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伊始就注重节粮

新中国在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我们当然不能像西方那样靠掠夺和剥削筹集发展资金。增加生产是筹集资金的一个根本办法，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节约。

刘少奇在1950年的一篇没有发表的手稿中写道：“在我们不饿不冻并能保持通常的健康的条件之下，我们尽可能多节省一点，少花费一点，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来，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他还引用斯大林的一段话用以说明不注意节约便不能创造美好生活：“斯大林同志说过：‘一个农民，他积累了少量的钱，他不用这些钱去修理犁头，革新自己的经营，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花光了’。这样的农民，是不会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的。”

1949年到1952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为了给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条件，新中国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

全国的增产节约最早是从东北开始的。1951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关于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中提到：“工业部所属厂矿1至8月在完成原定的计划之外，已为国家增产节约4267714吨粮食。”

够吃，但仍要节约

1953年上半年，全国粮食供应突然紧张。据粮食部报告，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里，国家收粮547亿斤，支出587亿斤，出现40亿斤赤字。此外，粮食产区遭遇水灾，预计减产70亿斤。

为了应对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中央于1953年10月1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其中规定：“为了保证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的实施，必须由中央实行统一的管理、统一的指挥与调度。”

新政策实施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稳定了粮食市场，保证了城市供应。但仅仅半年，问题又出现了。

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市的粮食销售量又出现持续增加。1955年一季度比1954年一季度多销售近1/3。任其发展，必然会带来新的粮食紧张。按照中央分配给北京市的粮食销售量，原本很宽裕，为什么会一再突破？

北京市粮食局率先对本局所属单位进行统计，发现1954年霉坏变质的粮食300多万斤;北京酿酒厂一年消费粮食竟达150余万斤。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粮食浪费？北京市委宣传部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分析：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干部和群众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同时，对粮食供应的管理还很松，浪费很大，漏洞很多。

虽然当时粮食生产每年都会增加，但终究很难大量增加，更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因此，节粮不仅在当时重要，更具有长远意义。中央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1955年3月，向全國人民发出节约粮食的号召。

在当时的背景下，宣传节约粮食要适度，既要宣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粮食产量有所增加，是够吃够用的，让百姓放心;又要说明，由于粮食增产还赶不上需要的增加，因此粮食还不是富余的，还要严格地节约粮食。北京市专门制订了节约粮食的目标：力争1955年至1956年，减少粮食销售3亿斤。而实现目标的具体办法，就是实行“反对养闲人、反对奸商、反对浪费粮食”的措施。

城市人口扩张，“吃粮的嘴”猛增，是城市粮食紧张的重要因素。当时有大量闲杂人口“浮住”在城市吃闲饭，有不少“干部、职工和资本家”收留了许多吃闲饭的亲戚、朋友和家属，增加了国家的粮食销售量。对此，国家号召，把现有城市人口中在城市无职业、无事做而家在农村又有土地的，动员他们回乡去，在乡村积极劳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

（摘自《老年文汇报》 王传利 把增强 刘守华 罗慕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