化时第三人称比第一人称叙事广告更能激发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如：品牌拟人化处方药广告中第三人称比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促销广告更受欢迎[20]。基于上述分析，产品拟人化可能是调节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研究问题2：

研究问题2：品牌拟人化是否调节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及行为意图的影响？

2.产品类型的作用

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及行为意图影响的研究中广告涉及的产品种类诸多，包括了维生素片[24]、HPV疫苗[21]、处方药[20]、食品添加剂[16]、口香糖[25](P.31-35)、银行[26]、健康保险[26]、公益产品[19]、个人电脑[19]、香水[27]等，但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在不同产品广告中产生的传播效果是不一致的。有些产品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广告传播效果好，如：豪华酒店品牌广告中第一人称的品牌叙事引发了更高的品牌形象感知[17]和更高的入住意图[15]；香水产品广告中第一人称叙事会引发受众更高的品牌形象感知[27]。但另外一些产品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传播效果无差别，如：采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所讲述的电话品牌故事在引发受众对产品态度和行为意图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28](P.85-101)。基于上述分析，产品类型可能是调节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研究问题3：

研究问题3：产品类型是否调节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的影响？

3.情境效价的作用

情境效价(scene valence)可以用来描述情境特征，分为正效价情境和负效价情境[29]。在正效价情境下，第一人称叙事广告在品牌形象感知、产品评估等方面所产生的效果优于第三人称叙事，如：第一人称叙事在品牌产品包装[18]和美国银行品牌广告[26]中比第三人称叙事更能引发客户积极的品牌态度。在负效价情境下，第三人称比第一人称叙事广告更能引发受众有利的态度和行为意图，如维生素片品牌出现负面危机时，当受众接触到媒体上有关品牌的负面报道之后，第三人称叙事比第一人称叙事能引发更多的品牌信任和更多的品牌好感度[23]。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情境效价可能是调节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研究问题4：

研究问题4：情境因素是否调节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的影响？

二、方法

元分析(meta- analysis)，也被称为荟萃分析、聚合分析、系统评价等，是一种对以往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和总结的统计方法①。1904年Simpson和Pearson第一次采用元分析的思路对发表在医学期刊上关于伤寒接种问题的多篇文章进行了汇总[30]，20世纪70年代Glass最早明确提出了元分析的概念，并对元分析的基本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31]。元分析包括提出研究问题、系统地检索文献、筛选文献、提取数据、对纳入文献进行偏倚风险评价、数据分析、结果和解释以及撰写论文等步骤。管理学和心理学元分析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最少纳入3～5个实证研究文章的迷你元分析(mini meta-analysis)，这是元分析纳入文章数量最低标准②，而纳入文章数量的上限则并没有要求，这取决于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实证研究数据集有多少。

(一)检索方法

文献检索中采用了四种方法：

(1)选择了7个数据库(PsycINFO，EBSCO，Google Scholar，SCOPUS，Elsevier SDOL，Wiley，Taylor & Francis)进行检索，检索的关键词为叙事视角(Narrative perspective)、观点(point of view)、第一人称(first-person)、第三人称(third-person)；

(2)为了整合未发表的研究，采用Ladeira等人的方法[32]，通过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PQDT)平台检索了学位论文，以减少发表偏倚[33]；

(3)采用Edeling等人的方法[34]，回顾了广告叙事领域中高被引的Stern的研究内容和所有的参考文献[35]；

(4)采用Eisend的方法，回顾了先前步骤中所获得的所有文献的参考文献列表，进一步获取新的文献[36]。

上述的检索方法遵循了广告领域和叙事领域中其他元分析所采取的步骤[37]，涵盖了已发表及未发表的研究，形成了一份较为完整的文献清单。但是上述的检索方式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可用文献都被包括在内，如果有研究缺失，那么这些研究是随机缺失而不是系统缺失，并不会影响研究结论[36]。通过上述的文献检索在排除了重复文献后共获得了101篇可能纳入元分析的论文。

(二)筛选文献与编码

排除广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对受众态度或行为意图影响研究中具有以下情况的论文：

(1)访谈及定性研究论文；

(2)无法通过电子邮件与作者联系并获取元分析所需数据的论文；

(3)研究没有涉及叙事视角对态度或行为意图影响的论文；

(4)研究没有涉及广告传播的论文，例如健康传播情境下关于病毒的叙事研究[38]、教学语境下关于教学内容的叙事研究[39]、政治传播语境下关于政策叙事的研究[14]。

