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可

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奇女性作家，张爱玲不仅是当时中国文学界的奇迹，而且时至今日仍被视为神秘的女性。知道她的便赞不绝口，甚至只能用表情和肢体无言地挥舞着以示对她的喜爱。不知道、不喜欢她的，提起这一名字，仿佛就只若提起平凡的张三、李四般平淡无奇，认为这只是一个极普通的中国女人名字。若非读过她的文章，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名字的主人竟会写出那样精美又苍凉的文章，但只要读她的文章久了，即使隐去作者，都可以从无数文章中辨别出她那獨有的气质与笔触。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擅写的男女爱情故事，里面的主人公也十分具有典型性。白流苏，一个如她的名字一般随风飘荡、无依无靠的离异女子;范柳原，一个风流成性、追求精神恋爱的纨绔子弟。两个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家庭背景下成长的人，在一个原本不是为两个人安排的场合相遇，这场乱世之恋就拉开了序幕。

一、张爱玲个人评述

张爱玲与其他作家的不同在于，她的作品中融入了许多个人情感和经历，虽然多数作家都会在写作时将个人经历掺杂进作品中，但张爱玲的文字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要比一般作家更为紧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解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了解作者，这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读懂作品。

1920年9月末，张爱玲出生了，此时上海正值秋凉。从她出生那天起，她的故事和她写的故事就已经开始了。张爱玲的家庭曾显赫一时，甚至载入近代史，但如今被重新提及，竟是由于这个瘦弱的女子。孩提时的张爱玲乖巧听话，很少啼哭，且自小便生活得风风光光，整个张家是一个东西方生活大交汇的场所。张爱玲的父母有着不同的文化崇尚，其父出身官宦世家，不可避免地带有遗少作风，还有极严重的大男子主义;而张爱玲的母亲却崇尚西洋文化，她希望张爱玲能继承自己的书香家族的礼仪传统，也能像自己一样接受西洋文化的熏陶，成为“中西兼备”的新女性。张爱玲的母亲憧憬外面五彩斑斓的世界，懊悔自己年纪尚轻就被锁在一方大院中生儿育女，心中自然不甘，加上张爱玲的父亲整日流连于风月场中，对自己不问不顾，更是度日如年，与这个家格格不入，甚至将自己过早嫁人、失去新生活乐趣的怨与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张爱玲自小历经母亲与各任“姨奶奶”的离去，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故事的结束，在繁华与没落的矛盾中生活，耳濡目染，也许，张爱玲笔下一个个决绝又苍凉的故事，就源于这个官宦家族的繁华与没落。

1920年，各种文艺思潮、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开始遍布中国，更如一阵飓风裹挟了上海。张爱玲少年时代得到的文学滋养，一方面来自母亲对外国文学以及上海文坛新文学的喜爱，另一方面则源于父亲喜读的旧小说及通俗小报。无论是对旧文化铺排的依恋，或是对新文明鲜活的向往，张爱玲都视之为营养，汲汲而取、全盘接受。可以说张爱玲在一种“中西合璧”的文化中郁郁生长，在看似如她的父母般水火不容的中西文化之间找到一席之地，并自得其乐。加之她对于色彩、音乐、艺术的热爱，张爱玲似一尾蝶飞入其中汲取养分，并自在飞舞出独特的韵律。1934年，张爱玲的父母离婚了。不久后父亲再婚，母亲又再次离开上海，张爱玲的性情愈发内向、沉静、冷漠起来。她不喜欢回家，常与表妹们开怀大笑;但有时又很沉静，连与张爱玲惯熟的表妹都认为张爱玲是一个既热情又孤独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奇才逸女，这不仅体现在她自小酷爱读书的习惯，也体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张爱玲仅七岁时就已经创作了第一篇小说，十四岁便能书写《摩登红楼梦》这样文笔流畅的作品，十六岁时在学校小型刊物上投稿并为其绘制插图。但这样聪颖的张爱玲，在生活方面却十分稚嫩，她不会家务，不会女红，最喜看电影却从不识路。张爱玲还很爱钱，因自小大家庭把每件事都为她安排妥当，所以她没有花钱自由;父母在金钱方面也总让她陷入窘迫境地，所以张爱玲自小就对支配金钱有迫切的向往。1939年张爱玲考入香港大学，远离了父亲阴暗的老宅和母亲淑女式的清规戒律，张爱玲感到了身心自由的畅快，开始了一段相对自由的生活。经历过香港生活的张爱玲像一棵老树，将其细如丝的根须钻进紧密的人生之中，把各种细枝末节都吸收转化为内在，并逐渐成长为一颗虬曲的树，有着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

1943年，张爱玲二十二岁。她回到了上海，并正式在上海文坛露面。自此，她的创作迅速红遍上海。1943年到1944年间，是张爱玲创作的收获期，她撒雪片般地将她的小说、散文散播在上海文坛，《倾城之恋》就是在这期间创作的。关于她在这之后的人生经历，笔者不在这里赘述，仅在后文中有涉及的地方会再次提及。

