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

编者按：

入党志愿书是申请人向党组织表达入党愿望的庄严承诺，表露了每一位申请人的心迹。本刊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中节选了部分章节，真实呈现老一辈党员科学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写下的庄重誓言，并结合人物生平简介，生动展现他们践行入党诺言、承担历史重任、矢志拼搏奋斗，最终为祖国科技事业树立起一座座丰碑的感人事迹与不朽功绩。

严济慈

严济慈（1901—1996），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兼镭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研究生院首任院长。全国人大第六、七届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入党志愿书（节选）

我今年已经七十九岁了，才写志愿书申请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整整三十年。我比我的法国老师之一保罗·郎之万教授于一九四五年出狱入党还晚六岁。所有这些使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没有迟暮之感。我争取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求得光荣的歸宿。

我生长在浙江东阳县一个不满五十户的贫困农村里，父耕母织，举债供我读完旧制中学。一九一八年我以第一名考取南京高等师范。我在学校喜读课外书，爱做练习题，善于应付考试，颇得师长的赞许，逐步走上了科研的道路。另一方面，这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五四运动爆发，爱国图强，科学救国的思想深深地打动着我。一九二三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毕业，我又立即以编著《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所得稿费，以及师长亲戚的资助去法国留学，一年考得巴黎大学三张文凭而毕业。一九二七年夏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各方争聘，在沪宁四个大学同时教课，又参加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筹备工作，一跃而跻（身）于学者名流之林。这就更助长了我的自高自大的个人主义和光前裕后的封建思想。

我埋首科学，不问政治，而且自以为从事科学研究是人生最高尚的事业，莫大的幸福。因此，一九二八年秋我又去巴黎从事研究工作二年多。一九三一年后定居当时比较宁静的北平，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这个小天地里与十来位青年朝夕相处，指手划脚，自得其乐，以写“洋八股”为能事，徒增长我的家长作风而已。这正是从九一八到七七这一段时期，其可笑可鄙孰甚！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我正第三次在巴黎。除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和范勃里老师退休庆祝会外，我也参与一些抗日宣传活动，成为吴老（玉章，从莫斯科来）和郎之万教授之间的联络人。一九三八年初我动身回国路过里昂，在里昂天文台台长狄费教授家遇见《里昂进步报》的一位记者。次日该报第二版上大登我的抗日言论，并说我正率领一批留法学生回国抗日，使我不能（坐）船到上海，只得在香港登陆，我在北平的家也就受到日寇的监视。我从香港，经越南，于元旦春节抵昆明，拜访前南高老师、新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决定把北平研究院迁滇，并设法通知我妻扶老携幼南下。所以我的抗日爱国，自问没有问题。

在昆明北郊黑龙潭，要恢复在北平那种所谓物理研究工作，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是毫无意义的。鉴于战时后方医疗器械的缺乏和需要，我们决定从事显微镜的研制。从光学计算，镜片磨制、装配和检验，无不亲自动手。四年内，制成一千五百倍显微镜五百架，同时训练了青年徒工十余人，对解放后我国光学仪器工业的发展有了一点小小的帮助。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我正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在美国各地讲学和参观，而我渴望的是国内“和谈”成功，幻想在我们国家里将出现苏联的经济制度和欧美的民主政治。事实立刻证明我的幼稚无知。蒋介石反动政权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悍然发动内战，物价飞涨，不仅民主政治谈不到，连个人生活都成了问题。梦想破灭了，我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和矛盾，终日伏案编写大、中学物理教科书，换取稿费养活全家。

到一九四八年我实在忍无可忍，起来公开说话了。三月二十八日在北平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我列举该会宗旨三点：（一）联络中国科学工作者致力科学建国工作;（二）促进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和（三）争取科学工作条件的改善与科学工作者生活的保障。最后，我说：“但是目前的情况实在令人惶恐，怕要弄到科学家寸步难行、寝食不安的地步。如上星期五约里奥·居里夫人到美被拘之事，即其一例（见三月二十九日华北日报）。”九月九日在北平研究院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上，我做了发言。我的发言北平各报都有登载，说是“科学工作者的愤慨”，加上所谓“份量很重”的按语。其实，我说的话比实际情况差得很远。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全国欢腾，党给我充分的信任和荣誉。五月初我被邀参加全国民主青联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做了“青年与科学”的报告。继又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任秘书长;并以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之一，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期间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解放军通讯部队王诤同志托人找我见面。他从书本上知道我二十多年来研究压电水晶，要我们协助建立一个制造水晶振荡器车间。我从此认识到科学家在新中国将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科学院成立，我希望回到研究工作中去，我担任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而不是以研究所工作为主。当时我认为一个人一旦离开实验室，就是他的科学生命的结束。郭沫若院长教导我说：“倘能使成百上千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可见我在建国之初，还是处处从个人考虑出发，没有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我开始带着问题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参加川北土地改革使我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教育。赴朝慰问使我深深体会到最可爱的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工作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到广大职工在恢复许多规模宏大的现代厂矿的工作中所表现的苦干精神，从而瞻望到新中国的光辉前途。我从此学到高炉是炼铁、平炉是炼钢等常识，为而后参加技术科学部工作打下基础。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逐渐认识到党的大公无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在一九五七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风声里，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党能领导科学，而且党不能不领导科学，因为在新中国科学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五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课，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他们那种蓬勃的朝气更是极大地鼓舞着我，特别是因为我从一九二八年后三十年来没有教过书。从去年起我又负责研究生院工作，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我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努力去做一个不自满自足地闭门幽居以科学术士自居的人，不让自己以老一辈的科学领导者自居的人，懂得老科学人员与年轻科学人员联合的意义和巨大的力量的人，自愿和乐意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夺得科学高峰的人，承认科学的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人。

…………

历史的长河汹涌澎湃，革命的车轮飞奔向前。今天，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又揭开了历史的新章，进行新的万里长征。九亿神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也精神焕发，壮心不已，亲身体验到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 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衷心向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真诚地请求党接受我做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党的直接教育下，我今后一定要加速改造自己，不断克服各种缺点，把自己的希望和命运同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自己虽已至耄耋之年，仍应壮心不已！

延伸阅读

严济慈，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及放射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研究水晶压电效应第一人。曾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1980年，作为享誉国际学术界的科学家，功成名就的严济慈在79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顾他辉煌的一生，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选择。

出身清贫农家的严济慈是家中子女五人中唯一上学的，他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聪颖好学，刻苦上进。9岁时，父亲买回一本《笔算数学》，在无人可请教指导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钻研，一道一道题反复演算，竟无师自通。

1914年2月，13岁的严济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阳县立中学（今浙江省东阳中学）。四年的学习中，他的成绩年年第一，尤其在数学方面表现出了善解难题、怪题的特殊才能。三年级时受校长之命，他代替请假老师为一年级学生讲授数学，因而闻名县城。

1918年夏，17岁的严济慈参加全国六大学区高师联考，名列浙江省第一名，也是家乡东阳县立中学建校后第一个考上高等学校的学生，为此，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将东阳县立中学列为重点中学。

1923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大学毕业。他的老师们鼓励并资助他赴法留学，熊庆来甚至典当了自己的皮袍子寄钱给他。才一年多时间他就完成了大学学业，1925年取得硕士学位，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严济慈在大学教书，任研究所所长，当选法国物理学会理事及中央研究院院士，赴法、美等国进行科研讲学，当选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学术硕果累累。

“要使科学研究在中国土地上生根！”这是严济慈毕生追求的目标。当年他归心似箭地回到祖国，至全面抗战前，是他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他在物理学的许多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严济慈的科学探索可分为法国时期和北平时期。在此期间，他发表的论文共53篇，多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前11篇代表了他在法国的研究成果，后42篇则是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期间，由他和他指导下的青年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的。这是一个学术丰收的时期。严济慈领导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成果累累，人才辈出，誉满科坛，闻名欧美。

