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纪录片的叙事创新与价值呈现

2022-07-08余奇敏陈宁芷

决策与信息 2022年7期

余奇敏陈宁芷

[摘要]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我国广大的新闻工作者、自媒体作者和普通民众以各种方式加入到疫情纪录报道中，创作出一批叙事方式新颖、人文价值深刻的抗疫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在国内外各类媒体和平台播出并受到广泛关注，成为人类守望相助、勠力同心、决胜抗疫之战的珍贵影像记忆文本。这些与疫情有关的纪录影像往往由多元创作主体进行内容生产，呈现出多维视角的抗疫叙事特征，并形成了多渠道、全媒体的传播格局。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指导的抗疫纪录片《一级响应》聚焦武汉抗疫故事，其纪实创新实践在众多同类型纪录片中颇具代表性。在叙述方式与文本策略上，它运用多重影像文本构筑的全景式叙事，融合视听语言创新的纪实性叙事，彰显人文情怀的英雄化叙事。这些创新不仅让作品表达层面新颖生动，同时也能更好地传达纪录片的主题内蕴，使纪录片在记录抗疫历史、铭记集体记忆的本体功能上，呈现出切合中国文化传统和时代需求的多元共享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纪录片;媒体融合;《一级响应》;叙事创新;社会文化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G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7-0085-12

加缪（Albert Camus）在《鼠疫》中写道：“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的暴发引得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媒体纷纷响应，试图用各种方式记录这一“正在发生的历史”。在众多的媒介形式中，纪录片是较为特殊的一种。作为一种跨文化、跨时空的媒介形态，纪录片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使命：记录现实，见證时代;反思历史，保存记忆;对话文明，沟通思想[1] 8-15。在此次疫情中，纪录片凭借“真实性”“贴近性”以及准确而生动的叙事表达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光影档案。

一、疫情纪录片整体呈现的特点

疫情期间，众多的新闻工作者、自媒体作者和普通网民广泛投入到记录现实的行动中，创作出丰富多样的纪实影像。《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21）》显示，2020年全年上线的疫情纪录片共44部[2] 1140。到了2021年，我国的疫情题材纪录片数量已经超过90部。

以疫情为主题的纪录影像在疫情形势之下发挥出新闻纪实、信息传递、科学防控的媒介作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关切、缓解了公众焦虑、凝聚起社会共识。随着全媒体、全社会影像记录的参与，疫情纪录片逐渐刻画出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抗疫图景，传达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并且成为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抗疫故事、展现中国抗疫成果、输送中国抗疫经验的重要媒介载体。

整体来看，这些与疫情有关的纪录影像往往由多元创作主体进行内容生产，呈现出多维视角的抗疫叙事特征，并形成了多渠道、全媒体的传播格局。

（一）多元主体的内容生产

以央视为代表的传统电视媒体在疫情中发挥了“领头羊”的重要作用，体现出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是疫情纪录片创作的中坚力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挥自身的影视资源和平台优势，在疫情暴发之初就率先开始了系列电视纪录片创作。其中有的纪录片从国家层面展开宏观叙事，如时政纪录片《人民至上——习近平指挥战“疫”进行时》《为了人民——人民军队支援地方疫情防控纪实》全方位展现了党中央举全国之力开展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充分展示了我国人民军队在疫情中的使命与担当;也有以全景视角记录全体中国人民凝心聚力、科学抗疫的《同心战“疫”》《2020春天纪事》。此外，地方电视媒体也展开了积极行动，包括北京卫视、深圳卫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广东卫视等在内的电视台运用影像来讲述各省市坚守岗位、逆行驰援的医务工作者的故事，对地方抗疫工作做了全方位纪实与总结（见表1）。特别是上海广播电视台SMG纪录片中心创作的《人间世·抗击疫情特别节目》延续了《人间世》系列医疗题材纪录片的突出品质和良好口碑。

视频新媒体是疫情影像记录的“轻骑兵”，在疫情突发的形势下以其“短、平、快”的传播特征突出重围。抖音、快手、梨视频等短视频平台自疫情开始就汇集了大量由普通网民拍摄的纪实影像，为疫情纪录片创作累积了平民化的原始素材。例如清影工作室和快手联合制作的抗疫公益纪录片《手机里的武汉新年》选取了来自快手平台的112条短视频，记录了平民视角下的武汉庚子新年。同时，哔哩哔哩、腾讯、优酷、爱奇艺等视频新媒体也发挥其独特优势，通过独立制作或者联合制作的方式推出了《新冠肺炎：与魔鬼的战斗》《冬去春归—2020疫情里的中国》《中国面孔》《战疫启示录》等多部网络新媒体纪录片（见表2）。

