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思敏 刘丹

在加油站加了80元钱的油后，他想着顺路回家又可以拉点活。在路上，他遇到了两个人拦车，而这两个人就是杨鹏和王虎

给母亲办理完丧事，杨鹏刚站在家门口和邻居聊天，看到有警察冲着他这个方向走来，他并没意识到这一切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接着，附近下棋的一个老头对他说了一句：“刚才有人问你呢，问你在哪儿呢。”

而下一秒，杨鹏就被几名身着便衣的警察摁倒了。一场迟来了20年的代价，终将会被兑现。

20年前的出租车旧案

2000年10月25日，在北京顺义一条偏僻的路旁，一辆黄色的拉达小轿车头朝西北尾朝东南停在桥南约50米的地方，车灯开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被路过的村民发现。通过车窗可以看到，一个男人倒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身体蜷缩着，而车内满是血迹。村民见状赶紧报警。

警察赶到现场，发现这个男人早已经死亡，他似乎是车子的司机，其脖颈被勒出了深深的沟，车里四处都是凝固的血液，一根一端回弯的钢筋棍被随意扔在汽车后排座，沾血的木把改锥在副驾驶的座位下被找到。作案用的黄色电线和钢筋棍被随意地丢弃在现场。后来才知道，这把木把改锥是死者生前碰过的最后一件东西，他当时拼命地想把改锥扎向后排试图反抗，但没起任何作用。

警方调查发现，死者叫余游，这辆车并不是正规的出租车，而是余游自己的车。余游是一名“黑车”司机，他用这辆车拉私活，挣钱养家糊口。

尚不知道丈夫出事的余游妻子，还一直在给丈夫打电话，但却一直没人接听。事实上，在头天夜里12点左右，她见丈夫没回家，就想着给他打电话，因为余游有一部老式手机随身带着。但当时已是深夜，附近可以打公用电话的小卖部已经关门，妻子没能打成电话，于是先去睡觉了。她迷迷糊糊地等到早上6点，小卖部一开门，就赶紧去打电话，但电话始终没人接听，直到警察找上门。

余游是顺义本地人，肉联厂的下岗职工。下岗后，余游买了辆二手黄色拉达小轿车，做起了黑车司机的活计。一大早，他不吃饭先出去拉活儿，中午12点回去吃中饭，下午继续拉活儿，直到晚上六七点回来吃晚饭，然后再去拉活，有时到深夜甚至次日凌晨。

勤勤恳恳，本本分分，一天工作12个小时，每天都想着多赚点钱养家糊口，就是余游的日常生活。只要是不出北京市的活儿，余游一定会接，一定会去。

在他出事那天，最后一个看到过余游的熟人，是经常和他一起在卫生院附近拉活的司机。据这名司机回忆，当时余游洗了澡，头发有点湿，穿着米色夹克、浅色裤子、红色板鞋。下午4点多，余游通过手机接到一单活儿，是帮别人送货物去一家超市，卸完货是晚上差8分10点。

在加油站加了80元钱的油后，他想着顺路回家又可以拉点活。在路上，他遇到了两个人拦车，而这两个人就是杨鹏和王虎。

北漂打工人抢劫黑车司机

2000年的北京顺义还只能算是近郊的农村，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在这里打工，来自陕西汉中的年轻小伙杨鹏和王虎也是其中普普通通的打工人。

杨鹏是在一家板砖厂认识的王虎。王虎聪明，脑子活络，总想着赚钱的法子。在工厂做工的日子枯燥而乏味，经常“没有钱花，没有烟抽”，王虎动了歪心思想要出去抢点钱花，想到出租车司机一般会带着现金，想着就抢出租车司机吧。王虎找上了杨鹏，杨鹏心里有些害怕，但经过王虎三番两次游说，加之生活困窘，杨鹏还是同意了。两人在附近工地上找了一条电线、一根用来固定钢索的钢筋棍，还有一个活动扳手，将这些工具藏在宿舍床下，兴奋而不安地睡了一觉，趁着夜色溜出了板砖厂。