1933年，他在《科学是国际的吗？》一文中疾呼：“我们黄帝子孙，有悠久的历史、高等的文化，与深邃的潜势力，……对于各种科学，自当有我们特殊的贡献。……在各种科学上，占它应有的地位。青年朋友们，大家努力起来建设中国的科学！”因此，从1930年底他第二次从法国回国时起，就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

严济慈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

1937年，他赴法国、瑞士陆续出席五个国际会议。刚抵巴黎，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听闻侵略者扬言要轰炸北平时，严济慈呼吁国际社会：“我要请世界舆论公开谴责日本侵略者这一毁灭文化的罪恶企图”，并协助中共旅欧领导人多次在公共集会上，向法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当法国记者采访严济慈时，他义正词严地表示：中国是绝不会灭亡的。“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同赴国难。我虽是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是我要立即回到我的祖国，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此番言论被媒体报道后，他北平的家门口来了日本宪兵蹲守，他还未来得及见上一面的女儿被毒杀。

抗日战争时期，他把研究工作转向为抗战服务。凡是对抗战有帮助的，他都乐于承担。当时，敌机频繁空袭大后方，防空警报器的自动控制系统遂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他知道它关系到我军的技术装备和千百万同胞的生命安全，立即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并完成任务，制造出的500架1500倍显微镜被送至前线的医疗阵地以及科研机构，1000多具水晶振荡器被安装在无线电台、警报器上，300多套军用测距镜和望远镜被运往我国及印缅战场。这也是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批光学仪器，以前都要进口。因此，严济慈获得国民政府的奖励和勋章。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严济慈以科学家的良知和对祖国的无比忠诚，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貢献。

新中国成立后，严济慈的科学生涯开始了新的一页。10月1日，他出席了开国大典。他的夫人说他那天“高兴得跟孩子似的”。

20世纪50年代前期，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分院——东北分院院长，为东北地区各研究所的建立，培养人才，确立科研方向，以及日后发展新兴学科打下了良好基础，为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提供了科学技术的支持。

1955年，严济慈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学部委员，并任技术科学部主任。1956年初，严济慈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他参与制订了中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1958年，严济慈参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亲自授课达6年之久。1980年，他是继郭沫若之后的第二任校长。他在那所学校创出过一道奇观——60多岁的严济慈讲课时，能容纳二三百人的大教室不仅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站着，连外校的师生也慕名而来。他讲课不按教材，常常从中间或末尾讲起。

作为一位科学家和教育家，严济慈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培养了大批中国的科学精英。可以说，他推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子赴美留学的那扇门。

1979年，严济慈与美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合作，富有远见地组织中美联合招考留美之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 （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并出任中方招考委员会主席，在国内招考与物理有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争取到美国几十所大学的全额资助，历经9届，共考选 915人，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科技人才得以成长。

严济慈还参与了中国各个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决策过程，几次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制订、实施和组织领导工作，目睹了科学在中国大地上生根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光辉成就。

寡言的他笔下的文字却饶有趣味。他在留法期间每隔几天就会写信给当时的未婚妻、后来的夫人、著名教育家张鹤龄的女儿，东南大学第一位女生——张宗英，后来辑成了一本《法兰西情书》。有年轻人拿着这本书“教育”自己的丈夫：“看看人家大科学家怎么跟老婆说话的！”当然，他写得最出色的是学术论文，他的博士论文曾让巴黎学界震惊。

他一生极为重视教科书的编撰。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期间，他就编著了《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前者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年前一直被指定为“官方教材”，行销东南亚;后者也很受欢迎，以至于在出版50多年后还应约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再版。他还与人合译了《理论力学纲要》，均由商务印书馆多次再版。他编写了《普通物理学》等共9册教科书及《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电磁学》等著作。80年代，《几何证题法》还被改为白话文出版。这些教科书的发行，惠及中国几代学子，培育了几代科技人才。

就是这样一位成就斐然、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却在79岁高龄作出了人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选择：申请加入共产党。

有人问他：“一個80岁的科学工作者为什么要入党？”

他以一位科学家的严密逻辑圆满回答了这个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离不开科学;而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离不开党的领导。因此说，党的领导是根本，在长期斗争的磨练、比较中，我逐步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因而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因为“理想和信念是生活和工作的动力”。

正如他所说：“我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没有迟暮之感。我争取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求得光荣的归宿。”

严济慈经过一生的探索，终于在晚年为自己找到了光荣的归宿。

童秉纲

童秉纲（1927—2020），流体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7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空气动力学等研究。多次获得中国科学院及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等。

入党志愿书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拥护党的纲领，承认党的章程，并愿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争取逐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我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会胜利，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必然要灭亡。我坚信，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必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将在整个过渡时期的历史阶段内，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最终在全世界必定要实现共产主义。

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培养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之一。在解放初期，我就是党的积极分子。1950 年入了青年团，在团内11年。在党的亲切培育下，我积极地参加了历次政治运动，长期担任过教学组织管理工作，并一直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成长。饮水思源，如果说，我现在还有一点点思想觉悟、知识才干以及相应的工作条件的话，那都是党对我精心培育的结果。因此我对党一直怀着深厚朴素的感情。

正是本着对党的上述信仰和感情，近三十年来，虽几经风雨，遍历坎坷，我对党的信仰不动摇，始终激励自己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希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在五十年代初期，我就提出过入党申请。来科大后，在1964年左右，我又提出入党申请。只是由于我主观上努力不够，思想觉悟不高，参加党组织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在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人民正在奋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尽早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军。科技、教育战线也要大干快上。这是一个新的长征，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党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战斗号召，我要坚决响应，要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立志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争取参加党的组织，发挥好一个螺丝钉的作用。为此，我再次提出了要求入党的申请。

我今后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应注意摆好红与专的关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应加强斗争性，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之，要把共产党员的八条要求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延伸阅读

童秉纲1927年出生于江苏张家港，11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当时他最小的弟弟刚出生不久。抚养五个孩子长大成人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可是我母亲咬紧牙关，无论如何都要送我们上学。”童秉纲对母亲的坚韧充满敬佩和感激。

1937年，日军开始全面侵华，童秉纲的家乡很快沦陷。他的整个中学时代，都在抗战烽火中度过，幸运的是，学业并没有因战争中断。“念研究生第二年时，就让我们出来讲课。”教育是童秉纲一生热爱的事业，25岁起，他就登上了大学讲台，并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理论力学教研室代主任。“那时百废待兴，教学是第一位的。”童秉纲知道，教研室有好几位老师都比他年龄大，让年纪轻轻的他领导管理教学，学校给予他的这份信任，其实是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他曾因为得罪了领导而“靠边站”，但在坐“冷板凳”的几年中，他仍集中精力主编了一本《理论力学》讲义，并在1961年的一次全国会议上被选为试用教科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本教科书后来成为极富生命力的经典教材，以它为蓝本的修订版，至今已出版第八版，年发行量达20万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子。

完成《理论力学》教材的整理出版工作后，童秉纲受邀调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随即担任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教研室副主任，协助系主任钱学森和室主任林同骥安排落实专业教学计划。

对中国科大倾注了极大心血的钱学森找到童秉纲，请他主持力学补课工作。“这个任务执行起来会很难。”他认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参差不齐，“讲深了，相当一部分同学可能听不懂;讲浅了，也会有同学觉得没收获。”童秉纲讲课思路清晰，论证逻辑严密，深入浅出，把玄奥的理论讲得通俗易懂，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他创新的教学方法收到了成效。那届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力学领域的知名学者，有人至今保留着当年童秉纲上课时的笔记。

在中国科大，他的学生们都觉得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清晰的思路和精练的语言，让学子们感受到了知识的乐趣。童秉纲后来回忆，当年在大教室里坐了300多人，没有麦克风，讲课全靠嗓子喊。

从研究生毕业算起，童秉纲将汗水全部挥洒在三尺讲台上，为国家建设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急需人才。

