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南京）

胡传海，1956年出生于上海，浙江宁波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郑州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鞍山师范学院、南京财经学院客座教授，河北社科院特邀研究员，著名策展人，近年来先后策划了“十大年度人物”“百强榜”“风云榜”“书法兄弟连”“男女20家”“鸿篇巨制”“寻找三十家范本”“谁是高手？”“大观论坛”等一系列书法评比和展览活动。书法作品曾获上海市小品一等奖。河南美术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了《胡传海书学文集》（8卷本）。此书获得中国美术图书金牛奖铜奖，其中《尺牍与手卷研究》获中国好书推荐。书法作品为中国美术馆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收藏。

私下里有朋友和我说起当今艺坛一些事，认为风气不正，协会成为帮会，同门成为同伙。我劝其保持淡定。真正的艺术史，从来都是个人书写的。书法史是书法家的历史，关注某个人更切实际。于是便从当下的名家谈及到“海派”代表人物沈尹默和白蕉。两人都写“二王”，皆非常刻苦用功，成就都很高，差别在于，沈是达官贵人，白是一介书生。沈当时位高权重，书法地位如日中天，白蕉则相形见拙。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世人对两人的作品已经能够客观的看待。过于贬斥沈当然不对，沈在古法传承上是有功劳的，但较之白蕉写“二王”所呈现出的风流倜傥，失色太多。综合衡量，白蕉如今的盛名，沈尹默难以望其项背。时间会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让每个人回到应有的位置。不独书法会如此。来楚生生前寂寞之极，篆刻地位比不上那些社长、副社长们，如今后者多数已成过客，来以一介布衣获得篆刻大师的地位。作家沈从文最初比不上柳青、姚雪垠之炙手可热，如今后者几乎湮灭无闻，沈的书籍则大卖特卖，声誉日隆。这真应验那句老话：是真金总会发光。何况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如此迅猛的时代。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做好自己分内事，对自己、对历史有一个交待。

海派代有人才。胡传海老师作为当代海上名家，书法多年来远宗“二王”，近取白蕉，尤其致力于白蕉，真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呈现出地道的海上风味。这幅临白蕉手札之作，可以看出个人的笔墨性情和笔墨功夫。对于书家来说，性情和功夫，缺一不可。

如前所述，对比沈、白差异，便不难看出，沈如茕茕老牛，一笔一画，极力到位，功夫惊人，但失之刻板，按照陈独秀的说法，其俗在骨。多件作品集中来看的话，千字一面，应变功夫比不上白蕉，以精熟为能事。白蕉的突破口在“二王”手札，风流倜傥，不染尘俗，随意挥洒，落拓不羁。要说文化修养差异，两人并无太大落差，都是人中之龙凤。差异在于性情。白蕉的言行举止，直接魏晋文人，所以不拘一格，妙笔生花。沈的本质是学者、官员，自然多了一层隔膜。这种天性的成分，掩盖不了，也改变不了。也就是说，书家选择某种碑帖，需要深思熟虑，太容易上手而不行，易俗，太难上手的要分不同情况，一种是看不懂，一种是不适合。换言之，书家与碑帖之间存在相互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些书家看到有些碑帖，会觉得是为自己而生，有知音相逢之感，就是这个道理。

很多人不明白或没考虑过这个道理，跟风选或随便选，碑帖即使练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效果也不大。选碑帖其实就是选朋友，如果不对脾胃，很难深入。举两个例子。有人认为性格沉稳的人可以选欧、柳，易于上手，其实只看到了表面。性格拘谨的人写欧、柳这类书风，反而更易板滞，只有像王铎这样的人，写柳才能跳出来。再比如刻元朱文，以为慢工细活就行，其实只有像陈巨来这样的脾性，才能把元朱文刻活，经营得有声有色。平常之人，往往只会成匠人。个中道理，可以细细品味。“选”碑帖是第一步，非常重要。门路不对，南辕北辙。

解释了一大段，其实就是阐述“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胡选白，是因为对胃口。同样的地域，容易亲近，此乃地利之便。窃以为，关键还是心性，有一种默契。以我对胡传海老师的了解，他算得上是一个有真性情的真文人。言及至此，要避免按图索骥。文人最重的是性情，是傲骨，而非傲气。简而言之，能够对上不对下。但凡读过他的卷首语便知绝非虚誉，猛然间会觉得是“一肚皮不合时宜”，细加品味才知是“不合时宜的沉思”。书坛需要这样的清醒者。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性格保持了一辈子不改变。有时文笔看似随意，其实相当理性和睿智。这是历代文人所具备的那种“佯狂”气质。

