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洋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西部大开发既有利于进一步挖掘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又有助于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对于新时代下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大意义。贵州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条件，在西部大开发中将发挥重要作用。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调研，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2022年1月2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战略价值的高度认可，为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探索创新，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既是战略目标，又是重要抓手。一方面，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贵州高质量发展既是提高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推动贵州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局面，能够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社会条件和政策环境，并通过辐射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进而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因此，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遵循《意见》的具体要求，通过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探索出新的发展道路。

二、贵州高质量发展现状

高质量发展(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强调经济层面，体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随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被广泛使用，而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但是，在区域发展研究中，高质量发展通常对应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此时“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理论内涵上有较强的一致性，一般情况下并不做明显区分。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理论内涵十分丰富，学术界通常以指标体系的形式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量化评价方法[1]。基于发展的动态视角，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内生动力、资源效率、外在表现等三个紧密关联的方面展示其内在逻辑[2][3]。从评价高质量发展的视角看，内生动力一般强调区域经济所特有的资源禀赋或发展优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内在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的发展潜力；资源效率是指一个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对自身禀赋利用的充分程度，同时由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对资源效率进行评价时既要考虑到当前的发展状况，还要关注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资源消耗的各种成本或风险；高质量发展的外在表现则更直接地体现出区域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发展成果的直观显现，但是对外在表现的认识或评价必须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指引，从而确保高质量发展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持一致。对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发展的价值判断，而新发展理念为科学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指标体系提供了依据，因此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个方面为基本依据，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4]。这类评价体系中的指标一般比较丰富，且不同指标体系之间存在差异，但是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在学术界已逐渐形成共识。分析这些核心指标，有助于形成对贵州高质量发展状况的整体认识。表1展示了高质量发展主要指标中，贵州在全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域(2)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表1并未统计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相关数据。考虑到2020年全国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有可能造成测量误差偏大，因此使用2019年数据。中的分值和排名。

表1 贵州高质量发展主要指标排名和分值

从表1中可以看出，贵州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排名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例如，人均GDP和单位GDP研发经费均排在第25位，说明贵州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劣势地位，同时这也意味着贵州的发展潜力较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空间巨大。首先，从地理位置看，贵州西北紧临成渝经济圈，东南紧靠珠三角经济圈，贵州在空间上联接这两大经济圈，便于聚集人才和吸引投资。同时，贵州在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贵州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将直接对云南、广西、四川产生辐射效应，进而增强我国与东南亚和南亚相关地区经济联系，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积极作用，有助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次，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贵州在生态环境、数字经济、教育投入和公共服务等相关指标中的排名优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衡量)，这说明从相对水平看，贵州在提升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治理能力相对突出，为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创造了良好环境。同时，贵州的矿产资源储量巨大、种类多样、易于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最后，脱贫攻坚的顺利完成，使贵州能够在更高层次上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共识，为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新局面。总之，贵州地理位置优越，发展环境良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巨大，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应通过必要的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内生动力，提高资源效率，在共同富裕的理念下使经济发展惠及广大人民，增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意义。《意见》的出台为贵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有助于提高贵州经济发展质量，促进西部大开发。

三、培育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培育并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充分发挥贵州独特优势的必然过程。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进程中，贵州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适宜，发展条件良好，并在数字经济、旅游文化等高附加值产业中形成较好的发展基础，为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开创了有利局面。《意见》提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改善提升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推进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等多项举措。从理论角度看，这些举措有助于增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结合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在创新资源、生态环境、产业结构、教育培训等多个方面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贵州发展潜力。

一是大力聚集创新资源，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以技术创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创新资源是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础性因素，一般通过专利数量、研发人员、科技项目等间接体现。丰富的创新资源通常带来更高的技术创新能力[5]，对提高企业利润、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多个层面的经济活动产生积极作用。贵州在数字经济、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等大量高附加值产业中形成发展优势，创新资源的快速聚集将进一步提升优势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率，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另外，创新能力的提升对贵州传统制造业(例如，食品、电力、矿业等)的发展也将产生积极作用，并有助于通过创新扩散，利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充分发挥贵州独特的资源禀赋，增强经济发展潜力。

