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东北师范大学 何涛；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刘晓东

《大清会典》并未对“保举”的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会典》中记录的几种重要的选任方式，如“题补”“调补”“咨补”“拣选”等，都带有保举的性质，本质上说，都是规范化的保举形式。《清史稿》则对“保举”做了阐释，“保举为国家酬庸之典，所以励劳勋、待有功也。历朝纂办实录，各馆奉敕修书，及各省军营、河工、徵赋、缉盗有功者奖叙。”《六部成语》也认为，保举，保题，系由上官将有功之人奏请酌加。《清史稿》《六部成语》均是从“劳绩”的角度阐述保举，“以能取人”并未提及，而在督抚保题属员的相关档案中，都有对属员行政能力的概述。王志明在《雍正朝选官制改革强化了中国的官僚体制》一文中认为，“较之唐宋元明各朝，清代选拔官员更注意吸取察举制的合理因素。”本文仍从“选任贤能”的视角，以 “举官”为中心，探求顺康时期保举制度演变的规律。

一、顺治朝文官保举制的初设

顺治朝屡次颁布求贤诏令，大规模荐贤的政治行为得以呈现。同时，对举官责任的强调，为后世的保举制度确立了基本精神。

（一）保举制的建立及执行概况。入关之初，清廷为巩固统治根基，采纳了广施荐举的提议，对故明官吏以及山林隐逸之士多加招徕，清初的荐举诏令因着重强调举官责任，“保举”特征较为鲜明。早在顺治元年，多尔衮就曾讲到：“近见廷臣所举，类多明季旧吏，及革职废员，未有肥遁山林，隐迹逃名之士，岂谓前朝官吏，无补于清时，废员沉沦，鲜资于经济，但其中有贤有不肖惟在举荐之人公与不公耳，举主公则所荐必贤，社稷苍生并受其福；举主不公，则结连党与，引进亲朋，或受私贿或受嘱托，混淆名实，标榜虚声，误国妨贤，莫此为甚。自今以后，须严责举主，所举得人，必优加进贤之赏，所举舛谬，必严行连坐之罚，至于荐举本章，止许开具乡贯履历，其才品所宜应听朝廷定夺，不许指定某官，坐名何地，无论贵贱远近，隐显升沉，果有灼见真知、悉许荐举。倘以赀郎杂流，市佣村叟，及革黜青衿，投闲武弁，妄充隐逸，以致流品不分，选法壅滞。如前朝保举故事咎有所归，若畏避连坐，因而缄默不举者，亦必治以蔽贤之罪。”其中有两层意涵：其一，对于故明废员充斥其间的举荐结果，多尔衮本人并不持消极态度，为落实举官责任，清廷沿用了明代的保举连坐法令；其二，举主不能指定官缺荐举，破坏朝廷铨法。顺治十二年降诏举荐知府诏令，对举主的保举责任亦有提及，“有荐举徇私及推诿不荐者议处”。

与故明时代不同的是，举主因徇情、违例荐举而招致处罚的，在清初就较为普遍，“淮阳巡按姜金允，以违例荐举分司部员。降二级，调外用”“降吏科给事中林起龙二级，调外用，以徇情荐举大理寺卿王永吉为山东巡抚故也”。顺治帝亲政以后，抚按方面官因荐举不当而受到惩处的事例就更多了，“降原任工部侍郎外转浙江右布政使李士焜五级，以保举苏州府知府吴一位婪赃事觉连坐故也”“降湖广巡抚林天擎五级，调外用。以保举随州知州程文光行贿营升，事觉连坐也”“降督捕侍郎梁清远三级调用，以保举张益庆为杭州府知府、后益庆因罢软无能革职、连坐举主故也”，“谕刑部，刘宗韩前巡按江南，荐举卢慎言。经都察院考核，谓其违例特荐。且荐此奇贪异酷之人，显有受贿徇私情弊，刘宗韩著革职，尔部提解来京，严刑详审，从重拟罪具奏”“降宁夏巡抚黄图安五级调用，以保举济南府知府贾一奇，贪赃连坐故也”。从上述事例中可以获悉，朝廷对举主的处分多以行政处罚为主，即降调，处分最重的刘宗韩，先是革职，后被籍没流放。对保举条例的厉行，以降调为主的行政处罚，在约束举主行为的同时，也确立了清代保举制度的基本精神。

