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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异乡人”

2022-06-30王鹏程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2022年3期
关键词:缩影异乡人乡愁

王鹏程

摘要:周瑄璞的《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是2021年长篇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收获。离开故乡40年后,作者重返魂牵梦萦的大周村,通过调查走访,倾听与对话,重新打量、认识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在日常生活的平静与喧嚣之中,触摸大周村不为人知的凄清、纠结与分裂,捕捉农村巨变背后的世态人心与乡村表情,思考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成绩与弊病。大周村,“一个热乎乎的真实人间”,既是中原乡村当下风貌的典型留影,也是中国广袤乡村的逼真缩影。

关键词:大周;城镇化;乡愁;缩影

这是“一个热乎乎的真实人间”[1]。

这是一个孕育着可能、创设着希望,而又复杂沉重、寂靜凄清,归来恨不得马上离去的“故乡”。

福柯说:这个世纪最迫切需要思考的就是事件与幻象。对处于千年变局中的中国人而言,乡土、乡音、乡亲、乡情、乡愁即是纠缠他们的迫切需要思考的“事件与幻象”,甚至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市场化、城镇化汹涌澎湃,卷地而来,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道德规范、家庭伦理以及生产方式,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巨变。物质上,我们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丰裕,但在生存状态、精神安放与道德选择上,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慌乱、迷惘与焦灼。1943年,沈从文在《长河·题记》里写道:“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中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2]较之沈从文所言的“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我们近几十年的变化,则是全面的、彻底的和结构性的。遗憾的是,我们并未重建起新的精神坐标、价值伦理和道德观念。这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整体性判断。不过,中国幅员辽阔,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其中既有显而易见的异中之同,也有含而不露的同中之异。更重要的是,精神、道德和伦理世界的变化,往往并不清晰可见,而是反映在人们的大脑观念和生活方式之中。这就需要我们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需要照亮那些隐含的暗面,纤毫毕现地呈现巨变背后的世态人心与乡村表情。

《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正是这样一部非虚构纪实力作。作为中国中部农村的一个切面,大周让我们透彻了解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和焦躁无奈的人心世态:童年的伙伴热情如故,真挚的情谊,不同的生存现状,一样的现实压力;母亲河颍河逐渐干涸,往昔宁静质朴的充溢着人间烟火气的古桥,被打造成面向国道的喧哗的大花园式的4A级旅游景点;穿梭而过的京广线,慢悠悠的绿皮火车,连接着童年遥远的梦想与少女感情的最初悸动,因为火车提速,曾经短暂停息的小站被从时刻表上轻轻抹去;两代人的南院情结,曾经的盖房大计,屡遭周折后黯然退场;精明勤劳、带有残疾却承包了几千亩土地的周大国,经营红薯培育基地和加工厂,而又耕读不辍的有理想的王永杰,推着三轮车在小学门口出售糖果和小零碎的老冯太太……他们用尽全部力量和热情,经营和憧憬着自己的生活,虽然也获得了些许丰收,但更多的是迷茫彷徨和焦虑不安。我们可以看到: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的转型,给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农村和农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然而在参与的过程中,喜忧参半,所得与所失不成比例。这一过程自始至终被城乡资源的极不平衡——这种结构性的力量——裹挟而过,农民并不能完全融入进城之中,他们是停留在城市里的“候鸟”。他们用城市打拼挣来的积蓄,在家乡构筑着不无虚荣和炫耀的长期无人居住的新居,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和情感上的补偿。大周跟广垠的中西部农村一样,楼房林立,街道平整,但表面浮华,人烟稀少,内里凄清,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中国底层社会:“稠密的村庄”,封闭的世界,被现实搅动的充满矛盾冲突和困惑挣扎的、很难看到出路和希望的生活。

