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雨 王晓冉

[摘    要] 抗战胜利后，中间派人士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了喧嚣一时的中间路线。改革开放前，受政治因素影响，学界对中间路线的研究不多，且基本持否定态度。改革开放后，中间路线研究新论迭出。学者们对中间路线的形成、“破产”的原因进行了更加辩证、理性的分析，重新评价了中间路线的价值，并倡导中间路线的党派、刊物及代表人物的思想也进行了较有深度的挖掘。近年来，在取得诸多突破的同时，中间路线研究也遇到了瓶颈，亟需解放思想、转换视角、开拓领域。引入现代化视角，探寻中间路线与中国社会变迁、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国际国内局势发展等方面的关系，应该成为未来中间路线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中间路线;现代化视角;改革开放;第三条道路;国共内战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7-0067-18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抗战取得胜利、人民渴望和平的时代背景下，在国际上美苏冷战、国内国共对峙的历史条件下，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知识阶层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办报刊、造舆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思想，形成了喧嚣一时的中间路线。

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检索了题名包括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中间势力、中间派等名词的文章，相关研究多达近百篇。改革开放以前，学界对中间路线的研究不多，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将其定性为“要中国走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的路线”[1]，学术性研究几乎无从展开。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中间路线研究的突破和进展，与改革开放的推进和随之兴起的思想解放潮流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初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推动下，中间路线开始进入学术研究视野。这一时期的研究尽管进展缓慢，但细微的突破也起到了启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中间路线研究中的诸多结论得到了重新探讨，学术水准稳步提高。进入21世纪，中间路线研究呈现出新的活力，研究视角不断更新，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新论迭出。

2006年，林红明、吴加权著文，从“重要论文和论著”“两个基本概念及其关系”“主要观点综述”“对民盟和中间路线研究的两种倾向”“中间路线研究的意义”五个方面，介绍了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学界对中间路线的研究情况[2]。他们的论述集中在“关于中间路线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上，沒有宏观地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间路线研究的突破情况，更没有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间路线研究的局限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加之历史又前进了15年，因此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间路线的研究状况做一些系统、深入地梳理。

一、从一元到多元：中间路线形成与失败原因的多维度考察

中间路线形成与失败的原因是中间路线研究的基本问题。改革开放前，学界的研究较为单一，多以阶级立场立论。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学界对中间路线形成与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观点更加全面、辩证。

（一）中间路线形成的原因得到了充分的挖掘

改革开放以前，学界简单地把抗战胜利初期国共的均势局面作为中间路线兴盛的原因。方宪玕指出，抗战胜利初期，国共双方势均力敌，“国民党既不足以武力荡平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足以武力推翻国民党”，这给中间势力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以极大的鼓舞。与此同时，国共和谈与政协会议的召开，更让他们坚定了走中间路线的信心[1]。

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对中间路线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入细致的探讨，形成了更为多元的观点。

1. 抗战胜利为中间路线的兴起提供了契机。1945年8月，历时8年的全面抗战落下帷幕。杨宏雨在研究中指出：“在抗日的烽烟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基本爱国力量的一部分，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3]。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在“中间派也是中国人，对于国内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应当表示自己的意见”[4]的理念指引下，积极表达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看法，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国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觉醒的体现。

2. 战后中国走何种发展道路，受到美苏两国的关注。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苏双方虽不可能在中国问题上产生共识，但必然会达成某种暂时的妥协。齐卫平、杨宏雨等人指出，国际上美苏抗衡与国内国共对峙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微妙联系”[3]，中间派人士“从这种均势中受到鼓舞，他们认为在美苏的牵制下，国共两党要想单独推行各自的主张，都为美苏两国所不允许”[5]，只能走妥协、折中的中间路线。

3. 以民盟为首的中间党派发展壮大是中间路线形成的政治基础。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以外的一些进步人士，“爰自为结合，以作团结全国之始”[6] 7，以“三党三派”为基础，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政党;抗战胜利前后，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纷纷成立或改组，更壮大了中间势力的政治力量。

4 .战后欧洲政治发展的示范作用。齐卫平指出，在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形势影响下，战后欧洲一些改良性质的政党，如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某些胜利，对当时中国“中间路线主张的繁衍也不无影响”[5]。

5. 中间路线和三民主义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三民主义是当时国民党官方确认的意识形态，也是抗战时期得到中共认同的政治主张。齐卫平、张丽丽等人认为，三民主义在中间路线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间路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主张，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着较多的承接关系。换言之，中间路线在许多方面都打着国民党无法否认的三民主义旗号，这也是中间路线一度非常活跃的重要原因[5][7]。

（二）对中间路线“破产”的分析更加全面、辩证

中间路线在中国为什么没有走通，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从1950年王波鸣编著《“中间路线”为什么走不通》一书开始，大多数学者喜欢在书稿或文章中使用“破产”或“幻灭”来述说中间路线在中国失败的必然命运。

1979年，宋春提出了中间路线破产的两大原因，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有代表性，其分析方式和思路迄今仍为不少学者所承袭：（1）中间路线的纲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繼续和发展”，不适应时代要求。（2）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间路线失去了存在的主客观条件：①中共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导致中间路线的倡导者迅速分化。②蒋介石对民主人士的迫害使中间路线丧失了存在的条件。③在国共两党通过武力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斗争中，天下之言，不倾向国，则同情共，“中间路线组成人员彻底分化，作为路线本身已经失去存在的可能”[8]。