二、《倾城之恋》之解读

（一）父爱缺失解读

张爱玲的写作，笔者认为多都源自她内心深处对父爱的渴望。自幼父亲对自己的不理解、否认、施暴、蛮横，母亲的多次出走，以及家族的衰败凋零，使张爱玲过早地失去了安全感，造就了她孤僻的性格，使她惯用一种怨恨的、冷漠到近乎冷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社会。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带有贬义色彩的男性形象，虚伪、自私、猥琐好色、羸弱无用并兼有封建的大男子意识。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否是张爱玲父亲形象的一种投射，是否是她对自小缺失的父爱的变相幻想与盼望。

《倾城之恋》中，尽管张爱玲在文中并未对白流苏的父亲有过多的描写，且在整部作品中出现的男人并不多，文章开始也仅对白流苏的两位哥哥进行了语言和动作描写，然后是男主人公范柳原。以上人物看似和作者渴求父爱并无联系，但张爱玲在这部作品中对白流苏父亲事迹的规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其父爱缺失的体现：正如张爱玲其他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一样，她已经疲于再为命运悲惨的白流苏添上一个“麻烦的”父亲。“倾城”前，白流苏始终不信任范柳原，她想要一份“保险”，一个经济靠山和一个像大树一样可以休息、依靠的港湾，从侧面折射出白流苏的无安全感。她的“对手”范柳原，是一个在女人间周旋、一贯以女性为玩物的花花公子，他油嘴滑舌、嬉皮笑脸，因此白流苏在“倾城”前并不相信范柳原的爱—尽管他从不吝惜对自己爱意的表达。同时，出于一个东方女子的矜持以及安全感的缺失，白流苏并不想过早地表现出自己已经深陷范柳原温柔乡的情感状态，以及她对范柳原的情意，这是二人感情上的变相博弈。

（二）女性主义解读

对白流苏而言，《倾城之恋》是一次没有爱情的爱情，是无数古老的谎言、虚构与话语之下的女人的辛酸的命运。傅雷在评价张爱玲的小说时曾意味深长地说：“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古往今来，女性最大的悲剧正源于她们自身，张爱玲正是用尖锐并笃实的针尖点破了这一现实，她清楚地洞悉到中国女性生来就有的奴性心理，所以她笔下的女性无一例外，都落得个苍凉、悲惨的结局。《倾城之恋》中以白流苏为代表的女性，经济上无法独立，生活上又饱受封建大家庭的压迫，她十分讨厌这种状态，可现实又逼得她不得不依附男性而生存。小說伊始白流苏与兄长的对话就体现出这一现状：“先两年，东拼西凑的，卖一次田，还够两年吃的。现在可不行了。”当流苏花光了自己带回的家当，她的哥哥们便一改原先的热络模样，开始对流苏冷嘲热讽，甚至默许了妻子对妹妹的指责。作为当时社会上公认的“当家的”，白流苏的哥哥们拥有天然的权威，这种权威允许他们肆意地压榨自己的妹妹。

同时，这种女性依附于男权的现象也体现在范柳原和白流苏的关系中，范柳原尽管爱着白流苏，也明白白流苏想要的是什么，但是他只让白流苏当他的情妇，而不是妻子—因为只有情妇这个身份才能够凸显他的男性权威，并用这种权威任意地摆布白流苏。如果白流苏成为他的妻子，那么这种权威将会在夫妻关系成立的同时荡然无存，白流苏也自然不会再甘心受制于他。因此，在香港“倾城”之前，范柳原始终抱有这样的心态。

此外，《倾城之恋》中的女性主义色彩还体现在男权社会下女性群体内部的争斗。当白公馆的女人们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男权社会的压制，琐碎的生活代替了她们曾经对爱情的向往，她们开始变得无知、肤浅、钩心斗角。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三奶奶和四奶奶身上：因为四爷的身体不好，四奶奶只能把掌握白家管家的权力让于三奶奶，心中自然有怨气，两人经常明争暗斗。但在排挤、嘲讽白流苏时，二人又出奇地站到统一战线，当徐太太无意提到流苏与姜先生一事之后，二人一唱一和，更是对流苏冷言冷语，甚至幸灾乐祸。二人“彼此使了个眼色，撇着嘴笑了一笑”。这一描写将两人的心理活动生动地展现出来。当流苏破坏了宝络与范柳原的相亲，她们又开始指桑骂槐：“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这句话尖锐地指出了女性指望着男性的宠幸来决定自身地位高低的卑微之态。最后，当白流苏与范柳原结婚的消息传回白公馆，四奶奶竟也打算与四爷离婚，此事传到白流苏耳中后，她“蹲在灯影里点蚊香。想到四奶奶，她微笑了”，这个微笑包含着很多的意义，胜利、释然，或许还有一丝幸灾乐祸。文中女人们的斗争从未结束，她们不能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又无法摆脱对男人的依靠，在挣扎与妥协中不断挣扎，自相暗斗。她们费尽心思追求经济的保障，以慰藉失衡的两性关系，体现出张爱玲的女性关怀。