元分析是基于数据集开展的[34]，当文献分析了不止一个数据集(例如论文中报告了多项实验)，每个数据集提供了一个或多个效应量，在进行分析的时候会对一篇论文中报告的多个效应量进行分析。两位研究者对文献进行独立筛选，最终获得了13篇文献、40个效应量，作为纳入元分析的最终样本。两位编码员对所纳入的文献进行独立编码，包括研究者、发表年代、样本量、结果变量、效应值、品牌拟人化、产品类型、情境效价等指标。若同一文献包括多种结果变量，则将每一种结果变量作为独立的分析单元分别进行编码，在第一列用序号(1)(2)(3)等进行区分，文献筛选流程见图1。

图1 元分析文献筛选流程图

(三)提取数据和评估计算效应量

分析筛选后的论文发现广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对受众的效果分为两类：一类只对受众态度或行为意图中的一种产生效果；另一类则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两个变量产生影响。近年来，元分析多尝试将意思相近的变量归入一个大类，从而分析含义更为广泛的变量之间的关系[40]。基于态度ABC理论模型(态度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图三种成分组成)，我们针对结果变量进行了两次分析，第一次将受众态度、行为意图合并为一个结果变量，第二次把受众态度、行为意图作为两个结果变量，分析广告不同叙事视角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的影响，这使得该问题有两个不同层面。

如果研究报告了样本量及F统计量，参照文献方法③将F统计量转换为Cohen’sd(F为F统计量，n1为第一人称叙事组的样本量，n2为第三人称叙事组的样本量)。计算公式如下：

在数据编码中，正的Cohen’sd值表示广告第一人称叙事对受众态度和/或行为意图的影响大于第三人称叙事；负的Cohen’sd值表示广告第三人称叙事对受众态度和/或行为意图的影响大于第一人称叙事。

(四)文献偏倚风险评价

出版偏倚属于系统性偏差，是由于不显著或不重要的研究结果没有发表而导致的一种有偏见的平均效应，即元分析的效应值高于真实值[41]，是影响元分析准确性的因素之一。本研究采用漏斗图对是否有效应量较小的研究缺失进行可视化的评估，进一步采用Egger’s检验和失安全系数方法从统计学角度提供出版偏倚的证据并降低漏斗图结果解读的主观性[42]。

(五)模型选择与异质性检验

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是元分析评估样本总体效应值的两种常用模型[43]。纳入元分析的研究在研究群体、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时，更适合使用随机效应模型④。本研究纳入元分析的论文考察了品牌拟人化、产品类型、情境效价等因素影响广告叙事视角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的调节作用，更适合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同时将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进行对比以确认模型的准确性。进一步应用元分析异质性检验为研究模型的选择提供统计学层面的证据，采用统计量Q和I2作为衡量效应量异质性的指标[44]。

三、结果

(一)文献编码结果

根据前文的分析，将态度和行为意图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考察，其中态度变量包括风险感知[21]、品牌形象感知[17]、品牌好感度[24]、品牌信任[24]等层面；行为意图变量包括点赞意图[19]、使用产品的意图[20]、购买意图[15]、推荐意图[26]等层面，编码结果见表1。

表1 元分析中纳入的原始研究编码结果

(二)主效应检验

合并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为一个结果变量时，广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的影响的结果见表2。元分析纳入了40个效应值(k=40)，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时d=0.204，SD=0.029，S2=0.001，CI=0.148～0.260，双尾检验的结果为Z=7.160，p<0.001；当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时d=0.285，SD=0.110，S2=0.012，CI=0.069～0.502，双尾检验的结果为Z=2.586，p<0.05；研究异质性检验结果为Q=556.892，I2=92.997，p<0.001，这表明仅有7.003%的观察变异是由抽样误差所引起的，更适合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广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影响的随机效应模型分析表明：叙事视角显著影响了受众的态度和行为意图，第一人称叙事比第三人称叙事更能提高受众的态度并且引发更高的行为意图(k=40，p<0.05，d=0.285)，结果见表2。

表2 叙事视角对受众态度(合并行为意图)影响的元分析结果

将结果变量划分为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两个变量进行分析发现，广告叙事视角对受众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k=28，p>0.05，d=0.163)。广告叙事视角显著影响了受众的行为意图，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引发了受众更高的行为意图(k=12，p<0.05，d=0.582)，结果见表3。

表3 叙事视角分别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的元分析结果

(三)调节效应检验

广告叙事视角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影响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著(Q=556.892，I2=92.997)，说明两者关系中存在潜在的调节变量。本研究选择品牌拟人化、产品类型、情境效价作为可能的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品牌拟人化和情境效价两个因素起到了调节作用，产品类型无调节作用(见表4)。

