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使臻

在古代中国的苍茫大地上，隐藏着一条神秘的线。它既与自然地理、气候、人口有关，也与文化、民族、经济、政治相关。这条线如此特殊，在中国历史上引人瞩目，许多风流人物都曾注视过它。它最早被伟大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揭示：

夫山西饶材、竹、谷、丝、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在上引《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依照自然地理把西汉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各区有其特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在黄河龙门与渤海海滨碣石之间，存在着一条隐约的、看不见的线，这条线把中国分为两半，这条线的两边，在自然地理、经济、文化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此线以南的民俗是：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

此线以北的民俗，则截然相反：

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

龙门—碣石这条斜线，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有什么特殊意义呢？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注解：“龙门山，在绛州龙门县。碣石山，在平州卢龙县。”他显然是把龙门和碣石视作两座山，而不是泛指的地名。那么，司马迁似乎是以这两座山为坐标点，连成了一条线，将中国的北方划分成了两个面：西北面出产马、牛、羊、旃裘、筋角等游牧产品和射猎文化，东南面则出产鱼、盐、漆、丝、声色等农耕产品与礼乐文化。这条司马迁所指出的线的两面，出产物品与文化存在着差异，简单概括，就是农耕与游牧的差异。所以，龙门—碣石这条线，也可以称为“农耕—游牧分界线”。由于这条线最早是被司马迁发现并论述的，所以可以称之为“司马迁线”。

如果将龙门—碣石这条“司马迁线”，在中国地图上向两端延长并向西北稍加平移的话，就会与中国大地上另外一些线重合：它穿越了现代中国地理地形的第一级阶梯与第二级阶梯之间的分界线，与现代气象学上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有重合，与“胡焕庸线”（人口分布线）也有重合，与古代中国北部的长城线也有部分重叠的地方。但是，地图平面上的“司马迁线”在中国具体的立体地形上，当然不是一条平面的直线，而是依地形变化而弯曲、偏离或犬牙交错的立体连线，或者说是一条带形地带。由于古今气候的差异原因，历史上气候冷暖屡有变动，使农牧分界线不停地在东西方向上有波动，虽然“司马迁线”不能完全与现代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胡焕庸线”重合，它更偏向东南一些，但在本质上，它们都是一条线，即古代中国的“农耕—游牧分界线”。当代的自然条件虽然不能与古代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全部吻合，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条线既是古代中國的“农耕—游牧分界线”，也是人口分布线，长城沿线也分布在这里。这条线的形成，首先是自然地理的因素，如现代气象学上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造成的降水量的差异，容易形成农耕生活与游牧生活的分界;自然地理地形上的差异，造成季风区与干旱区的区别，进而对人口分布有极大影响。然后是民族和文化的因素，如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往往在这条线上或这条线附近地带对峙、融合，形成了以军事斗争为主要特征的长城沿线，但彼此的文化却也常常越过长城线，在这条线的附近融合交汇，形成“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或者被国外学者称为迷人的“中国之弧”。

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中国人口地理的重要分界线（简称“胡焕庸线”）被广泛认可和引用，是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成果。“胡焕庸线”的基本表述是：自黑河至腾冲画一条斜切线，将中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部分，东南部分面积占36%、人口占96%;西北部分面积占64%、人口占4%。胡焕庸先生最早通过统计数字证明了中国的地形图、雨量图和人口分布图三者的大概一致性。比较有趣的是，这条立体的线却是相对稳定的存在。研究者们发现，“胡焕庸线”是第一地理本性的刻画，地貌、气候这些自然禀赋的要素不变，“胡焕庸线”反映的人口、经济地理格局也不会变。这条线的稳定性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性（大一统）似乎也是相适应的。