二是加强环境保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为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条件。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6]，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要求发展的连贯性和可持续性，而生态环境决定着高质量发展的承载能力，只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确保经济稳定，促进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旅游产业一般具有附加值高、碳排放低等优点，这类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降低城镇收入差距。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较高，通过进一步加强环保扩大贵州的生态优势，推动旅游产业发展，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三是充分利用贵州大数据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度，通过信息技术增强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能力。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边际成本递减等特性[7][8][9]，与传统产业实现融合能够显著提高区域经济的创新能力和运行效率，增强产业竞争力。贵州的大数据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数据要素高度集中，已经形成明显的规模优势，而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实现技术创新的基础，因此要通过相关政策引导，促使贵州的数字经济潜能充分释放，这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四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高素质劳动者。人力资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要素之一[10]，数量充足的高素质人口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将显著提升人口素质和职业技能，一方面较高的人口素质为各类经济社会改革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便于各项政策的推广落实，大幅度降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教育也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环节，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本内容，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对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从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指标看，贵州的教育服务水平较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优质人力资源。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贵州0至14岁人口比例为23.97%，明显高于全国的17.95%，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加大教育投入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四、提高经济资源运行效率：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

经济资源的运行效率对经济发展成效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是决定高质量发展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各项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目标都与提高资源运行效率密切相关。贵州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人口结构、潜力巨大的产业体系，因此积极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出提高资源运行效率的改革路径对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进程将产生重大影响。《意见》指出“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发挥改革的先导和突破作用，大胆试、大胆闯、主动改，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并明确提出“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视角看，《意见》要求以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为契机，通过改革提高贵州资源运行效率，促使各类经济要素的内在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推动经济质量显著提升。

一是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经济发展可以看作是各类要素流动和组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要素组合，以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形式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因此，提高要素流动和组合效率，降低各种交易成本是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资源运行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增强市场活力、实现资源价值的有效途径。贵州在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的过程中，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尤其促进土地、矿产、数据等资源高效率配置，充分发挥贵州资源丰富的优势，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探索各种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为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探索改革经验。

二是深化国企国资改革，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提高国有经济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承担着重要的建设任务，在基础设施、矿产能源、电力交通、大宗消费等多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具有不可替代性作用。国有经济效率的提升对于增强产业竞争力、扩大财政收入、提高经济韧性都产生积极影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贵州在矿产、电力、白酒等领域的国有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促进国有经济快速稳定增长有助于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的建设和发展。

三是提高治理能力，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励企业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经济效率的保障，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11][12][13]。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过程中，需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层次立体、覆盖完备的市场监管体系，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跨部门的数据基础设施，打破“信息孤岛”，构建新型数字化政府，提高治理效率。同时，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确保市场主体在秩序良好的市场环境中促进商业繁荣。另外，营商环境对于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14]，建立良好的竞争环境，并以财政金融政策对企业实施积极帮扶，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将有效激发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活力，提高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为充分提高各类经济资源运行效率创造基础，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环境。

五、以共同富裕的理念增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意义

高质量发展的外在表现直观展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也直接影响着人民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现实意义的客观体现。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要不断克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共同富裕的理念作为指引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准则，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积极落实共同富裕的理念和要求，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意见》提出“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推进健康贵州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实质上是要求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使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经济成就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一是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共同富裕与协调发展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更贴近人民生活[15]，要求人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普遍达到富裕程度，尤其是要提高相对贫穷人口的生活质量，大幅度降低绝对贫困人口。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通常远高于乡镇，形成了事实上的发展不平衡，只有通过持续性地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切实提高乡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水平，才能够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是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共同富裕的理念并不是简单地要求不同人群的收入保持一致，而是要在合理的分配方式下使劳动者普遍享有发展成果。一方面，要使更多劳动者进入工作岗位，提高经济总产出；另一方面，还要使劳动者具有更高的素质和能力，胜任更多高收入工作岗位。因此，在共同富裕的理念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要扩大就业规模，又要提高劳动者技能，通过更高的单位劳动产出，促使更广大人群获得高水平收入，这既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又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贵州的经济增速保持在全国前列，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一般容易加剧贫富差距，因此，普遍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是保持贵州高质量发展良好势头的重要环节。

三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公共服务通常与人民生活便利程度密切相关，良好的公共服务体系有助于降低生活成本，减少因意外导致的家庭贫困风险，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保障。客观上，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居民收入水平在全国排名偏后，更加需要通过良好的公共服务体系确保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公共服务通常面向普通人群，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降低服务费用，事实上是在另一种形式下减少了生活支出，这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