与传统电视媒体和视频新媒体相比，身处风暴中心的个体创作者对疫情的感知更加直接、反应也更加迅速，成为最早一批用影像记录疫情的群体。早在2020年1月，居住在武汉的Vlog博主林晨就开始拍摄封城期间的影像，他的视频描绘了疫情暴发初期武汉的城市面貌和民众的种种反应，成为当时外界了解武汉的重要窗口。与此同时，另一位网名为“蜘蛛猴面包”的武汉视频博主林文华的《武汉日记2020》系列视频呈现了抗击疫情过程中城市的凝聚力和人民的非凡勇气。比较特殊的一位独立影像工作者是来自日本、疫情期间居住在南京的纪录片导演竹内亮，他的纪录片《南京抗疫现场》直观呈现了疫情防控下南京的日常生活，随后创作的《好久不见，武汉》记录下复苏之中武汉的烟火气，消弭了许多人对武汉的偏见，《后疫情时代》则展现了中国在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逐步复工复产时各行各业的状貌。专业的媒体机构和独立影像工作者之外，在疫情影像记录中占更大基数的创作者要数拥有手机、相机等便携摄像设备的普通网民，他们拍摄的手机视频、短视频作品等也成为疫情之下的常态化“泛纪实”形式。这些专业或非专业的个体创作者往往具有敏锐的记录直觉和素朴的洞察力，又因身处其中而无限靠近疫情的发生现场，这都使得他们自发记录的影像具有自然的现实贴近度、蓬勃的生命力度与醇厚的情感浓度，成为疫情纪实影像创作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浪潮（见表3）。

传统电视媒体、视频新媒体平台、个体创作者等多元创作主体的参与，不仅丰富了纪实影像的内容与形式，也共同构成了疫情题材纪录片立体的生产与传播格局。疫情从源头上改变了纪录片的内容创作形式，也拓展了纪实影像创作者的边界。专业化的纪录片影像生产流程被打散并重新分发给不同创作主体，普通大众的创作主体身份被发现并重视，短视频、Vlog等成为疫情纪录片的重要影像资源。“内容众筹”成为疫情时期的主流创作方式，构建起融媒体时代疫情纪录片“UGC+PGC”聚合加工的内容生产模式，极大地丰富了纪录片叙事文本、叙事主体与话语表达的多样性。

（二）多维视角的抗疫叙事

重大公共事件题材纪录片最普遍的叙事思路是从宏观扫描到微观聚焦，将镜头对准一个或多个群体，从不同的主人公视角切入事件并展开故事叙述。纵观疫情题材的纪录片，既有全面展现中国抗疫历程的全景视角，也有微观记录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个体叙述，但更多是从特定的对象进入一个群体，从“我”到“我们”。

群体性叙述视角的疫情纪录片多将故事集中在一个群体之中并由此展开，出现频率最高的群体是医务工作者，其次是肺炎病患和隔离家庭。爱奇艺出品的纪录片《中国医生战疫版》深入跟踪拍摄武汉4家医院，记录了支援武汉的8个医疗队、30多名医护人员的抗疫故事。《人间世·抗击疫情特别节目》《我的白大褂·抗疫日记》《生死金银潭》等纪录片呈现了上海、深圳、武汉等地医务工作者与疫情的抗争。《金银潭实拍80天》《那个被感染了的急诊科女护士》等记录了新冠肺炎患者的生死时刻，浓缩了疫情中千万病患的遭遇与情感。《被遗忘的春天》《疫情下的家》《方舟》等纪录片则将目光聚焦普通家庭，记录疫情之下家庭场景中的伤痛与悲喜。此外，也有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疫情中的社区村庄、医院建设者、物业工作者、求学或工作的年轻人以及企业集团（见表4）。