童秉纲从教60余年，45岁才开始从事科研，在非定常空气动力学、生物流体力学、航天器热防护气动热力学等前沿领域做了系统的创造性工作。

“文革”中，童秉纲饱受磨难，他以坚强的意志，熬过那段苦难岁月。

45岁时，童秉纲被派去沈阳一个航空工厂从事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在空气动力学领域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1997年，70岁的童秉纲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此时，他已在非定常空气动力学、生物流体力学、非定常流与涡运动、航天器热防护气动热力学等诸多前沿领域，做了系统的创造性工作。1999年，他还领导完成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任务。

童秉纲在学问上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对他而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始终都有一个看似平凡的追求：永远要在同龄人中具有竞争力。他在国内较早地认识到“旋涡是流体运动的肌腱”，并致力于推动国内的涡运动及其气动力效应的研究。

他特别注重于研究工程实际中的科学问题，积极参与航天空气动力学关键课题的研究，在航天飞行器的动稳定性研究中，是国内采用摄动方法进行分析的带头人，他的研究结果得到了飞行试验的验证。

童秉纲目光敏锐，他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安复兴研究员在国内最早提出了飞行器动稳定性气动力系统的研究方向应由动导数的线性系统扩展到动稳定参数的非线性系统。

他还是国内飞行器非定常气动力理论分析的主要倡导人。在他的倡导下，国内的空气动力学教学从纯理论研究走向了针对飞行环境扰动引起的非定常效应的研究。

鱼游和昆虫飞行、近空间飞行器的气动热力学都是在21世纪初受到关注的研究前沿。之后的十几年，童秉纲也主要在这两个领域探索。特别是他指导学生完成的论文《中小型昆虫拍翼非定常空气动力学》，被《流体力学年鉴》的一篇文章列为该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四篇文章之一。著名流体力学家吴耀祖则认为，中国学者在昆虫飞行研究领域已真正登上了国际科学舞台。

倾心科研的同时，童秉纲一直未曾离开他挚爱的讲台。1981年，他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6年，童秉纲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一直为学子们授课到70岁。此后，他不时开设讲座，为学生授业、解惑。在执教生涯中，他始终坚持“要给学生一勺水，自己就要先有一缸水”。

童秉纲在培养人才、倾心科研的同时，仍著作颇丰，他的《气体动力学》（1990年出版）获得1995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一等奖和1998年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主持撰写的《涡运动理论》（1994年出版）还销售到了台湾。

“一定要做事”，“要老老實实做好事情”。正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成为童秉纲90余载风雨人生路上永恒不变的追求。回首人生，他自己会用这些词语来概括：艰苦求学，国难当头;投身建设，岁月良多;逆境很长，挨批挨斗;很晚创业，小有成就。他一生刚强正直、虚怀若谷，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讲究学术民主，悉心倾听不同意见。对于学生，童先生更是和蔼贴心，尊重学生自己的看法，关心学生的每一点进步。他高尚的品格使他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楷模。

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气象气候学家，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南大学教授、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人，我国自然资源综合研究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入党志愿书（节选）

申请入党的起因：

解放后十二年中，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等活动，参加了“联共党史”“辩证唯物论”“实践论”“矛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内部矛盾论”“总路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等政治学习，由于党的关怀，虽是愚钝，思想上仍有所提高。

从人生观的改变来看，解放以前几个基本观点：

1.科学救国的观点。但科学本身不能救国，必须首先弄清为谁服务。列宁说，从前全部人类知（智）能创造，只是为让一部分人获得全部技术文化成果的利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得不到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使科学技术变为全民的财产。

2.贤人政治。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知识即是力量。对于工人阶级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统不了解，以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无非是杰出的知识分子，不了解知识从何而来。读了毛主席的《实践论》才知道一切知识统要从实践中得来。《实践论》中毛主席说，辩证唯物主义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性。只有以体力脑力劳动能自立而不剥削别人，而且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才得称为贤人。知识阶级虽（是）脑力劳动者，但有大部分却骑在人民头上而剥削人的。

3.人性本善的想法。我在浙大时对于学生的看法，读《辩证唯物论》才知道有所谓阶级立场，不能希望一个资本家對于剥削对象殖民地或是本国的工人有什么好的意图。因为受了人性本善的观念，我的警惕性仍然是不高的，斗争性是不强的。

4.个人自由主义或是学院自由主义。这是很受美国大学教育的影响。毛主席已经指出（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毛主席所说自由主义的表现：不同人作原则争论，求得和平亲热，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对于不正确的议论不争辩;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励、不询问，听任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加以阻止。要知道只有站稳立场，服从纪律，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方可以从个人自由主义的樊笼里释放出来（《毛选》第二卷《反对自由主义》）。

到现在为止我的“科学救国”和“贤人政治”的观念，自以为已彻底消除，但“人性本善”的观念多少还在作怪，而自由主义观念怕还是相当浓厚。诚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文所讲：“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是需要一个长时期的。”

提出申请的理由：

对于我，提出申请是经过一个长时间考虑的。1958年3月8日曾和李、陶、吴三副院长写过一封信给中共科学院党组，说……要把自己一切力量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争）取做到：一、全心全意服从党的领导;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经验，推进人民的科学事业;三、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信发表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在这四年当中，自己认为学习还不够努力，而进步也很缓慢，但对于党的认识也加深了一点，虽是年岁已是七十多了，但自己认为尚能受得起更严格的训练，以期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

1962年6月4日

延伸阅读

竺可桢，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物候学创始人之一，我国地理学界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他在气候变迁、物候、农业气候、自然区划和科学史等方面皆有卓越见解和杰出贡献，曾发表论文240余篇。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一生中在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物候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造诣很深;他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他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他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深受科学界人士的推崇和怀念。

竺可桢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地学教材《地学通论》，并亲自授课。

竺可桢是历史气候学的创建人、奠基人之一，其中历史气候变迁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蜚声国际科学界。竺可桢在历史气候学上的另一大贡献是历史物候学。

在今天，发布天气预报再平常不过，可在1930年前的中国，只能由外国人发布。当时，美国已有测候所200多座，中国只有香港和上海两座，且都由外国人掌控。而日本人更是居心叵测地对中国的地理和气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让爱国的竺可桢感到痛心警醒又不安。他深知气象学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和战争战备也有重要关联。因此，1928年，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委托和支持下，他筹建气象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此后8年，他踏遍祖国大地，兴建了包括拉萨在内的40多个气象观测台站。1930年元旦，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地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预报，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彻底结束中国领土的天气预报由外国人发布的历史。现在大家熟知的天气温度单位——摄氏度，国内也是从竺可桢开始使用的，他统一了中国气象的温标单位。

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个成就都和他的工作分不开。他很重视物候的观察记录，自1918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他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气象日记无一日间断，共计800万字。

作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竺可桢发表的多部著述成为我国近代气象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其中的一些研究方法和主要学术观点，至今仍被学术界所沿用。他的一系列奠基性研究，至今仍有意义。

1949年11月，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除了烦琐的院务工作外，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调整研究机构和吸纳科研人才两件大事上。

1956年后，竺可桢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调查自然资源、进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目的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研究。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先后组织了25年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参加工作的达100多个单位，1万多人次，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竺可桢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这标志着中国科学家较早地、独立地关注并研究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是中国科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前瞻性的早期探索。

1964年，竺可桢发表了《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后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

竺可桢被誉为科学界的教育家、教育界的君子。1936年初，蒋介石约见竺可桢，希望他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面对这个得名又得利的好差事，竺可桢当着蒋介石的面拒绝了。但在他人的劝说下，为了振兴浙江文化教育，“往日浙江育我，余生我育浙江”，他决定接受但向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财政不能断;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干涉;时限半年，之后卸任。蒋介石大为恼火，在陈布雷的劝说下，才答应了竺可桢提出的条件。

浙大有一个著名的“竺可桢二问”，那是他在开学典礼上向新生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在他的倡议下，“求是”确定为浙江大学校训。