1986年，童恩正先生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地图上标出了一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它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部，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恰好从两面环绕了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即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屏障着中国的核心地区。在文化上，它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童先生发现，从这一半月形地带内出土器物的类型和风格、建筑遗迹、葬俗等方面的考古学因素之间都存在内在的一致性。童先生在解释这条传播带内文化传播有相似性的原因时，首先着眼于这个地带内的生态环境的相似性。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大致位于年降水量400毫米及600毫米两条等雨量线之间，降水量相差不大，气候上属于半干旱气候类型，属于半农半牧地带，正是农耕与游牧之间的过渡地带，隔绝了中原的农耕文化和西北的游牧文化。这条传播带实际上由长城地带和藏彝走廊两部分组成，有学者也称之为“长城—藏彝”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自东北沿着长城地带延伸向藏彝走廊，面向欧亚草原的广阔空间。这条地带，把古代中国划分为两面，从考古学资料来看，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民族与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在经济类型、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各个方面，就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在长期的不同文化集团互相适应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古代中国的夷、夏观念。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在探讨促使民族移动的论文里，也在地图中勾画出一条“农业—游牧交接地带”的蜿蜒走向，与童恩正先生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高度重合，可谓不谋而合。考古学者严文明先生等发现，以“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为界线，古代中国早期出土的陶器鬲主要见于此线西侧，而出土的青铜礼器鼎却主要分布在此线的东侧，显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

受童恩正先生“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的启发，牛津大学的杰西卡·罗森提出了“中国弧”（China’s arc）的概念，即把中国版图分为三个区域：以夏季风的北缘为线，东南为中原，西北为草原，在这两个气候、经济、文化截然相反的地理单元中间，即是“中国弧”区域。这个弧形地带，北起东三省，经内蒙古河套、陇东、青海东部、川西，连接西藏东部与云南。“中国弧”区域的东西两侧，使古代中国呈现不同的文化面貌。具体来说，“中国弧”的东侧，古代中国呈现出独特的“中国”文化特性;“中国弧”的西侧，古代文化发展的步伐与欧亚大陆中心地区趋同。杰西卡·罗森认为，“中国弧”区域的“超稳定结构”是古代中国文化独特性的源泉，即“中国弧”和中国物质文化的抵抗力，是保持中国文化特征的重要地理因素。

“司马迁线”里到底隐藏着什么奥秘，使得自司马迁以来的无数学者注视着中国大地上的这条“农耕—游牧分界线”？他们试图超越司马迁的目光，用哲学的、考古的、文化的思考方式，试着解答“司马迁线”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的谜题。前辈学者们注意到早期中国文化有二分或三分的现象，如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严文明先生“鬲、鼎、筒形罐”三大文化区、苏秉琦先生“向陆和向海”两大板块说等，和司马迁注意到古代中国有农耕和游牧分区的文化现象是一致的。

为何中国文明连续而未中断？为何地理与历史的中国是在不断扩大变化的？“司马迁线”有可能与“中国”的概念及“中国”连续性的成长模式有联系。以“司马迁线”为实质的“农耕—游牧分界线”，具有很强的历史惯性，长期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与“外”交隔的边界。赵汀阳先生在《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里，试图用哲学方式，思考并解释“商周以来至清朝的古代中国的生长方式”，提出了“中国旋涡”的解释模型。在他的解释模型里，也探讨了这条中国大地上隐秘的线。这条线在“中国旋涡”模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赵汀阳先生以长城线为例说明：

多数长城之所以位于与秦长城或明长城的重合地带或南北相去不远的位置，真正的原因是这一带几乎就是古代中国兩大经济区的分界线，即游牧（渔猎）经济和农耕经济的分界线，同时几乎就是中国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的分界线，也是中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或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大致符合“胡焕庸线”，即自黑河至腾冲的斜切线。

这条线里为什么隐含了中国文明稳定、连续不断的奥秘呢？赵汀阳先生认为，“胡焕庸线”所具有的地理、人口、气候、经济、文化多层重叠一致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大概把古代中国分成了游牧（渔猎）势力和农耕势力两个大区域。中国传统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为何从商周以来一直比较稳定？赵汀阳先生提出了一种解释：

