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之言在战国时期一时盛极，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墨子是中国最早自觉认识并总结提出科学方法论的思想家之一。墨子从民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构建出了“三表”的理论评价方法，并提出了“察类明故”的指导原则。墨子认为，为政者施政行事要运用“察类明故”的思想方法，从“考圣王事”“察民之实”“观民之利”三个方面加以参照。这体现了墨家治国理政思想中尊重历史经验、以人民利益为本的基本立场。在现代视野下审视，可从《墨子》三表法所提倡的“本”“原”“用”三个重要方面了解和学习墨子“察类明故”的方法论思想。

关键词：墨子;三表法;察类明故

中图分类号：B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2-0169-04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极具盛名的思想家。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在当时极具影响力，故孟子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5903，韩非子将儒、墨并称为“世之显学”[2]。作为“农与工肆之人”[3]67的代表，墨子胸怀着的是“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3]424的为民请命的理想信念，肩负着的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3]118的兼济苍生的使命担当。即便是辟墨的孟子，亦不由感叹：“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1]6025。

为了实现造福于天下生民的期愿，墨子率先意识到了科学原则和哲学方法论的重要性，认识到科学的方法论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墨子从民本立场出发，构建出了包括“本”“原”“用”“三表”的理论评价体系，提出了“察类明故”的指导原则。墨子认为，为政者施政行事要从“考圣王事”“察民之实”“观民之利”三个方面加以参照，依照“察类”“明故”的思想指引，以实现“爱利万民”[3]77的价值目标。这些理论方法背后亦无不透显着墨子殷切的民生关怀和笃实的民本精神。

一、三表法与“察类明故”思想的提出

“讲民本”是墨家文化的重要核心理念之一。墨子从平民立场出发，提出了指导为政者民生建设的“三表法”。墨子言曰：

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连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3]400

在这里，墨子所述的“表”又称为“法”“仪”或“法仪”，指的是标准或方法。“三表法”所指即是三种衡量标准和指导原则。墨子是中国最早总结出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论的思想家之一，其原因就在于墨子最早意识到了树立正确行为导向和价值指引方法的重要性。墨子认为，失去标准就无从辨别是非利害，一切也就难以谋求而不可明知其由。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无法做到“察类明故”，也就无法实现“爱利万民”。如是，墨子正式提出了“三表法”：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3]400-401

墨子认为，衡量为政者的政治思想（理论）和作为是否可行，要从“本”“原”“用”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所谓“本”“原”“用”，即“本源”“原因”“效用”。具体来说，也就是考究其本源，探索其原因，审查其效用。概言之，墨子所提出的三表法即为“考圣王事”“察民之实”“观民之利”，其依据与目的在于“爱利万民”，体现的是墨家以民为本的立场与兼济天下的精神。归结一处，墨子所追求的是为政者如何能够更好地施政于民，为政者如何行事才能够给民众带来最大的利益。

与三表法密切联系，墨子在方法论意义上首先提出了“类”与“故”的概念，以此为明辨是非、审查异同而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在墨子看来，“类”是事物的类别与分类;“故”是事物发展的原因、根据或人们行动的目的，同时也是事物发展的一种结果。“察类明故”就是要求人们在认知事物时合理分类，找出各类事物的同异、因果及其演变依据，以探索前后的发展联系，达成预期的行为目的。墨子强调，“察类”与“明故”密不可分，“明故”以“察类”为基础，非“察类”则无以“明故”。因此，“明故”就意味着合理，就代表着持有正义的主张，站在正确的立场之上，也只有通过“察类”才能够做到“明故”。故墨子云：“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3]220

可见，墨子所讲的认知与辨别方法，不仅注重“类”的效果，也强调“故”的作用;只有“察言之类”，才能“明其故者”。其实，墨子作为广大社会民众的代言人，更希望的是为政者施政行事以“察类明故”作为指导思想。墨子主张的是为政者一切从民众利益处着眼，站在平民角度之上，科学运用“察类”“明故”的指导思想，思索并解决民生问题，落实以民为本的基本原则。如是，为政者“察”诸多政“类”，“明”以民本为“故”，方可“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3]642。