竺可桢爱才惜才。当时他为聘到同为哈佛大学校友的一位物理博士胡刚复，专赴上海去借人，见对方不吐口，他干脆在人家的办公室赖着不走了，直到对方答应借两个月。连连作揖后，他拉起胡博士直奔火车站。在胡博士的带领下，浙江大学物理系成为当时中国物理研究的前沿阵地，先后有王淦昌、束星北、吴健雄、胡济民、卢鹤绂、程开甲、李政道、吕敏、贺贤土等物理界大师在此工作和学习，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历史上的辉煌。

在日寇大举进犯之时，竺可桢带领学校踏上了史称“文军西迁”的漫漫迁徙路，十年四迁，从浙经赣、桂至黔，仍教学、科研不辍，战时的欢迎会都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有学生问老师：“警报都响了，老百姓都已逃警报去了，我们还上课吗？”“怎能不上课？”“黑板挂在哪里？”“就挂在我的胸前。”这种精神，就是竺可桢带领下的浙大特有的精神。

抗战期间在浙大任教的教授70多人，其中有部聘教授18人，占据全国部聘教授的四分之一。在湄潭的7年中，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其他所有的中国大学。

1944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访问中国，回去后，他在代表世界最高学术水平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的文章，他告诉全世界：“在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有世界一流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他们是中国科学的希望。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再度让西方震惊。”

竺可桢带领浙大从逆境中崛起，从一个地方性大学跃升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至今，浙大西迁所历之处，皆以浙大办学办好事为美谈。路过江西时，看到江水泛滥对当地的贻害，竺可桢就命土木系师生在赣江边考察设计了一条长堤，解决了千年水患，被当地百姓称作“浙大堤”，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在湄潭，浙大的茶叶专家看到当地土壤适合种茶，就传授种茶和炒茶技艺。在遵义，竺可桢特意拨出一笔经费，免费让当地人参加戒烟土，改掉恶习。一个流亡过境的校长，事务繁多，却仍心系百姓。

抗战期间，竺可桢带领浙大还参与和创造了另一文化奇迹。当战火烧到钱塘江边，为避免杭州文澜阁的藏书《四库全书》遭兵燹之祸，竺可桢出手相助，超过150箱的库书，历时9年，辗转6个省，完璧归杭。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拒绝去台湾，他辞去浙大校长，隐居上海，后来应邀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筹备。竺可桢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修改者之一。在讨论制订过程中，他提出专列发展自然科学一条的建议，被采纳。1949年10月1日，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竺可桢重视科普，曾亲自担任《科学大众》杂志主编，为筹建我国第一个天文馆和自然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和北京自然博物馆而四处奔走。

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新闻媒体赞誉竺可桢是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竺可桢丰厚的科学遗产，包括出版24卷2000万字的《竺可桢全集》，是对“一面旗帜”的最好诠释。

自从1958年3月竺可桢写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直到1962年6月才正式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他的入党介绍人、院机关党委书记郁文认为，竺可桢的一生充满了爱国热情;郭沫若也专门撰诗给他，作为入党留念：“雪里送来炭火，炭红浑似熔钢。老当益壮高山仰，独立更生榜样。四海东风驰荡，红旗三面辉煌。后来自古要居上，能不发奋图强？”

竺可桢一生扬科学，兴教育，护文脉，是一位品德高尚、刚直不阿、追求真理、大公无私的知识分子。他更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以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为中国自己的气象学研究和应用的宏伟大厦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严谨的学风、坚韧的毅力以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成为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楷模。

于 渌

于渌（1937—  ），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7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磁性杂质对超导体影响的研究中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在促进凝聚态物理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入党志愿书（节选）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锋队组织。……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國，接着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在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相继逝世，万恶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英明措施，决定把工作着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对于这些，自己衷心拥护。

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从小就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1950年加入少先队，1951年加入青年团…… 从1955年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四个年头了…… 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勤恳努力地工作，比较严格地要求自己，注意世界观的改造，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自己身上还存在不少明显的弱点和毛病，主要是缺乏主见，易受环境和思潮的影响，爱表现自己等，需要通过长期的实际斗争、锻炼来努力克服。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国际国内都还面临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多年来的斗争实践表明，必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深刻认识到，必须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自己决心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遵守党章和党的各项纪律，执行党的决议，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完成我们这一代科学工作者所肩负的使命，为迅速改变我国科学落后的面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决心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延伸阅读

1937年出生于江南水乡——江苏镇江的于渌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作为老一辈科学家，他的科研生涯并非一帆风顺——曾经留学海外，也曾遭遇学业中断、研究受阻，但是他始终不忘初心，到最后迎来柳暗花明。他的人生故事，书写在我国理论物理的研究史上，激励着年轻一代科研人员心怀感恩，奋力前行。

从“学物理”到“做物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有8000余名中国留学生远赴苏联学习。于渌作为其中之一被送到了苏联国立哈尔科夫大学学习物理。优质的学习环境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锻炼了他的学习能力。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于渌本科毕业就回国了，失去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

1961年，于渌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当时理论研究室的主任李荫远先生非常支持年轻人的工作，他发现于渌对超导理论更感兴趣，就要他自己组织一个新的课题组，研究超导理论。当时研究室里还有几个年轻人，大家志同道合，组织起富有成效的互教互学活动。

虽然当时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肚子还填不饱，但大家的劲头十足。每周要组织三四次学术报告会，一讲就是半天。在会上，大家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互相讨论、互相批评，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使大家受益匪浅。于渌在这个过程中进步很快，在边干边学中迈出了超导研究的第一步，时隔60多年，当时的“习作”至今仍被当前的热点研究多次引用。

“幸存”的研究

1965年后，研究工作受到外界环境的很大干扰，以于渌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充分利用物理所当时的“局部小气候”，坚持做了一些科学研究。

1972年，周恩来总理会见杨振宁先生时，周培源先生在座。杨振宁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得到周总理的认可。周培源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阐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于渌他们凭借知识分子敏锐的“嗅觉”，将研究的侧重点从“应用型”问题转向“基础型”问题。通过对国际期刊的浏览，他们发现，在我国“闹革命”的那些年，国际物理界对相变和临界现象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于是，他们努力补课，奋起直追。他们组织了讨论班，分工阅读重要的文献，在组里仔细讲，讲稿叠起来超过一尺。那时他们边学边干，一边“啃”国外学者发表在国际刊物上的长篇文章，一边用自己掌握的方法独立地推导出国际上的前沿结果。虽然当时没有在国际期刊发表，但相关研究成果后来受到国际同行的赞赏，国际同行对他们在“文革”环境下还能完成那些计算感到惊讶，这为后来的深入交流和于渌应邀到国际研究机构任职打下基础。

改革开放和科学的复兴

后来，我国恢复高考、制订科学发展规划，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春天。于渌在1978年实现20多年的愿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中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写道：“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完成我们这一代科学工作者所肩负的使命，为迅速改变我国科学落后的面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改革开放不久，于渌得到了访问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机会，接受了真正意义上的“再教育”，如饥似渴的补课、近两年的“回炉”，帮他重新找到了前沿研究的感觉。

1986年，于渌由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隆德奎斯特推荐、中心主任萨拉姆邀请，到中心任职，主持凝聚态物理部的工作。在该中心任职的17年中，于渌拓展了视野，增加了历练，除本身的研究外，对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凝聚态物理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对我国的有关研究和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任职期间，我国科学工作者有3000多人次到“中心”访问，其中多位后来被选为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990年于渌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he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TWAS）院士，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获得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APS）国际物理学领导才能奖。

2002年，他离开“中心”，全职回国工作，任中国科学院交叉学科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高温超导、强关联电子系统、低维量子系统等方面的研究，为我国凝聚态物理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于渌院士说，科学工作者离不开社会、历史的大环境，在一些重要的节点上，是时代提供了机遇。不管是留学苏联还是在物理所搞研究，不管是出国进修还是到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任职，个人的成长总是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鼓励年轻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定信念，心怀感恩，奋力前行。

徐晓白

徐晓白（1927—2014）。无机化学家、环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环境化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

