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银笙

我上学不久，就知道冯雪峰是一个大作家。可是到中学以后，慢慢听不到他的名字了，说是成了“大右派”。疑惑啊！也就开始探寻其中的缘由——

奔赴上海筹建“左联”

1921年，18岁的冯雪峰因组织金华浙江第七师范学生掀起驱逐学监顾华钟的风潮，被开除学籍。可他不屈服，又一次冲破家庭束缚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习。这所学校是南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在老师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辅导下，他创作了第一首诗《到省议会旁听》，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第三天他的第二首《小诗》又发表在《诗》月刊上。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在1922年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以“湖畔诗社”名义合集出版诗集《湖畔》，内收冯雪峰的诗17首，并加入明天社，成为轰动文坛的湖畔诗人。他非常向往“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1925年春到北京一边打工，一边在北京大学旁听并自学日文，很快达到翻译水平，就在报刊上从日文翻译介绍苏联文艺理论。在此期间，他熟读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著作并深受鼓舞，做李大钊那样的人成为他的理想。1927年4月28日，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他不灰心、不退却，决心继承李大钊遗志，于6月由张天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

1928年3月，冯雪峰离京来到上海为党做地下工作，走上“革命家兼诗人”的道路。上海是国际大都会，也是中国报刊和出版中心，自然聚集了一大批文艺家，其中有不少共产党人。由于各持不同的文艺观点，互相间产生了矛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的创造社和太阳社发表文章对鲁迅进行攻击，引起鲁迅不满，不但公开论战，还写信对做革命工作的一位朋友讲了内幕。这事反映到在上海主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周恩来和党中央宣传部长李富春那里，立即作出决定，停止攻击鲁迅，团结和发挥鲁迅的作用，筹建“左联”，建立左翼文化战线，这个任务交给宣传部主管文化工作的文委书记潘汉年去贯彻。他一边给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党员做思想工作，并选准了冯雪峰去做鲁迅的工作。他知道，冯雪峰来上海后，通过柔石牵线，和鲁迅渐渐熟悉，常以学生和挚友身份协助鲁迅校对、送稿、送稿费、代买书，陪同开会、赴宴等，仅1928年12月至1933年12月《鲁迅日记》中记载他们的交往有86条。他们亲如一家，冯雪峰成为鲁迅最信任的人。

冯雪峰给鲁迅谈了党的意见，再加上潘汉年以创造社“小伙计”名义在《现代小说》刊物上著文作了自我批评，获得鲁迅谅解，也积极参与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终于在1930年3月2日成立，潘汉年代表党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鲁迅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成为左联的行动纲领。1931年1月，潘汉年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接任中宣部文委书记又兼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或参与编辑《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等左联机关刊物，充分发挥鲁迅的主帅作用，还邀请瞿秋白和茅盾参与“左联”领导工作。在党的白区工作损失殆尽的困难岁月，左翼文艺事业却蓬勃发展，是“左联”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靓丽的一页。

肩负重任返上海

1933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到处追捕，冯雪峰离开上海，辗转汕头、潮州，来到中央苏区瑞金，任苏区党校教务主任和副校长。在1934年1月21日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这个时候，毛泽东被排斥在红军领导之外，却与冯雪峰关系非常融洽，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冯雪峰常对人说，他最佩服的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并称自己是“毛派”。他俩常常谈论鲁迅、欣赏鲁迅。毛泽东还向他诉说夫人杨开慧为革命牺牲后，三个儿子流离失所生死不明，传说有人在上海街头看到他们流浪，毛泽东一直牵肠挂肚……

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损失惨重，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冯雪峰和大家一样穿着草鞋，背着自己缝制的军用粮袋，全凭着两条腿徒步走过了10个省，渡过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天险，翻过雪山草地，经受住生死考验。毛泽东时常挂念着冯雪峰，在只能用各种树叶充当烟叶的万分艰难中，毛泽东还把自己的纸烟送给冯雪峰。

