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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骨针初探

2022-07-08李明珠

东方收藏 2022年6期
关键词:关中地区

李明珠

摘要: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骨针数量可观、形状多样、制作精细,穿孔骨针更是其制作水平成熟的体现。先民们使用骨针缝合衣物、编制渔网,少数细长、规整的骨针还可能用于缝合伤口。一件完整的骨针,需经过选料、截料、刮磨成型、加工针眼、打磨抛光等工序。

关键词: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骨针

骨针是最早的缝纫工具,主要用于缝合衣物,实现蔽体和御寒。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出土的三根骨针[1],为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距今4万至2万年。然而,关于史前骨针的研究主要见于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以及作为动物资源利用的产品和生产工具的一部分集中介绍,专门讨论的文章鲜见,如黄蕴平通过模拟实验和标本观察,探讨小孤山先民制作骨针的工艺技术[2];李晓蓉通过对柿子滩遗址出土骨针的制作和使用实验,探索早期骨针的存在性 [3]。关中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存丰富,相关的考古工作成果尤为显著,但区域内骨制品的系统梳理和专门探讨较为匮乏。因此,笔者拟对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骨针的形制特点、功能用途、制作工序、加工技术等展开讨论。

一、出土情况

关中地区出土有骨针的新石器时期遗址的数量相当可观(详见表一)。

需要说明的是,极少数发掘报告没有进行出土骨针的数据统计,如扶风案板遗址等;有些遗址虽然出土骨器较多,但是没有进行分期归纳,如西安半坡遗址、宝鸡北首岭遗址等,都增加了统计难度[4]。

再有,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骨针多出土于文化层和灰坑窖穴中。墓中极少随葬骨针,且葬有骨针的墓主人性别、年龄不明,不能提供讨论的依据,居址中骨针偶有发现。

二、形制特点

总体来看,新石器时代骨针已经具备锐尖、细长、穿孔的特质,与现代的金属针基本无异。区域内老官台文化到客省庄文化,骨针多为长短和粗细的差别,形状、原料和制法等的区别不大,极少数不见穿孔,部分或有特殊用途的骨针形状弯曲。完整器尺寸一般为7—8厘米,少数细长骨针近20厘米,器身直径0.15—0.3厘米。根据有无穿孔可以分为两型:

A型:带孔骨针

这是新石器时代骨针的主要形制。出土数量远多于无孔骨针,有的针孔断缺后还会钻孔继续使用。根据针身形状分为四个亚型:

Aa型:扁体,横剖面扁圆形,扁锥尖。关桃园遗址二期H189:1,磨制精良,长7.2、径0.2—0.3厘米(图一,1)。

Ab型:圆柱体,横剖面圆形,锥状尖。零口遗址二期LLT14⑤a:27,通体磨光,尾端两面钻一圆形孔,尖端残,残长5.8、径0.24厘米(图一,2)。

Ac型:针体略弯呈弧形,横截面近圆形。零口遗址三期LLT6④:21,通体磨光,尾端有一两面钻的圆形孔,尖端长锐、略有残损,长12.8、径0.2厘米(图一,3)。

Ad型:体长而弯曲,可能有特殊用途。半坡遗址出土一件(图一,4)。

B型:无孔骨针

这类骨针器形上差别较大。之所以没钻孔,不一定是未完成的半成品,也可能仅是一件打孔工具,以钻透某些特殊物品,而不作缝合之用。根据针身形状分为三个亚型:

Ba型:针体稍弯,针尾圆钝,有一周凹槽。白家村遗址T308②:9,通体磨制但不光滑(图一,5)。

Bb型:一端锐尖,一端较粗钝。半坡遗址出土有6件长短和大小都不等的此类骨针,长7—12厘米(图一,6)。

Bc型:两端皆锐尖。半坡遗址出土5件此类骨针,器身较短小,长5—9厘米(图一,7)。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功用

研究者业已指出,柿子滩遗址的发现,证明骨针最早出现在进入冰盛期前逐渐变冷的阶段[5]。先民们用骨针缝制简易的披挂物御寒,也由此结束衣不蔽体的生活。黄蕴平先生的骨针使用实验也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先民可能已经具备使兽皮变软的技术。小型动物如野兔,毛皮较薄,用手搓软后缝合制成的衣物保暖舒适;大型动物毛皮较厚,需先用粗尖的锥形器刺穿再行缝纫,估计可能用于遮挡洞口,或作其他用途[6]。关中地区相当多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纺轮、骨梭、骨针等纺织、缝纫工具,或许表明先民们逐渐发现麻和葛的纤维更适合缝制衣物。

骨針还可以用来缝制渔网,进行渔猎活动。白家村遗址、北首岭遗址早期、姜寨遗址一二期等,就发现有石网坠。姜寨遗址一期还出土一件可能是原始针疗所用的针具,器身修长,磨制规矩,尖端细锐,这大概需要充分的有关古人类生活情境的材料,才有确切的判定。

(二)骨针的发展进步与穿针、引线的关系

针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备的缝纫工具,常与线一道发挥缝合衣物的功用。研究者业已指出骨针的出现意味着“线”已经存在,且说明人类的缝合技术已趋成熟[7]。所谓缝合,即兽皮经过打孔和穿结缀连起来。这个过程中,骨针是打孔和引线的工具:头端的尖穿透兽皮,线同时借助针孔穿过,而后发挥连接固定的作用。