入党志愿书（节选）

1948年大学毕业后参加伪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生活在狭小的圈子中，对共产党没有正确的认识，上海解放前夕我因父亲所在单位轮船公司在台湾有分公司而可能迁居台湾，幸好因上海解放得快，而自己还有点狭隘的爱国思想所以留了下来，上海解放后亲自感受到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截然不同，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朴素作风和党团组织在三年恢复期间给我的耐心教育，使我的政治立场有了根本的转变。

回忆自己政治立场转变直至产生入党思想的主要发展过程如下：当时解放大军迅速下江南解放了上海，首先给我直觉的鲜明对照有两条，一是解放军的纪律严明态度和蔼与国民党军队的横行霸道完全不一样。记得上海解放前几天我家周围都驻了国民党军队，他们奸淫烧抢，臭名远扬，我与妹妹晚上躲在中心区我父亲朋友家中不敢回来，可是人家家中拥挤，我们也很为难。后来虽然撤走，但仍是胆颤心惊，竟然吓出病来。后来一夜工夫来了解放军，坐在街头和蔼可亲，不要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心中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当时通过一系列学习，尤其是系统地参加一次党章党史的报告学习，初步接触了社会发展史，知道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经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必然规律，但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也不是任何人都能自发具有这种觉悟的，中国的工人阶级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痛苦，觉悟高，彻底要求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她的目的就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她以马列主义为指南，结合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具体特点，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过社会主义建设，最终达到实现共产主义。

…………

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以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步步落实，使自己逐渐感到自己肩负的担子。通过多年的科学实践，我感到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科研的成就必须建立在长期艰苦的在一个方向上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自己的专业方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更改，这个问题固然还要认真对待。另一方面我们这一辈还有承上启下的责任。我们这样的大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还缺乏经验，需要我们在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进一步创造经验以便少走弯路，多出成绩。五中全会号召和决议进一步加强了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自己应加强学习，对照自己的思想，争取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加速自己的改造，争取在四个现代化的战斗中，努力争取洋为中用，在科研实践中争取成为符合“准则”的合格党员，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按照规定交纳党费，在党组织的直接教育下坚持不断地改造自己，为实现祖国四化、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自己还应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如党组织仍不批准申请，则应吸取过去的教训，认定方向，加速改造，在任何情况下不动摇。

延伸阅读

徐晓白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便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家庭出身和时代等因素，迟迟未获得批准，她最后得以入党，已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此时，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交给她一个很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远赴重洋，去美国学习最新的科学技术，回来后报效国家。那时候的徐晓白已经53岁，是快要退休的年龄了，要像一名学生一样重新学起，这该有多难啊！但她知道青年一代尚未成长起来，唯有依旧发挥老人的作用，才能为国家刚起步的环境化学事业打下基础。她毅然接过了任务，尽管心里没什么底，但她还是下了决心，她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要努力去做！

徐晓白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她参与的是跟能源政策相关的柴油机尾气颗粒物中潜在化学致癌物的研究，这也是我国可以预见的、在未来经济将高速发展的时代中，社会上急切关注的、一个有关环境与人民健康关系的话题，国内尚无现成的研究可以借鉴，只能从国外已经开展或正在开展的科研工作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徐晓白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問题钻研透彻。在美国的两年多时间，她艰苦努力，付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辛勤和汗水。为了节省费用以购买更多的书籍和资料，她不讲吃穿，生活极其简朴，日常租住在一间简陋狭窄的屋子里，也从未抽出时间外出游览过美国的名胜。她珍惜在美国学习的机会，每一分每一秒都舍不得浪费，每日清晨她总是第一个进入实验室，做实验到夜黑方归，几乎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因为工作到太晚，错过回家的末班车是常有的事，而美国治安不好，她甚至要冒着被抢劫的危险，一个人在深夜僻静的路上行走。她用两年时间便完成了普通人要用数年才能完成的工作，最后积攒出好几本厚厚的实验数据带回了祖国，供青年人研究。

徐晓白一生极为推崇的一句话是：“一个向着目标奋进的人，世界也会给他让步！”在美国两年多的时间里，她首次从柴油机尾气颗粒物中分离并鉴定出高致癌物2-硝基芴、50多种硝基多环芳烃及含氧硝基多环芳烃等直接致突物，她在这一领域内取得了重大突破，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誉。这一研究也引领她理解到研究环境中潜在化学致癌污染物的重大意义。回国后，她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部分工作中，结合生物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内容，总结了研究此类问题的系统思路和方法，用以研究中国环境有毒有机污染物的问题，探索出新的检测方法，开创出一片重要的、全新的研究领域，作出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

徐晓白取得了累累硕果，获得了学界好评，在近70岁高龄时评上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但她并没有退居二线、停息探索的脚步，她不在乎荣誉和头衔，高兴地对前来祝贺的亲友说：“我不用退休了！”科学研究就是徐晓白的全部。

晚年的徐晓白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连同一些同行科学家一起，呼吁中国加入并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这个公约是通过减少和抑制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达到防止和消除污染、促进生态恢复和生态平衡等目的。这也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事！为促成中国加入并履行这个国际公约提供科学依据，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风里来、雨里去，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全国各地的环境点考察、取样，一回到实验室她就加班加点分析样品，甚至熬夜撰写实验报告。为了达成这件事，她给有关部门写了许多份报告、建议，做了大量工作。

徐晓白离不开自己热爱着的环境化学工作，她一直工作到自己因病倒下，再也动不了为止。即使躺在病床上，她还常常向前来探望的同事和学生询问，关注着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她深刻知道，也常告诉周围的人说，国家经济越是高速发展，越不能忽视环境保护，这也是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的事。吃水不忘挖井人，如今，在科学家的呼吁和人们认识提高的情况下，社会已经普遍注意到环境污染物带来的不良影响。学界提到徐晓白，都竖起大拇指，承认她在环境化学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从早年以兴趣引领科研方向，到后来一切为了国家的需要，徐晓白以实际行动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她对化学爱得深沉，对工作爱得热烈，这种情感让她如蜡烛一般，无怨无悔地燃烧着生命，照亮了他人，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她用自己的一生，兑现了自己在入党时许下的为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奉献的誓言——她献出了一颗赤子之心！著名的化学家唐有祺院士给予徐晓白极高的评价：“殚精竭虑，辗转于国家急需科研前沿，奉献一生！”

党鸿辛

党鸿辛（1929—2005），材料及机械摩擦、磨损与润滑研究方面知名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6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國摩擦学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

入党志愿书（节选）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繁荣的今天，这是我切身的经历，也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自己也下了最大的决心脱胎换骨跟共产党走，一辈子要听党的话，因而加入了共青团。

…………

今后在政治上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对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必须无限的忠心，要做到在各种斗争面前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明辨是非，力求自己成为对人民有用的、为人民所需要的人。因而我下定决心向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共产党员看齐。坚决要求加入共产党。

我知道自己的思想上还有一定的缺点，和党员的水平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我有决心去克服自己的任何毛病。我更知道做一个共产党员并不是享福，而是要自己虚心学习，踏实工作，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了解群众的要求，与群众同甘共苦。还要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能动摇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当然，要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但我从心眼里愿意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人，才能“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才不至于“虚度年华而后悔”。

加入共产党是我最迫切的志愿，希望组织对我严格审查和考验，入党以后我一定忠诚地履行党章党纲，履行党员的义务……做个人民的勤务员。

延伸阅读

1929年6月，党鸿辛出生在广西省北流县（现北流市）隆盛镇的一个乡村医生家庭，父亲是一位在乡间颇有名气的中医。党鸿辛从小在父亲“子曰诗云”的文化熏陶下习字读书，读《三字经》《唐诗三百首》。但即便父亲辛劳奔走于乡间小路上看病问诊，却一点儿没能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社会的贫穷使这位乡村医生收入微薄。1949年，党鸿辛考入广西大学化学工程系，却因家庭贫困，出不起学费休学一年。那一年，党鸿辛从一名天真的少年学生变为一名小摊贩，尝尽人间冷暖。他到处奔波赚取路费和学费，一点儿不敢松懈，他依然记得自己靠做一种“吃起来香得很”的黑豆豆豉拿出去卖，挣够了路费。