（二）顺治朝保举制度的局限。顺治朝的保举条例以沿袭前朝为主，用求贤诏的方式强调，并未加以酌改，故清初的保举条例较为粗疏，在执行的过程只是一味地连坐举主，妨害了举主保举的积极性，同时，举选官员仍拘泥于品级、俸次，选拔范围亦受限。陆世仪曾对彼时的保举连坐制度作出评介：“近行荐举，最是良法，然有三弊：一曰行之太拘，盖荐举之法，所以通科目之穷，破资格之弊也，今必曰某官得荐，某官不得荐，某官荐得任某职，某官荐不得任某职，是仍重科目，仍拘资格；一曰任之无法，盖善恶有类，邪正有党，君子所荐，大抵多君子，小人所荐，大扺多小人，今不立法详试而概任之，且宜兵而工，宜礼而刑，用违其才者，又不可胜计也，即有真才，亦乌能效用乎；一曰绳之太急，连坐之法，所以待小人，非所以待君子，故同是人也，或始终变节，或穷达易操，当其举之，未可谓非也，举之而受举者变节易操，则非举之者之罪也，而乌得一概论也。且仕途倾险，诡谲百出，或丛忌举主，而阴中伤所举之人，或倾排所举之人，而并累及乎举主，种种株连，为害不可胜道，则虽有贤士在下，举主亦安能不顾身家，不惜禄位，奋然以举之乎，无怪乎勉强塞责，而以柔滑善媚之徒，虚应故事也。”陆世仪在这里点明了保举连坐制度的弊端，举主保举属员之时，他的政敌可攻讦其所举之员，借此中伤举主，故举主畏于保举连坐，只得将巧宦之徒保送，虚应故事，这样的保举结果，反而背离了保举连坐的初衷。其次，顺治朝虽有较多的举主保举不当而被惩处的事例，然而，受晚明抚按荐举风气的影响，举主举荐之时，对被举官员并不认真访查，许多贪劣之员得以登之荐剡。王命岳曾疏言，同一官员，抚、按举劾各异，进而出现始荐继参的乱象：“即如去岁十月内，科臣道臣各驳纠督按举劾互异，内开陕川督臣金砺，所首荐左布政黄纪，及兴屯道佥事白士麟，旋被巡按陕西御史王继文特参贪污，赃私累累，督臣业经奉旨罚俸，使非按臣执白简于后，则黄纪白士麟，方且以荐剡望内迁矣，此一人之身，而督荐之按参之者也。又如督臣金砺，初为遵旨荐举官员事，内开分守关内道左参议何承都，持己品同金玉，忧时念切痌瘝，旋又为道臣贪婪事纠参，据督臣疏称，藩司黄纪，初揭何承都考语甚优，列应荐之内，及至黄纪被按臣纠参，仍覆揭何承都事迹，此则一人之身，而始荐之继参之者也。”故王命岳呼吁吏部、科道务必切实核查，“以后凡遇督抚按举劾疏上，奉旨下部者，吏部当参酌公议，果有贤而见毁，不肖蒙誉，部臣据实覆驳，毋得只凭原疏，覆与纪录革职字样，如部臣耳目有限，科道臣皆得执奏驳参，庶贤否辨而吏治清，民生其有赖乎。”顺治十年，江西道试监察御史李森先也曾提议，对举主，特别是地方藩臬所举荐上来的人选，要严加访查，使不肖之徒不得任职，做到防患于未然，“概保举之法原不分内外，但在廷诸臣品望，人素所悉，遐方监司，耳目何由周知……伏乞皇上将各衙门所保举等官，敕下九卿科道公同会议，令每人各出一议单，明注贤否于各官名下，汇收进呈，以凭圣明独断，如果众论佥同，共称大贤者，不妨破格擢用，以风励中外，如有不肖秽品，滥竽其中，许科道官指名纠参”。