1982年，田武恩从国际环境因素讨论了中间路线的失败原因。中间路线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这个新的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中国人民都不容许中国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9]。

刘庆旻、于小英等人从中间势力的自身因素出发分析了中间路线失败的原因。刘庆旻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导致中间路线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微弱，又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必然导致其在政治上呈现出“软弱性、妥协性与革命性”相混合的状况，导致中间派“提不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纲领”，并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彻底失败”[10]。于小英认为，民主党派的组织构成具有“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的性质”，“民主党派成分驳杂又不断地分分合合，从而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也是中间路线最终流于失败的重要原因[11]。

从革命与改良的角度分析中间路线失败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大突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武力决定政治，缺乏民主传统”[12]，“中国当时缺乏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环境与条件，党派政治奉行的是实力原则”[13]，“在武力决定政局的中国社会，没有武力的中间党派希望用民主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空想”[14]。刘庆旻、王佩良、刘蓉宝、裴莘等学者均持此种观点。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意识到“中间路线”与“走中间道路”是不一样的。国共和谈破裂，中国最终没有走国共合作、政治协商、民主建国的中间道路，并不能说明中间路线的主张没有价值。2009年，沈绍根在《求索》发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中间路线“破产”正议》一文，明确提出“中间路线不应该被冠以‘破产’之贬词”[15]。陈先初也认为，将主张民主宪政的中间路线的失败归诸“历史必然性”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民主这一历经数百年风雨结成的人类政治文明之果，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民主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国度容有差异，但民主的固有价值只有‘一个’，只要差异不妨碍民主固有价值的实现，就完全可以相互借鉴，甚至兼容。”[16]

二、从政治批判到理性探讨：对中间路线的评价趋于客观、理性

对中间路线的评价是学界研究中间路线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等特定政治背景下，学界对中间路线的评价明显带有政治批判色彩，难以客观公正。吴传启说：“反动派在人民群众中愈是受到孤立的时候，那些力求维护旧世界利益的人们，往往打出‘中间’招牌来混淆是非，欺骗群众”[17]。方宪玕认为，中间派宣传中间路线，实质上是企图“与无产阶级抢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

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获得了比较独立、自由的学术空间，对中间路线的评价出现了不少辩证、理性的新声音。下面笔者从兼亲美苏、调和国共、民主政治、经济路线、土地改革等几个方面分别加以介绍。

1. “兼亲美苏”。在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中间路线的倡导者们主张“兼亲美苏”“充作美苏合作的桥梁，决不作美苏冲突的牺牲品”[18]。方宪玕分析了中间路线“兼亲美苏”的外交方针，称这一方针是“为美国服务，阻止人民革命的胜利发展，使美帝国主义能继续保持对中国的统治”[1]，这一观点是改革开放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改革开放以后，部分学者仍然沿袭这一观点，认为中间路线表面提倡对美苏“等距离”的对外方针，但实际上“亲美甚于近苏”[9]。中间派“把发展民族经济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与支持上”，没有看到“美国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压迫”[10]。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对传统的看法提出了异议。齐卫平指出，中间派“兼亲美苏”的主张，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倾向，一种明显偏向于美国“亲美甚于亲苏”;另一种则以施复亮为代表，明显倾向于苏联、乐于加强与苏联的合作[5]。杨宏雨认为，在美苏双方势力强大又相互对立的国际背景下，兼亲美苏的对外方针是中间派人士谋求生存、实现自身政治主张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国内所能提供的建设资金有限，通过合理利用外国资本与技术来发展经济，有助于加快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间派主张在“不损害国家的主权和国民经济的自立”的前提下，积极利用外资发展民族经济，这一主张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积极称道[3]。

2.“调和国共”。与“兼亲美苏”的外交方针相对应，面对当时国内掌握武装，且基本势均力敌的国共两党，中间派主张“调和国共”——“主张‘各党共存，都能发展’”，在国共兵戎相见的情况下，中间路线的倡导者们希望双方能够歇兵言和，“把那‘趋于极端’的国共两党拉回中间性的政协路线”[19]。改革开放以前，中间路线“调和国共”的主张被认为是“分裂革命统一战线阻挠革命事业继续前进”“想以自己来代替国民党统治中国”，以“实现他们一阶级的民主自由”“阻止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1]。改革开放以后，仍有学者延续这一论调，认为“调和国共”的真正目的是要取代国共，主导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20][21][22]，并指责中间路线把内战的责任归咎于国共双方，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发动内战开脱罪责”[23]。

但越来越多的学者不赞成上述观点，对中间路线调和国共的主张提出了比较辩证的新分析：（1）调和国共的主张，表达了经过长年的战争后“广大人民希望得到家宁邦安的心情”[3];（2）中间派对国共两党虽然都有批评，但“对国民党的批评更多一些”[24]，同时对共产党有一个“由‘不解’到支持”的转变[25] 23，不少中间派的言论明显表现出“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14];（3）在国共和谈时期，广大中间派人士“积极调停国共冲突、反对内战”;和谈破裂以后，“坚持政协路线，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26]，“客观上构成了当时国统区反蒋民主阵线的一部分”[3]。（4）调和国共的目的，是希望国共能通过谈判解决矛盾和纷争，实现国内和平，进而在中国建立起“各党共存，都能发展”的联合政府，“最终求得中国问题的妥善解决”[27]。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抗战后期中共首先提出来的，中间派人士在具体主张上虽然与中共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反对内战、否定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尽管是难圆之梦，但有着明显的进步性[7][28]。

