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以人民群众为话语对象，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价值立场，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构建文艺话语体系的群众话语思想。其群众话语思想的第一要素是：要以群众话语为文艺表达。要求文艺家认真学习群众语言，纠正延安时期现代文学作品语言过分欧化的弊端，提倡文艺创作从书面化语言转为口语化;文艺创作要讲好群众语言，利用当地特色民间艺术语言形式进行创作，也让民众参与文艺活动。第二要素是：以大众化形式为文艺表达。要批判继承中外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加工改造民间文艺旧形式，实现新旧形式的联合，有效地将娱乐、学习和抗战三者有机结合，以起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讲话》;群众话语;工农兵群众;文艺工作者

中图分类号：A841;I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2-0005-04

延安时期，为纠正“五四”运动以来文艺界的遗留问题，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使文艺发挥为政治服务的作用，以涌现更多真实表现群众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作品，毛泽东于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对文艺工作者提出自觉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工作要求，要求他们在切身体验工农兵群众生活和思想感情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学习群众话语，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以群众话语进行文艺表达。在进行一系列推陈出新的文学话语变革中，重视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并将民间艺术改造成为民众更喜欢、也更适合的文艺表达形式。《讲话》的主旨彰显了毛泽东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价值立场，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构建文艺话语体系的群众话语思想。

一、以群众话语为文艺表达

所谓“话语”是指人们为表现一定的思想、观念、文化等情感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人们可以借助話语这种社会文化语言代码来表达思想、传递信息。而“群众话语”是在不同时期人民群众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多为通俗易懂、群众乐于听取接纳的朴实语言，或是带有地方特色、方言的民间说唱艺术，代表的是广大民众的真实状态和喜爱的艺术形式。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基础，在指导文艺工作时，他看到了群众的语言艺术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将民间故事、历史典故等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在《讲话》一文中出现的“小放牛”“下里巴人”“阳春白雪”等词语，创造出系统化、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以带有人间烟火气的直白语言宣传革命思想。

（一）文艺家认真学习群众语言

马克思认为，自觉参与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革命过程并非空想，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同样注重实践的重要性，在《讲话》中他鼓励文学家、艺术家自觉参与社会实践，去农村或前线来展开观察和体验，并对群众和各阶级的生活与斗争形式进行分析，以此作为文学与艺术的基本资料[1]861。毛泽东认为，“革命的文化人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2]708文学家、艺术家“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1]864。

陕甘宁边区群众创造的丰富语言具有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每一句话都带有一定的乡土气息;二是每一句话都极为生动和形象。知识分子的语言恰巧相反，他们的语言绝大多数来源于书本知识，加之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主要的沟通工具就是僵化的书本语言，因此他们的语言也具有以下两方面特点：第一，每句话都局限于书本语言;第二，每句话都局限于公式化概念化。毛泽东指出，由于文艺工作者们长期缺乏与群众沟通交流，不熟悉群众语言，进而导致他们的作品语言枯燥乏味，作品中的词句生搬硬造且和人民相对立。甚至有的人自认为是知识分子，迫不及待丢掉了原有的丰富的语言形式换上洋腔洋调，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既不符合时代潮流，也不符合人民群众喜好。

为能够真正实现革命的文艺大众化，毛泽东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开展了文学语言变革。第一是纠正延安时期现代文学作品语言过分欧化的弊端。语言过分欧化的弊端主要缘于文艺界开展向西方学习的潮流，这股潮流为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新力量的同时，也导致文学作品语言过度西方化，“言之必称希腊”，缺乏中国特有的语言气派和语言风格。第二是提倡文艺创作从书面化语言转为口语化。在延安时期，文学创作阅读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农兵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只有尽可能地采用民众常用的语言和词汇来对自然及社会的各种现象展开解释，才能使他们读懂文学作品。而这要求文艺创作趋于口语化，文艺工作者要熟悉群众的口语，大量吸收生动活泼、有表现力的方言、歇后语，避免乱用残余的带有封建毒素的粗鄙的脏话和不好懂的方言。适当在群众可接受的基础上，以普通话代替方言，对于外来语言文化，需要有选择有计划地选用，然后再传达给群众。延安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变革开始真正纠正“五四”以来文学残留的过于欧化和语言严重脱离群众生活的弊端。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的文艺作品能够对民众的精神生活进行有效丰富，同时也能够让他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接受革命教育，使他们的精神境界获得有效提升。