一年以后，党鸿辛带着打零工挣来的学费如愿走进了广西大学的校门。那时的广西刚刚解放，新中国蓬勃发展的气息深深鼓舞着党鸿辛，他立志要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党鸿辛所在班被调入广州的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1953年9月，由于国家急需人才，党鸿辛提前一年毕业，被分配到在大连的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润滑研究室工作。从此，这个在贫困磨砺下的少年郎与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摩擦学学科开拓、润滑材料研究工作紧密相连。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催化、润滑和分析三个研究室整体迁到甘肃兰州，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兰州分所（现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党鸿辛再次服从国家需要，随润滑研究室来到了西北。按党鸿辛的话说，“我是共青团员，组织吩咐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固体润滑学是一门应用广泛的学科，主要解决机械中运动机构特殊工况条件下的润滑问题，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我国对这门学科的研究还只是初级阶段。从1960年开始，党鸿辛就致力于固体润滑的研究工作，1962年参与解决国防军工重点高新技术领域的润滑课题，先后参与攻克我国“两弹一星”发射装置的润滑难题，也是在1962年，党鸿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个年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科研环境简陋，没有设备，就用旧机床进行改造;没有材料，就用废品改制。大批科研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经过无数次试验，制造了中国的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当时，天线的导电润滑问题成为人造卫星天线系统的难题，如果不解决，卫星的天线伸缩机构在真空条件下就会粘连在一起，将直接影响卫星的正常工作。1967 年，为解决-100℃～100℃真空超短波天线的导电干膜难题，党鸿辛带领团队到北京科学仪器厂边研究边改进。历经艰辛，他和队友们成功研制出一种新型固体润滑膜，解决了卫星发射信号传递的关键问题。

1970年4月24日晚，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胜利升空，《东方红》乐曲响彻云霄，党鸿辛和同伴们激动地欢呼，“高兴得不得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使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那一年，党鸿辛只有41岁。

1975年，历经动荡后，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恢复固体润滑研究室，党鸿辛任主任。从此，党鸿辛在科研这个他热爱的战场上攻克一道道难题，在固体润滑学科建设和润滑材料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尤其为解决我国国防军工高科技领域重点型号建设中的特殊润滑难题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工作和生活中，党鸿辛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淡泊名利，在他看来，院士是荣誉，更是责任。如果把它当成光环，那就成了自己的紧箍咒了，但对自己几十年的党龄，他却十分珍重，引以为荣。他常说：“我是老党员了，更要发挥模范作用，党龄越长，越要讲党性。”他认为：“我党鸿辛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院士，不论干什么事，都要像个党员样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岗位上都应该身先士卒，争做先锋和表率，努力把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力表现出来，在这一点上，党鸿辛院士堪称楷模。而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正是党鸿辛几十年来的精神支柱。

王綬琯

王绶琯（1923—2021），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7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台长、名誉台长，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开创者之一，推动了中国天文跨越式发展。

入党志愿书（节选）

我1953年初从海外回到祖国，新社会的廉洁、勤奋、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气氛使我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我怀着对党、对毛主席无限敬仰和感激的心情投入了新的工作。

在这以后的年月里，党组织的关怀使我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对党也开始有了认识。党的引导使我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受到教育，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尤其难忘的是1962年“广州会议”中，敬爱的周总理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科学工作者的殷切关怀和希望，我亲自聆听了周总理对我们的勉励和教诲，要求我们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科学工作者。我决心遵照总理的指示，并请求党给予我帮助和考验。

…………

林彪、“四人帮”丧心病狂，肆意破坏党的事业，科学、文化也遭到了灾难。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极大的忧虑，尤其是看到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受到严重损失，更使我终日惶惶。

党中央为人民除了“四害”，我们的国家重见光明。……在党的十一大，把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写进党章，在五届人大、科学大会，党向我们发出来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决心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报答党对我们的期望。

我决心要为党的伟大事业奋斗终生。在这里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我庄严向党保证，我一定要按照党章的要求，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在本世纪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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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绶琯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对提高中国授时信号精度、推动中国天文学整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功地研制出多种重大天文设备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地测量与绘图”为国家建设所急需。当时测绘部门向中国科学院提出“提高时号（授时信号）精确度”的任务，以应野外“天文大地测量”的要求。这是天文学的一项传统任务，紫金山天文台于1955年受命承担这一重要任务。当时王绶琯已于1953年应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邀请从英国伦敦大学天文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紫金山天文台决定派王绶琯到上海主持这一工作。

正如王绶琯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新社会的廉洁、勤奋、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气氛使我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他以前并没有接触过授时，徐家汇观象台虽是当时我国唯一的授时机构，但最初的设备是法国传教士撤离时留下的，技术极其陈旧，实际的困难可想而知。但王绶琯接过任务后夜以继日地工作，边学边干。他曾在采访中回忆当时的研究工作“其中之苦，甘之如饴”。

最终，他与同事们同心协力，仅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一任务，不仅改进了测时、授时、播时的技术，将中国的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自此，“北京时间”响彻祖国大地。不仅如此，他们的研究成果还为打下时间、纬度等基本天体测量研究的基础创造了条件。当时引进的光电中星仪及超人差棱镜等高仪技术还为以后我国发展的光电等高仪起了先导作用。

1958年，海南岛发生日环食，苏联天文学家带着射电望远镜来观测。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抓住机会，组织一批人学习射电天文，王绶琯便是其中一员。此后王绶琯调往筹建北京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前身），筹建并展开射电望远镜研究。王绶琯等设计了由16面天线组合成全长1公里左右的米波太阳干涉仪。1967年第一期干涉仪完成安装并启用。1984年，王绶琯等完成了密云米波综合孔径的建设，项目启用以来编制了米波射电源表，并开展了一系列宇宙射电研究。在太阳射电方面，王绶琯等利用原有小型厘米波设备，提出并研制了针对太阳厘米波爆发的毫秒级快速记录设施，在实测和理论上均取得较大成效。

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绶琯与苏定强共同提出“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的攻关项目，被列为国家“九五”期间大型科学工程项目，现已研制成功并成为中国天文界重要的科学研究平台。

除了他热爱的天文科学事业，还有一项事业也一直牵挂着王绶琯的心，那就是科学人才的培养问题。1980年，王绶琯担任北京天文台台长时，在前来参观的青少年中，他发现不少兴致勃勃又颇有天分的孩子，觉得都有可能是未来从事天文事业的好苗子，并为之欣慰不已。但时间久了，王绶琯发现这些孩子都不知去向，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进入天文领域并崭露头角，这让他颇有些困惑和着急。

“如果有很高做科学天分的孩子没能走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上来，错过了成为大科学家的机会，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王绶琯说。

恰好当时中国科协有一个“大手拉小手”的活动，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王绶琯认为，“科学工作者就是‘大手”。于是，他积极联系几十位院士和专家，在1999年创办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为未来杰出科学家铺路搭桥，创造机遇。

王绶琯非常希望能把俱乐部做好，起到“百年树人”的效果。为了推动俱乐部的发展，年近耄耋之年的他曾到一些大学和研究院所寻求科学家们的帮助，为了取得科研单位和课题组的支持，他更是一家一家地去拜访。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年时间里，先后有700多位导师和5万多名中学生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其中约2300人走进178个科研团队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参加“科研实践”进所活动。俱乐部早期的一些会员也已成长为国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或者成为科研院所的青年才俊，这让王绶琯无比欣慰。

王绶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天文科学事业，为我国天文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晚年积极投身于青年科技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为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殚精竭虑，他的治学精神、奉献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王家楫

王家楫（1898—1976），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副院长兼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生物学的重要开拓者、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奠基者、中国轮虫学的开创人。

