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斌

1932年5月9日，谢步升被执行枪决，这是我们党反腐败历史上执行枪决的第一个贪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党开辟了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但由于地理和战争环境的分离阻隔，中央苏区各地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财政上也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混乱状态，导致自上而下的指导监督失之于疏、失之于软。随着党员干部权力的扩大和地位的上升，在苏区渐渐出现了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歪风邪气，威胁着红色政权的生存发展。

面对如此严峻残酷、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党和苏维埃政府毅然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节俭经济运动和反贪污浪费斗争，通过建立和启动工农检察制度，加强和改进巡视检查工作，以全覆盖的态势严密监控每个权力运行环节，强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贪污浪费斗争不断走向深入。

中央对江西省和瑞金直属县的巡视检查工作尤其看重。1932年1月12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第4次常委会会议，认真讨论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正剥削工人津贴的行为，决定批准撤销其主席职务，并交工农检察部检查。黄正成为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个被查处的贪官，也是中央直接干预职务任免的第一个县级干部。紧接着，人民委员会第5次常委会会议讨论决定，由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巡视瑞金工作的计划。

随后，临时中央政府陆续指定专人、专线和专项任务，对江西省的工作展开了巡视检查。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毛泽民巡视兴国、万太和赣县等县时发现，各地政府浮支浪费骇人听闻，平均每个区政府每月要用掉四五百元经费。兴国县苏维埃政府热衷于创办冒牌的国家商店，各区乡竞相效仿创办冒牌的合作社，操纵市场做投机生意。鼎龙区苏维埃政府财政科科长、国家商店经理等人，扯旧账、算新账、造假账，贪污舞弊无奇不有。

3月1日，人民委员会第8次常委会决议严惩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严禁各级政府涉足竞争领域与民争利，所办合作社一律转交工农群众接办;撤销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财政部部长等人的职务，送交法庭审判。次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第5号命令，限定日期要求各级政府切实检查各地执行财政统一的程度及遇到的障碍，逐级上报发现的隐藏、贪污等情况。

3月12日，中央组织局重新审查通过了《中央巡视条例》，对中央巡视员的条件、基本任务、工作方法，以及职权、教育与纪律等事项，作了更加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要求中央巡视员必须具备3年以上的党龄，拥有地方党部负责工作的经历，并能正确了解、传达和忠实执行党的路线;强调中央巡视员是中央的全权代表，必须对中央负绝对责任，巡视地方工作必须特别细心，“生活必须下层化，经济必须节省，做一般同志的模范”;必须向各级党部详细解释中央巡视条例，帮助建立各省各地的巡视制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央执行委员会巡视瑞金后发现，该县各级政府吃饭的人多、做事的人少，主席和委员大多文化程度低、工作能力差，还由秘书专政、包办一切;县苏维埃政府耗资上万元修建飞机场仍未完全竣工;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缺乏监督，全县小学校大多有名无实。此外，该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利用搬家的名义大肆收受群众贺礼，还恬不知耻地狡辩说是群众自愿送的。

面对种种贪腐现象，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上任伊始，就带着部下深入临时中央政府驻地云集区叶坪村明察暗访。他查明，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折合大洋上千元，果断批准判处其死刑。但是，中央苏区反贪污浪费斗争的第一枪余音未落，瑞金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又因贪污公款、欺压百姓，被群众匿名举报到中央工农检察部。然而，陈景魁公然煽动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调查人员，甚至指使爪牙在信封里夹寄子弹威胁何叔衡。中央局和中央工农检察部内部也不断有人干预办案。

1932年12月1日，何叔衡签发中央工农检察部第2号训令，要求各级工农检察部立即组织临时检举委员会，全面清洗贪污腐化和动摇消极分子。15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也发出第2号通知，要求各级团组建轻骑队，充当“检举委员会最有力而可靠的助手”。中央苏区的反贪污浪费斗争由此迅速升级，巡视检查工作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改进。

1933年1月10日，苏区中央局审议通过了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纠正过去走马观花式的巡视方式，改变一切脱离群众和下级的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

在中央多管齐下、全面开打的碾压态势下，陈景魁等人终于被押上了刑场。中央政府印刷厂副厂长范束林、中央造币厂会计科科长肖伦海等人，也因贪污3000多元巨款被送上了“断头台”。中央机关还破天荒开办群众法庭，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刘开、中央财政部会计处处长许文亮，以及国家银行职员袁雨山和刘道彬等人，因贪污腐化被判决开除公职。

1933年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第26号训令，首次明文规定了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的量刑定罪标准和惩罚办法，其中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同一天，由中央工农检察部代部长高自立带队，进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展开突击检查。他们从最明显的贪污浪费项目入手，以一件件铁一般的证据，摧垮了相关人员的心理防线，种种贪腐现象暴露在阳光之下。

1934年1月4日，中央工农检察部以中央政府总务厅和瑞金、会昌等处查处的大案要案为例，在《红色中华》发表了《怎样检举贪污浪费》一文，中央苏区的反贪污浪费斗争进入高潮，巡视检查工作开始步入常态化、规范化的轨道。

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定，中共临时中央局正式更名为中共中央局。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省县党部相应成立了监察委员会，专门负责监视检查党内的违法乱纪和官员腐化行为。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更名为中央政府，中央工农检察部升格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由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兼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

中央政府成立了节省经济委员会总会，组建了中央反贪污浪费突击队，首先拿中央一级经手款项的机关开刀，重点盯住经手款项的人，掀起了新一轮的反贪污浪费巡视检查。不到两个月时间，突击队就从中央政府、国家企业和群众团体的17个机关单位中查处贪污浪费分子43人，追缴大洋2053块、棉花270斤、金戒指4枚。中央互济总会财务部部长谢开松、中央造币厂会计科科长凌全香、军委印刷所会计科科长路克勤等29人，也被逐一查明贪污浪费事实，送交法庭判决。

中央一级反贪污浪费取得的经验和成果，被同步运用、扩大到地方各级。于都县在推销公债、收集粮食和征收土地税等工作中极其落后，在扩大红军和查田运动中还因强迫命令、侵犯中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来煽惑胁迫群众逃跑，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觉，但中央多次派出专人和工作团巡视检查均无功而返。中央决定由项英亲自坐镇指挥，通过做通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熊仙璧母亲的工作，找到了熊仙璧挪用公款贩卖谷盐的有力证据，顺藤摸瓜查处了一起中央苏区牵涉面最广、性质最恶劣的干部贪污窝案。全县检举了自中央执行委员以下大小贪官124人，其中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刘仕祥等人经审判被执行枪决。

中央苏区反贪污浪费的巡视检查工作，貫穿于中央苏区从创建到长征前的全过程，穿插在各项中心任务、突击运动和经常工作之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放松过。

在中央苏区历时近3年的反贪污浪费斗争中，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在自上而下的巡视检查中显露踪迹，绝大多数贪官都是在纪检监察机关的监视督促下落网法办。据不完全统计，仅1934年4月至7月，中央苏区各级政府的经费开支总计节省了130余万元。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3月，瑞金县追缴到的贪污赃款高达6000多元，公职人员从1340人裁减到831人，行政经费从7466元压缩到1766元。

中央苏区卓有成效的反贪污浪费巡视检查工作，不只是节省了有限的资源，缓解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剔除了自身肌体内的“病灶毒瘤”，促进了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诞生，并为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巡视检查工作提供了现成的经验。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