综上所论，三表法即“考圣王事”“察民之实”“观民之利”，其依据与目的在于“爱利万民”，这也是墨家民本精神内涵的外在体现和落实。为政者只有按照“察类明故”思想的要求，做到了“察”诸政之“类”，“明”民本之“故”，才能“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察名实之理”。由是可见，墨子的三表法与“察类明故”思想密不可分且一体相融。两者既同为明辨是非、审查异同的理论方法，又同是体现以民為本、民生为重的思想主张。其实，墨子所提倡的，就是为政者“察”“本”“原”“用”三表，以“明”民为邦本、民为政基之“故”。

二、“察”圣王之“类”，“明”鉴史之“故”

在三表法中，墨子提到了“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这表明了为政者要善于将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圣王事迹）作为施政行事的参照。在墨子看来，“若昔者三代圣王，足以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圣王足以为法，然则姑尝上观圣王之事”，即上古三代的圣王足以作为效法的对象以树立起辨别是非的标准，以此建立准则就要察看圣王的作为和事迹。这其实就是要求为政者首先做到对于“圣王之事”的“察类”。所以，墨子说：

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3]414

墨子认为，只有圣王出现天下才能实现大治：为政者效仿圣王作为，依循圣王事迹，才能实现“古之圣王之治天下”[3]97的治世理想。故墨子对“圣王之事”推崇备至，在《墨子》中列举了诸多的“圣王”事迹，为后世为政者施政行事以作参照。纵观《墨子》全文，“圣王之事”涵盖了墨子的“十论”思想，尽管其中的一些具体主张或已脱离时代，但这些思想中大多对于我们现代的社会生活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更何况墨子三表法所提倡的“考圣王事”具有的现代意义还在于其方法论的指导价值。概言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的“察类”所指的是，对历史上依旧符合当今时代要求的成功案例的效仿和学习，对当今仍有益的以往治国理政的经验的汲取与吸收。

所谓“本”，即为“故”，也就是“察”“圣王之事”此“类”的本源。“本”“故”其实所指的就是成功的历史经验，要求的是为政者决策前要对以往治国理政的成功案例加以深入考察，充分汲取间接经验，以做到“以史为鉴”。换言之，这就是要求为政者施政时以历史案例作一参照系，以历史经验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阐述治国理政新理念时大都体现了对历史经验的学习和运用，在讲话中屡屡引用经典古语与历史典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的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4]。“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5]

三、“察”民情之“类”，“明”爱民之“故”

在三表法中，墨子讲到了“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这要求为政者要体察民情，听取百姓对其执政施策的反馈意见，据此适时调整、不断完善相应举措以改善民生。具体来说，为政者要通过深入基层考察各项政策指导下人们的实践活动，以了解人们实践所取得的真正实际效果，在此基础上对施行的政策加以坚持或改进。其实，这就是要求为政者做到对于“察民之实”的“察类”。所以，墨子说：

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请惑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3]337

可见，墨子主张以天下民众的耳目之实作为判断是非有无的重要基础。在此事实基础之上，墨子又告诉为政者，“察”“百姓耳目之实”之“类”所需“明”其中之“故”，即为“察民之实”背后所蕴藏之“原”。其实，三表法的“原”即为墨子一贯主张的爱民思想。为政者只有本着爱民之“原”才能获得民心之所向，方可实现天下大同的治世理想。具体来说，即是要求为政者施政行事“察”“百姓耳目之实”之“类”，以“明”爱民之“故”。

以现代的视野来解讀，“察民之实”与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相背离。“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6]，它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执政施策时，要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多听取来自于群众的声音，着力解决群众强烈反映的问题。为政者只有亲身实地实践、深入考察民生民情，才能做出最有利于人民群众、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正确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气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7]698。这种鲜明的人民立场所反映的就是墨子“察民之实”的爱民之“原”。所以，本于爱民之“原”，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所谓“知政失者在草野”“人心就是力量”，说的就是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才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因此，出自于爱民之“原”，为政者要做到“察民之实”，了解各项政策在群众当中的反响，让人民来评价各种为政举措。