综上所述，顺治朝囿于品级、资格的保举，以及举主举荐之时未能实心访查，其实是受前朝荐举风气的侵染，由于顺治朝属于清代保举制度建设的草创时期，保举条例多直接沿袭前朝，势必会留下故明时代的烙印以及不良习气。因此，为最大程度发挥保举制度的功效，清廷整顿保举纲纪，改良保举连坐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康熙朝开始，清代的保举制度走向了改良的过程。

二、康熙朝对保举连坐条例的改良

康熙朝对于举主的问责，沿袭了顺治朝的做法，即以行政处罚为主。同时，保举问责条例更加细化，对举主不再一味连坐，康熙六年（1667），康熙帝明令吏部对督抚保举卓异所涉及的举官责任条款，加以酌改，督抚的举官责任限定于被保举人职务任期之内，如果属员已经升任别职，遇有不称职之事故，不再追究督抚责任。“寻吏部议，督抚徇情荐举不实者，发觉之日，将督抚各降二级调用，申详之司道府等官，各降三级调用。其卓异官于荐举之后，在本任内有不称职者，将原举之督抚各降一级调用，司道府、各降二级调用，其卓异官已经升转，于后任内有不称职者，与原举之督抚司道知府无涉，应免处分，从之。”同年，朝廷对因贪渎所牵涉的保举责任做了规定，“督抚滥将贪酷匪人，徇情特荐者，经科道纠察情实，督抚降二级调用，申详之司道府等官，降三级调用。如荐举卓异后，原任内有贪酷不称职事迹，而原荐举各官即揭报题参者，免议，如不揭报题参，发觉时亦照例议处，其荐举卓异官，或经升转，新任内有贪酷扰民事迹者，原荐举之督抚司道府官俱免议，如荐举官有未完钱粮盗案者，督抚罚俸一年，申详之司道府等官，降一级调用。”

以上两则条例说明，当被举人有“不称职”以及犯有贪渎案件这两种情况时，举主需要担负保举责任，保举责任限定在被举人原职任职期间，如被举人已经升转别职，在新任上“不称职”或者犯有贪渎案件，不再追究举主责任，唯有在新任上有钱粮盗案，原保举官员将处以降级至罚俸不等的行政处罚，并鼓励举主自行揭参。同时，条例对司道府的处分，较之督抚为重。康熙十八年（1679）议准，督抚司道滥举匪人所招致的降调处罚，系私罪，不能用加级、记录抵消销，“各省滥将匪人徇情荐举者，督抚司道，照定例处分，俱降实级，虽有加级纪荐卓异即升，俱不准抵销。”举劾系督抚重要职责，朝廷要求督抚谨慎对待。

