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林

摘要：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对于传统出版产业来说，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促进传统出版产业顺应变革和融合发展，也是纲要应有之义。在融媒体背景下，做好数字出版的编辑工作，既是新时代对造就全能型出版人才的要求，也是编辑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

关键词：融媒体;数字出版;编辑工作;认识

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进程

数字出版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出版形态，2018年即被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有学者这样定义，数字出版是以数字化为本质特征、以数字技术为特有属性、以数字技术赋能为产业链特征、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互联网发布数字内容产品的传播方式，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形成规模的。数字出版从发端到成熟，也经历了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再到蓬勃发展阶段的三个演进过程。

初级阶段

电子出版被学界公认为是数字出版的第一阶段，是随着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出版形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内存计算机只读光盘和个人PC机的出现，使得电子出版载体CD-ROM应运而生;到90年代后期，CD-ROM逐渐被新的电子出版载体所取代。

早期的数字出版，只是简单翻拍纸质图书，即用数码相机将出版物逐页翻拍，然后扫入电脑，再上传到互联网。由于其缺少“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等相应的数字出版流程，因此，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出版。

中级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应用的普及，数字出版以互联网出版为特征进入第二阶段。与此同时，在手机的日益普及和功能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互联网出版又在无线网络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

互联网出版顾名思义，是通过符合资质的互联网信息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加工，发布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网络发送到用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互联网出版较电子出版最大的进步在于从载体形式、生产方式以及内容提供方式来看，互联网出版周期短、成本低，在传播上更加快速、便捷。

发展阶段

数字技术的日臻完善，为数字出版带来了巨大的成长空间。数字出版也以前所未有的动能而蓬勃发展。大数据是信息时代新的生产力，在大数据赋能下数字出版正逐步向数据出版迭代升级。相对于技术较为平庸的电子出版和互联网出版，数据出版已成为一种科技含量更高的出版形式。“数据出版的最大特点是改变了出版创作的方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智能出版、智能阅读、智慧出版将会成为数字出版的更高階段。

疫情冲击下数字出版的发展态势

疫情期间，数字出版的产业现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两年多来，我国全行业都受到了很大冲击，传统出版业更是按下暂停键。2020年前半期纸质图书的销售码洋遭遇了断崖式下跌。与纸质图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字出版在疫情期间却逆势上扬，令人振奋。据北京日报消息，第十一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2020—20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超万亿，比上年增加19.23%，呈现逆势上扬态势。数据说明，数字出版的产业优势和巨大的商业价值在疫情期间充分显现。

当下数字出版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内容开发。无论数字出版还是传统出版，都非常重视内容开发。内容开发是数字出版产业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作为产业链上游，如果缺少有高度、有深度、有气度、有温度的内容做支撑，否则数字出版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目前形势来看，虽然疫情的暴发直接拉动了数字出版产品的消费需求，但我们还应当看到，除在线教育、网络文学、有声读物、网络游戏之外，从内容开发层面上看，一方面，品种仍较为单一，不能满足广大消费者对数字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很多传统出版资源中优秀的作品，并没有开发成为数字出版产品，造成资源的浪费;有些数字出版产品一味追求阅读流量和点击率，对内容把关不严，开发出了一些迎合低俗趣味的内容，有些甚至打出色情暴力的“擦边球”，导致低劣作品泛滥。另一方面，选题雷同，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凡此种种皆损害了产业的良性发展，应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解决之道应是依托传统出版中丰富的内容资源，整合优化数字出版全产业链，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内容开发，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筛选出有梦想、有内涵、有价值的优质内容，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

第二，人才匮乏。众所周知，数字出版无论从技术手段、产品形式、出版流程，还是市场营销和传播渠道等方面，都与传统出版有很大不同。而数字出版的“数字化”特征，对从业人员较传统出版在数字技术层面的要求更高。但是，从目前来看，传统出版从业人员的教育背景均以文史专业居多，知识结构较为单一，重文轻理的情况较为普遍。对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知之甚少，知识储备严重不足。掌握传统出版运作流程的从业人员，不懂得数字出版技术和运营模式，对如何产生价值更是一头雾水，简单地认为数字出版不过是一种烧钱游戏，观念较为陈旧;而有着一定数字技术的从业人员又不了解传统出版的基本流程，对选题论证、三审三校制度颇有抵触，二者缺乏融合。因而，加强数字出版复合型人才培养是当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第三，版权保护。长期以来，版权保护不力是制约数字出版发展的另一大因素，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痛点和难点问题。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使得大量侵权、维权、再侵权、再维权形成的闭环无法破解，造成作者、出版机构因维权疲于奔命、收效甚微。因此，版权问题始终困扰着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由于数字出版的特殊性，导致相关权利不像传统出版那样清晰可辨，权利边际识别较为模糊，版权问题异常突出。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于2020年11月11日发布执行，其中有专门章节就图书出版作出规定，但未明确区分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且条款规定缺乏强制性，给实际操作带来困难。正是由于相关法律的滞后，使侵权变得更普遍、更隐蔽、更容易、成本也更低，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侵权案件频发。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全国共发生著作权侵权纠纷案高达913451件，案发数量触目惊心。如此高发的侵权行为无疑对行业造成了伤害。可以这样断言，没有完善的版权保护机制，我国的数字出版很难做大做强。有鉴于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完善立法。在《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立法部门应尽快出台适应数字版权保护的法律条款和规范，避免出现法律真空，形成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对侵权行为长期形成高压态势，以法律手段净化数字出版的产业生态。