3. 建立“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很多，其政治主张大同小异。大体而言，1945年10月，民盟提出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表达了中间派的共同愿望。这一主张包含政治公开化、多党合法化、军队国家化、思想多元化，以及宪政、法治、联合政府等方面的内容。改革开放后，仍有一些学者坚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看法，认为中间派所鼓吹的民主政治，实质上仍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中间派在中国倡导这种民主制度，不仅不符合中国国情，也没有实现的可能[29]。

改革开放初期，部分学者突破了上述观点，提出：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在客观上“否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并在许多具体主张上与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相同”，这是中间路线的“合理内核”[30]。

90年代以后，学者们深入探讨了中间路线政治主张中的合理性与积极性。

左双文指出，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有着趋向进步的一面”。中间派提出的多党政治主张，既符合中间派对民主政治的一贯追求，也“反映了中间党派直接参与政权的要求”，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直接对抗。中间派提出的“政治开放”“政治廉洁”和“政治非武装化”等具体主张，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般要求[31]。

杨宏雨指出，抗战胜利前后，在中国面临大转折的时代背景下，中间派人士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政治，建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要求相一致，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施复亮等中间派强调基本民主的重要性，把民主提高到“关系中国人是否够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人的价值高度”，历史已经证明，这一视角不仅是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治的否定，也有利于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3]。

沈绍根指出，人民性是中间路线政治主张的重要特点。中间派的政治设计虽然属于英美模式，其中包含了民主的一般原则，包含了大量“非资本主义的内容”，包含了为人民争民主、争权利的积极要求，富有“鲜明的人民性”。在解放战争时期，中间路线的‘人民’与中共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是完全相符的”[15]，因而是积极的、进步的。

4.“新资本主义”的经济。中间派在经济上主张“采用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大部分或全部优点”[33]，建设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开放后，不少学者在研究中仍延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价，认为中间路线的经济主张“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幻想”，在中间路线的“新资本主义”经济纲领下，“中国既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而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又不能解除官僚资本主义的束缚使民族资本成为国家的独立经济体系”，只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8][9]。

左双文是较早对中间路线经济主张作出积极评价的学者。1993年，他引用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来肯定中间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认为中间路线的经济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31]。

张汝伦、陈先初则从经济民主的角度肯定了中间路线的经济主張。张汝伦指出，中间路线的倡导者们，尽管“对实现经济民主的手段的理解（计划经济）是根本错了”，但是他们把实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作为目标，要求通过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方式扩大民主的范围与质量，这在今天仍然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24]。陈先初认为，中间路线主张“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这种思考“没有将民主限定在政治和法律层面，而是将其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让经济与政治同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人们（包括西方）的民主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束缚”[16]。

杨宏雨、李先伦对中间路线的经济主张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通过考察施复亮的经济建设思想，杨宏雨指出：中间路线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工业化国家的主张，符合战后中国经济发展要求;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混合经济形式”，打破了“计划与市场在理论上相互隔绝的状态”，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新途径[33]。施复亮等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对战后中国经济体制的设计，始终贯穿着“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在战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是相容的”思想。“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要拿来，为我所用，助我成功。”这一设计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标准，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体现了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在制度设计上的理性[34]。

李先伦从现代化的角度评价了中间路线的经济主张。他认为，中间派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些构想，与现代化潮流的演进密切相关，同时，这些思想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中间派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开拓性，十分超前;他们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补，是一种“使国家与社会协调的新构思”;他们以社会公平与民主为终极目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会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详细的应对方案，其社会保障思想相当完善，为中国平稳地向现代化过渡提供了参考;在实现民主的层次上，他们将民主从政治层面进一步扩展到经济和社会层面，在理论上具有开拓意义，“蕴含着较强的现代性色彩”[35]。

5. 和平改良的土改方案。与中共通过暴力革命剥夺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不同，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大多主张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学者沿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提法，认为中间派和平土改的主张充分暴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不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不消灭封建私有制”下的和平土改设想，只能是中间路线倡导者的幻想[36] 246。

1997年，杨宏雨在《抗战胜利前后施复亮经济建设思想述论》一文中，详细考察了施复亮的土改方案，对中间路线和平改良的土改方案作出了新的评价：土地改革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村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必然会有冲突、有牺牲，以改良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可以在变革旧制度中减少牺牲，也有利于新制度的落实与推行;从生产方式变换的角度看，和平土改的措施，“通过资本形态的整体转移而不是分散湮灭，造就一大批新兴的企业”，这一方案“将封建剥削引向资本剥削”，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作者指出：“把土地改革与中国工业化相联系，通过和平土改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施氏这一方案最积极最富有特色的地方。”“理论没有被历史选择并不表明理论本身缺乏价值”[33]。

改革开放以后，对中间路线的总体评价也有了很大的改观。1996年，杨宏雨对中间路线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认识：（1）中间路线表达了资产阶级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良好愿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基本上属于一种进步思潮。（2）尽管中间派与中共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等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分歧，但这种分歧属于民主阵线内部的分歧，并不构成对革命的严重危害。（3）革命与改良同属于手段，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进步才是目的。改良与革命都力图改变现状，双方并不截然对立。抗战胜利后，施复亮等人在中国宣传中间路线，主张改良，但并不反对革命，强调若“改良不成，只有革命”。因此，他们的理论中尽管有许多不足，甚至包含了一些错误，但无碍中间路线进步的宏旨[3]。2003年，陈任远指出，中间路线虽然失败了，但中间路线所提出来的建国方案“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中间路线“打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含有一种寻求合乎中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政治取向”“与我国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有某种程度上的暗合”，是“一种超越性的建国方案”;从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一方案的开拓性精神在当今的现代化建设中仍具有积极意义[37] 220-221。杨宏雨和陈任远的这两个评价，一个着眼于历史，一个着眼于现实，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包含的学术理性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