微观视角的疫情纪录片往往聚焦疫情中个人的抗疫行动、生活境遇与人生转折，因其偏于私密的个人化叙事视角，在人物刻画方面更细致立体，对故事挖掘深入而深刻。纪录片《刘良：中国首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者》揭秘了作为法医病理学教授的刘良在世界首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过程中的工作细节，体现其厚重的家国情怀。《空荡荡的街头，到处都是方向》则讲述了武汉封城期间外卖员老计的故事，通过对网红、外卖员、英雄等身份标签的回应刻画出“大时代背景下人之机遇与命运”。与上述纪录片相比，《口罩猎人》的主人公则从事着一项更加小众的事业，该片运用Vlog式的记录手法跟踪拍摄了一位在混乱无序的防疫物资国际市场上进行跨国采购的年轻人，见证了一段跌宕惊险的疫情风云。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文化贴近性层面的“自我”与“他者”出发，将疫情纪录片的叙事视角进行二分，即“自述”与“他述”。“自述”是基于文化内视角的纪录片讲述，满足的是同一文化内部纪录片受众的需求[3] 8-11，与“自述”相比，基于跨文化客观视角的“他述”更能满足海外观众的偏好。《同心战“疫”》《海南岛纪事》等纪录片邀请了在华外籍人士来讲述他们在中国的抗疫故事，日籍导演竹内亮则在前后三部纪录片中以外国人的视角深入南京、武汉等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过程。借助在华外国人的“他者”身份，我国疫情纪录片不仅能在“他者”文化环境中获得更好的关注度与接受度，也有利于构建具有说服力的中国抗疫故事与多维立体的国家形象。

（三）多线并行的传播格局

近年来，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的进程中不断深入，逐步拓展自身的新媒体传播渠道[4]，深化与各类视频新媒体平台的合作，实现了“资源通融、内容兼容、宣传互融、利益共融”[5]，这也为疫情纪录片提供了全媒体融合传播的多方平台。在疫情纪录片中，有超过28%采用了大小屏联动、网台多渠道分发等方式进行传播。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快手制作的《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在央视纪录频道、微9、央视频以及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并在快手、虎牙发起直播。纪录频道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在央视频平台的累计播放量为135.5万次，在第三方平台中，各平台累计播放量为945.6万次[6]，并有超过9000万人在快手、虎牙观看了直播。

中国抗疫纪录片还积极“出海”，通过海外平台投放、中外联合制作发行、国际友人合作等方式进行国际化跨文化传播。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中国国际电视台）推出的英语新闻纪录片《武汉战疫纪》《武汉24小时》向国际社会展示了疫情中武汉的真实动态，而《中国抗疫志》《中国战疫纪》则向国际社会展示了疫情防控与治理的中国经验。纪录片在CGTN英语频道、CGTN官网、App以及各海外社交平台账号（YouTube、Twitter、Facebook）全网推送，其中《武汉战疫纪》在播出一周之内获得视频观看量1689万，互动量45.8万，并被海外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5家境外电视频道和新媒体平台采用1，在国际上引发强烈反响。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有关疫情题材的纪录片生产进入相对“井喷期”，直至目前，以反映疫情现实为主题的纪实影像仍产出不断。其中，不乏形式新颖、制作精良的优秀之作。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和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五集纪录片《一级响应》在2022年第十九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获得金红棉大奖。与同题材纪录片相较，该片在叙事方式与文本策略上别具匠心，很好地将叙事创新与价值表达融会贯通，实现了纪录片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使命，给同类型的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范本。

二、疫情紀录片的叙事创新——《一级响应》的实践

《一级响应》是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指导的抗疫纪录片，于2021年4月武汉纪念城市解封一周年之际在多个平台播出。该片以时间为线索，聚焦武汉在抗疫关键五个月内发生的故事，五集系列合成一幅武汉全民抗疫的生动画卷，真实质朴而叩击人心，其纪实创新实践在众多同类型纪录片中颇具代表性。

（一）多重影像文本构筑的全景式叙事

《一级响应》在叙事影像上表现出文本选择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片中的影像资料可以分为纪实影像与既得影像两个主要类型。通过整合多重影像文本，《一级响应》获得了全景式的叙事视角与多元化的叙事方式，将武汉的抗疫斗争进行可视化、全方位的呈现。为武汉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抗疫记忆提供了多层次、立体可感的视听文本。

