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佳烯 涂先青 张倩男

（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广东广州 510315）

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开放的基础

（一）“一国两制”的显著优势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是与我国具体国情紧密结合的产物，作为一项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顶层设计，它在我国香港和澳门回归后得到了实践的充分检验并收获了巨大成效。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不同体制机制的交互有助于港澳与珠三角九市在地区协同发展方面产生“化学反应”，实现三地互利共赢和区域全面发展。“一国两制”所展现出来的显著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更高水平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将反过来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二）经济实力雄厚，产业体系完备

我国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世界四大湾区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位置。2020年，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1.6万亿美元，这一数值与同年GDP排名世界第九的加拿大、第十的韩国相当，经济实力之雄厚，发展活力之强劲可见一斑。大湾区具有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和比较扎实的高端生产基础，各城市经济互补性强，产业梯度较为明晰，并逐步形成立足先进制造业，依靠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现代化服务业，发展海洋经济的经济驱动模式。

图1 2018-2020年我国粤港澳大湾区与部分国家GDP比较

广州、深圳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是珠三角九个城市中的核心龙头，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较高，电子信息工业具有集群优势，经济向外扩散形成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三大经济圈在产业发展上各有侧重、各具优势：广佛肇经济圈工业制造基础深厚，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汽车制造、食品加工，发展方向侧重于电商创新服务业和智能科技制造业；深莞惠经济圈是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制造业基地，除了生物医药和汽车制造，还在3C产品制造、港口物流等诸多制造领域颇具影响力，尤其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优势，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珠中江经济圈的国际休闲旅游产业、临港加工以及航空港口等现代物流业较为突出。香港金融业、服务业体系较完善，在资金、制度、管理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发展集聚于国际金融业、旅游购物业和国际物流业。澳门支柱产业为博彩业和旅游业，与珠海联合形成现代旅游休闲服务产业中心。

图2 珠三角三大经济圈产业发展方向

（三）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潜力巨大

粤港澳大湾区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上走在全国前列，已经初步具备了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人才和技术基础。

在研发经费支出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研发经费支出和区域创新能力保持全国领先。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1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发明专利榜单和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前1000家创新状况报告》，粤港澳大湾区有92家民营企业入围，研发费用总额2723亿元，平均研发强度4.77%。庞大的研发经费支出规模为粤港澳大湾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支撑着大湾区创新要素的科学培养和高效转化，对于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起到重要支持作用。国内城市群研发投入比较如表1所示。

表1 国内城市群研发投入比较

在人才培养方面，大湾区持续以高水平人才支撑高水平科技供给，助力高水平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高地”，拥有一百多所高校和超过两百万名大学生，其中包括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一批国内知名的高校和香港大学等世界百强名校。这些高校作为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的“孵化器”，源源不断地为湾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带动大湾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

在科技储备与创新能力方面，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位居全球第二。广州日报GDI智库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20）》指出，2015-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达128.76万件，位列世界四大湾区之首。

（四）开放基础较好，国际化水平领先

香港既是国际知名的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也是国际航空枢纽，其以纵横全球的商业网络及高度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闻名于世，国际化水平极高。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香港在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公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1年度报告》五大评估项目中，以“国际贸易自由”和“监管”两项排名世界第一的优异表现，连续第27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澳门作为东西方元素融合碰撞的城市，在中华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下，在现存的许多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上都体现出了中西合璧的特点，民族性与世界性兼而有之，彰显澳门城市文化的包容性，并推动其成为中外国际交流的桥梁。尤其是在我国与葡语国家的商贸、文化交往上，澳门正不断强化成为国际性交流服务平台，更借此巩固发展其世界休闲旅游中心的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开放的现状

（一）开放程度

从使用熵权法得到的权重占比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城市包括珠海、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和中山，其中香港的经济开放度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处于最前沿的位置。而佛山、惠州、东莞、江门、肇庆的经济开放度不高，且城市间的开放度差距较明显。相对其他城市而言，佛山、肇庆的经济开放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另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经济开放指数在波动中总体上保持着增长的趋势，说明该城市群的经济实力与经济竞争力有所提高。

（二）开放范围

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国家或地区范围对象看，主要面向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工业国家开放，如东盟10国、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2020年，我国香港地区进出口贸易及批发货值中，内地占41%，我国台湾地区占10%，东盟、欧盟、美国、日本、韩国总占比41%左右；2020年，我国澳门地区进出口总额1033.72亿澳门元，内地和香港占比38%，欧盟占比27.8%，日本、美国分别占比9%左右。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看，对外开放合作的主力军主要是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几个城市，湾区内其他几个城市的开放范围和国际合作程度要小很多。

（三）开放领域

从对外开放的行业格局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对外开放领域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重心偏向传统制造业，对外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结构中的比重低、逆差大、附加值低，资本和人才密集型产业占比较低等问题。由于对技术、品牌、服务等竞争力的重视和培育不够，以中医及中华文化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部门开放水平不高。以金融业为代表的一些重点行业存在外资准入和股份占比限制等资本管制措施，总体开放程度也不高，国内个人和企业囿于国内资本市场限制，无法充分利用国际上的廉价资金，难以把握国际上较好的投资机会，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效率损失。

（四）开放层次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珠三角在内的我国许多地区对外开放方式虽然逐渐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但实质上是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一段时期以来，珠三角地区以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实现了经济的长足发展，并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长期稳居全国前列。但是，这种政策性开放相较于给投资者提供一个较好的营商环境而言，显然不如后者更能适应新形势下对于更高水平开放的要求。

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开放的挑战

（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

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正在诱导本国制造业企业回迁和资本回流，大湾区吸引外企入驻和外商投资的压力加大；另一方面，随着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持续抬升，大湾区原有的低要素成本优势正在消减，一些加工贸易企业逐步向中部地区以及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影响大湾区产业链布局和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在资本外流和其他地区低成本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大湾区自身经济运行过程中原本存在的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和供需不平衡问题也被放大，这不仅使粤港澳大湾区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面临不小困境，也给大湾区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

（二）区域间协调联动不到位

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特征，是其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独特优势，又是制约其内部进一步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缺乏负责常态化统筹、指导、规划、组织大湾区中长期建设的常设机构，仅仅依靠中央层面牵头组建的领导小组和每年一次的粤港、粤澳联席会议，显然难以面面俱到地兼顾到大湾区日常管理和协作的需求。依赖各地政府部门或者民间组织自发开展协调协作不仅容易出现合作效率、资源整合和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还可能导致大湾区内部部分领域出现同质化竞争现象，挤压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效果，阻碍“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有七千万人口的庞大市场规模，但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不高，无法形成被国际市场认可和遵守的规则、标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话语权与市场地位不匹配的现象，关键在于广东、香港、澳门之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仍未能实现真正自由化的流动和融通，表现为三地制度与规则尚未实现有效衔接和统一，影响市场效率的制度性壁垒依然存在，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