2000年10月25日夜里，王虎和杨鹏把电线、铁棍和活动扳手揣在怀里，在板砖厂附近的一个大桥路边拦下了一辆黄色的拉达车，这就是余游的车。

上车后，他们告诉余游去顺义某砖厂，两人都坐在后排，一路沉默不语。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王虎让余游停下车，杨鹏从怀里掏出电线，双手攥着电线的两头从司机头顶绕过，勒住余游脖子用力往后拉，膝盖顶住余游座椅靠背，使劲儿勒着不松手。惊慌的余游从身边随便摸了个什么东西试图往后座方向扎，王虎拿着钢筋棍就向余游头部打，就这样持续了约3分钟，在窒息和重击下余游不再反抗，无力地松开了手，瘫软倒在副驾驶座上。杨鹏和王虎一边看着车外的情况，一边分头在车里和司机身上翻找，摸到一沓钱，两人也不细看，匆匆逃离现场。

归案后，王虎说，当时他们走的时候看见余游还在抽搐，以为他并没死，只是暂时失去反抗能力了。

对此，办理本案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李晓蕾说，她曾向法医了解，得知“人在濒死期可以出现躁动、手足抽搐或强烈痉挛等现象”。法医鉴定，余游死于机械性窒息死亡，系杨鹏用电线勒颈行为所致。杨鹏则说，当时没想把司机弄死，只是想控制住他，让他动弹不得。

检察官助理韩晔琳还向《方圆》记者提到过一个细节，杨鹏和王虎都对一件事印象很深：“正在車里翻钱的时候，迎面开来一辆大货车，车前大灯很亮，直晃眼。他们心里感到一阵害怕，所以拿着翻到的一点钱就跑了。”

案发现场离杨鹏和王虎工作的板砖厂有十几公里远，深夜的荒郊野外压根儿没个人影，两个人在黑暗中跑了很久，直到看见一个路灯，两人凑着昏暗的灯光把钱分了。杨鹏回到板砖厂时，天已经快亮了，他装作没事，照常上工。

因案发于深夜，地点属于人迹罕至地区，没有目击证人，案发现场除了被害人的血迹没有留下其他生物痕迹。

直到2003年，跟杨鹏与王虎在同一个工厂做过工的同乡王敏因交通肇事被判刑，他在服刑期间，检举揭发了2000年年底听说的一件事。8EA0DEE0-629F-4034-9B28-F1F5AA92F9F0

他说，2000年时曾和杨鹏和王虎在一起吃饭，“吃饭的前一晚发生了一起杀死出租车司机案，我问他们前一天晚上干啥去了，姓杨的和姓王的脸色一下子就不对劲了……后来，他俩说一起去抢了出租车，一个用电线勒一个用铁棍打”。至此，本案才案发。但因为王敏记不清这两人具体名字，且杨鹏和王虎一直在各地打工，流动性大，警方经过一番调查，始终未能定位到两人，故而本案成为积案。

随着人脸识别等侦查技术的發展，直到2020年，先后回到老家的杨鹏和王虎再一次出现在警方的视野里。

20余年，命运流转

如今，顺义当地早已不见当年的痕迹，坑坑洼洼的黄土地已被修建起的高速公路覆盖，两条小河在这里交汇，好像除了水流和汽车的呼啸声，当年的一切早已不复存在了。当年黄色拉达车停在路边时，旁边那些半人高的稀疏杂草早已不见踪影。这个当时的年轻人们找闲活生计的地方早已被花草覆盖，成为顺义区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一部分。20年里，一切都变了，作案的痕迹、恐怖的命案、痛苦的经历，甚至是犯罪的记忆，似乎都流逝在时光中。

案发3年后，余游的弟弟也在一起刑事案件中被捅死，几年后，余游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改嫁。很多年后，当警察再次找到他们母子的时候，是为了告知他们，余游的案子终于找到了真凶。但他们早已从那件痛苦的往事中离开很久了，开启了新的生活，也不想再次参与进去。毕竟，余游20年前就已经离开了。