1. 纪实影像——纵观全局的“上帝视角”。纪实影像是纪录片中最主要和最常见的影像形式，以其客观性、真实性特征决定了纪录片独特的话语方式。

《一级响应》中主体部分的影像内容来自现场拍摄，纪实影像在纪录片中以时间为横轴、空间为纵轴，镜头覆盖了武汉抗疫的主要场景和全部过程。从“战疫一线”金银潭医院到“后方根据地”友谊社区，从疫情暴发、病例溯源到封城攻坚、全民响应，通过一手影像资料，观众得以了解抗击疫情的五个月里武汉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与斗争。此外，片中还穿插运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新闻素材，如央视报道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武汉城市封控等。新闻素材作为纪实影像的一种出现在纪录片中，以官方、庄重的话语方式突出地展现了与疫情相关的重要事件以及政策导向、医疗举措，帮助观众梳理疫情发生发展的主要时间节点，搭建了对武汉战疫整体记忆的时空框架。

除了实地拍摄内容和新闻素材，《一级响应》还通过现场照片、方舱监控视频、城市道路监控视频等不同类型的纪实影像，为事件的呈现提供多样的视点。大量纪实影像的铺陈如同为观众搭设了纵观全局的“上帝视角”，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去，战疫的硝烟都近在眼前，回首往事都恍如昨日。

2.既得影像——观照自我的“凡人之眼”。既得影像（Found Footage）又称拾得影像，是电影理论中的一个影像素材概念，也是后现代主义电影创作实践中的一大类型，其中的“影像”指由摄影工具直接录制，未经后期加工处理的原始素材，“既得”则限定影像必须是已被发现的。从广义来看，既得影像可以用来描述所有的“二手影像”或者“由别人拍摄的素材”[7]。具体到《一级响应》中，可以用来指称那些非专业机构和影视人员拍摄的内容，在片中表现为手机拍摄、以竖屏形式出现，多以见证者、当事人的视角记录了武汉封城时刻，门诊人满为患等媒体记者没有及时捕捉到的重要瞬间，使普通人以“公民记者”的身份参与了这场突发事件的报道和记录，他们的个人叙事也成为媒体叙事的重要补充力量。

“录像设备既是屏幕和镜子，为监控真实可感的世界提供技术基础，同时也是一幅具有反射效果的表面，用来记录自我”[8] 185。《一级响应》中的既得影像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第一人称的个体叙事，例如新冠肺炎患者阿念的“方舱日记”和医务人员的视频日记。日记式的私人化记述承载了个体心理抗争与创伤疗愈的过程，透过自我映射的“镜子”，“人”不再是灾难性事件中可替换的，面目相似、功能一致的角色符号[9]，“人”的主体性被确立且得到尊重。对观众而言，上帝视角造成的疏离与割裂被主观性、贴近性的切肤之感消弭，随之而来是更具共鸣感、代入感的观看体验。

（二）融合视听语言创新的纪实性叙事

纪录片受限于立足真实性的影像原则和客观性的创作手段，往往鲜见前卫、炫技、实验性质的影像表现手法，而是尽可能采取平实质朴、自然流畅的叙述方式。但《一级响应》却另辟蹊径，通过多种蒙太奇手法和互文性文本，赋予纪录片某种程度上的戏剧性美学趣味，提升了纪录片的视觉表现力[10]，带给观众耳目一新、耐人寻味的审美体验。

1.蒙太奇技法的运用。分屏和快切镜头组合都是一种在视频段落中增加画面信息量的处理方法，通过在短时间内同时呈现多个叙事场景，达成压缩叙事时空、加快叙事节奏、营造叙事张力的效果。《一级响应》第五集《五月》主要讲述经历了76天的封城和五个月的艰苦抗疫之后人们如何继续生活，片中并没有大篇幅回顾过去，而是将空荡荡的方舱医院、戴口罩的脸庞、疾驰的救护车、紧张的急救室、小区的隔离挡板等零碎镜头以快切的方法进行组接，将与疫情紧密相关的视觉符号相互堆叠。通过对特定语境中符号化事物能指与所指的关联与强化，构筑成一条贯穿疫情始终的记忆脉络。同时，画面分屏、黑白影调的后期手法营造出碎片化的叙事基调，如同一段生命旅程的幻灯片在脑海中闪回，唤起人们共同的战疫记忆。