其次，加强监管。行业监管部门应切实履行职责，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网络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建立间接第三人责任制度，对侵权行为进行全程监测，及时发现、高限处罚、加大惩罚力度;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有侵权行为的单位和个人IP，运用多种技术手段重点监控，层层防范，推进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的现代化。

最后，技术保护。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版权保护，是目前公认且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之一。目前较为成熟的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称为DRM。DRM技术是通过加密、数字水印、身份认证等方式保护数字资源不被非法传播和盗用。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版权保护问题。早在2011年，我国就已启动被列为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科技专项——“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作为第一个正式启动的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标志着我国运用技术手段解决数字出版中的版权瓶颈成为现实。目前，该技术已在多家出版机构推广使用。技术进步无止境。进入新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保护程度更高、科技含量更高、技术也更为先进的数字指纹、哈希算法、非对称加密、时间戳技术、链式数据结构以及节点间共识机制等高等级版权保护技术会不断出现。版权保护将依托科技进步为产业发展营造健康有序的环境。

数字出版的编辑工作

突出政治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述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高屋建瓶、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为数字出版的编辑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数字出版编辑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新闻出版的政治属性，坚持新闻出版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政治观，坚持服务大局、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增强文化自信的政治导向，把弘扬中国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编辑工作的必修课。加强编辑工作的政治引领，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把好选题的政治关。必须守住“党管出版”这条底线，对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阶级性和政治性模糊不清的选题，坚决不予出版;二是把好内容的政治关。坚持“三审制”，对于内容存在政治导向、思想倾向、低级趣味等问题，严防死守，绝不放过;三是把好出版物的质量关。把传统出版中对于质量把控的诸多措施和手段，嫁接、移植、复制、融合到数字出版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内容高尚、品味高雅、制作精良的数字出版产品。

加强能力建设

加强能力建设也是数字出版编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数字出版的不断成熟，对于编辑的业务水平和技能要求层次更高。在数字环境下，编辑自身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数字出版产品质量的高低，加强编辑能力建设，也是推动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强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转变思想观念。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不断發展，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加速融合。编辑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精神生产活动，也要顺应时代发展而作出改变。对于数字出版的挑战，很多习惯于传统出版工作模式的编辑大都选择了漠视和“躺平”。对数字出版接受度不高，观念老化，已经跟不上数字时代的节奏，更遑论主动提高自身能力了。只有彻底转变思想观念，把数字出版的发展作为自身职业进步的契机，才能激发编辑综合能力的提高，才能在变革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实现职业和事业相互成就。二是学习赋能。当下很多出版机构的数字编辑均为传统出版转型而来，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数字编辑的需求，但较高的技术门槛使得其业务能力普遍不高。这些“半路出家”的编辑对数字语境下的加工手段和加工方式一知半解。所以主动参加学习和培训，是补齐技术短板的有效方式之一，也是壮大专业人才队伍的不二路径。三是从单一技能向复合型人才转变。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及相应的操作系统也只是数字编辑的基本技能。从能力建设的角度来说，仅仅具备单一技能是远远不够的。按照“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这一总要求，数字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也与传统出版一样，必须全流程体现。因此，加强既懂数字和信息技术又懂传统出版流程的复合型编辑人才队伍建设，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努力方向。

提高版权保护意识

版权保护是近些年数字出版产业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深度掌握和运用著作权法也是编辑工作的重要方面。一是取得合法授权作为数字出版编辑工作的前置程序。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中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为“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可以说，取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数字出版编辑工作的前提，没有授权，再优秀的选题都不能染指;二是树立版权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时刻保持“版权在我心中”的责任意识，把保护版权贯穿在数字出版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用法律武器保护作者、出版者的合法权益。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这对数字出版产业来说无疑是国家层面的政策红利，意义重大。因此，以国家数字化战略为引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从而做强做优我国的数字出版是新时代所有出版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同时必须加强内容生产的编辑工作，提高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着力推出“导向正确、内容优质、创新突出、双效俱佳的数字出版产品和服务”，努力打造新时代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新高地，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