对于杨鹏和王虎来说，20年前的北京只是他们当年居无定所、漂泊谋生的一个临时落脚地罢了。

在检察官助理韩晔琳的印象里，“王虎比较精明，脑子活泛，而杨鹏性格内向”。作案后一段时间，王虎还留在北京，也许是因为那次作案让他尝到了甜头，他再次与他人合伙抢劫出租车司机，他用含有辣椒素成分的“人身防卫器”喷司机的眼睛，但这一次他没得手。2001年8月17日，王虎因犯抢劫罪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500元。

杨鹏则在作案后很快离开了北京，此后20年再也没有回来过。

少年杨鹏原本一家四口。但在他幼年时，父亲就因在建筑工地做工时发生意外坠落身亡，他尚未成年的弟弟在2004年因为一起事故掉落池塘溺亡。从此后，杨鹏除了和母亲保持着基本联系，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了。2020年5月，身患癌症的母亲过世，杨鹏回乡为母亲办理了后事。此时，38岁的他是孑然一身，少年时代的四口之家永远停留在很多年前。

也许命运的残酷和无常永远超出人的思考范围，没有人能够明白为什么在杨鹏和王虎那晚临时而草率的计划里，偏偏就选中了余游——一个跟杨鹏一样父母双亡、亲人接连离世、勤劳本分努力赚钱养家的苦命人。

20年前的这起出租车抢劫杀人案好像是杨鹏人生中的一个偶发事件，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有一些必然因素。

上完小学4年级，杨鹏便辍学打工，从此走上奔波流离的道路。16岁时，他来到北京，想找点活干。杨鹏一直辗转于顺义、朝阳的工地，有零工就去做，就是想挣钱养活自己。可是他的运气却不太好，进到一家无良工厂，因一次口角被工厂老板的侄子打得遍体鳞伤，工钱没拿到，还在医院里躺了几个月。当时的工长看他年龄小，孤零零地独自打工，就给了他1000元钱去治伤也算赔偿他的损失，但也借着这个理由辞退了他。

当时临近年关，一身伤痕的杨鹏不知道何处容身，就想着，要不就拿这些钱买车票回家过年吧。可杨鹏在北京的亲叔叔知道了他手里有这些钱，就跟杨鹏说：“你一个小孩，把这1000块钱给我，我帮你保存着，你别弄丢了。”杨鹏就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叔叔，可没过多久，叔叔就拿着这些钱去耍牌，转眼赔得精光。杨鹏找叔叔想把钱要回来，得到的是冷漠的拒绝。

被亲叔骗光钱，回家过年的希望也落了空，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冷，吃了上顿没下顿，杨鹏只好再去觅活挣钱，于是到了板砖厂打工，在这里认识了王虎。做工的钱当时是一个季度或是一个月结算一次，在板砖厂工作尚不满一月的杨鹏手里没钱，生活依然紧张，于是同意了王虎抢劫的计划。

2000年年底，作案后，他去山西打工。2001年，回老家打工，被抓之前一直在各地做临时工，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去过山东，到过四川、河南。除了那次抢劫，20年间，杨鹏一直在安分卖苦力养活自己。

当年到底拿了多少钱，在每次口供中，杨鹏和王虎的供述都不尽相同，有时记得是50元，有时是百余元钱。也许在那次随意而粗糙的抢劫过程中，他们并没有想到，最后抢到的钱甚至都不够买一张回乡的车票。

20年的漂泊，杨鹏也成过家，但很快也就各奔东西了，他还有过一个女儿，但已多年没有联系，对于他们这种“以地为家”的人来说，没有个安稳的落脚点，他觉得“既然分开了就不要打扰娘俩”了。

被捕前，杨鹏和王虎都前后回了老家，住在老家的分配房里。

2020年5月25日，王虎在老家被捕。3天后的5月28日，杨鹏被捕。

案发后，给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贾熙纯与王璐告诉《方圆》记者，她们对于杨鹏的人生感到唏嘘，只能通过这个案子一窥他的人生。这些年见了无数的犯罪嫌疑人，她们知道有些人有着那种容易实施犯罪的性格，但她们觉得杨鹏不是这样的人。