表4 各调节变量在叙事视角与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1.品牌拟人化的作用

合并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为一个结果变量时，广告拟人化与非拟人化对结果变量的效应大小具有显著差异(Qbetween=21.888，p<0.001)。在拟人化条件下，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广告更能引发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d=0.698，p<0.001)；在非拟人化条件下，虽然广告第一人称依然比第三人称叙事更能够引发受众的态度和行为意图，但是广告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之间的差距缩小了(d=0.168，p<0.001)。

将结果变量划分为受众态度与行为意图两个变量时，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在引发受众态度上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对于态度而言品牌拟人化并没有起到调节作用(Qbetween=0.542，p>0.05)。对于行为意图而言，因为仅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品牌拟人化条件下叙事视角对受众行为意图的影响(效应值数量为1)，因此不进行调节分析。

2.情境效价的作用

合并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为一个结果变量时，负效价情境和正效价情境对结果变量的效应大小具有显著差异(Qbetween=41.040，p<0.001)，在正效价情境下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广告更能引发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d=0.307，p<0.001)，而在负效价情境下第三人称比第一人称叙事广告更能引发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d=-0.121，p<0.05)。这表明情境效价调节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的影响。

将结果变量划分为受众态度、行为意图两个变量时，对于态度而言，负效价情境和正效价情境对受众态度的效应大小具有显著差异(Qbetween=33.572，p<0.001)。在正效价情境下，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广告更能提高受众的态度(d=0.301，p<0.001)，而在负效价情境下，第三人称比第一人称叙事广告更能够提高受众的态度(d=-0.142，p<0.05)。对于行为意图而言，因为仅有一项研究考察了负面情境下的叙事视角对受众行为意图的影响(效应值数量为1)，因此不进行调节分析。

3.产品类型的作用

在近年来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中，产品通常可以分为享乐主义产品和功利主义产品[45](P.146-147)。

合并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为一个结果变量时，当产品类型为享乐型时，第一人称叙事比第三人称叙事广告能够引发受众更高的态度和行为意图(d=0.236)；当产品类型为功利型时，第一人称叙事也比第三人称叙事广告能够引发受众更高的态度和行为意图(d=0.174)。但是享乐主义产品和功利主义产品对结果变量的效应大小并没有显著的差异(Qbetween=1.193，p>0.05)。

将结果变量划分为受众态度与行为意图两个变量时，对于态度而言，享乐主义产品和功利主义产品之间效应大小同样没有显著的差异(Qbetween=0.175，p>0.05)。对于行为意图而言，两种产品类型之间的效应大小差异同样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Qetween=1.744，p>0.05)

(四)出版偏倚检验

漏斗图结果显示(见图2)，大部分研究结果集中在漏斗图的上部分，且围绕中心的合并效应大小对称分布，这表明当前元分析出现出版偏倚的可能性较小。

图2 效应值分布漏斗图

进一步采用Egger’s检验和失安全系数评估出版偏差。Egger’s检验通过回归方程的截距来评估出版偏倚，回归方程的截距越小，则表明出现出版偏倚的可能性越小，当回归方程的截距不显著时，出现出版偏倚的可能性也较小。Egger’s检验的结果表明，Egger’s Intercept为2.18(CI=-1.66～6.02，p>0.05)，说明当前元分析出现出版偏倚的可能性较小。失安全系数为653，表明还需653篇与本研究结论相反的文献才能推翻本研究。

四、总结与讨论

(一)广告中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会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产生影响

1.合并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为一个结果变量时，第一人称叙事比第三人称叙事广告更能够提高受众的态度和行为意图。第一人称叙事广告中“我”“我们”的使用创造了一种与叙述者接近的情景，叙事者置身于故事中能够更好地培养受众与故事角色共同体验事件的感觉，最终让受众能够“更好地倾听主角的叙述”[46]；相反，第三人称叙事则建立了一道“心理防火墙”，将受众与故事主人公的心理隔离开来。因此，第一人称叙事通常被认为比第三人称叙事更有说服力。

2.将结果变量划分为受众态度与行为意图两个变量时，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在引发受众态度方面没有差别，但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广告能引发受众更高的行为意图。基于态度的ABC模型理论[47]，行为意图的范畴小，而态度的范畴大，当受众进行判断决策时，并不确定是态度的哪一个成分(认知、情感、行为)起主导作用，或者是三种成分中的某两种或者三种共同交互起作用。因此，我们推测，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在引发受众态度方面没有差别。这一结果意味着：传播效果研究中，不能把态度和行为意图混合为一个变量进行研究。

