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利洪

当受害者——一头驴被带到法庭时，人们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些人笑了，法庭办事员们兴奋地窃窃私语。被告比尔·伯恩斯对驴子嗤之以鼻，但受害者的伤势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当时的绘画所显示的那样，驴子的腹部血肉模糊，可以看到一条条的肋骨;驴子头部的鬃毛上沾满了鲜血;背部布满了长长的伤口。看到这样一头伤痕累累的驴子，陪审员都震惊了，但是起诉律师理查德·马丁波澜不惊，他手握缰绳，心里明了伯恩斯的残忍已经得到了证明，从此之后动物权利的历史将永远改变。

动物在不列颠群岛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很好。尽管很久以来英国人就认识到畜牧业很重要，但是从事农业很辛苦等原因助长了一种残酷对待牲畜的文化。到16世纪后期，伦敦随处可见各种虐待动物的行为。屠宰和殴打动物司空见惯，城市周围还有许多“景点”，好奇的游客可以在这里看到从扔公鸡（参赛者朝拴在柱子上的公鸡扔一种叫“公鸡棒”的特制加重棍子。如果没有“公鸡棒”，其他棍棒也可以拿来使用。观众可下注。如果参赛者把公鸡砸晕，只要他能在公鸡醒来之前将其抓住，就能把公鸡带回家）、斗狗到斗猴子等一切残忍的娱乐活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乐在其中。据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非常喜欢斗狗，她为此饲养了多条獒犬。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则在伦敦周围建立或扩大了许多熊坑（把熊绑在铁桩上限制它们的活动，然后将一群狗放出来抓咬熊，直到熊受伤倒下）。很多人意识到这些娱乐活动对动物很残忍，17世纪的英国作家和政治家塞缪尔·佩皮斯将前往泰晤士河畔的“熊园”（有各种耍把戏的熊或熊相斗的表演）描述为“粗鲁和令人讨厌的乐趣”。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虐待动物。早在古代，就有人为动物发声。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动物没有思想、理性和信仰，从而将它们视为次等的生命形式，但是同样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毕达哥拉斯则认为人们死后灵魂会“迁移”到动物身上，因此要求人们同情动物。希腊植物学家提奥夫拉斯图斯则认为人们最好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不要剥夺其他生物的生命。

事实证明，《圣经》中有关动物的记述是最有影响力的。在创世故事中，亚当和夏娃被赋予了管理地球上所有野兽的权力，然而，正如创世故事所表明的那样，动物仍然是上帝的创造物。对于不列颠群岛的许多人来说，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对于那些福音派或清教徒来说，这表明，虽然人类可以随意杀戮和食用任何他喜欢的动物，但他仍然必须充当大自然的管家，善待動物。也就是说，虐待动物意味着道德的堕落。

16世纪中叶，英国辩论家罗伯特·克劳利写了一首诗，哀叹养“一只獒犬和一只丑陋的熊”，只是为了看它们打架，这是非常愚蠢的。尽管英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喜欢看斗熊，但还是禁止在星期天举行这种“娱乐活动”，理由是这不符合安息日的神圣性。1635年，爱尔兰议会禁止对动物“残忍”，因为这是一种恶习。英格兰共和国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也采取了同样坚定的立场，禁止斗鸡和斗熊。

到18世纪早期，欧洲一些哲学家认为保护动物免受伤害是为了动物自己，而不是出于任何先验的原因。笛卡尔等机械宇宙论者认为，“无理性”的动物是没有灵魂的机器，但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则认为，既然是动物肯定會感到痛苦，仅凭这个原因，它们就不应该受到伤害。

对于大多数动物权利倡导者来说，哲学理论没有什么意义。到1754年，前文提到的理查德·马丁出生时，当时的社会已经将残忍对待动物视为一种恶习。画家威廉·霍加斯的著名系列版画《残忍的四个阶段》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一系列画作中，霍加斯将虐待动物视为通往更严重罪行的第一步。在第一幅画中，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汤姆·尼禄残忍地虐待一只狗;在第二幅画中，尼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车夫，他把自己的那匹老马打得眼睛都睁不开;在第三幅画中，尼禄从伤害动物上升到谋杀了怀孕的情人;在第四幅画中，尼禄因为他的罪行被绞死，尸体被放在解剖台上，外科医生在进行解剖。

到了18世纪，不列颠群岛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代。纺织业实现了机械化，大片土地被圈起来养羊，农村土地的租金上涨;铁路在延长，运河也在延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集中在城市中，城市的生活条件往往极其恶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个新的富有的资产阶级开始出现，他们的品味和理念与地主贵族不同。