大周村的农民与中国其他地域的农民一样,没有阶层的意识和概念,也没有虚幻迂阔的生活目标,他们踏踏实实,勤劳本分,全力应付着家庭和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除了周大国、王永杰等少数几个乡村“能人”和“成功者”,其他人的生活几乎都可以说是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单是生存和维持最基本的稍微体面的生活,他们已经筋疲力尽。较之以前,他们的生存条件无疑是愈来愈好,但生活境况却是愈来愈差。农村所参与的市场化、物质化和城镇化,带给他们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生活重担和竞争压力,使得农村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极为敏感脆弱,邻里明争暗斗,乡亲嫉妒仇富,亲属猜疑提防,甚至最亲密的兄弟父子关系,也被激烈的社会变革和阶层分化扭曲、变形和撕裂。譬如作者家庭波折丛生的“盖房大计”,最终夭折固然因为历史久远的庄基纠纷,以及叔叔的执拗固执和不会处事,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却是邻居理洪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的羡慕嫉妒恨与乡村情义之间的冲突矛盾。作者相信邻里情义,认为理洪哥不会如此狭隘,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体谅。但邻居海丽的解释无疑洞穿了理洪的心理——“你家里吧,都在外面有工作,都挺光彩,他再没有啥事能超过你,只有这一件事,得去求他,那可得好好拿捏拿捏,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就是想耍一下你们。”这正如作者在写到农民对乡村富人和在外工作者的复杂感情时所慨叹道的:“街两边的这些沧桑面孔,是一次次的无望与失败灰心雕刻出来的,只将羡慕与不平深藏起来,等合适的机会露头。”[3]作者通过大量的日常化细节,让我们看到:“乡村并非一个淳朴静美的世界,也不是田园诗那么简单,错综复杂的关系,所有的心机与争斗,都潜伏在平静谦和的表象之下。人们表面上和气地度日,因为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大家都是爷们儿,要为自己的名声和形象负责,应付的客气话说起来一套一套,听起来亲得不行,共同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4]但“在这平静平和之下,盘根错节,草蛇灰线,包裹覆盖着大量的心理活动,攀比竞争,有意义无意义的闲言碎语、窃窃私语。假如城市里的钩心斗角是有层级的,立体的,层层摞起的,随时可以相识和决裂的,因为人们的阶层差别较大,人员众多而复杂,很多人转身之后,一辈子再也不见。那么乡间的这一切,有稳定性长期性,呈摊开状平面化,大家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都是以村为单位世代居住,几辈子守在一起,知根知底,无论怎样,大家要维护表面的和谐与融洽。”[5]实际上,许多农村连“表面的和谐与融洽”也已无法顾及,市场化、物质化和城镇化已经将沈从文在《长河·题记》所谓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荡涤殆尽。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站在某一个角度,去评判这种结构性的社会的、精神的、道德的、伦理的危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深深地卷入到这场亘古未有的变革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作者那种爱恨交织的赤子之心。

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的结构转型,带给农村最为棘手的难题,是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问题。随着市场的自由开放和农民对市场参与的深入,形成了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以往乡村熟人社会的婚姻模式被打破。在市场竞争、区域歧视与阶层分化的时代压力之下,中西部农民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没有多少优势而言,外在的压力全部转移到了婚姻之上,婚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目的变成了现在的手段,即实现阶层竞争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手段。”[6]落后地区的未婚女青年随着市场化普遍外流,再加之之前的重男轻女以及计划生育,农村男性的婚姻成本急剧抬升,个人婚姻问题转化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光棍现象极为严重。大周也是一样,“每个生产队,三十岁以上没有对象的小伙子至少有三四个,如果下延到农村人认为的二十七八岁的大龄线,那么每个生产队都有十来个。大周村(自然村)五个生产队,大周大队十三个生产队,大龄青年数据,一算便知。”[7]由于未婚女性缺乏,农村女性骗婚现象也极为普遍,有些女性将婚姻作为买卖来做,甚至出现了跨国贩卖新娘的现象。在大周,就有跨国介绍越南新娘的婚姻介绍所。当下乡村,婚姻成为绝对的女方市场,男方必须在县城购房,必须有车有存款,甚至还有更为苛刻的条件。而男方急于求成,饥不择食,只要抓住个女的,无论是未婚还是离异,都是不计成本和代价。作者小时候的玩伴大妮,在村子周围打零工,为了给两个儿子结婚,夫妻二人省吃俭用,家里盖了两层小楼,在村里斥资十几万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商品房,装修齐备,准备给儿子结婚。结果大儿子谈了一个县城的对象,必须在县城买房,家里的两层小楼和村里装修好的商品房,都没有了用处。大妮算了一笔账,县城买房装修,置办家具,最少得五十万,再算上彩礼结婚,最少得十万,媳妇娶进门,至少得六十万。两个儿子,就是一百二十万。这对土里刨食的大妮一家,绝对是一笔令人战栗的天文数字,因而她起早贪黑,寝食不安,夜夜发愁。其他同龄人也无不为儿子的婚姻煎熬。

农村的悔婚和退婚也极为棘手。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果女方提出退婚,男方付出的所有礼钱,以及吃喝买衣服的花费都得折成钱,退回男方;如果男方悔婚,给女方的彩礼衣物等,女方都可不退(这或许是作者还停留在童年时期对于乡间退婚的印象,当下乡村,估计男方提出退婚少之又少或根本没有)。但具体操作起来很难,男方衣物等折价过高,女方觉得故意刁难自己;还有一种情况,女方已经花掉了彩礼无力退还,或者不愿意,因而故意找各种借口少退或者不退,这就产生了矛盾。正常的渠道是媒人从中化解,或者上诉到法院。《回大周记》中提到的退婚案,扯清钱款交割清楚时,女方已经嫁到别家生养了孩子。非正常的则是男女双方结怨生仇,双方诉诸暴力相互报复,导致刑事犯罪甚至恶性案件,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在农村还有一种现象极为普遍,那就是进城务工带来的夫妻分居,在城市和农村衍生出极为普遍的“临时夫妻”,这种情况在农村人人皆知而不言明。其中雖不乏有真感情者,但更多的是临时搭伴,填补身体上的寂寞或是为了财物,这使得过去相对稳定的家庭产生了普遍的危机,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回大周记》中写到在周涛超市购物的小个子女人,虽其貌不扬,脑子也不灵光,但情人却排长队。她酒后秽语满口,在超市里谩骂自己的情人,在乡村熟人社会中已毫无顾忌,由此不难看出乡村传统道德伦理的崩溃。上述情况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农村婚姻的畸形状态,实质上,这是农民对市场化和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分层的择偶竞争的被动适应,更严重的是,这种适应带来传统家庭组织、家庭关系和乡村伦理的巨大转变。