（三）爱情之解读

我们还可以讨论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是否真的有爱情。“倾城”前，范柳原是喜欢白流苏的，作为一个纨绔子弟，他大可以去找姿色各异的女人，但是仅一面之缘，范柳原就托徐太太将白流苏带来了香港;白天疲于应酬玩闹的范柳原，却还在深夜给白流苏打电话探讨爱与不爱，可见其追求的是精神恋爱。他喜欢白流苏独有的东方女子的神秘气质、婉约和她不经意间的低头颔首;他也从不吝啬自己的夸奖，愿意把他对白流苏的欣赏都说出来，可见他已对白流苏动心，喜欢上了白流苏。但这样的心动也仅仅是“喜欢”，不是“爱”。“倾城”后，范柳原给了白流苏“一点真心”和一纸“婚姻”。但是婚姻就可靠吗？“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范柳原认为白流苏不爱他，认为白流苏自始至终只在乎自己的钱与身份，当他认为白流苏终于如愿了，因此白流苏身上曾经吸引他的地方，似乎都不再是那么闪着光彩、不再那么神秘，也不值得他再去用那些俏皮话逗得她生气或懊恼了。有时爱情就是这样的短暂，这也难怪总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了。

而白流苏“倾城”之前爱范柳原吗？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无论是她的身份、家庭教育、她骨子里的矜持、对自己年华老去的恐慌，抑或是认为自己姿色尚存的“自负”，都证明了白流苏还没有爱上范柳原。在与范柳原第一次见过面回家后，白流苏划着的洋火燃成一个小小的、胜利的三角旗，还有给旗袍的那个拥抱，都证明了她当时只是想赢得与白公馆女人的精神战争，想要抓住这一根还不错的“救命稻草”。到香港之后，白流苏猜不透范柳原的言行，她是急切的，她想要一个答案、一个归宿，可偏偏范柳原还不愿意给她。此时的白流苏很懊恼，她不愿意承认自己对范柳原已经动心。白流苏对这一段眼前似乎蒙着薄纱的朦胧爱情是既期待又害怕的，既想要抓住，但理性和矜持又总是提醒着自己：不要陷进去，不要上当，不要忘记自己找范柳原的初心。两人在路边散步时看到了野火花，“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这比火还要滚烫炽热的红色，象征了白流苏心中渐渐燃起的爱情火焰。

“倾城”后，白流苏与范柳原在这座亟待重建、兵荒马乱的城里相依为命、抱团取暖，此时白流苏爱上了范柳原吗？文中说道：“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笔者认为，经过战争后，无论是城市还是范、白二人的内心世界，都是等待重建的，曾经坐拥的一切全都成为残砖破瓦之后，只有彼此身边的这个人似乎还是完整的，因此两个人只好相互扶持着继续走下去，这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将就。白流苏只是平静地看着她面前的男人—这是她暂时的生命之树，没有他，她无法生存。

“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在桌子底下去。”婚后的白流苏性情发生了转变，这是作者张爱玲对于这段“倾城之恋”的悲观描写—幸福总是短暂的，但是痛苦却是持续性的。也许婚姻是爱情的最高表现，但是当结婚的鲜花戒指变成了日常的柴米油盐，幸福的火花在散发出耀眼光芒后归于熄灭，扑面而来的是无边的黑暗与无尽的空虚。

白流苏爱情观的背后，是张爱玲本人不信任真爱、缺乏安全感的体现，也反映出张爱玲的爱情观：复杂而矛盾。张爱玲不认为婚姻和爱情能够带给自己足够的保障，尤其是在精神上，但是这样的她仍在渴望一份真爱。显然，白流苏的爱情结局与张爱玲本人的爱情经历是相关的。幼时家庭的破碎给她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使得她失去了对爱情的美好幻想，但实际上内心深处她仍旧渴望着一份理想、真挚的爱情。

白流苏的一生就如倾城之恋一般，看似美丽，却生长在一片残砖破瓦之上，无论如何挣扎，最终仍囿于女性宿命悲剧的泥潭之中越陷越深，只留下一段苍凉、悠扬的胡琴曲。笔者认为，张爱玲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苍凉的笔调和敏锐细腻的心境，揭露了人性之中可悲、无奈，以及感情的虚假、迷茫，不仅道出张爱玲眼中那一时代的苍凉爱情，同时这也正是当今时代“快餐式爱情”的变相写照，为我们审视现代社会中的感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