从长时段来看，这两大区域（按：游牧势力和农业势力）的军事力量大致势均力敌，各有兴衰之时，而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使长城一线最容易成为两大势力的博弈均衡线，两大势力在力竭休战或理性言和之时，往往就停止在长城一线。但每次博弈的均衡线都有所出入，如河套地区，虽属干旱区，却有良好的灌溉条件，因此农牧两可。自战国以来，河套地区便反复易手。大概言之，自从中国逐鹿博弈由东西争胜转为南北争胜，长城一带就是典型的博弈均衡线，除非某一方拥有势不可挡的实力而实现大一统。

依据赵汀阳先生的解释，夏商周以来的中国，成为一个包含中原和四方各地的整体存在。中原与四方或者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博弈，既形成了长城线，也使中国在成长、扩大。随着中原与四方的博弈，中国在旋涡运动中不断扩大，旋涡中心也在发生着变动，并没有始终固定不变。与旋涡中心的变动相适应，中原核心的王朝都城也在古代发生着位移变化。赵汀阳先生指出，长城并非唯一的博弈均衡线，在南北争胜中，北方胜过南方的时候较多，因此，除了长城一带，其次的博弈均衡线便是淮河—秦岭一带，再次是长江。总之，长城不仅不是边界，反而是逐鹿博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的南北中线。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中国的核心随着博弈旋涡的变化而从中原位移到了北京。北京就位于这条博弈均衡线附近，最利于同时控制南北局势，所以，有能力同时控制南北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往往选择定都北京。在宋代以前的“农耕—游牧分界线”上，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发生着北方入主的草原征服王朝同时统治长城南北，却从来没有一个纯粹的中原王朝能够稳定或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过渡地带的现象。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文化逻辑？施展先生从宋辽关系出发，发现从辽开始，来自农耕—游牧过渡地带的契丹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动构建起了一个二元帝国制度，即“以游牧制契丹、以汉制治汉人，其最高统治者在长城以南以中原儒家的方式来统治，其身份是皇帝;在长城以北按契丹的传统游牧的方式来统治，其身份是大可汗。两种身份凝聚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由此来形成帝国的统一”（施展：《大宋的幽云十六州》，《读书》2017年第3期）。辽的二元帝国制度，为元、清统治统一的大帝国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长城线不仅是分隔线、分界线、平衡线，苏秉琦先生对长城地带甚至有着更积极的解释，他将长城地带理解为“各民族文化的熔炉”，是农区与牧区两种文化最活跃的互动空间，虽有冲突，但更有互补和互相依存。在长城线这条纽带上，民族融合规模之大、历时之长，世界历史上仅见。中国许多民族在这里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创造中国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成员，造就了中华民族牢固的统一体。自古以来，长城就是关内外文化冲突和文化交流的界线，但长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界线，绝不是由历史上的偶然原因造成的。在此界线内外的民族迁徙上，存在一个明显的现象：古代长城北方民族的迁移基本上是一个单向过程，即少数民族不断越过长城向南迁移，而汉族则更进一步向南扩散。长城内外游牧和农耕族群从冲突、对峙到逐渐走向交融、融合的历史过程，表明内聚性的中国文明发展扩大的特殊机制在于，能够把横向的外部的推动力转化为纵向的内部发展推动力，使得来自多元的外部各种文明与文化，在与农耕文明互动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转化为农耕文明自身发展的推动力量，从而使中国文明持续而未中断。

尽管有交融，但“农耕—游牧分界线”仍然是一条界线。牛津大学的杰西卡·罗森指出：自公元前3000年（或公元前2500年）以来，大凡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新技术，都要被本土化，中国只接受那些可以被本土化的新鲜事物，对难以转变的事物加以拒绝，最典型的如青铜，原本作为一种武器技术在欧亚间传播，一旦进入中原地带后，很快与本地的祭祀传统融合，变成有礼仪功能的炊具和酒器。西方传入的新技术，首先会在“农耕—游牧分界线”地带上被阻隔，或被转化，或被中国化，或被扬弃。“农耕—游牧分界线”地带实际上是早期中国与外界交流与联系的核心地带。