三、从宏观叙事到精细化研究：中间路线的党派、刊物及代表人物研究的开展

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与学术成果的积累，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对中间路线的研究突破了僵化空洞的叙事方法，在重新考察中间路线形成与失败的原因重新评价中间路线等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将宣传中间路线的党派、刊物及代表人物的思想等主题纳入到研究范畴中，进行了较为精细、较有深度挖掘。

（一）中间党派与中间路线关系的研究更加具体

抗日战争中，中间党派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其政治思想、组织结构都趋于成熟。战后初期，国际国内形势为中间党派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政治舞台，各民主党派空前活跃，积极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有关各民主党派与中间路线关系的探讨，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1. 中间路线是民主党派内部中、右翼思想的反映。部分学者把民主党派内部分成左、中、右三股政治力量，并认为“右翼政治力量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向往和广大中间力量政治上的动摇不定”，造成了民主党派的纲领和路线趋向于中间路线[38] 110。

2.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党派，是中间路线的主要倡导者。中间路线集中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愿望，不少民主党派都向往、追求过中间路线。大多数学者均持此种观点。

民盟是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最大的中间党派，在国共之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間路线的一些倡导者曾提出中间派应“在民盟的旗帜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39]。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反右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学界的基本看法是：民盟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提倡并试图走中间路线，而中间路线是反动的政治路线。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对如何看待民盟与中间路线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

汤宝一否认民盟倡导或走过中间路线。她认为，民盟是在“国共两党存在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间势力，但中间势力和走中间路线不能混为一谈。民盟中的确有极少数人幻想走中间道路，但这些人“不是民盟的领导核心，‘没有形成主导地位’，更不是整个组织”。民主革命时期，民盟“始终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在政治主张上，民盟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主张通过联合政府的方式“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与中共当时的主张基本一致;在实践中，民盟一直起着“对革命有利的特殊作用”，中共也一直把团结民盟进行斗争看作是重要的工作。“民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始终明辨是非，高举民主的旗帜，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主张爱国、民主、革命，倾向于广大人民”[40]。汤宝一的这一辨析显然是建立在默认中间路线为错误的反动路线基础上的。

大多数学者认为民盟倡导过中间路线，但在评价上趋于肯定。曲青山、田常春通过对1945年10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及相关文件的分析，认为抗战胜利初期，民盟的确倡导在中国走中间路线。对于民盟中间路线的评价，既要看到它“与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相背离”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对立物”，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推行“专制独裁的一个障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前途还未完全显示出来以前，民盟用‘中间路线’作为一面旗帜，可以尽可能多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30]。

叶汉明认为，从1946年到1949年，民盟经历了一个“中间派—中间偏左派—左派—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的发展历程。抗战胜利初期，民盟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上倡导中间路线，“特别表现在其政治报告所强调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上”。但1946年夏，国共和谈决裂以后，民盟内部出现了争论，一部分人开始倾向于否定中间路线。1947年1月，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召开，表面上看，会议仍强调在国共党争中“保持不偏不倚的‘第三者’态度”，但实际上民盟内部已有明显的分歧，邓初民、周鲸文等民盟中央委员已经公开撰文批判中间路线，认为其“没有现实的根据”。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此举导致了民盟迅速左转。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公开抛弃中间路线，并在会后通过《华商报》《光明报》等刊物对中间路线展开批判。民盟由“中间党派”向“中共领导的民主党派”转变，“对自由主义中间力量做出了致命的一击”[41]。

中国青年党因最终投靠国民党的历史实践，长期被定性为“国民党的附庸”“被蒋介石拉拢的”资产阶级右翼。2001年，刘福会重新探讨了中国青年党在旧政协中的角色问题，突破了学界以往的一些成见。青年党在旧政协会议前后被认为是右派的原因有二：（1）政协会议召开前，国民党曾试图拉拢青年党;（2）青年党在政协的提案中，承认“国民党第一大党的资格”。第二点原因又被看作青年党被拉拢的铁证。刘福会认为，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可以发现，“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与主导地位，与承认国民党一党专政，有着本质的区别”，承认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是当时政局下的普遍选择，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民盟，都在政协会议中承认了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因此这一条不能成为青年党是国民党附庸的证据。他提出，从青年党的政纲看，它不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而是“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从其提交给政协会议的提案看，青年党“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多党议会制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政协会议的阵营看，“青年党与民主同盟和共产党一起，共同反对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因此，在旧政协会议前后，青年党的言论和行动，都具有“独立性”“中和性”与“建设性”的特点，无疑是中间党派的一员[42]。

洪门起源于清朝中叶，是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郭绪印指出，解放战争时期，洪门中既有“为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摇旗呐喊者，也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者”。“洪门中的一部分人士力图组织起政治上独立的洪门党派，走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先是1946年初，樊崧甫等人筹备组织中国民生共进党，试图“促进蒋介石开放政权”。此举受蒋介石多次干预，没有成功。1946年9月，洪门内部一部分人成立中国民治党。民治党虽未能摆脱国民党“中统”的控制，但其提出的五项政治主张明显带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反对独裁、主张多党制”的色彩。这说明“它是以‘中间’党派的政治面目问世的”。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以司徒美堂为代表的一部分洪门领袖逐渐抛弃中间道路，“选择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的政治道路”[43]。