(二)品牌拟人化、情境效价两个变量调节了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的影响

1.拟人化的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广告显著提升了行为意图。第一人称叙事与品牌拟人化相结合，把品牌或产品作为叙事主角并赋予它们人类的特征，可以激发人们的同理心从而引发受众更高的行为意图。

2. 情境效价调节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的态度和行为意图的影响。在负效价情境条件下，第三人称比第一人称叙事效果好。这是由于叙事信息被受众接收的过程是一个阅读的过程，受众需要对文本进行语音、句法和语义处理。根据建构-整合模型(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48]，第三人称叙事在负面效价情境下可能更为客观，受众会从一个整合的框架下思考问题，而不是仅仅聚焦于某一具体的事件或情境，从而导致负效价情境广告中第三人称比第一人称叙事传播效果更好。而在正效价情境条件下，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更有说服力，这是由于第一人称叙事的使用提高了叙事内容的可读性，能够使受众产生与叙事者及其所讲述的事件更贴近、更共享的感觉，更深入地融入故事中，并产生对叙事者更高的认同；相反，第三人称叙事则是从旁观者的角度进行讲述，受众和叙事者之间存在距离，更少产生与叙事者共同经历事件的替代性体验[46]。

3.产品类型没有调节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的影响。虽然大量研究采用功利型和享乐型产品分类方式，但具体到每种类型的产品(如：酒店、维生素、公益产品等)的实证研究数量仍然是有限的，这可能会导致享乐型产品或功利型产品没有起到调节作用。

(三)研究的意义与局限

1.本研究的意义

(1)本研究对广告中的叙事效果展开了元分析研究，通过数据整合分析提升已有广告不同叙事视角传播效果实证研究中数据的稳健性，并通过对潜在调节因素的考察，指出了品牌拟人化和情境效价对广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效果起到调节作用，调和了先前实证研究中结论的矛盾性。这将为未来进一步开展广告中不同叙事视角传播效果研究廓清视野。

(2) 态度和行为意图之间的关系是个复杂的研究问题，元分析结果发现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对态度和行为意图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在进行广告效果的研究中，应当将态度和行为意图作为两个变量加以区分。在未来的研究中，无论是学界研究者还是对企业界的实践者都应考虑对受众的判断和决策的测量进行细化的、多维度的区分。

2.本研究的局限

(1) 研究聚焦于广告中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对传播效果产生的影响，是一篇对该领域研究早期的尝试，因受到原始文献的数量及质量的影响，本研究是在一个小型的数据集基础上进行的。随着未来这一领域更多的实证研究，研究的内容将进一步拓展。

(2)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是本研究所考察的重点，这两种视角也是叙事中最为常见的，本研究并没有关注第二人称视角的叙事。同时，已有广告中同时对三种人称进行讨论的只有Labrecque新近的一篇文章，该文探讨了Facebook上品牌帖子的代词类型(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对消费者社交媒体的参与度的影响[49]，但研究者进行的是定性的内容分析研究，无法纳入元分析。此外，还有一篇关于广告中第二人称的实证研究则是只验证品牌第二人称叙事对消费者参与度与品牌态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二人称代词的存在比不存在时更能增强集体主义程度较低的消费者参与互动[50]。由于这篇文章只是对第二人称存在有无的检验，而没有同时检验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也无法纳入本项元分析中。

注释：

①参见：Borenstein M., Hedges L. V., Higgins J. P. T., et al.IntroductiontoMeta-Analysis, West Sussex.UK: John Wiley, Preface, 2009.

②参见：Goh J. X., Hall J. A., & Rosenthal R. “Mini meta‐analysis of your own studies: Some arguments on why and a primer on how”, InSocialandPersonalityPsychologyCompass, Vol.10, No.10, 2016; Guan S., Hain S., Cabrera J., Rodarte, A. “Social Media Use and Empathy: A Mini Meta-Analysis”, InSocialNetworking, Vol.8, 2019;Wiradhany W., Koerts J. “Everyday functioning-related cognitive correlates of media multitasking: A mini meta-analysis”, InMediaPsychology, Vol.24, No.2, 2021.

③参见：Rosnow R. L.，Rosenthal R.，Rubin D. B.“Contrasts and Correlations in Effect-Size Estimation”，InPsychologicalScience，Vol.11，No.6，2000；Rosnow R. L.，Rosenthal R. “Computing Contrasts，Effect Sizes，and Counternulls on Other People’s Published Data：General Procedures for Research Consumers”，InPsychologicalMethods，Vol.1，No.4，1996.

④参见：Borenstein M.，Hedges L. V.，Higgins J. P. T.，et al.IntroductiontoMeta-Analysis，West Sussex.UK：John Wiley，Chapter 12，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