康熙朝对督抚的问责不仅仅局限在被举人东窗事发，“保举非人”上，当督抚不遵照朝廷厘定的规范拣选属员，别经发觉，也将被予以行政处罚。康熙六年（1667）议准，督抚在保举州县官员时，务必将其实在政绩叙入本内，否则将处以降调，“凡督抚保举府州县官，必开列实在政绩，傥并无实在政绩，妄行空填字样，及保荐不实，别经发觉者，将督抚各降二级调用，申详之司道府直隶州知州等官，各降三级调用，加级纪录不准抵销。”康熙九年（1670）、十二年（1673）定例，督抚所遴选的卓异官员，不能有钱粮拖欠，盗贼未获案件，并要力行教化，“钱粮盗案未完官员，荐举卓异者，督抚罚俸六月，申详之司道府等官，罚俸一年。”“官员虽无钱粮盗案，而未能力行教化者，督抚司道府等官滥举，亦照例罚俸。”康熙二十四年（1685），左都御史陈廷敬建议督抚在荐举本章内，增加胪列事实两项， “督抚保举荐举府州县官，须令第一条实填无加派火耗字样，第二条实填实心奉行上谕十六条，每月吉聚乡村乡约讲解字样，余条仍照旧例开具实迹，应如所请，嗣后督抚保举荐举府州县官员，将此二条添注册内。如保举不实，别经发觉者，照徇情荐举卓异例，督抚各降二级调用，申详之司道府等官，各降三级调用，从之。”四十四年（1705），朝廷重申，督抚荐举卓异，务将实在政绩叙入本内，不得以虚浮之词替代，“官员荐举卓异，关系激劝大典，所列事迹，期有实济于地方百姓，开载虚文无益，嗣后荐举卓异，务期无加派，无滥刑，无盗案，无钱粮拖欠，无亏空仓库银米，境内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方可膺卓异之选，其他所用虚文，俱不必入”。

综上所述，康熙朝对地方官员的保举问责条例，应用于督抚保举属员，以及三年一举的大计制度上，朝廷明确了举主需要担负保举责任的几种情况，举主的保举责任主要限定在被举人职务任期之内，鼓励举主自行揭参。同时，要求督抚遵照朝廷拟定的标准、规范遴选属员，务必将被举人实在政绩据实奏报，在考语中增加对被举人行政能力的评述，做到“以能取人”，“实心奉行上谕十六条”“任内无加派”后来成为卓异考语固定化的内容。改良后的保举条例，对司道府的处分明显重于督抚，这是因为在拣选保题的过程中，督抚并非是所保之员最直接的物色者，“只是对布政使、按察使提供的人选作出审查、决定，然后题呈皇帝而已，布政使、按察使也是任官的主体，并在题补官员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朝廷希望从源头上做到“以能取人”，以示谨严之意。

同时，为规范中央九卿的保举行为，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采纳了福建道御史刘珩的建议，九卿会合保举藩臬二司正官，务必将被举人实在政绩据实奏报，被举官员升用后，遇有贪赃事故，原保举之九卿官员照督抚徇情荐举例议处，“吏部议覆，福建道御史刘珩疏言，秦晋两省道府州县，暨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缺出，九卿詹事科道保举贤能官员，请即于会议班次，各书保举之员实事数端确有凭据者，不得以空言举荐。其保举升用人员如日后贪婪事发，将原保举之官照督抚徇情荐举例议处，应如所请，从之。”康熙五十二年（1713），朝廷在原有保举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被举人赴任之后，如犯公罪，原保举之堂官也可以免除举官责任，如果吏部司员未能访查到原保之九卿官员，将被处以罚俸，“九卿保举官员内，除因公诖误外，如有贪婪事发，将原保举官照督抚滥举例，降二级调用，保举后自行访出揭参者免议，吏部司员不行查出保举之案，照失察案卷例，罚俸两月。”因为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偶犯公罪在所难免，“宋臣范仲淹谓当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诚以畏避公罪，则无敢任事者。”康熙五十六年（1717），户部右侍郎吕履恒因保荐不实被处以降调，“吏部题，户部右侍郎吕履恒，保举御史徐树庸内升，但徐树庸人甚平常，吕履恒应照保举不实例，降二级调用，从之”。

与督抚保举问责条例不同的是，康熙朝督抚的保举责任主要限定在被举人在原职任职期间，中央九卿官员的保举责任则延伸至被举人升任别职之后，保举的风险增加，颇有保被举人终身无过的意味，徐树庸就曾上疏揭露，廷臣为避嫌疑，通常在降诏保举之时缄默不语，私下商议之后，才将保举人选上报，“臣伏覩九月二十三日，皇上御澹宁居向九卿询问天下好官，其时之论荐寥寥也，何以曾无几日而午门保举，遂有才长守优者之若是多乎……九卿大臣凡遇保举，如果有真知确见，理应首先举出，以仰副皇上求贤若渴之盛心，而必缄口以避嫌，亦非古者以人事君之道。”如果廷臣不能各举所知，不利于扩大选拔范围，私下商议的过程，也会充斥着利益交换，影响保举成效。如何划定保举责任的期限，也成为困扰统治者的一大难题。

