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峰

中国古代监狱黑暗、混乱，狱吏狱卒残暴严苛，早已是不刊之论。但是这种现象如何一代代流传至今，影响了对监狱及其管理者的评价，却是值得琢磨的问题。

近日重读《水浒传》，似有所悟。撷取书中三场关于牢城的情节，试做分析，或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

《水浒传》一书讲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其中涉及刑狱的回目并不多，关于监狱的完整描写仅存三例——林冲之于沧州牢城、武松之于孟州牢城、宋江之于江州牢城。林、武、宋三人虽“不入流”，却都是靠体制吃饭的。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武松是山东阳谷县步兵都头，宋江则是山东郓城县押司。林冲被高太尉设计陷害，“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所幸开封府尹从轻发落，被刺配沧州。后两人皆犯下人命官司，因在县衙供职，素有人脉，幸获宽宥，一被发配孟州，一被刺配江州。

三位英雄初到牢城营的情形，惊人地相似。林冲、宋江临行前都带有书信，并备下银两，专等到了牢城打点人情。书中描写，武松刚入单身牢房，就有囚徒主动面授机宜：“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第二十八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67 页）这段话是说给武松听的，对照第九回林冲听到的，几乎没有差别。接下来的情节就显示出人物性格的不同——武松刚烈耿直，林冲逆来顺受，宋江世故圆滑。

入牢的第一件事是在点视厅前过“鬼门关”——先吃一百杀威棒。三人无一例外都未受棒苦，甚至连托词都惊人地相似，先看林冲。

管营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旧制，新入配军，须吃一百杀威棒。左右，与我驮起来。”

林冲告道：“小人于路感冒风寒，未曾痊可，告寄打。”

收了林冲银两的差拨在一边“支吾”：“这人见今有病，乞赐怜恕。”（第九回，第132页）

第三十七回，轮到宋江到点视厅前点视，当管营按程序宣布打一百杀威棒时，宋江的表演好似林冲的翻版——

宋江告道：“小人于路感冒风寒时症，至今未曾痊可。”

得了贿赂的管营于是说：“这汉端的似有病的。不见他面黄肌瘦，有些病症？且与他权行寄下这顿棒。”（第三十七回，第491页）

武松皮肉之苦的蠲免得益于小管营施恩的出现。但见当日，在点视厅前——

管营喝叫除了行枷，说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旧制，但凡初到配军，须打一百杀威棒。那兜拕的，背将起来！”

此时，管营身边立着的一个人在管营耳边略说了几句话，管营的态度立马转变，并主动为武松开脱：

“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来？”

武松则颟顸不晓，反要计较，最终管营笑道：“想是这汉子多管害热病，不曾得汗，故出狂言。不要听他，且把去禁在单身房里。”（第二十八回，第369页）

囚徒若无贿赂讨好时，牢城差拨非打即骂，甚至主动勒索。林冲初到沧州牢城，未等取出书信和银两，差拨就指着他骂道：

“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却来唱喏？你这厮可知在东京做出事来，见我还是大剌剌的。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文，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第九回，第131 页）

类似的情形，在武松初见差拨时再度上演。差拨开口就是奚落加威胁：

“你也是安眉带眼的人，直须要我开口说。你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阳谷县做都头，只道你晓事，如何这等不达时务？你敢来我这里，猫儿也不吃你打了！”（第二十八回，第368 页）

宋江在江州与两院押牢节级戴宗相遇的情景更富有戏剧性。宋江本深谙人情世故，在牢城上下打点，住了半月，“没有一个不欢喜他”。但他唯独没有给戴宗送常例人情。原来至少在江州，“往常时，但是发来的配军，常例送银五两”。（按：沧州牢城似乎也是一个价位。林冲刚到牢城，曾询问其他囚徒：“如要使钱，把多少与他？”得到的回答是：“若要使得好时，管营把五两银子与他，差拨也得五两银子送他，十分好了。”见第九回，第130 页）戴宗“今番已经十数日不见送来……便挑了个闲暇日头，下来取讨”。取讨行为可谓毫不遮掩，毫无顾忌，书中描写，戴宗“掇条凳子坐在点视厅前”，大骂宋江：“你这矮黑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当宋江故意与其争辩时，戴宗大怒，扬言要打宋江一百讯棍。宋江问：

“你要打我，我得何罪？”

那人大喝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的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第三十八回，第493 页）

大同小异的情节，一而再，再而三，反复描摹，生动刻画出宋代牢城管理者索收贿赂、敲诈囚徒、上下其手的嘴脸。这些生动的描写，与武松杀嫂、林冲夜奔、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拳打镇关西等故事情节相比，未必能引起读者的特殊兴趣。但是几百年来，经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的演绎，监狱及其管理者的“生动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时至今日，在影视作品、新闻媒体的影响下，这些“生动形象”更加丰满，口耳相传，潜移默化，如同“集体无意识”沉淀在历史记忆的长河中。

《清史稿》记载，“州县监狱，以吏目、典史为管狱官，知州、知县为有狱官”。知州、知县这些“有狱官”全面负责监狱管理，但是他们一般无暇也不愿躬问狱事。“管狱官”州吏目、县典史虽然负责监狱事务，却没有决定和处置监狱事务的权力。州县衙门“六房书吏”中的刑房司吏、典史则负责监狱的值宿、值班和簿书登记等，直接看管犯人的则是通称“禁子”“狱子”或“牢子”的狱卒。这些狱卒没有固定收入，敲诈狱囚敛财便不足为奇。有史家断言，明清两代，“狱囚是狱卒的衣食父母的观点是牢不可破的”。（柏桦：《明清州县的监狱》，《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 期，第132 页）对照《水浒传》中的情节，这种情况在宋代想来早已存在。正如监狱史学者所说，宋代掌狱官吏“以狱为市”，公开受贿索贿，“若不得钱”则“不通饮食”，没钱的囚犯甚至被视如“犬豕”。（薛梅卿主编：《中国监狱史》，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艺术是现实的反映，小说、戏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重要的史料。《水浒传》描写的狱制弊端，今日并未绝迹。尽管依法治国方略不断推进，监狱依法、文明、科学管理的水平不断提升，但古代监狱的“生动形象”作为“集体无意识”仍被不时唤醒。如果把《水浒传》《玉堂春》一类小说、戏剧作品的影响视作深层文化，通过新闻正面报道、官方宣传的监狱形象则是表层文化。改变千百年来通过深层文化铸就的刻板印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欧阳修《纵囚论》）。传统礼教社会标榜明刑弼教，强调德主刑辅，将囚徒视为小人，于法律制裁之外又叠加了道德评价，为重刑惩囚奠定了文化基础。断狱要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管理罪犯也绝非单纯的法律问题。囚犯的权利无法得到法律保障，乞求神明庇佑就顺理成章，这或许是古代监狱普遍设立狱神庙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