（二）文艺创作讲好群众语言

为更好地推动延安时期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毛泽东开展文艺工作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由理论层面转向为文艺实践层面。面对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生活环境中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工农兵群众，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开展了扫盲运动，以讲好群众语言为创作基本原则，鼓励文艺工作者利用当地特色民间艺术语言形式进行创作，探索出一条符合延安文艺现状的多元化实践路径。

《讲话》发表前，为创办符合群众喜好且更易接受读懂的刊物，延安文艺界开始成立“大众读物社”，希望能够通过出版大众读物来进一步拓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启蒙运动，之后又陆续创办了《大众文艺》《中国文化》《谷雨》《诗刊》《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库》等一系列报刊及大众读物。《讲话》发表后，为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创作符合工农兵群众兴趣爱好的阅读作品，文艺工作者在进行文艺创作时开始尝试以群众们通俗常见、易懂易接受的语言为载体宣传严肃的革命任务，以适应边区根据地群众欣赏习惯为工作目标，缩小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沟通障碍。延安时期边区文化社团主要以自己创办的报刊开展相关文化活动。例如，文协于1940年3月25日开始创办第一份专门提供给知识水平不高且识字量少的根据地群众的报纸——《边区群众报》，不仅热烈宣传了共产党抗日救国救民的正确主张，更对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深刻而形象地刻画，在全国文艺界形成了浩大的声势。之后，很多地方也开始根据自身特色来创办另一种“报纸”——黑板报。在当时一共创建了六百多块特色黑板报，因此黑板报也成为和民众生活最为接近的文化传播体之一。在延安，诸多文化宣传形式也成为了丰富当地群众业余生活的重要形式，在丰富群众生活开阔群众视野的同时更提升了群众文化素养，一时之间延安地区的文化建设发展空前繁荣，将文化抗战的效果充分发挥出来。

另外，文艺入伍和文艺下乡作为一项文艺活动逐渐开始与群众抗战生活相联系，戏剧领域的文艺工作者们最先组织起来，建立了全国戏剧界救亡协会，同时组建了演出队伍13支，这些演出队伍纷纷到抗战前线和敌后战场进行演出，主题多为工农兵抗战。在当时开班组织群众朗诵和演讲也成为了边区活动的一种有效形式。边区各大社团采用这种方式让民众都参与到文艺活动中，通过带有群众性质的诗歌组织来引导和带动大众进行朗诵和演讲，使民众的文化素养有效提升，同时也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在自身的不断努力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文化社团还组建了很多读报组和俱乐部，更多的群众性活动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如诗歌朗诵、扭秧歌等。这些活动在当时也成为了一种新的风尚。这些新的文化宣传形式为延安时期全面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构建了有效的实践与推广平台，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正确主张的同时也拉近了革命文艺与工农兵群众之间的联系，使延安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和广大群众服务，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二、以大众化形式为文艺表达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合乎文艺规律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对古今中西文化批判地继承，在借鉴吸收民间优秀艺术旧形式的基础上创新中国新时代文化，以此达到古与今、中与西、民族性与时代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走出一条综合创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之路。

（一）批判继承中外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针对共产主义者来说，要想解决各种问题就必须展开革命，在于反对和改变事物现状[3]。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提出，只有对人类发展中创造的所有文化予以了解，并进行改造才能够构建无产阶级文化[4]。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批判性也是毛泽东文艺和哲学思想的精神特质，他秉持的无产阶级文化就是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过去优秀的文化遗产的结果。毛泽东认为，我们在对待如何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上，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能割断历史，要给予优秀历史遗产历史地位;另一方面要注意遗产在当前时期背景条件下的作用，要做到既不否定传统，又不单纯颂古非今。毛泽东注重古今中西、继承创新的辩证统一，在批判继承古今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把握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综合创新发展的中国文化之路。从而构成了既有我国传统民族特色又有外国优秀文艺特点的新文艺。毛泽东所提倡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直至今天对于我们正确地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和大胆地创新文艺作品依旧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批判继承文学遗產的任务主要是对古人所传承下来的有益的东西而言的。延安时期绝大多数的文艺作品中没有挫折矛盾，反而很多作品都充满了诗意。这些作品主要的风格是朴素轻快的。比如《小二黑结婚》这个作品，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叙事长诗《漳河水》中最突出的女性荷荷为了自己的幸福勇敢地选择了离婚并追求美好的爱情。这些作品中不仅仅包括了我国自古以来坚强的民族精神，同时也将新时代的思想有效融入进去。赵树理的小说大多数都描述的是北方农民的生活，他创造出来的形象极为鲜明。在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一方面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拒绝旧的文艺形式，文艺工作者以多种多样艺术形式表现手法，改造旧形式的过程中加进新内容，去掉其中落后的部分，创造出了适合时代的新文艺。