三、题调制的确立及其流程的规范化

顺治元年（1644）诏令曾要求举主不能指定官缺保举，破坏朝廷铨法。然而，地方遇有缺出，如候部选，容易悬缺日久，指缺保举无可避免，题调制度，就是规范化的指缺保举的形式。康熙朝题调制度业已成形，题调成为督抚的法定职权，流程日趋规范，关于题补，《六部成语》的注解为：“有缺出时，上官在应补此缺或应升此缺之人员内拣选，奏请补用。”强调督抚于应补、应升之属员内拣选具奏。关于调补，《六部成语》的注释为：“将此处实任官以同等官职调往彼处任用。”强调同品级互调。二者都要求督抚不得越衔保题，督抚可拣选属员，指缺保举，毋庸再行拟陪。

康熙朝中期，出于经略边远地区的需要，一些边远省份的府州县官缺被朝廷厘定为苗疆、烟瘴缺，允准督抚自行从属员中拣选题调，被举官员赴任之后，在规定的任职期限内如能称职，督抚奏请奖叙，由朝廷酌情给予加级，归入吏部即升班内，照所升之衔候缺补授，即“俸满即升”。康熙二十五年（1686），定广西烟瘴官缺调补例，“吏部议覆，入觐广西按察使黄性震疏言，粤西南宁、太平、庆远、思恩、四府，土司杂处，瘴疠薰蒸，官斯土者，病亡接踵，请敕该督抚就近选择熟悉风土、廉能官员，如三年内，果称厥职，照台湾例，即加优升，以示鼓励，应如所请。嗣后此四府所属各官，吏部停止铨选，令该督抚于品级相当，见任官员内，拣选通判知县以上，具疏保题调补，杂职等官，止令报部注册，照台湾例，论俸升转，从之。”康熙三十三年（1694）定台湾调补例，台湾官缺三年俸满即升，“台湾各官，均令遴选调补，三年俸满，如能称职，以应升之缺即用。”康熙三十九年（1700），定湖南苗疆官缺调补例，“偏沅巡抚金玺疏奏，辰州府属，苗猺杂处，最关紧要，应拣选熟悉风土，廉能之员，保题调补，从之。”督抚的这种合法化、制度化的保举权力直隶境内亦有所体现：“臣请以粮之最多，地之最冲着，立为上县，遇有员缺，照秦、晋二省之例及近日补授江南兴化县之例，恭请皇上简用，或照通州、涿州、清苑、三河等州县之例，令督抚拣选保题，优其升迁，宽其处分，有政绩尤异者，则不次用之”。

有时，一些省份官缺的俸满即升只是暂行事例，并非制度，例如，协助赈灾的官员，为调动其积极性，朝廷也会给予俸满即升的优待，康熙五十三年（1714），甘肃饥馑，工部右侍郎常泰条奏安插失业穷民六款，九卿议覆，其中“督理官员，宜加遴选，安插穷民等事，原系地方官专司，应行该督抚选才具优长贤能之员，具题调补，俟历俸五年，有果能招徕开垦兴行水利，孳畜牛羊，教导百姓者，令督抚保题，照五年俸满即升之例，即行升用……从之。”从中可知，协理赈灾的官员亦可由督抚拣选保题，如有实效，督抚奏请朝廷升用。