武汉民谣歌手冯翔创作的方言歌曲搭配武汉的城市空镜头在《一级响应》中多次出现，这些音乐MV式的蒙太奇段落一方面展现出武汉独特的人文风貌，利用极具地方特色的意象符号，发挥激发群体记忆与唤醒情感认同的锚定作用;另一方面也在纪录片需要克制主观表达与情感宣泄的时刻借助音乐的韵律与唱词延续故事世界的情节与情感，去“叙述”“补白”和“再现”[11]，在寓情于“歌”中发挥表现性蒙太奇的修辞功能。例如第一集《一月》结尾处的《汉阳门花园》，故事讲述到武汉封城，病毒人传人属性的确定、病例的集中暴增使得城内的医疗资源告急，武汉正处于危急关头，歌词中的武汉多彩繁华、欣欣向荣，镜头中的武汉却是山雨欲来、黑云压城。声画间的巨大反差营造出戏剧性的冲突效果，将疫情“起”与战疫“承”之间的情绪铺垫推向高潮。

2. 互文性文本的组合。对于纪录片而言，影像无疑是最具表现力的载体，但在《一级响应》中，声音尤其是同期声和人声的运用非常突出且独到，它与影像互补互衬互动，和照片、字幕等强调视觉元素的材料叠加组合，在化繁为简中达到“1+1>2”的特殊互文效果。如第一集《一月》中使用了来自武汉市市长专线的录音素材，这条专线在疫情暴发时期专门受理市民的各种诉求，民众的各自境遇和彼时彼刻的情绪如同江河合流，在这里汇聚成波澜壮阔的声音场。第二集《二月》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队领队朱畴文用声音记录了他支援武汉的见闻与感触，讲述了作为医生救死扶伤的责任，也袒露出不忍与无奈的心声。

沃尔特·翁（Walter J. Ong）指出：视觉起分离的作用，听觉起结合的作用。视觉使人处在观察对象之外，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声音却汹涌地进入听者的身体[12] 53。面对纷繁多样的音视频素材，《一级响应》的创作者将具有互文性的视听文本相互聯系，以听觉资料为主导，以观看者为沉浸感的建构中心，拉近主客体之间的感官与心理距离，打造观众对声音环境在“互渗”感受中的神秘体验[13]。用空镜搭配市长专线通话录音进行可视化呈现，观众得以窥见武汉疫情早期，城内的人面临的困境，以及内心的恐惧与焦虑;将黑白色调的照片与朱畴文的讲述相结合制作成PPT式的故事讲解，减少了多余信息的干扰，反而使叙事渗透出非同一般的情感力量。

（三）彰显人文情怀的英雄化叙事

纪录片作为“国家相册”无疑要承担记录时代精神、体现国家意志的宏观叙事使命，但同时，纪录片也必须落实到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件的描写，在知微见著中阐发其深层主题。因此，《一级响应》通过挖掘典型代表人物，将他们的情感体验与人性闪光点编织进纪录片的线性结构中，描绘了一幅可见的“平民英雄”群像。透过纪实影像铭刻疫情之下人们身体与心理的双重体验，在细节性的生命叙事中彰显其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

1. 可见的英雄群像。《一级响应》对武汉封城期间的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进行了切片式、微觀化的呈现，塑造了典型的英雄人物形象和普通的英雄市民群像。片中焦点式的典型人物既有以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为代表的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医护人员形象，也有以成冬为代表的无私奉献、挺身而出的志愿者形象，还有以阿念、钱珞珈为代表的坚韧顽强、乐观豁达的患者形象。通过聚焦这些典型人物，纪录片清晰刻画了参与武汉抗疫保卫战的行业英雄与平民英雄，并在个体与群体的转喻关系中以小见大，从个体的主动选择中折射出“众志成城，齐心抗疫”的集体意识。

除了焦点人物，《一级响应》还为观众呈现了隔离在家的普通市民以及生计受到重创的小商铺老板的生活。这些背景式的人物没有参与抗疫一线的紧急救援，也没有机会走出家门参加志愿服务，但他们遵守防疫规定、舍小家保国家，也为武汉保卫战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们身上具备的集体主义意识和乐观豁达、深明大义的精神，体现出中国人民在面对大灾大难时朴素的处世哲学，也是中国能够战胜疫情的终极法宝。

2. 可见的生命故事。《一级响应》尽量避免脸谱化、符号化的英雄形象，没有将人物塑造成不知辛劳、一味奉献的钢铁巨人和“圣人”，而是正视他们的身体病痛与精神创伤，不回避恐惧与脆弱的情绪表达，通过丰富的细节叙事使人的形象“跃然纸上”，细致刻画每一个拥有复杂情感体验的生命个体。