文艺不仅与自己的历史存在着割不断的纵向联系，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还会与其他民族发生横向联系。毛泽东对于这种民族之间文艺的相互借鉴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中国过去对于大量吸收各种文化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不论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国外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但凡能够作为自己精神文化的原料，都应该吸收[2]706-707。对于西方优秀文化毛泽东同样提倡以中国实际国情和群众实际精神文化需要为基础进行批判地吸收。延安时期的很多艺术家都接触过外国文学，正因为如此，所以一部分艺术家开始将优秀的外国经典理论和作品进行翻译。比如周扬就翻译了很多高尔基和马克思的著作，而且还针对外国文学展开了专门的作品论述。在延安有很多文艺组织也开始翻译并演出了《俄罗斯人》《哈姆雷特》等经典戏剧。另外，延安的诸多文艺家不仅有效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还吸收和借鉴了外国优秀作品的特点。比如，丁玲在其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一方面借鉴了《水浒传》的结构，一方面又借鉴了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表达方式。

（二）加工改造民间文艺旧形式

抗战时期宣传的紧迫性加强了文学的现实功利性和大众化的现实性，文艺工作将民间文艺旧形式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紧密联系更能作为与群众交流、动员组织大众积极参与革命的最有效的形式，因而正确采用旧形式进行文学创作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提倡。正如穆木天所说：“中国现在虽然处在20世纪，可是中国大众在文化上是如何落后，这也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为的唤醒大众推动大众我们现在利用过去的通俗文艺的种种形式，是一种极有效果的办法。能如说书一样鼓词一样文艺深入大众……那么，它对于民众的启蒙，该是尽什么样大的力量呢！但是为的真能实现这一步我们的文艺，不但要把握住大众的要求，而且，要把握大众的表现形式。”也正如艾思奇所说，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关键任务在于文艺界正确把握旧形式。

毛泽东为动员群众积极投身革命时主张利用旧形式，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原本的旧形式过于陈旧。为实现更好地发展革命文艺，他注重文艺创作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原则，他提出“新形式与旧形式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1]1012简单来说就是实现新、旧形式的联合，同时要以新形式来影响旧形式。毛泽东之所以注重对新、旧形式联合共同改造，旨在使新形式更加趋于大众化，旧形式则要从思想和艺术上进行重新改造。新形式的改造要对旧形式改造发挥主导性推动作用，以新形式、新思想引领旧形式、旧思想，在“联合一切可用的旧形式、旧人”的同时，“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这也是利用旧形式的基本要求。

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和群众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并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在展开创作时开始充分吸收改造民间传统艺术形式，大量采用民间文艺形式，诸多新文体也因此形成。例如，阮章競的《漳河水》、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等一批模拟旧章回小说的新小说，以及“新”通俗小说形式等“英雄体小说”开始流行，如马峰、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和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这些新模式也对我国新中国文学有较大影响，如《敌后武工队》《红灯记》等文艺作品。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还非常喜欢采用民歌语言来展开叙述和创作，这种使用民歌语言进行叙述的诗也正是在民间传统歌谣的叙述基础之上增加的抗战和斗争内容。并通过这些文艺作品达成宣传、教育的目的。例如，用民间传统“白马调”编写《移民歌》的著名陕北民族诗人李有源。尽管相对来说，毛泽东更加侧重于强调旧形式中的民间形式，但像京剧这种独具浓厚的贵族倾向的艺术形式，同样可以加以利用并为革命服务，贴合群众的需要，被广大群众深深喜爱。这些文艺表现形式使群众对文艺充满兴趣和热情，也使得干部从中真正了解民众的实际需求然后有效融入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使群众和干部之间拥有更紧密的联系。在丰富了百姓日常生活的同时有效地将娱乐、学习和抗战三者有机结合，起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作用。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文艺创作应当对旧形式进行批判地继承，不能以牺牲其艺术性为代价，放置于今，同样具有重要启示。在新时代，我们应该正视毛泽东在《讲话》中的群众话语思想，这对于推动当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占领国际话语高地也有深远的影响。文艺工作者作为新时代风气的先行者要能在创新的基础上发扬传承中华传统经典文化精髓，充分汲取外来文化优点。开阔自身眼界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脚踏实地地进行文艺创作，以有温度、有道德的文学艺术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的新征程中，坚定文化自信，把中国建成文化强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

[4]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8.

作者简介：朱雯（1996—），女，汉族，江苏泰兴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