入党志愿书（节选）

1949年自全中国大陆解放之初到1954年年底，我还在上海工作。上海一解放，首先亲眼看到人民解放军不仅有高度的纪律性，而且个个和蔼可亲，并主动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不久，又亲身接触到各级革命干部，他们也个个和蔼可亲，生活朴素，作风正派，态度谦虚，言词诚恳。这样极其优秀的军人和干部对我来说，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上海在过去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藏垢纳污，是一个万恶的深渊;解放后不到一年，就把青红帮、鸦片馆、赌窟、娼妓等等一切罪恶和积弊，消灭得一干二净，从此，大上海就摆脱了黑暗，走上光明。在全国范围内，解放后只于两三年中，治淮水利工程与成渝铁路的建筑，即能够迅速完成;抗美援朝的斗争，又击溃了我们天字第一号死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兽军，获得了震动全世界的伟大胜利。这些都是在反动政府时代所绝对梦想不到的，一旦见诸事实，更大大地鼓舞了我的心情。

以上仅仅是几个例子。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使我满怀热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不愧为工人阶级最觉悟、最勇敢、最有组织的先锋队;党和毛主席真正是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样我就自然而然地靠拢了党，同时还能够主动争取党对自己的教育和培养，抱了自己终有一天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

我热烈地迫切要求申请入党，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决心为了在中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到底。我明知要作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自己的条件还不够;但我已心向往之，一定会景行行止。我很有勇气和决心，老当益壮，在党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坚决不怕困难，不辞劳苦，努力克服自己的一切缺点，保证忠实于党的一切政策，经得起任何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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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楫是中国生物学的重要开拓者、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奠基人、中国轮虫学的开创人，他为中国淡水生物学研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个“一生大半世生活在黑暗的旧社会中，只有等到50多岁全国大陆解放了，才开始受到了党的教育和培养”的知识分子，王家楫在经历了新旧社会的对比后，看到党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有“高度的纪律性”、各级干部“个个和蔼可亲，生活朴素，作风正派，態度谦虚，言词诚恳”，感受到“这样极其优秀的军人和干部对我来说，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各项建筑成就，工农业生产的连续跃进，科学研究一经党的绝对领导，就昂首阔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和巨大成绩。

这些都给了他极大的震撼：“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使我满怀热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样我就自然而然地靠拢了党，同时还能够主动争取党对自己的教育和培养，抱了自己终有一天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于是，王家楫定下目标：不断努力锻炼自己，积极争取加入党的组织，作为毕生光荣的归宿。

1960年，年过花甲的王家楫郑重地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请：“我热烈地迫切要求申请入党，决心将自己的命运和党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他说把自己的科学事业看成是党的事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端正了对事业的态度，也就懂得为人民服务。

多年来，王家楫一直保持着充沛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入党以后，工作更加积极，对党的科学事业忠心耿耿、辛勤劳动。他以实验室为家，不分昼夜，不顾自己年高多病，勤勤恳恳、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毫不特殊。有方便他总是先人后己，有困难他总是先己后人。无论是实验仪器、设备，还是房子、家具，他总是把好的先让给别人。他平易近人、从不特殊，从来不以所长的名义要东西。当组织上为照顾他，想把他的独生子分配到水生生物研究所工作时，他坚决不同意，要求让国家统一分配。

在党内，他以一个普通的党员身份出现，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党的纪律，起模范带头作用。就连交党费这样的小事，也挂在心上从不懈怠。在水生生物研究所里，他总是第一个向支部交党费;外出时，也从来没有忘记交党费。要是外出时间长，他还向支部书记请假，并说明要他爱人代他交党费。

作为国际国内知名的科学家，王家楫对青年既重视专业知识的培养，又重视政治思想的教育。他晚年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几十年的知识和经验整理出来传给下一代。

对年轻一代，王家楫要求严格，既热情帮助，大胆放手使用，又不放松督促检查。每次新来研究生，他都个别谈话，了解他们的政治思想、生活经历、专业知识的情况，帮助他们制定学习计划。学生给他提的要求，他总是很热情，件件帮助落实。如有的青年要他修改文章，他总是逐段、逐句、逐字地修改，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讲课时怕学生听不懂，就说一句，写一句。学生出差，他嘱咐又嘱咐;学生生病，他亲自去探望;学生有思想问题，他个别谈话;学生有困难，他亲临现场具体帮助解决。所以，许多青年人说：“我们的王老真正形成了按党的要求全面关心人的作风，既关心我们的业务，又关心我们的政治思想，还关心我们的生活。”

王家楫是全国著名的原生动物学家，在学术上、政治上都享有盛誉。但他从不自满，在荣誉面前，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时刻提醒自己要进行自我改造，不断地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以获得新的生命。在做报告时，他很谦虚地表示：“我们老一辈人也要向雷锋学习。雷锋在一切言语行动中，都渗透着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能够做到公而忘私，舍己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表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德。我们不问青老，都应该学习他的优秀品德，我自己特别要学习他对个人主义必须像秋风扫落叶那样的扫干净，学习他对同志必须像春天那样的温暖。”同志们对王家楫这种谦虚谨慎、严己宽人、不骄不躁的优秀品德无不点头赞扬。

王家楫的一言一行，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他被群众誉为“我们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大家常常被他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

林同骥

林同骥（1918—1993），空气动力学家、流体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7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为稀薄气体动力学、高速空气动力学以及海洋工程力学等。

入党志愿书（节选）

我于1918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是旧社会的法官，母亲从事家务劳动，我小时候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幻想走超政治的科学救国道路。

1932年在北平私立汇文中学上学，当时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华北横行霸道，常在北平街头上堆起沙袋作军事演习，以步枪瞄准行人，我感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但自己当时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1933年随家庭到南京金陵中学上学，1936年在高中二年级时学校教员朱恕动员学生参加复兴社，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组织，有疑虑，不愿参加，回家后和父亲商量，托词自己未到法定成年年龄，谢绝参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随家庭到四川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上学，在学校礼堂里听到周恩来同志做的关于抗日战争的报告，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1938年我考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上学，1942年毕业后到四川南川国民党伪第二飞机制造厂做检验员和修配发动机股代理股长，在印象上当时在该厂工作的都算作集体参加国民党，但自己没有参加任何国民党活动。

1945年我考取教育部公费留英研究生，出国前教育部在四川青木关为全体出国学生百余人办训练班约四星期，给学生灌输反动思想，由教育司长俞某主持给学生发下申请入国民党的表格，我托词自己对国民党没有任何贡献，不能无功受禄，将表格退回，谢绝参加。

1945年我到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上学，1948年得航空工程博士学位后从英国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和布朗大学教课并从事科研工作，在国外受到过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新中国成立后，外国人对我们的态度从歧视转而为重视，给了我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深切感受，当时我怀着一种爱国心情，想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祖国关怀下，冲破美帝阻挠，终于在1955年夏天和爱人张斌及当时尚未满月的女儿林川离开美国，回到祖国。

……在那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我深感到自己需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从而抓紧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一些著作，提高了自己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在这同时自己也做了一些有用的科研工作，理论学习和科研实践坚定了自己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为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大好形势而欢欣鼓舞，我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号召从今年起全党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进方向，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为了更好地接受党的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我恳切请求党组织考虑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使自己在新长征道路上贡献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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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骥曾说：“南京解放前夕，解放军炮轰停留在长江中的‘紫石英号炮舰，在旅美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使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国为民做事的。”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事业百废待兴。为响应祖国号召，1955年，林同骥带着10年的海外学习工作经验，携夫人以及未满月的女儿回国。他们是解放后第一批回来的海归。在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影响下，林同骥投入到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建设中，为我国空气动力学、海洋工程力学、力学学科建設等作了奠基性和推动性的贡献。

林同骥对国家的热爱，就是急任务之所急，做国家之所需，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无论遭遇过怎样的打击。“文革”中，承担着人造卫星回收方案研究的林同骥却被派去烧锅炉。每天在烧锅炉时，他还认真观测，记录煤耗、送风量、时间、水温、烟的颜色等数据，画锅炉耗煤曲线，总结出了一套烧好锅炉、节约煤炭的方法。同时完成了射流理论、小曲率半径喷管跨声速理论研究等工作。1974年远程导弹型号试飞失败，林同骥临危受命，承担并领导再入飞行器的一线试验任务。1975年，林同骥投入到我国第一代洲际导弹的防热研究。1976年，林同骥考察吉林陨石雨，将陨石烧蚀现象与飞行器再入过程的烧蚀效应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分析，得到沟槽花纹形成机制的新见解……