（二）宣传中间路线的刊物受到研究者关注

刊物是言论的载体。抗战胜利前后，宣传中间路线的言论空前活跃，“以‘自由主义’‘中间路线’标榜的时政杂志约50余家”[44] 4。比较著名的有《时与文》《观察》《时代批评》《世纪评论》《平民》《大公报》等。改革开放初期，学界一般仅是对中间路线作出笼统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以硕博论文为主，不少年轻学人以杂志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当时的大众传媒对中间路线的宣传及其与中间路线兴盛之间的关系。

《时与文》创刊于1947年3月，停刊于1948年9月，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以“进步、独立、理性、坚定”为办刊宗旨，“以宣传‘中间道路’而著称史册”[45] 48。孙猛的硕士论文《<时与文>及群体记》（2005年）、陈旭的硕士论文《解放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对中国出路的探寻——以<时与文>为中心》（2008年）是较早研究《时与文》杂志的专文。两篇论文都从中间路线的内容、论争与评析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孙猛认为，“《时与文》诞生在国共两党内战正酣的年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上海学者的一个议政中心”，当时国内关于中间路线的讨论是“关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理论思考和争鸣”[46] 24。陈旭认为，《时与文》群体是自由主义者中“中间偏左”的一小部分，他们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探寻救国出路，成为内战中最早倒向共产党的一大群体[47] 13。2013年，夏学花在其博士论文《<时与文>知识分子群体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及历史选择》中，从《时与文》知识分子群体“论时局”“论争‘中间路线’”“论自由主义”“历史选择”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的思考和选择。作者认为，中间路线的民主政治“包含了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内容”;经济路线“糅和了资本主义的优点和社会主义的优点”;手段上强调“改良不成，只能革命”，具有进步意义。基于这种进步性，《时与文》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由体制内追求进步到與人民共同进步，从‘反内战求和平’到赞成中共……使中国问题获得总的彻底的解决”[28] 52。

《世纪评论》是由何廉、张纯明创办的一份周刊，创刊于1947年1月，终刊于1948年11月，在自由主义者中影响颇大。从其发刊词可以看出，该刊强调“独立不倚的精神”，反对独裁专制，提倡民主自由，是一份倡导中间路线的刊物。学界较早研究《世纪评论》的是迟春丽。2005年，她在硕士论文中，从“第三条道路问题”“宪政问题”“政党问题”三个方面简要介绍了该刊的主要内容[48]。2010年，王高伟在其硕士论文中，从《世纪评论》与战后中国国内政治、金圆券改革两个方面介绍了该刊对战后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讨论。王高伟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渴望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理想有他们的思想基础和时代因素。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忘记了辛亥革命后在中国上演的民主政治的闹剧”[49] 13。

《周论》是当时居于中间偏右立场的自由主义刊物，该刊秉持“科学、客观、冷静”的办刊理念，是1948年在平津地区“颇有影响力的政论周刊”。马瑞洁的博士论文《喉舌之困——国民党党媒制度与新闻宣传（1945-1949年）》以《周论》为个案，介绍了该刊的政治背景与实际立场，专章讨论了国民党统治下“文人办报的政治操控问题”。她认为，以《周论》撰稿群体为代表的学人，怀抱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试图在民族利益、政党歧见与学术独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编辑独立与思想自由，并非放弃学术操守的“御用文人”[50] 223。

《中坚》也是抗战胜利以后提倡自由主义和中间路线的重要刊物。肖朝晖在硕士论文中对《中坚》杂志的思想倾向与政治主张作了较为细致的述评。他指出，《中坚》倡导“中产阶级革命运动”，致力于“中产阶级启蒙运动”，是一份典型的中间派的刊物。值得注意的是，《中坚》虽然以中间性路线为标榜，但却对中间党派有着诸多批评之词，认为当时的中间党派并不是真正能够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中间性政党[51] 41-47。

《民主周刊》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刊物。2016年，甘来在其硕士论文中，从“《民主周刊》的民主追求”“对实现国内民主的探索”“国际民主视角下《民主周刊》对国际形势的探讨”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揭示了该刊与当时中国民主运动的密切关系及其思想价值[52]。

《再生》杂志是中国民社党的机关刊物。《再生》杂志强调“调和与稳健”，把民主社会主义奉为“唯一立国之道”，在国共两党对立的情况下，明显具有中间路线的特色。2013年，唐秋远在其硕士论文中以《再生》为主要依据，讨论了1946—1949年中国民社党对宪政问题的探索。作者认为，民社党对制宪和行宪方面的思想探索虽然没有得到实践，但透过《再生》杂志，明显可以感受到一群有良知、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学者对民主宪政的一片赤诚[53]。

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也是抗战胜利后宣传中间路线的重要刊物。2016年，叶丽丽在其硕士论文《抗战胜利后的<民主>周刊研究》中，从《民主》周刊的创办背景、团队、传播内容、作用和影响等几个方面介绍了该刊[53]。2018年，章健在其硕士论文《抗战胜利后<民主>周刊舆论引导研究（1945—1946）》中，通过与《新华日报》《中央日报》进行横向对比与文本分析，探讨了该刊在抗战胜利后的舆论导向和立场。作者指出，《民主》周刊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舆论宣传阵地，秉持站在人民立场发言的原则对时事进行舆论引导，试图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该刊还将讨论的侧重点放在督促政府上，“体现了其调和国共矛盾，促进民主和平的愿望”[55] 63。