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在瓦窑堡刚刚落脚，1936年4月，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几次找冯雪峰谈话：由于国民党在上海大逮捕，中央局机关又遭到严重破坏，要求他以党的特派员身份去上海，先找鲁迅、茅盾等民主人士了解情况，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毛泽东还给他写了指示信，要求他和国民党各派系中的上层和社会名人联系，多做统战工作。周恩来派人护送他到苏区和东北军驻地交界处。到上海后，因为没有先和坚持地下斗争的周扬、夏衍联系，成了他们之间多年解不开的疙瘩。

冯雪峰到上海先在鲁迅家住了两个多星期，就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很快见到茅盾、宋庆龄、沈钧儒、史沫特莱等人，介绍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6月，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执行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工作，他俩接上关系后，于8月建立了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他们安排斯诺进陕北采访，又向史沫特莱讲了长征中异常艰苦和不屈不挠的故事。史沫特莱根据冯雪峰的讲述写成文章寄给莫斯科的《国际新闻通讯》，这是世界第一次报道红军长征，还激发了史沫特莱赴陕北采写朱德传记的决心。

冯雪峰在鲁迅家住时，就发现鲁迅有病缠身，而且日益严重，在自己繁忙的工作中经常抽暇前去照料。不幸的是，这年的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他们立即报告中央，中央从陕北发了唁电和《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对鲁迅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冯雪峰按党的要求和宋庆龄、许广平等处理丧事，在墓前开了大会，成为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在这前后，丁玲从囚禁中被解救出来，根据丁的意愿冯雪峰费尽周折，把她送往陕北，成为第一个从国统区奔往陕北根据地的著名作家。

冯雪峰在上海并没有忘记毛泽东牵挂儿子的事情，到处打听，终于找到线索。原来，岸英三兄弟到上海后，组织把他们安置在周恩来主持创办的大同幼稚园，由圣彼得堂主持牧师董健吾担任院长，其实董是共产党人。刚刚安定下来，岸龙患痢疾不治而亡。更要命的是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大同幼稚园解散，只能由董健吾带回家抚养。可他有三个子女，再加两个，经济状况十分困难，欠了一屁股债，连房租也交不起。冯雪峰从董家找到两个孩子后，看到蒋介石悬赏25万要毛泽东的首级，孩子太不安全，他又通过几个渠道，最终将两个孩子送到莫斯科。

从囚室到重庆

冯雪峰给斯诺和史沫特莱讲的长征故事，不少都进入两人写的《西行漫记》和《伟大的道路》书中，部分章节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也激起冯雪峰强烈的创作欲望。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周恩来和博古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冯雪峰与博古为统战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就借故回到义乌老家去写小说，前后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两年多。

在乡下，他的写作都在晚上，常常通宵达旦。但白天，他的许多时间都在进行抗日斗争，发动农民组织了抗日武装“同心会”，支持成立赤岸中学战时补习班作政治宣传，培养青年的实际本领。乡居近三年，他完成了50万字的《卢代之死》，但自己仍不满意。1941年皖南事变后，形势更加恶化，因一个青年给他的一封信，他被金华宪兵逮捕，书稿也全部丢失。国民党为了关押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在上饶建立了集中营，冯雪峰也被送到集中营关押。

上饶集中营是人间地狱，上千人的囚徒有四五百人死于非命。面对虐杀、酷刑、苦役、疾病……冯雪峰受尽折磨几乎丧命。但他不忘共产党员的责任，与狱中的党员建立了秘密联系，向难友们讲长征、讲党史、讲《红楼梦》，还教难友学日文，一起团结战斗。

党中央很关心冯雪峰的安危。1942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得知他被囚于上饶集中营，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想办法营救他。因为他被捕时用的名字是冯福春，敌人并不知他的真实身份。后来在与国民党高层有关系的郭敬堂和宦乡担保下，1942年11月他被保释出狱。狱中的折磨使不到40岁的他变成一个弯着腰、驼着背、脸色灰黄的枯弱老人。