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大飞机跨声速巡航发展的趋势，林同骥选择马赫数趋近于1的跨声速内外流动作为研究方向之一。为了解决喉部曲率半径、收缩角和扩张角可任意选取的喷管型线问题，他用了多个练习本反复推导，方格纸上密密麻麻画满了曲线，最终在速度面上找到了裂缝错位双曲型的翼面，得到了便于应用的喉部型线设计方法。

林同骥的科学成就很多，他独创地提出并解决高频振动下壳壁截面的转动惯量和横向剪切的双重效应影响问题，推动我国喷气式飞机的研制;主持设计建造了我国第一座暂冲式超声速风洞和气源系统，得到了第一个超声速流场;领导力学研究所原十一室承担“导弹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为我国中程导弹的研制成功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他用了41年研究“上天”，又用了10年研究“入海”。

考虑到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长远需要，1983年，林同骥与钱学森、钱伟长、庄逢甘等著名科学家一起，向国家提出了开发海洋的重大建议，他亲自组织队伍投入了海洋工程力学的研究。

晚年，他的夫人张斌因身体原因到美国与儿女生活在一起，林同骥考虑再三，最终选择留在国内，由一个小时工到他家做饭照料。外人不解，劝他去美国，他说：“我还能为国家做点事儿。”然而，林同骥身体每况愈下，直到1991年，他才赴美国与家人团聚。晚年赴美后，林同骥依旧关心支持所里工作。眼睛患病，他请家人将文稿读给他听，并亲自动笔回信。有时还到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为国内的研究生查资料，亲自复印好寄回国内。

学术上，别人求教于他，他都热忱帮助;凡是请他挂名的事，他都婉拒。他对中青年同志学术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循循善诱，生活上关怀备至。他有句非常形象的话：“要把所有的肉都挖出来！”对于交上来的初稿，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修改。一个几十个字的摘要，改了十几遍;几句话可以花一个上午来推敲。文章经反复修改后，林同骥仍不让马上定稿，叫年轻人先放在抽屉里，两个星期后再拿出来看看。他说：“那时你就会发现还有修改的空间。”

童第周

童第周（1902—1979），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7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大学教授、第一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中国实验胚胎学创始人和发育生物学奠基人之一。

入党志愿书

张儒同志：

1957年我曾请求过入党，因条件不够，没有得到批准。过去我只在书本上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想试用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但由于接触社会实践较少，很多想法不切实际。这几年来，经“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使我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不少体会，认识到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一定要有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想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工作。因此本着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思想，希望能参加党。在党的直接指导下学习和进行工作，所以再次请求入党。兹附上我个人历史和家庭情况，请审阅。

此致

敬礼！

童第周

1978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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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第周，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奠基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

童第周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比利时比京大学（布鲁塞尔大学）获博士学位。长期以来，童第周一直从事发育生物学的研究，在两栖类胚胎纤毛运动的研究、文昌鱼发育的实验研究、细胞遗传研究、细胞核移植技术、海鞘与胚胎研究、金鱼细胞核移植等领域有着杰出的贡献和辉煌的成就，可谓厥功至伟。

早年，童第周在脊椎动物、鱼类和两栖动物的卵子发育能力研究方面，有过独特的发现。他通过对两栖类和鱼类的研究，揭示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又特别研究了在生物进化中占重要地位的文昌鱼的卵子发育规律，通过研究文昌鱼的个体发育和分类地位，在对核质关系的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为国际上提供了系统的重要文献。60年代，他首次完成鱼类的核移植研究，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完成鱼类异种间克隆和成年鲫鱼体细胞克隆打下基础。

晚年，他又和美国坦普尔大学牛满江教授等一起，在生物性状遗传中的细胞核和细胞质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创造性的成绩。在这同时，他还在防治海洋有害生物、人工养殖经济水产动物、开拓培育经济鱼类新品种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众多成就中，“童鱼”的诞生，是一个奇迹。每逢文昌鱼产卵季节，童第周夫妇俩常不分昼夜地连续在实验室里工作几十天，观察、记录、解剖、实验、积累数据、探索奥秘，后来国际生物学界用培育者的名字命名了这类鱼——“童鱼”。

童第周的鱼类移核工作成就也一直处于国际同类研究的前列。鱼类移核工作是由童第周首创的。它比两栖类的研究晚了10年，比哺乳类“多莉”羊早18年。从1963年到20世纪末的36年间，只有苏联学者于1979年、日本学者于1999年发表过2篇鱼类移核论文。所以，童第周在鱼类移核研究工作至少到20世纪末一直是独占鳌头的。他是中国的“克隆先驱”。

小时候，童第周发现石板上整齐地排列着一行手指头大的小坑。咦，这是谁凿的呢？凿这一溜小坑有什么用呢？父亲告诉好奇的他这是檐头水滴出来的。他不信：“檐头水滴在头上一点不疼，它还能在那么硬的石板上敲出坑来？”父亲耐心地讲了“滴水穿石”的道理;而好学的他，终于等到了一场大雨来直接证实父亲的话。后来，童第周就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种精神，以顽强的毅力向着科学的顶峰登攀。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学校南迁，当时在宜宾李庄这个小镇上没有电，学校又缺乏进行胚胎学研究最基本的设备——一双筒解剖镜，科研无法进行。一天，童第周在镇上的旧货摊上见到了一架显微镜，可价钱相当于夫妻两人两年的薪水，家里也实在是没有钱，他只好空手而归。次日再去，老板还提了价。为了科研，他多方借贷，还变卖了不少衣服，终于买回了这台显微镜。童第周晴天依靠阳光，阴雨天在室内借油灯光线，十分艰难地完成了两栖类胚胎纤毛运动和鱼类实验胚胎两方面的课题。

童第周一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追求正义。1947年，他任职的国立山东大学的学生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倒行逆施，掀起“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和签名运动。童第周第一个在抗议书上签了名，坚决站在学生一边。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每天晚上，童第周夫妇把孩子安置睡了，就和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悄悄剪辑被反动派封锁了的报道，然后投邮寄发出去，以争取全国各地的声援。

1949年3月，正在美国担任客座教授研究员的童第周拒绝了耶鲁大学的高薪挽留，克服了种种阻力，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炮声中，再次回到了国立山东大学;同年6月2日，青岛解放，童第周应“中华全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筹备会”的邀请到北京参加筹委会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童第周受到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他精神振奋，无论在从事教育还是从事科研工作时，都以非凡的努力，为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建树。

童第周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地战斗在科研工作第一线，并培养出一批知名科学家。他不以“大科学家”自居，经常亲自动手做实验，看结果写论文，事必躬亲，为广大科研人员做出了榜样，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爱戴和敬重。现在，童第周先生的学生，以及他的学生的学生，第三代、第四代学生，遍布国内外。

童第周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德行高洁。他的夫人叶毓芬20世纪30年代初就从复旦大学毕业，在高等学校和科研部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40余年，有相当的科研成果。童第周的大部分科研成果，都凝结着叶毓芬的心血。有人统计，他们夫妇合作的科研论文，占童第周主要论文的60%以上。他们被誉为中国生物界的“居里夫妇”。论资历、论水平，叶毓芬早已应该被评为教授了，可直到去世时她仍是个副教授。因为童第周身兼研究所的领导，叶毓芬晋升职称的材料报到他手里就被否定了，他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童第周鞠躬尽瘁，把一生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生物科学和海洋事业，真正实践了他的入党誓言。1978年，他在申請入党时写道：“1957年我曾请求过入党，因条件不够，没有得到批准。…… 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想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工作。因此本着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思想，希望能参加党。在党的直接指导下学习和进行工作，所以再次请求入党。”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范可可 袁小玲〕

〔原载科学出版社《百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