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余小沅

百井坊巷东起中山北路，西至延安路，长353 米。《淳祐志》记载：“有井九十九眼”。楼宣献有诗：“吴越大作缁黄庐，为穿百井以厌之。”《十国春秋》记载：“宝正六年（931），浚中兴寺戒坛院井，井九十九眼，号钱王井。九十九眼是眼数，非井数明矣”。宋时地名招贤坊、仁和县巷，明为兴贤坊，清名百井坊巷。1966 年曾名人民巷，1981 年恢复百井坊巷名。

1949 年10 月，我母亲从上城区佑圣观路小学副校长调任下城区百井坊巷小学校长，一直到1958 年11 月被遣送余杭塘栖农村。整整9年，我随之见证了建国初期的百井坊巷风貌。

杭州人把湖滨一带过去清朝衙门林立的“城中城”称为“旗下”，实际上是“旗衙”之讹传。1911 年辛亥革命后，以往整日吞云吐雾、玩花逗鸟的纨绔满族八旗子弟，统统被迁出风景秀丽的西湖边。因为当年的“反清、排满”氛围，社会上都排斥满人，不让他们从事政务、文书、教育、经商等体面工作。所以，许多年轻力壮的满人有的投靠亲友，改名换姓（大都改姓金，以东北祖地金国为姓），自食其力，在杭城江干一带定居下来；有的到富阳、萧山、上泗一带搭棚栖身，开荒务农；剩下的老弱病残、孤儿寡母，只能留在原地苟延残喘。

1914 年2 月19 日，《全浙公报》刊登了《旗营房屋迁让之布告》，强行将这批老弱病残的旗人搬迁到菩提寺路一带的陋屋。1929 年，市政府为了建商店、旅馆等新市场（1949年后的中心医院门诊部、省广播电台地块），又把这些旗人强拆迁至当时十分荒凉的百井坊巷，造了十三排无水无电的简陋排屋，一家一间安置，同时也安置了一些各族孤寡老人，蒙、回等族都有。民间俗称百井坊巷里西至延安路、东至中山北路、北至耶稣堂弄、南至皇亲巷这约一平方公里的地块为“孤老院”。1949 年之前，这里除了十三排（后又南北走向扩建了四排，共成十七排，又称十七弄）陋屋，其余全是农田、菜地、竹园、荒地、池塘还有尼姑庵。这里有一所义塾，就是后来的百井坊巷小学。

1950 年，“孤老院”改名为人民新村。不久后，在百井坊巷里的通道口挂上了原杭州市副市长陈礼节书写的“人民新村”红匾。我母亲到任百井坊巷小学校长时，这里只有四间教室，母亲找到市教育局郭人全局长（郭人全曾为宁波锦堂师范校长，地下党员），申请了几百万旧币，放到现在也就是几百元建设款，扩建了小学附属幼儿园、办公室、会议室。我母亲还自办校农场（现为银泰百货部分地块）种络麻、玉米等，还养鱼，每年收入二三百元，为少先队添置洋鼓、洋号，还造了个有座坑的厕所。因百井坊巷小学各方面基础较差，学生基本上都是吃上顿愁下顿的穷苦孩子，教育质量乏善可陈，但也出了些地方名人，如原市三医院院长余琦，电影导演、书法家吴龙友，原全国少先队辅导员协会会长张尧生，美国洛杉矶华人名医朱国泰等。

我母亲1934 年从遂安县（1957年并入淳安县）农村考入位于南山路的省立杭州师范学校首届幼稚科。那时，从遂安汾口—遂安县城—淳安—建德—桐庐—富阳—杭州南星桥码头，要走五天四夜，没有公路，只能乘小篷船，到一个码头要休息一晚再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遂安全县到杭州读书的才30 余人。我母亲1937年毕业，和陈布雷女儿陈怜儿（即陈琏）、丁魁梅（刘英夫人）等是同学。母亲的老师是教育家俞子夷（1949年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母亲当小学校长也是俞子夷介绍的。

1956 年前，我母亲月薪56 元，1956 年定为二级校长后，月薪83 元，家里生活条件很好，衣裳都包给定贞大妈浆洗。定贞大妈是百井坊巷里一位50 岁左右的孤寡妇女，瓜子脸，风韵犹存，她常来小学兜浆洗老师衣裳的生意。定贞大妈很负责，衣领、衣袖都刷淘米水后再熨烫得笔挺。我常到她百井坊巷中的小屋玩耍，渐渐知道，她是绍兴人，17 岁来杭，嫁给了高义泰的一个布店倌，丈夫待她很好。后来，她丈夫不幸生肺病死了，她无儿无女，生活无着。后来她住到孤老院来，以替人洗衣为生。但她每顿香烟老酒、猪肉鱼虾不能少。最后，她竟把住房以200 元卖掉了，自己在房边用油毛毡搭了个两平方的披儿栖身。你说她可怜，她却乐呵呵地说：“吃光用光卖光，死了不叫冤枉。”

福朝伯，满人，早年在湖滨旗人衙门当轿夫。辛亥革命后。福朝伯靠拉榻车运货为主，拉不动了，到百井坊小学当了校工，打钟、打杂、守大门、搞卫生、油印考卷，全靠他一人。1949 年我母亲任校长时，他已快60 岁了，有家，住人民新村二弄。后来，老伴死了，儿子不管他,他一个人住在学校大门的传达室里。我放学后常窜到他的住处玩，他把儿子的羊放到操场边吃草，天天挤奶喝，晚上天天一大杯高粱酒，醉醺醺地对我说，他十六七岁在旗衙当差，骑马射箭，舞棍耍枪，不慎从马上摔下，腿摔成三截棍似的，寸步难行。当时的满医用一种黑乎乎的草药一涂，再用两块桦树皮一夹一捆。中医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满医仅半个月就把他的腿治好了，能跑能跳，真神了。这大概与满人专事骑射征战，精于骨伤治疗有关吧。

福朝伯干事很认真，一人高的文件柜，精干巴瘦的小老头扛起就走了。1958 年11 月，我结束了百井坊巷的生活，14 岁开始到处打小工。1960 年，我在天水街道水星阁食堂见到福朝伯，他已70 多岁，早退休了，人更瘦了，像根甘蔗，拎只茡荠篮，篮里放着副不洗的碗筷，眼睛迷糊，干坐在食堂里，吃了早饭等中饭，吃了中饭等晚饭，一月24 斤粮，时时喊：“饿煞得嘞。”又过了个把年，我去食堂，不见他，一问，他已经过世了。我后来又到宁夏下乡插队，到煤矿当矿工，18 年后母亲改正才调回杭州。

前几年我退休后，应邀帮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杂志，又接触了百井坊巷。这里如今居住着满、蒙、回、苗、瑶等30多个少数民族的同胞，占社区户籍人口2.7%，属城市少数民族集居区，是杭州仅存的满族居住点，有7 名正宗满族人，还有一位能讲满语的段老师。当时百井坊所在的延安新村社区党委书记周月枝主持办起了社区少数民族民俗博物馆、图书馆，年年举办颁金节（满族诞生纪念日），演旗袍秀、吃沙琪玛，其乐融融。她把社区各民族兄弟凝聚起来，让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唱颂新时代。延安新村社区多次被评为“全国城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

2018 年，经336 轮竞价，百井坊人民新村地块以百亿出让，一个崭新的现代化智能商贸中心冉冉升起，谁能想到此黄金宝地在六七十年前曾是一片凄苦的农郊风貌。

▲ 老百井坊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