与赵汀阳先生探讨“中国”概念存在于连续演变的状态，以“易”之道为存在方式类似，李零先生也提出过“阴阳割昏晓”的类似说法，把农耕与游牧分界线视为中国大地上的“太极图”里的“阴阳分割线”：并不是平面直线而是立体曲线的分界线把古代中国分成了游牧势力和农业势力两个大区域，“中国”和“夷狄”既对立又统一，不断吸引、旋转，使“中国”连续演变而扩大。

同时，李零先生也探讨了中国大地上的三条纬度线（横线）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在北纬30度线与40度线之间的中国大地，是古代中国的核心区域，在经济、政治、文化、交通等社会发展综合指标上具有绝对优势。赵汀阳先生指出中原最具特殊性而无可替代的优势资源是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或知识生产系统，是中国旋涡模式的最具决定性的动力。李零先生认为，中国的大地从北到南有三条线：北纬40度或41度上下，属长城线，是农牧分界线，在今秦皇岛、北京、张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包头一线。北纬35度线属黄河线，是中国早期的都城线，在今曲阜、商丘、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天水一线。北纬30度上下则是长江线。介于北纬40度与35度之间的38度线，即今石家庄、太原、榆林、银川、武威一线，则属于中国古代农耕与游牧的反复争夺、南北推移的界线：游牧势力强盛时，必然越过长城线，向南发展，直到占领35度都城线，农耕势力则退守在30度长江线以南采取守势。农耕势力强盛时，则将首都迁往40度长城线，以控驭南北。次则加强38度线的防卫，以保卫35度都城线。

西方史学有“地理决定论”理论，认为人类的生活习惯及其文化特点由其地理条件而形成并有决定意义，甚至人的生理、心理，人口分布，种族优劣，文化高低，国家强弱，经济与社会发展，等等，无不听命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支配。这一理论强调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其思想和论述的出现在国内和国外都是比较早的，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和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都曾有过相关的论断。但直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思想才被大肆宣扬，人们公认孟德斯鸠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自然条件与人的三种关系，其中尤其强调了气候的决定性作用。后来，其他思想家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司马迁线”及其变异的“胡焕庸线”，就是中国版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研究发现，“胡焕庸线”与当代中国干旱与湿润区的分界线、高原与平原的分界线、城市群、交通网疏密程度的分界线，甚至工业基地分布疏密、现代化地域差异都有很高的相似性。

《汉书·司马迁传》中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里司马迁自述创作《史记》的目的时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通变”意识就是一种冷静的历史意识，揭示历史演变之变的自身因素，所以他提出的“司马迁线”就是其深邃的历史目光在中国大地上发现的中国文化演变的一个“常量”。与此常量相联系，司马迁还提出了一个中国“东南/西北”阴阳转换的理论——“夫作事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则是中国文化演变的一个“变量”。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中總结周、秦、汉三朝何以能以西北区域统一东南区域的经验时提到：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虽然司马迁用“或曰”这样不肯定的语句形式，说明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似乎存在着一种“历史规律”，即中国文化萌生于东南方而成熟于西北方，并用大禹、商汤、周、秦、汉的王朝兴衰成亡的历史经验去论证这一规律或观点。如果以“司马迁线”为轴线，既决定了中国文化西北/东南两大经济文化区的长期不变，也决定了西北/东南的阴阳平衡转换：当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西北，在向心力旋涡的第一原动力推动下，进入相对先进的东南，使中国旋涡扩大，国家大一统，完成阴阳面的再平衡，形成新的稳定平衡线，但以农耕—游牧分界线为基线而稍微发生摆动。

这大概就是司马迁眼中的“古今之变”历史周期吧。这一历史周期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多次演示，南北朝以后的隋唐大一统、元和清的大一统都遵循着这个模式，显示了伟大史家司马迁目光的深邃和洞察。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