河工一事，与巩固统治关系重大，康熙二十九年（1690）正月，总河王新命奏请将管河通判冯佑保举至同知，康熙帝允其所请，但对于河道员缺是否坐名题补，康熙帝令九卿会议具奏，议覆的结果，《起居注》上记载：“伊桑阿奏曰，臣等问九卿，河工官员应否拣选補授，据九卿议，河工事宜应用谙练人员，向因河臣拣选题补，恐生嘱托之弊，故臣等议停，今思河务所关，甚为要紧，前此议停，诚非上曰河工为漕运民生所系，事属重要，凡应修处，若不预修，则河堤一决，害民甚大，或所修不固，一经溃决，监修官属，获罪匪轻，是职司河务官员，所得者少，所失者多，为利则轻，为祸则重，自今河道官员，可令该督抚拣选题补，如九卿议。”河道总督的保题之权得以最终确认。康熙三十七年（1698）十二月，广西巡抚王起元因未能行使题调职权而招致参劾，“吏部议覆，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绅疏言，广西省南宁等四府，道员以下，教授以上官员，该督抚例将熟悉风土廉员，保题补调，自巡抚王起元到任以后，从未将一人题升，一人题参，应行令该抚查明具题再议，得上旨，此事情著王起元明白回奏。”这说明题调制度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可。

伴随着题调权力的合法化，题调流程也日趋规范，本文截取康熙五十年（1711），广西巡抚陈元龙奏请调补桂林府永宁州知州徐元璨的片段，加以印证。

康熙五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准吏部咨，文选清吏司案呈，吏科抄出，广西巡抚梁世勋题前事，康熙五十年七月十四日奉旨，吏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该臣等议得，广西巡抚梁世勋等疏称南宁府新宁州知州丘璋升任员缺，地处极边，难以久悬，查桂林府通判杨滋尧熟悉风土，请将该员调补新宁州知州等因（按：督抚先声叙题调缘由）。前来查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内，都察院为遵旨察议事一疏，奉旨，嗣后有钱粮盗案及降级罚俸官员，不准题补，钦遵在案，新宁州知州虽系调补员缺，但通判杨滋尧任内有限年缉拿一案，通判系正六品，今调补从五品知州员缺，与例不符，应将该抚等所请之处无容议，又疏称桂林府全州知州吴铨调补养利州知州员缺，查全州地当孔道，亟需料理，太平府崇善县知县张鋐先因俸满升四川雅州知州，今奉旨，雅州知州以姚锐补授。张鋐熟悉风土，请就近题补全州知州等因，前来查广西省并无该抚等题补之缺，且张鋐系扣除赴部另补之员，与例不符，应将该抚等所请之处亦无容议（案：以上为吏部遵旨议覆的内容，如果驳回督抚奏请，须声明情由），康熙五十年八月初九日奉旨依议（按：皇帝对吏部议覆的结果批示），钦此……速催张鋐，详情给咨，赴部另补，其新宁州员缺，该司照例迅择合例之员详调，俱勿迟缓速达等因奉此，康熙五十年十月初八日，奉总督两广赵部院案验同前事，仰司照依部咨奉旨内事理，即便备移按察司及檄行各该府转行各该员，钦遵查照，至升任知县张鋐，该司详请抚都院给咨，赴部另补，毋违等因奉此（案：以上为吏部知照督抚内容，明令督抚照此办理）……

前梁抚院具题在案。奉准部文，内开通判系正六品，调补从五品知州，与例不符，应将所请之处无庸议等，因今新宁州知州员缺，例应择员调补，因今新宁州知州员缺，例应择员调补，两司备查桂平等五府内，有桂林府永宁州知州徐元燦，系品级相当，熟悉风土，清廉爱民，实心任事之员，任内并无降罚住俸停升等案，堪以调补南宁府新宁州知州员缺，相应开列职名详请，伏候本部院察核，会题调补，听候部覆施行，在查新宁州知州员缺，业经详请，护院咨部到案，兹值本部院到任，理合详送等情到臣，该臣看得，南、太、庆、思四府缺出，例应选择调补，兹据布政使黄国材，按察使王用霖会详，南宁府新宁州知州丘璋升任员缺，于桂平等五府内选择，得桂林府永宁州知州徐元燦，品级相当，熟悉风土，清廉爱民，实心任事之员，堪以调补新宁州知州员缺等情（案：拣选保题的过程中，督抚并非是所保之员最直接的物色者，只是对布政使、按察使提供的人选作出审查）。但臣抵任伊始，各官贤否，尚未周知，既据两司查议，保详前来，理合题请，以永宁州知州徐元燦调补新宁州知州员缺，臣谨会同两广督臣赵弘燦合词具题，伏乞敕部议覆施行，再照新宁州知州员缺，护院无调补之例（案：强调题调是督抚才能享有的权力），先经咨部在案，合并声明，谨题请旨。