这些都对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虽然不同社会阶层的娱乐活动一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到了18世纪变得更加明显了。狩猎逐渐成为乡绅贵族的活动，而传统的“血腥娱乐”，如斗鸡和斗牛，则成为城市工人阶级的选择。与此同时，城市中的宠物迅速增长，哈巴狗尤其受中产阶级的欢迎，另外伦敦的众多工匠和店主家中养着很多不同寻常的宠物。根据一项1730年至1750年的调查，药剂师布拉德伯里先生有一只猫鼬，而助产士凯农夫人有一只环尾狐猴和狨猴。

社会的变迁深深影响了人们对待动物的态度。上层和中产阶级远离了熊坑，去往松鸡猎场，或者回到起居室的宠物身旁，因此对动物更加同情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期间涌现出了大量捍卫动物权利的著作，呼吁对待动物更加“人道”。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汉弗莱·普里马特的《慈善的职责和残酷对待动物的罪行》（1776年），他的论点基本概括了后来几个世纪的动物保护运动的主要思想，直到今天还在被重复。另外，托马斯·杨的《动物性随笔》（1798年）也影响深远。

于是，保护动物的呼吁变成了对动物权利立法的运动。与此同时保护动物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虐待动物的情形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但不同的社会群体喜欢不同的消遣，这一事实也将动物保护，这一主要涉及道德层面的运动披上了阶级斗争的外衣。动物保护的倡导者——除了极少数例外，往往来自富裕的基督教中产阶级家庭——往往无视自己阶级的偏好，将虐待动物视为穷人道德败坏的案例，类似于酗酒和卖淫一样。结果，消除虐待动物的行动就成了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那就是提高穷人的道德水平。

在英国议会通过禁止虐待动物的立法阻力很大。仍有许多政治家和地主认为动物只是财产，阻止一个人把自己的马打死，就是最坏的雅各宾主义。因此，在1800年4月18日，当苏格兰议员威廉·约翰斯通·普尔特尼提出禁止“狗逗牛戏”时，引起了激烈的反对。该法案仅以两票之差被否决，还被未来的外交大臣乔治·坎宁称为提交给下议院的“最荒谬的法案”。坎宁甚至暗示：既然“狗逗牛戏”给观众带来了“消遣，令人兴致勃勃”，那么，禁止这项活动实际上会削弱国民的活力。

1809年，前大法官厄斯金勋爵进行了第二次立法尝试，这次是在上议院。厄斯金是一位动物爱好者，他最珍视的伙伴是一只鹦鹉、一只狗和一对漂亮的水蛭。他很现实，不想引起激烈的反应，于是他专注于禁止虐待具有明确农业用途的动物，而不是所有动物。为了让议员们放心，他的法案还包括一项规定：只有伤害动物的人才会受到起诉—这意味着动物的主人和肇事者可能的雇主是安全的。厄斯金的法案在上议院获得通过，但在下议院却遭到了冷遇。下议院的议员温德姆意识到，这会为更广泛的动物权利立法铺平道路，所以就用厄斯金自己的逻辑来反对该法案。他说，该法案会重罚那些在路上鞭打驴的农民，而对在庄园里殴打马匹的贵族却放任不管，因此，这项法案实际上是一项“骚扰和压迫某些下层阶级的法案”。大多数议员同意温德姆的意见。

接下来就轮到理查德·马丁接棒了。馬丁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徒家庭，但他在新教徒家庭中成長，成了一名新教徒，后来从政并过上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他在上流社会很受欢迎，是一位热情的剧院观众、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但他也是穷人、天主教徒和动物权利的坚定捍卫者。因为他极有同情心，他的好友英王乔治四世甚至称他为“仁慈的狄克”。1821年，理查德·马丁试图通过一项禁止虐待牲畜的法案，但以失败告终。他没有退缩，在第二年再次尝试。这一次，他提出禁止任何人“肆意殴打、虐待”农场动物，例如马、牛、羊和驴。他指出，由于动物会感到疼痛，因此它们有权不受伤害。他受到了惯常的嘲笑。正如《泰晤士报》报道的那样，在下议院他讲了一只猴子与一只狗搏斗的故事，让国会议员们哈哈大笑。但是，这就是他的魅力和机智，他的法案在下议院得以通过。

马丁知道，真正的挑战是执法。他的法案规定伤害某些动物是非法的，也规定私人可以向地方法官指控某人虐待动物。于是，他立即对伦敦一位名叫比尔·伯恩斯的叫卖小贩提起了诉讼，因为他抓到伯恩斯在殴打他的驴。马丁决定将驴子带上法庭，这头驴子的伤势太严重了，地方法官别无选择，只能认定伯恩斯有罪。

这是第一次有人因侵犯动物的权利而被定罪。从此之后动物不再仅仅是某人的财产，至少一些动物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来保护它们。不到两年，马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致力于禁止那些“残忍对待动物的做法”。如今，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动物福利组织之一。

选自《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