《客观》周刊是《观察》的前身，创办于1945年11月，终刊于1946年4月，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作为办刊立场，是抗战胜利初期自由主义者宣传其政治主张的政论刊物。2015年，于鑫在其硕士论文《储安平时期的<客观>周刊研究》中，从《客观》周刊的“传播内容”“传播特色”“命运与影响”三个方面评述了该刊，并简略地介绍了《观察》对该刊的承袭与发展[56]。

在战后倡导自由主义的刊物中，《观察》这一“反映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思想与情绪的全国性刊物”[57]，被研究得最早、最充分。学界对该刊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从1992年迄今，相关研究论文共有86篇，根据主题进行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八类：（1）人物与《观察》周刊研究;（2）《观察》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3）《观察》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经济主张;（4）《观察》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教育主张;（5）《观察》与学生运动;（6）《观察》与公共舆论;（7）《观察》栏目研究;（8）《观察》新闻思想研究。

《新路》周刊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一面旗帜”[58]，毫无疑问是主张在国共之间走中间路线的。较早研究《新路》的是卫春回。2004年，她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学人理想中的经济制度——以<新路>周刊为例》，以《新路》周刊为中心讨论了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人士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设计。2005年，代光源在其硕士论文《<新路>周刊研究》中，从“对于自由的理解”“对于宪政的思考”“对于市场的偏爱”“自由与民主之间的选择”“教育思想浅析”五个方面，简略地介绍了《新路》周刊的主要内容。作者认为，《新路》在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中是中间偏右的，带有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其社会改造的基本思路就是“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吸收了社会主义平等公正的原则，意图建立一种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兼而有之的理想社会”[59] 54。2007年，王术静的硕士论文《<新路>周刊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讨论》，“未来经济制度”“工业化资本”“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农业现代化”等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该刊较少为人重视的经济现代化思想[60]。

一向标榜不偏不倚、无党无派的《大公报》，也是抗战胜利后宣传自由主义和中间路线的重要报刊。研究1945—1949年《大公报》政治立场的主要作品有：（1）刘淑玲：《自由主义往哪里走？——1946～1949：<大公报>的文人立场与京派作家的文学选择》，《社會科学论坛》2004年第5期;（2）张阳：《1948年的<大公报>与中国社会——兼论自由主义者的抉择》，山东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3）方兰兰：《知识界的苏俄观（1945—1949）——以<大公报>社评为中心》，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4）宋暖、张阳：《1948年<大公报>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求索》2013年第4期;（5）李慧琪：《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抉择——<大公报>在重庆谈判前后的言论评述》，《媒介纵横》2015年第6期;（6）《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舆论建构（1945—1949年）——以<中央日报><解放日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大公报》在战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办刊特点、对“‘左右开弓’与‘左右不是’的‘中间道路’”[61]的倡导及其历史归宿。

2008年，郑志峰在其博士论文中，以《观察》《时与文》《独立时论》《新路》四种刊物及其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讨论了战后中间、中左、中右三派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与行动路向[45]。李统兴将坚持中间立场、公开提倡自由主义、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主要作者的非党派政论刊物统称为“自由主义时政周刊”。他从新闻史的角度勾勒出了1945-1949年中国自由主义时政周刊的整体面貌，展现了自由主义时政周刊从兴起、变动到消亡的动态发展过程[44]。在其博士论文中，得到比较细致考察的杂志有《客观》《观察》《世纪评论》《时与文》《周论》《新路》《大学评论》。

（三）中间路线代表人物的研究受到重视

人是思潮的倡导者和响应者。研究社会思潮，离不开具体的人物，特别是核心人物。离开了核心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容易忽视同一思潮内部的多样性，造成研究的空洞刻板，另一方面，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离开微观研究，宏观研究也容易发生偏差。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在宏观上重评中间路线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中间派代表人物的研究。

施复亮是公认的抗战胜利后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他发表的讨论中间路线问题的文章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以致后来的研究者无论从哪个角度讨论中间路线问题都无法绕开他。改革开放以来，齐卫平、杨宏雨、宋亚文、张丽丽等人都对施复亮中间路线的具体主张及评价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1988年，齐卫平从施复亮中间路线思想的产生、抗战胜利后中间路线的出现及其具体主张、施复亮中间路线思想的两重性及其转变三个方面对施复亮的中间路线思想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施复亮的中间路线主张，既“体现了与整个中间路线社会思潮的共性，在具体问题和实际倾向上，又显示了他的个性”。从共性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看到中间路线何以在一定时期成为一股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从个性的角度探讨，能够反映出中间派队伍的复杂情况及日后分化的趋势。通过对施复亮中间路线的考察，齐卫平指出，中间路线虽然失败了，但失败不等于反动，相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反动统治，施复亮等中间派的要求和努力具有进步意义[5]。

1996年，杨宏雨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资本主义经济”“兼亲美苏和调和国共”三个方面论述了抗战胜利后施复亮的中间路线思想。作者认为，施复亮的中间路线思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战士的进步立场”“他在国统区宣传中间路线，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伪国大、伪宪法，主张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国共之间的纠纷，具有鲜明的争取和平民主的进步色彩”[3]。