因为有地利之便，有心性相近之便，胡老师临摹白蕉，就有了一些个人优势，才情饱满，加上功夫熟练，所以写起来非常上手。对照临作来看，看不到一丝犹豫、一丝懈笔，而是一气呵成。胡老师的临作风格可用“古淡”二字来概括，并不完全同于原作，若即若离。白蕉取“二王”，少了哀伤之气，多了风流之姿，这就是一种“淡”。当下这个时代，与白蕉所处的环境相比，安稳了许多，所以胡老师自然多了一份平常心。这又是一种淡。心境毕竟不一样。对比来看，白蕉写“二王”和时下写“二王”的不同之处在于，白身处的民国时代，与魏晋一样同属“乱世”，政治的分裂，学术和文化上避免定于一尊，个人心性相对自由，所以有声息相通之感。由此而言，时下写“二王”，少了一个“天时”。虽然不是绝对要求，但临帖要想体验和进入古人的状态和情态，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当对“二王”少了时代背景和个人性情的分析，就只能玩弄单纯的技法。不独于此，现在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很多名家号召临帖，其实自己从来不临或很少临，有时写僵了或写油了，回不了头。所以临摹的最大好处就是，可进可退，“进”不用解释，“退”则大有深意，在个人暂时无法突破时，可以迂回前进。就像一句老话所说的，打扑克时没牌出就吊主，写字没心情时就临帖。乱写不如不写。临帖贵在可以坚持，始终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胡老师写白蕉，看似是巧合，实质是很多个人因素所决定的。当下很多人选择书风，喜欢一窝蜂，“二王”、米芾、王铎一哄而上，一哄而散，把某一种类弄烂之后，再继续弄下一类。这样非常不好，浅尝辄止、浮光掠影，习书当抱紧一家，立定青山不放松。不要看别人怎样，别人写与不写，都和自己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关注个人内心，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而后用思想来写字。白蕉是这样做的，胡传海也是这样做的。每个想成功的书家首先要做到这一点。

［题外记］记得胡老师曾有一篇谈论“风骚”和“闷骚”的“卷首语”。有的人风骚，属于外向型的，相对招摇；有的人闷骚，属于内敛型的，偶露风情。如果更细致地深究一下，还有另外三种人：一是既不风骚也不闷骚、不懂情调的“木头人”，不太适合从事书法；一种是看起来风骚其实是闷骚，看起来是闷骚其实是风骚，这种人性格不稳定，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书法多半是利用的幌子；一种是风骚和闷骚兼具、理性与激情兼备之人，练书法就如同老鼠爱大米。

我觉得胡老师属于最后一种人，理性和激情兼备，该内敛时内敛，该放纵时放纵。深谋远虑、成竹在胸，在书法圈内成一家之言，独领风骚。

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人。“兄弟连”展览的作品集，他有图有文有书，更见情调。

不了解他的人，常常只看到他的一个侧面。

读他的文章，文雅与辛辣并举，纯粹的欣赏者觉得文采飞扬，不慎对号入座者会觉得辛辣无比。

胡老师的古典情怀与现代意识兼具。从书法创作来看，非“传统”二字不能概括，若从个人文化观念来看，具有强烈的先锋意识，思想前卫敏锐，故能成于世俗而又能脱俗。

他有传统文人的清高和女性的柔情与细心，可谓之“侠骨柔情”，为人处世，一目了然。

文人的清高使得胡老师具有不可缺的，恰恰也是时下很多书坛人物缺少的稀罕之物——正义感。个人内心始终以艺术质量为宗旨。他主编的《书法》杂志，成为当下这一“书法乱世”中，难得一见的清流。

在理论研究和创作之余，胡老师更是一个策划高手，成功策划的很多展览已成为品牌。

海派文化的核心特征是海纳百川。胡老师属南人北相，上海人的精细和北方人的豪放集于一身，得益于这种素质能够打破地域限制，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多元性。个人思想、性情、技法三者合一，行草书远宗二王，近取白蕉，自出己意。时下很多人对于“二王”的理解出现误读，不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二王”是魏晋时代风骚和闷骚兼具之人，理性与激情不偏废。很多取法者，要么刻板古怪，流于俗气，要么油滑妖艳，过于柔媚，更可怕的是形式唯美，却近乎匠气。学“二王”必须做到“雄秀”，既雄且秀，缺一不可。

说到底，主要症结在于忘了自己，做“真我”最重要。

在我的印象中，胡老师就是一个时时强调做自己的人，有思想，有性格，有才情，具有独立人格、意识敏锐、心思缜密。从他身上，我悟出一点：活得精彩才能写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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