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文晓，赵文龙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一、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一书中将家庭看作社会结构的基本三角，其主要功能是抚育后代，并对后代发展产生持续影响[1]。作为最微观和最重要的一个生态系统(ecological systems)，家庭环境与子女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的经典问题[2]。国内研究者偏重于从家庭内部的积极因素，诸如丰富的文化资本或经济地位对学生成长的贡献计量来探索家庭和青少年发展之间的关系[3]。国外研究者则较多关注高风险家庭的子女发展问题，如英国学者Rutter就发现大约一半的儿童经历过至少一种家庭风险因子，证实了现实生活中高风险家庭存在的普遍性[4]。更值得注意的是，风险因子并非孤立发生与存在，而是在高风险家庭中经由多重叠加而构成风险链条(risk chain)，恶化家庭环境，加剧对青少年的伤害[5]。因此，考虑到国内的贫富差距鸿沟以及扶贫先扶智的要求，从多重风险因子的角度探索高风险家庭的青少年学业成就问题在我国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Bronfenbrenner在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中将家庭和学校作为影响青少年发展最为重要的两个微系统，认为其嵌套于以个体为圆心的多重生态系统中[6]。因此，在探索家庭对孩子影响的发生机制时，不能忽略学校班级对青少年的结构性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班级是孩子有着更多亲密接触和日常生活的场域(field)，是直接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共同体(community)[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