2002年，宋亚文发表《施复亮与20世纪40年代中间路线社会思潮》一文。文章认为，“施复亮以其对中间路线的独到见解和精辟论述，始终引领着中间路线思想的发展潮流，并在整个中间路线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62]。

张东蓀也是当时提倡中间路线的重要人物。他和施复亮一唱一和，互为搭档，有力地推进了中间路线讨论的深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张东荪自由主义理念和中间路线思想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较早讨论张东荪中间路线主张的是宋宏。1995年，他在硕士论文《张东荪与战后中国自由主义思潮（1945～1949）》中介绍了张东荪的中间路线。进入21世纪以后，在硕博论文中讨论过张东荪中间路线的还有陈恬慧的《论张东荪“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王欣的《张东荪民主思想研究（1919-1949）》。宋宏把张东荪的中间路线概括为“调和美苏国共的内外方针”“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的立国方案”“和平渐进的运作方式”三个方面[63]。王欣认为，张东荪的中间路线有探索时间久、“把中国政治问题纳入到国际政治环境中的思考”和“寄希望于美国的扶持”三个特点[64] 82-85。2003年，宋亚文发表《试析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一文，对张东荪中间路线思想的形成、内容及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27]。整体而言，学界对张东荪中间路线的研究受施复亮中间路线研究框架和方法的影响较大，没有完全反映出张东荪的思想特色。

张君劢是中国民社党的领袖，同样是战后中间路线的重要代表人物。张君劢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过去学界对他的研究侧重于哲学思想、新儒学思想、科玄论战等方面，对其复杂且多变的政治思想研究得并不充分。林红明对张君劢的中间路线思想进行了较多研究。2007年，他在硕士论文中，将张君劢中间路线思想的发展分为缘起（1887-1892）、形成与实践（1923-1938）、成熟与终结（1937-1946）三个阶段，认为“在参加伪国大之前的张君劢，是众多中间党派代表中力求以中间路线方案救国建国的优秀领导人之一”[65] 93。2009年，李乐在硕士论文《张君劢宪政思想研究》中，简略介绍了张君劢的中间路线。李乐把张君劢的中间路线归纳为“调和‘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的宪法模式”“公私兼营的混合经济主张”“英美的‘政治民主’与苏联的‘经济民主’相结合的思想”“以‘权力与自由平衡’为原则所构筑的‘修正的民主政治’方案”四大方面[66] 44。

罗隆基是民盟的重要领导人，也是抗战胜利前后中间路线的重要倡导者。过去学界对于罗隆基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其人权思想。2008年，刘志强的《论罗隆基与“第三条路线”》，简单地介绍了罗隆基关于“第三条路线”的理论和基本政治主张，并认为“罗隆基设计这条路线与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的建国路线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都有所区别，具有自身的特点”[67]。2014年，钟巧的硕士论文以《罗隆基与中间党派——思想与行动的双重考察》为题，在考察罗隆基的政党思想与政党活动的基础上，介绍了罗隆基对中间路线的理论阐释。作者认为，罗隆基“为中国政治设计的‘第三条路线’的建国方案就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论述，并围绕国家政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公民权利的保障等主题做了重要思考，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史上的珍贵遗产”[68] 38。

张澜是中国民盟主席，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光荣的历史，张澜的中间路线思想长期被学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2012年，巩晓华在硕士论文中指出，在抗战胜利后，张澜曾主张走中间路线，其中间路线思想包括“和平、民主相辅而行”“反对一党独裁，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三个方面[69] 34-38。2015年，李伟在其硕士论文中也认为，抗战胜利后，张澜曾提出“先和平、后民主”的和平民主建国思想，“希望走出一条不同于国共两党建国方案的‘中间路线’”，后来在国民党的打击迫害下，“放弃了中间路线，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思想”[70] 10。

学界对施复亮、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张澜等人中间路线思想的剖析，以政治主张为基础，逐步发散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形成了從思想到行动的较为系统的考察，有利于中间路线研究的拓展和加深。

四、前路何在：研究中的局限和未来的方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学界对中间路线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述说之前，我们先看一个统计曲线（如图1）。这是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中间路线”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相关论文数量后，再以5年为一阶段（起始与末端为了兼顾，统计年份为6年）进行统计后绘制而成的曲线图。

由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学界对中间路线的研究逐步升温，在1990-1994年达到第一个研究高潮，5年中有16篇相关论文;此后又在2005-2009年达到第二个高峰，5年中有17篇相关论文发表。但2015年以后发文数量锐减，从2015-2020年，6年之中，仅有5篇相关论文，平均每年不到1篇。

在大环境、大气候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中间路线的研究出现如此巨大的滑坡，说明研究遇到了瓶颈。换言之，过去的研究方法与模式已经限制了中间路线研究的深入和拓展。笔者检阅过去中间路线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研究中的缺陷主要有：

1. 研究的主题过于集中。改革开放40多年，中间路线的研究虽然热闹，但文章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中间路线的形成与失败的原因”“如何评价中间路线”等方面。笔者在知网系统中以“中间路线”为主题检索所得的80多篇文章中，题目中带有“中间路线的破产”字样的文章就达10篇以上。

2. 所引用的材料相似度较大。提及中间党派的第三条道路，文章大都引用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几乎没有涉及民盟的其他材料和其他中间党派的材料;论述中间路线的主张，一般以施复亮、张东荪的几篇代表性文章作为支撑;引文中涉及的报刊，也主要是《时与文》《观察》《时代批评》《文汇报》（上海）。绝大部分人所引用的资料直接或间接来自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印的《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