第二集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队领队朱畴文在录音中讲到医护人员在“红区”的经历时，声音哽咽地说“都还是孩子”。一句“孩子”的称呼，是他身为医疗队领队对自己队员的心疼和惭愧。第五集中，一位失去老伴的“爹爹”独自从医院回到家里，在满屋杂物中收捡出妻子的假发和衣物，在空荡的房间里茫然四顾，物是人非的场景，将人在灾难面前的脆弱与无力展露无遗。不同于虚构的戏剧化影视作品，纪录片需要靠生活化的细节来增强真实感，靠传达情感来激发观众共鸣，影片中细节积累越丰富，生活的真实度就越高，情感表现也愈加自然[14]。《一级响应》透过丰富的细节与视听语言挖掘并呈现人物的内心，观众借此想象置身疫情漩涡中的每个人的遭遇，更让我们看到个体生命抗争的顽强信念与人性光辉。

《一级响应》寻求突破与创新的启示在于，当下的纪录片创作应该打破视听艺术形式之间的藩篱，不断丰富叙事手段，拓展纪实美学边界，探索纪录片叙事创新的多种可能性。同时，抗疫题材纪录片要敢于直面复杂的现实与伤痛的记忆，以“为时代注脚、为生民立传”的使命担当实现纪录片的社会价值引领作用。

三、疫情纪录片的价值呈现

作为最具现实关怀的影视文本形态，纪录片在纪实性叙述中也融入了人们对社会文化的体察与感悟，传达着人们对自身处境与社会变革的种种思考。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社会事件直接影响了当下个体的生命经验与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甚至影响到国家社会秩序与各国间的关系。疫情纪录片以记录疫情期间发生的事件与经历为主要内容，叙事方式创新不仅赋予了纪录片别样的视听感受，更重要的是，通过叙事创新，开掘作品的深层主题，将事实与事件中蕴含的社会文化价值更为直观、真切和富有感染力地传达出来。如学者所言，特定时期、特定题材对纪录片创作也提出了价值重构要求。“所谓价值重构就是价值选择的结果，是纪录片关于社会和人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的过程”[15] 1，纵观疫情纪录片实践，除了承担影像纪实、记忆建构、社会动员等本体职能，同时呈现出切合中国文化传统和时代需求的多元共享的价值理念。

（一）颂扬“生命至上”的抗疫精神

人是纪录片从诞生之初就不断探索的永恒主题。纪录片说到底是关于人的，一部纪录片的价值，系于影片中人的价值[16] 9-18，146-147。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是与公共卫生、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重大突发事件，因此，人文关怀就成了疫情题材纪录片首当其冲的价值主张，具体体现为对人的关爱与帮助，对生命的关切与救治，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描绘。

疫情纪录片总体上贯彻了关爱个体尊严、价值与命运的人文立场和“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一方面，疫情纪录片从聚焦个人的微观叙事中深入挖掘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传达出对个体生命与情感体验的强烈关怀。上文中分析的《一级响应》中一位医学专家说：“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二原色。”正是情感与理性的深奥复杂才使人类成为万物灵长，也只有通过展现人类在求生意识下“怕”的本能，才越能凸显艰难困境中“爱”之伟大。因为有怕，我们才能认识到团聚的幸福与生命的喜悦;因为有爱，才会迸发出牺牲、责任和良善的人性光辉。也是为了爱，有人愿意跨越千山万水、风雨同舟;有人选择与命运抗争，以病痛之躯守护人民的健康;有以封城为代价拉响国家警报的艰难决策。另一方面，疫情纪录片讲述了众多医务人员和新冠肺炎患者与病毒的生死拉锯，体现了“生命至上”的抗疫精神。《生死43天》中包括钟南山在内的近百名医学专家倾尽全力，挽救一位感染新冠肺炎的孕妇的生命;《同心抗“疫”》《金银潭实拍80天》《刘良：中国首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者》等纪录片展现了新冠患者不治去世、家人选择捐献遗体用于病理解剖的过程，呈现出基于人道主义的对生命伦理、生命价值的深入思考。