朱批：吏部知道。

上述史料可以窥探康熙朝保题运作的一般流程，督抚先声叙题调缘由，提供人选，皇帝朱批，吏部遵旨议覆，如果驳斥，亦须声明情由，皇帝再对吏部议覆的结果进行批示，如果同意，吏部即行文知照该督抚，照此办理，在这一过程中，皇帝、督抚、吏部各有其权力体现，督抚题调受制于吏部的核查，皇帝总揽铨政，由此形成了清代保题制度的框架。其次，康熙朝调补官员，严格遵行对品调补，杨滋尧系正六品，调补从五品知州，属于题补行为，然而此时广西省并无题补之缺，况且，张鋐已被吏部列为赴部另补人选，督抚题调不得妨害部选。康熙朝对督抚的题调权力限制较严，明令督抚不得保题有钱粮盗案、降罚事故的官员，督抚此时未获得专褶奏请之权，题调属员须按照朝廷成例执行。巡抚陈元龙提及“臣谨会同两广督臣赵弘燦合词具题，伏乞敕部议覆施行”，说明陈元龙与两广总督赵弘璨有个先期咨商的过程，保题之时，由陈元龙主稿，赵弘璨列名。清代督抚职责各有侧重，但在保题一事中，朝廷要求督抚列名会奏，实质上是保举责任由督抚共担，杜绝专擅的同时，希望督抚在拣选、审查人员之时，务必审慎。

为规范督抚的题调行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朝廷拟定了督抚题调规则，“督抚将不应题补调补之缺，滥行题补调补者，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转详之司道府，亦照此例处分。如调缺有应调之人，以无人具题，反滥行奏请升用，将该督抚司道府等官，亦照此例处分，”也就是说，督抚题调属员，首先是所开之缺须是题调之缺，不得侵占部选之缺；其次，遇有调缺，务必对品调补，衔缺相当，不能违例奏请升用属员。

康熙朝还为题调制度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即不许督抚越省题补。清初，藩王吴三桂的“西选”时常将别省官员升补至自己辖区，“即前此经略用人，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旨，亦惟以军前效用，各官或五省中人地相宜，资俸应得者，酌量具题，从未闻以别省不相干涉之处，及见任京官，公然坐缺定衔，如该藩今日者也。”平叛战事结束，这种越省题补的现象时有发生，康熙二十九年，直隶巡抚于成龙因辖区员缺，将别省官员违例保举，奏请拣用，康熙帝加以纠正，“以井陉道员缺，保举湖广武昌府知府武廷适，汉阳府知府戴梦熊，黄州府知府王辅，请加拣用，部覆无庸议。得上旨，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大，于成龙收罗别省官员之心，破坏定例，将曾经超擢，历年未久，如许官员保题，尔部不以为非，但称无庸议，殊属不合，且既云直隶好官甚多，今并不能拯救饥民，频多流散，如此则平日才能所办何事，武廷适等升转著停止，令其在任久远效力。”为后世所沿袭。

四、结语

顺康时期对保举连坐条例的改良，以及保举所确立的基本准则，如对品调补、不许越省题补，均被后世所沿袭，为雍正以后清代文官保举制度的完备夯实了基础。同时，朝廷将保举问责条例多次运用，对于维护保举制度的严肃性，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