3. 思想僵化。改革开放的最大特征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40多年过去了，不少学者仍然沿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概念，一讲中间派、中间路线，总离不开新民主主义、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资产阶级共和国、天真、幻想、欺骗等概念和标签，生怕越雷池一步。这种“装进套子里”的、僵化的研究思路，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使得历史研究空泛而教条，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与改革开放、“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要求背道而驰。

4. 缺乏个性。这个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1）不少研究者的文章没有个性，缺乏独立的见解，人云亦云。但不少论文仍在套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路和框架，不少所谓的研究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历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在挖掘资料的同时，更需要对话——与史料对话，与前人对话，与以前的研究者和其他研究者对话，在研究和对话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眼光与研究思路。如果研究者没有自己的思想，或者思想僵化，不能与时俱进，不能言人之所未言，那么其研究成果的价值必然微乎其微。（2）相关研究文章无法体现被研究对象的特点。个别研究者的文章，如发表在《五邑大学学报》的《论张东荪抗战胜利后的中间路线》一文，全文套用别人以前研究施复亮中间路线的文章，仅简单地把他人引用的施复亮的资料换上张东荪的。这里且不论学术品德上存在的问题，至少可以说明作者对张东荪的研究没有体现出张东荪思想的个性特征。单一化、套路化的研究思路造成了削足适履和千人一面，使得各个研究对象面目模糊，难分彼此。

显然，以上四个方面制约了中间路线的深入研究，并造成了目前成果数量整体下滑的状况。结合以上四类问题，笔者认为，今后的中间路线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进。

1. 加强资料的整理与编纂。史料的整理与编纂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没有资料，无法研究;不充分占有资料，无法全面、深入地研究。抗战胜利前后中间路线的资料非常丰富，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资料并没有经过充分地整理与汇编。目前大多数学者使用的材料主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印的《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和钟离蒙、杨凤麟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 第四集第二册“第三条道路”批判》。这两本资料集分别是1958年和1982年编印，不仅资料少，而且材料取舍受到了选编者的眼光及其所处时代的严重局限。

2. 引入新的研究视角。过去对中间路线的研究，主要是从革命史的视角来讨论问题，基本思路是看中间派的政治立场是偏左还是偏右，是否有利于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中间路线的基本主张与中共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异同。这一视角自然是合理的，仅从这一视角考察问题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是手段对目标的遮蔽，不少人在讨论问题时，大谈特谈革命手段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忘记或忽略了革命的目标——中国的现代化;其二，过于强调革命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形成用革命行动和纲领衡量、评判一切的做法。笔者认为，在研究中间路线问题时，引入中国现代化的视角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不仅因为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大目标，无论革命还是改良，激进、渐进还是保守，政治革命、经济变革、文化论战，都是为了这一大目标，更是因为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基本上是政治上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并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中国的和平与发展。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革命时代容或有迂腐和偏颇之处，“所谓自由、平等、进步，诸式美丽的理想，仅是‘士’的幻想”[71]。但某个方案、主张没有被历史选择并不等于没有价值。

3. 解放思想，拓宽研究领域。如前所述，目前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思想僵化、研究主题过于集中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只有解放了思想，才能扩大研究视野，拓宽研究领域。中间路线研究中可供拓展的新领域颇多。从国际上看，中间路线与美国、苏联，与美苏关系、世界局势存在什么样的联系，这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与探讨。邓泽宏曾在《美国对华调处政策和第三条道路的兴衰》一文中，讨论了美国对华政策与中间路线的关系。文章虽然稍嫌简单，但基于史料的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已与过去想当然的看法大相径庭。遗憾的是这类文章迄今只有1篇。从国内看，中间派、中间路线与国共关系的研究已经有所进展，但这些研究还非常简略、粗浅，很多问题，如国共内部是否有人理解、認同中间路线，国民党是如何批判中间路线的，都还是空白。中间路线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是怎样互动，又是怎样疏离的，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人专题讨论，偶尔有人提及片言只语，也基本上是靠猜测、想象，并不是基于细致研究后的真知灼见。从纵向上看，值得考察的问题有中间路线与近代中国百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中间路线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之间有何内在的联系。从横向上看，学界一直把目光牢牢地锁定在中间派、中间路线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上，但对其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集体主义、互助主义、进化论等社会思潮之间有着怎样复杂的联系，几乎无人问津。如果能引入现代化视角，那么，政党观、发展观、真理观、平等观、正义、民主、自由、宪政、法治、人权等概念就能成为研究中间派和中间路线的主题。

4. 进一步加强薄弱问题的研究。如前所述，近年来学界对中间党派、中间派代表人物的中间路线、宣传中间路线的刊物都有了一定的研究，这种视野的扩大、领域的拓宽和对微观研究的重视都是可喜的现象。但也应该看到，这些工作做得还很有限，从刊物上看，研究得最多、最好的是《观察》，其次是《大公报》《时与文》，其他相关刊物的研究，大多只有2～3篇文章，有的仅1篇文章。以人物而论，对施复亮中间路线的研究做得较好，其他的不仅数量少，研究内容也缺乏深度，离“精彩”距离更大。在中间党派这一方面，只能说对民盟、青年党、洪门的中间路线有了研究，还谈不到深度和广度。代表人物、刊物、党派或团体，应该是中间路线研究走向突破和成熟的关键，但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这些领域还需要有更多扎实、细致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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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