（二）宣扬新时代“人民英雄”观

除了以人为本的生命叙事，疫情纪录片还利用抗争性的英雄叙事传扬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人民英雄”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次讲话中提到“新时代英雄观”的命题，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2，“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3，明确了英雄与人民群众的辩证统一关系。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此次疫情中，出现了钟南山、张定宇等时代英雄，涌现出医务工作者、科研团队等集体英雄，但更多的是挺身而出、舍小家保国家的普通人。他们这些人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口中的“人民英雄”，其“英雄”本质都是人类面对死亡、面对自然与社会的各种异己力量的侵害、压迫、扭曲时所产生的一种积极抗争、勇于突破、永不退缩、决不屈服的强烈生命意志[17]。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正如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疫情纪录片的英雄叙事是对良善、同情、勇气、团结等朴素而高尚的道德主张的肯定，它树立起“人民英雄”群像，宣扬的是中国式的集体主义英雄观，而不是西方价值观念里的个人英雄观，并注重挖掘“英雄”背后个人的深层情感动因与精神品格，这是更具现实意义的英雄主义表达。从“人民英雄”的确认与加冕到“英雄情结”的号召与回归，疫情纪录片的英雄叙事唤起了普罗大众文化基因中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众志成城的集体主义道德认同和家国一體的爱国情怀，进一步强化了大众的共同体意识和民族认同感。

（三）传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4;2017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并声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5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力所能及地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提供人员、物资和技术帮助，以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天下情怀。

《同心战“疫”》第五集《命运与共》梳理了中国在疫情暴发之后的所作所为：初期及时通报疫情信息、中期展开战疫国际合作、后期召开分享防治新冠肺炎中国经验国际通报会。纪录片《一个医院的战疫》在东盟国家主流电视媒体播出，为周边国家抗击疫情提供了具体的可视化防疫抗疫工作指南，是中国与东盟构建人类公共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与生动见证6。我国的疫情纪录片刻画了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内斗争与国际合作中的积极作为与大国担当，将积极的中国形象嵌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中，也向全世界发出“开放合作、同舟共济、共战疫情”的真诚号召：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应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呼吁，也是整个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和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疫情向世界发问，人类能否战胜病毒？又将如何战胜病毒？用风雨同舟、团结一致共同抵御疫情的进攻，用真诚交流的态度与“命运共同体”意识回应疫情时期和后疫情时代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现实关切——这不仅是作为一个大国的担当，也是供给疫情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四、结语

“纪录片的首要功能便是记录，记录时代，观察社会，呈现社会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同时，纪录片要勇于思考，对于历史、社会、自然，作出独特的观察和独到的发现。最后，纪录片是一种美学表达，失去美学锐度的创作也就是一种简单的工业体操”[1]。考察疫情纪录片创作实践，我们不难发现，疫情纪录片文本在其表达层与其深层意涵上的互为表里关系。疫情纪录片在影像叙事上融入了具有创新性和实验性的叙事技法，调用多种视听修辞手段对疫情进行“影像深描”和互文性表达，引发人们深度的共情体验。同时秉持人文关怀立场和人道主义信念，从个体生命故事的书写中阐发疫情纪实的价值内涵，从“人民英雄”的道德实践中彰显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话语与刚健有为的大国形象植入“自述”“他述”相结合的跨文化传播，向世界发出团结合作、共战疫情、守护家园的中国主张。因此，总体上看，我国疫情纪录片叙事创新为其价值呈现提供了更富感染力和美学韵味的文本形态，而切合中国传统文化和时代发展需求的多元价值表达则进一步拓展疫情叙事的理性深度，将灾难与伤痛引向人们对生命至上、家国守望、人类发展的思考中。

[参考文献]

[1] 张同道.中国纪录片的文化使命与国际传播[J].艺术评论，2020，（9）.

[2] 张同道，胡智锋.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21）[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1.

[3] 王庆福，陈巧巧. 与“他者”对话：重构“中国故事”的叙事话语[J]. 电影评介，2018，（16）.

[4] 徐锐，陈剑.公共传播时代建设性新闻的媒介角色与生产实践[J].决策与信息，2021，（3）

[5] 张萱.融媒体发展的三个逻辑[J].当代电视，2018，（4）.

[6] 何苏六，李宁.生死时速温情呈现——总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报道中纪录片创作评析[J].电视研究，2020，（6）.

[7] 明朝.电影作为现成品——既得影像电影的基本模式与美学特征[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2）.

[8] Renov M. The subject of documentary[M]. U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9] 闫岩，邹文雪.群像与独像：新世纪以来我国特大事故报道中的受难者形象[J].国际新闻界，2018，（6）.

[10] 张同道.新世纪中国纪录片的美学嬗变[J].当代电影，2020，（7）.

[11] 孔令顺，范晶菁.经典传唱：电视剧音乐的互文性传播[J].中国电视，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