1943年12月，他来到重庆，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住在作家书屋，接编《抗战文艺》。他首先整理了在上饶集中营创作的诗歌，结集《真实之歌》出版。他写的最多的是杂文，结集为《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等。著名作家朱自清推崇说：“《乡风与市风》是新作风的代表。”他担任《抗战文艺》主编后，对刊物进行了改革，团结茅盾、老舍、郭沫若、叶圣陶、朱自清等著名作家，为宣传抗战作出很大贡献。1945年8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来重庆谈判，专门会见了冯雪峰，并真诚地说：“好几年没有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真实之歌》这样好的作品。”

1945年下半年，重庆文艺界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举行座谈会，围绕话剧《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就政治、思想性与艺术性，主观与客观展开讨论。胡风提出“主观战争精神”，冯雪峰也作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的长篇发言，接着还就两部话剧引起的争论写了《题外的话》，在文中提出不要用“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说法，而换成政治性和艺术性统一的说法，反对把政治性和艺术性抽象地割裂开来……文章发表不到30天，《新华日报》就发文批评，说关于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没有什么“不明了”的地方，而冯雪峰反而“不明了”。话虽没明说实际是指冯雪峰反对《讲话》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这场争论也许为冯雪峰后来的遭遇埋下伏笔。

从峰巅坠入低谷

日本投降后，1946年2月，冯雪峰随着大批文化人第三次返回上海，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47年2月，国民党破坏和平谈判，共产党的谈判代表被迫撤离，周恩来临走前指示冯雪峰留在上海做文化工作，直到1949年5月25日迎来解放。1951年3月，他奉调到北京筹建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兼任多个社会职务。他创作的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拍摄上演并获奖，毛主席赞扬了这部电影有深度，并要身边工作人员都看这部电影。在他担任出版社社长期间，他审阅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把杜鹏程请到家中吃饭、谈稿，提出修改意见。并制定了《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短短几年，对鲁迅的全部创作、翻译、书信、日记都进行了校勘。他还注重整理和出版革命烈士遗著，像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文集》以及应修人、潘漠华、郁达夫等的遗稿遗著都认真编辑。

1954年10月，冯雪峰的厄运开始了。先是因为山东大学中文系刚毕业的两个青年李希凡和蓝翎写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担任《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在刊登时写了200多字的希望引起讨论的编者按，并经过中宣部审阅，不料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发动了30年来火力最猛的大批判，俞平伯被扣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等帽子，冯雪峰也在劫难逃。紧接着，又发起全国性的对胡风的批判，批判胡风从40年代到50年代的文艺思想。胡风写了所谓的“三十万言”进行反驳，最后被上升到“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的高度被捕入狱。在受牵连的千人中，定为胡风分子的有78人。冯雪峰和胡风是多年的好友，对批判胡风持保留态度，两人不少艺术观点相近，自然也是一大罪状。

1957年“反右”开始后，矛头又一次对准冯雪峰，最厉害的炮弹是重新翻出1936年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罪名是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结果，他和丁玲、艾青等一批知名作家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被开除党籍，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职务，撤销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委、全国人民代表职务，工资由文艺一级降为文艺四级，成了“反党反人民的罪人”，剥夺了写作和发表文章的权利，被无情地赶出文坛。

沉重的打击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回忆，1965年，出版社派干部去河南安阳参加“四清”运动，62岁的冯雪峰主动要求去。他不顾及切除了大部分胃的病残身体，工作认真踏实，还被农村干部评为“模范干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入“牛棚”，被戴上“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关进“牛棚”，遭受的摧残可想而知，1976年1月31日患肺癌去世。

1979年4月，中共中央为他的错案作出改正决定，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1979年11月17日，中央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胡耀邦还亲临追悼会。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对冯雪峰的一生做出高度评价。为纪念冯雪峰，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义乌市赤岸镇在雪峰原籍神坛村设立了冯雪峰故居，故居前的石牌上有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亲笔题词：“回忆雪峰”。在故居后面的墓地，有原总理朱镕基亲笔题词：“冯雪峰之墓”。1997年8月19日，冯雪峰墓是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二批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还被正式命名为“廉政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