在和律师谈话时，杨鹏几乎全程都攥着手，非常用力地不断将手指嵌进手掌里。两位律师判断，这样的身体语言表明了杨鹏在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仍处于一种紧张、应激的状态。也许是这些年来，他并没有从犯罪的记忆中解脱出来，基本的是非观念和他杀过人的事实一直折磨着他。

“我改过户口年龄，给我测骨龄”

因为作案时，两位嫌疑人年龄都不大，律师贾熙纯和王璐的第一反应是确定杨鹏作案时是否是未成年人，因为这会极大影响到量刑结果。王虎案发时是17岁，系未成年人，且其行为不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而杨鹏的身份证上写着他生于1982年1月，案发时已满18岁，他用电线勒颈的行为造成了余游的死亡结果，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很大。8EA0DEE0-629F-4034-9B28-F1F5AA92F9F0

“当时，我们想的是能不能留下他一命。”王璐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说。

也许是法律意识薄弱，又或许是内心一直逃避着当年犯罪的事实，尽管律师们多次跟杨鹏强调年龄的重要性，在前5次会面中，杨鹏只字未提过自己改过年龄的事情，“也许他意识不到这相差一岁的年龄，会给他的生死带来决定性改变”。

在临近出庭前的一次会面中，杨鹏突然提出：“你们要给我测骨龄，我改过户口年龄。”这给大家都打了个措手不及，有人觉得这是对死亡的恐惧让杨鹏做出的困兽之斗。杨鹏说，他实际上是1983年1月出生。那么，作案时他未满18岁。经专业了解，因为人的生长发育程度各不同，通过测骨龄判断年龄可能产生最大半年的误差，因而这个方法在杨鹏的案子中并不适用。

两位律师立刻将这件事以书面形式第一时间反馈给司法机关，这个问题很可能涉及生死界限，检察官也是慎之又慎，“虽然他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20多次讯问中从没有提过年龄问题，但不能放过一丝可能性，一定要核查清楚”。检察官先是有针对性地去讯问杨鹏，在此基础上，向公安机关出具《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通知书》，围绕户籍底卡、学籍材料、人才档案等情况进行取证。户籍派出所反馈，20世纪80年代初，当地的户籍管理工作并非由派出所负责，而是归其所在的生产大队管理。经过多方努力，杨鹏的户籍底卡终于在堆积如山的陈旧资料里被找到了，上面用藍黑色的钢笔字清晰地写着他的出生年是1983年。杨鹏说，他在十多岁时，父亲曾经提过，当时本地有个土政策，一胎和二胎间需要间隔一定年限。为了早点生二胎，父亲找人把他的出生年份从1983年改成1982年。这一关键证据最终得到了检察机关和法院的认可。

自始至终他都是孤身一人

一般可能被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嫌疑人，家里人往往会拼全力给他请辩护律师，力求能保其一命。但被抓捕归案时及归案后，杨鹏都是孤身一人。

贾熙纯和王璐很多次想要帮他联系亲属，如果重罪至死刑，怎么也要告知家属一声。

杨鹏对两位律师说：“你给这个号码打电话吧，让她们寄一张小花的照片过来。她是我女朋友。”此后，杨鹏也反反复复问着“小花”的消息，律师们尝试过许多次，打电话、发留言和短信，可杨鹏提供的这个电话从来没有被接通过，也从没有得到回音。

审判宣判时，他依然孤身一人。

杨鹏也表示，他愿意尽他可能去补偿被害人家属，但奈何能力有限，几乎掏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有村里分配的土地和老房子，及打工多年来攒下的很少的存款。

这就是杨鹏杀人后的20年：以打零工为生、居无定所、流窜各地、穷困、孤身一人。似乎在命运的每一环里，杨鹏都被选择承担不幸，人生中发生的每件事都不断地让他往下坠。

2020年7月1日，经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批准，杨鹏和王虎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该案于2020年10月30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12月31日，王虎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2021年6月2日，杨鹏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8EA0DEE0-629F-4034-9B28-F1F5AA92F9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