四、“察”民利之“类”，“明”利民之“故”

在三表法中，墨子强调了“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要求的是为政者要通过考察决策对于改善国计民生的实际效果，以判断施策是否得当。正如《兼爱下》篇中所指出：“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3]176即如果施行的政策不能够给民众带来好处，那就不能继续采用;反之，如果政策是有利于民众、能够给民众带来实惠，那就要坚持执行。

接下来，围绕着“观民之利”的命题，墨子提出了“志功合一”的主张，即将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考察道德的评价机制。出于对同样具有善的意义的效果却可能来自完全相反动机的考量，墨子说：“合其志功而观焉”[3]735，表达了对于“志”的重视，将其作为与“功”一同结合起来评判政治道德的重要标准，并认为为政者只有做到“利民”的“志功合一”才能是民生真正的托付者。同时，墨子又非常重视“功”，强调效果在道德评价中的作用。《墨经》上说：“功，利民也”[3]473，道出了“功”之所指就是为政者利民之举的义理。《非攻》下篇亦提及了为政者利民之举愈多则功劳愈大：“利人多，功故又大。”[3]218

可见，墨子十分重视功利的价值，其毕生其实都在致力于使为政者治理下“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3]304。特值一提的是，墨子提倡的功利价值观与近代西方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相异趣，差别在于墨子是以利民为目的而不是为手段。这也充分反映了墨子政治伦理思想所具有的强烈人民性之要义。所以，所谓“志”就是“爱利万民”的动机，“功”就是为民众谋求利益的成就。“志功合一”中的“志”“功”，其实也就是“察”民利之“类”背后所蕴藏着的“故”。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政府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比之以墨子的“观民之利”的利民思想，与“三个有利于”指导思想中的“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民生关切不无暗合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提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改革全面深化呈现新态势的宏观格局下，提出的关于改革成效评价的重要标准[8]。其实，“两个是否”可以认为是对“三个有利于”的新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或与墨家“观民之利”的利民思想不无关系。

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这与墨子所主张的“察民之利”的利民思想亦旨趣相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检验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利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7]698。这种鲜明的人民立场所反映的亦是墨子“观民之利”的利民之“用”。

结语

墨子从民本主义立场出发，构建出了三表法的理论评价体系，提出了“察类明故”的方法论思想。他认为，为政者施政行事要从“考圣王事”“察民之实”“观民之利”三个方面加以“察类”，以做到“明”其“本”“源”“用”之“故”，实现“爱利万民”的政治理想信念。读《墨子》不啻为了解墨家政治思想精粹，学习其心系民生以造福于民之优秀品格的一条重要捷径。《墨子》中譬如三表法、“察类明故”思想在内的诸多真知灼见仍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弘扬。经过现代视野下的重新认知和解读，我们认为，当代治国理政要学习和借鉴墨子三表法的理论评价方法及“察类明故”的指导原则，把它们作为加强党员干部政德修養的精神滋养。在现代视野下审视，我们可以从《墨子》三表法所提倡的“本”“原”“用”三个重要方面了解和学习墨子“察类明故”的方法论思想;以古照今，广大党员干部修身为国、勤政为民，亦可通过观《墨子》以获得有益镜鉴。

参考文献：

[1]阮元.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456.

[3]吴毓江.墨子校注[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4]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4（01）.

[5]杜洪雷.习近平从历史中借鉴了什么[N].齐鲁晚报，2014-10-14（A05）.

[6]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307-322.

[7]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8]吴毅君.改革评价标准：“两个是否”对“三个有利于”的新发展[N].光明日报，2017-06-02（11）.

作者简介：宫浩然（1996—），男，汉族，山东枣庄人，单位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研究方向为子学文化、儒家文化。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