1.穿针。骨针想要穿透兽皮,需满足以下条件:头端尖锐,方便开孔;表面光滑,利于穿针顺畅、引线快速;形制特殊,整体呈现出由尖到粗,再由粗逐渐变细的形态,从而能够轻易穿过兽皮。

2.引线。先民们最开始应是借助骨锥或无孔骨针之类的锐器穿透兽皮,再用线绳绑扎,制成简易衣物。穿孔骨针和纺轮的出土,进一步表明用于缝缀的线已经出现,且粗细均匀。有研究者认为线的变细很可能就诱导了针孔的变小和整个针形体的变小和精致[8],因为针的变细和针孔的变小,除了制作工艺的成熟,更是以穿入针孔的线已经存在为前提条件。骨针的出现还意味着打结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9],因为细线必须打结才能固定在针的尾端。较为遗憾的是,线绳很难完好地保存下来,相关的考古学记录也很少,若是借助显微观察,相信能在骨针的穿孔位置看到绳索压磨的痕迹。

综上,穿孔骨针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开孔和引线统一于同一件工具上,更是制作水平成熟的体现。

(三)制作工序与加工技术

黄蕴平先生关于小孤山骨针制作工艺的模拟实验[10],证实制作一件骨针要经过选料、截料、刮磨成型、加工针眼等工序,还要综合锯切、刮磨、钻孔等技术。

1.选料。制作一件骨器,需要选择适合的动物和骨骼部位。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内,猎取并且开始驯化的鹿的骨骼是骨器制作的原料大宗。区域内已发现的骨针多用动物肢骨劈裂磨制而成,也有极少数是由肋骨制成的。

2.截料。实验和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先民主要采用切锯、劈或砍砸骨料的方法取坯[11]。区域内出土骨器的遗址大多还出土有石片、石片工具和砾石。小孤山骨针的制作实验也证明简单的石片就可以完成骨器制作。蚌锯和弧刃的蚌刀也可以作切割之用,白家村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蚌刀,笔者亦曾使用磨制蚌刀结合楔裂法,成功获取坯料。

3.刮磨成型。刮和磨能将窄长的骨料加工成圆柱体或扁体作针身,再对针的尾部细磨,使之扁薄,得到的就是外表较为粗糙的毛坯;还要利用砂岩、砺石等材料进行打磨,有些骨针还进行了整体抛光,猜测是动物毛皮或某种植物,也有可能是插入细黏土中。

4.加工针眼。最后,是在针尾开孔。据裴文中先生研究,山顶洞遗址出土的骨针是用刮挖的方法加工针眼的[12];黄蕴平先生的模拟实验则证明小孤山先民是用对钻的方法制成骨针,既不必专门制作用以开孔的工具,制作效率也高于前者。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穿孔骨针既有双面钻,也有单面钻,基本不见走钻现象。同时,区域内有些骨针尾部扁孔钻得特别规范,如关桃园遗址三期标本H204:17;有些钻孔系双面刻划,再钻孔而成,如下魏洛遗址H81⑧:3。推测是选择不同钻孔工具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前者可能是借助木棍用手旋转钻孔,后者应是先用尖锐石器刻、切、挖开小口,确定准确的开槽位置,再用纤维束蘸泥浆拉推扩孔[13]。

至于制作针身、针眼的先后顺序,根据黄蕴平先生的实验,两种先后顺序都可行,主要是参考当时的具体情况,如针身粗细、钻孔工具、制作工艺熟练程度和一般习惯[14]。

白家村遗址还出土了几件由烧过的兽骨精磨而成的骨针,其他生产工具骨锥、骨矛也是如此。有研究者推测,骨料经火烧燎或炭化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工具硬度。这几件骨器究竟是当时先民食肉后无意制作的,还是专门加固制作的,有待更多的材料和实验来验证。

以上就是对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骨针的系统梳理,以及相关问题所作的讨论。区域内,前仰韶时期到龙山时代晚期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骨针的存在,且形制已与现代金属针几近相似,但穿孔骨针并没有完全取代无孔骨针,且后者之间的形态差异较大,应有特殊用途。先民们最开始使用骨针缝合衣物以御寒蔽体,后来还编制渔网进行渔猎活动,少数细长、规整的骨针可能用来缝合伤口。穿孔骨针实现了穿针与引线的有机统一,是制骨工艺的一大进步。并且,要制作一件完整的骨针,需经过选料、截料、刮磨成型、加工针眼、打磨抛光等工序。

参考文献:

[1]张镇洪,傅仁义,陈宝峰等.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J].人类学学报,1985(01):70-79+107-108.

[2][6][10][11][14]黃蕴平.小孤山骨针的制作和使用研究[J].考古,1993(3):260-268.

[3][5]李晓蓉.柿子滩旧时器遗址发现的骨针及相关问题研究[D].山西大学,2013:9-30.

[4]拙文作如下处理:西安半坡遗址,依据严文明先生划分的早、中、晚三期,粗略认为半坡遗址三期均有骨针出土,但具体数字不清。北首岭遗址,严先生指出北首岭中期文化是主要遗存,明显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而报告中把大量中期遗存并入晚期,并归入半坡晚期类型的较早阶段,显然是一种错误,姑且认为北首岭遗址各期均有骨针出土,且早期占据绝对优势.

[7][8][13]陶园.基于痕迹考古方法的纺织材料起源研究[D].东华大学,2015:115-134.

[9]郭乙姝.论结的起源[D].东华大学,2017:27-52.

[12]裴文中.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Late-Palaeolithic Cave Of Choukoutien.中国地质学会志,1934(00):35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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