大周村民跟中国其他土地上的农民一样,坚韧勤劳,朴实乐观。他们青壮劳力打工在外,老弱病残坚守土地,里里外外在竭力适应社会变化,参与市场化与阶层化带来的社会竞争,对生活充满期许和希望,社会也给他们提供了流动的狭窄空间和有限可能。如先天病弱、精明能干的周大国,富有市场和经济头脑的王永杰,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固守本土,将自己的劣势转变为优势,成为乡村社会为数极少的敢为先者和成功者。但他们的数量少之甚少,并不具备普遍意义。绝大多数农民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极为有限和稀薄,他们通过努力和奋斗所积攒的财富,面对急剧增长的日常生活和婚丧嫁娶支出,差距愈来愈大。如果遇到重大疾病,更是人财两空,一蹶不振。作者的童年玩伴大妮,为了挣钱给两个儿子娶亲而不顾身体,去医院检查时已是癌症晚期,苦撑不久即撂下两个没有成家的儿子,生命仓促结束在五十二岁。如大妮这样为了生活,不顾及健康而早逝的,在小小的大周村,还有新勺媳妇、大国等人。这在广大的中国农民群体里,绝非个例,他们只有在身体无法忍受病痛时才会考虑去医院,面对巨额的医疗费用,往往手足无措,甚至放弃治疗。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落,他们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奋斗与挣扎,在遭遇生活挫折和重大变故时,极其孱弱无力,不但无法应对,更不具备自我恢复的能力。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健全的秩序法规,他们只能感觉越来越累,非但永远无法跨越城乡之间结构化的那道厚厚障壁,即使在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故土,也难以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大周村的诸多变化,跟广袤的中国乡村一样,“像土地一样寂静”。正如托马斯·艾略特的《空心人》所言——“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几十年来,中国的农村静静地承受着时代的潮汐,已经没有多少诗意:河流已经干涸,土地已被污染,乡亲不再淳朴,甚至比厌恶的城里人更为愚昧和狡诈。乡愁也成了作者和当代中国人无处搁放的迂阔的不合时宜的情感。正如《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窥察到的:

乡愁是流动在血管里的隐形基因,一个人,不管走到多远,穿起再好的衣服,换了再多的妆容,都会为家乡动情,也会为乡音召唤,一句土得掉渣的老家话可让我们的心融化。大周,这个在中原大地上再普通不过的村庄,这温暖而又复杂的所在,却是我梦之所系,而要一次次回去。我不愿意轻飘飘地歌颂她,我提醒自己,你没有这个能力和高度。只有离开到一个安全的距离,你才能爱得起她,才能回头去书写她。这里不是天堂,也不只是苦难之地,而是一个热乎乎的真实人间,这里有纯朴善良、踏实肯干、热情乐观的人们,也有懒汉滑头、奸佞小人、鸡鸣狗盗。人性有多么复杂,这里就多么丰富;生活有多么广阔,这里就多么深厚,尽我一支弱小之笔,此生书不尽、写不完。[8]

乡愁是血缘联系与情感归属的寻找与认同,是土地、河流、亲人、乡音以及记忆等所凝结的念兹在兹的个人情怀与社会情绪。在另一个意义上,乡愁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拒斥和逃离,是对彼在的“诗意”的想象和体认。更彻底点说,乡愁是无法回到原点的惆怅,是魂不守舍的漂浮,是焦虑虚无的挣扎。在当下中国,几乎没有人的故乡没有“沦陷”,每个人都成了故乡的“异乡人”。正如齐美尔(G.Simmel)所言:“异乡人是潜在的流浪者:尽管他没有继续前进,还没有克服来去的自由。他被固定在一个特定空间群体内,或者在一个它的界限与空间大致相近的群体内。但他在群体内的地位是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决定的:他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他将一些不可能从群体本身滋生的素质引进了这个群体。”[9]对离乡者而言,故乡是“温暖而又复杂的所在”,故乡有着难舍的岁月记忆与情感留恋,返乡后才发现,自己作为离乡者,与故乡早已格格不入。故乡人已将其视为“异乡人”,故乡不但不温馨美好,而且孳生了不少面目可憎之处。作者发现了当代中国人面对故乡的普遍的情感困境,“只有离开到一个安全的距离,你才能爱得起她,才能回头去书写她”。实际上,也只有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人们才爱得起故乡,也才恨得起故乡。唐代韦庄云:“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中国古典诗歌所表现的这种诗人游子——故乡的“异乡人”的情感纠结,在当代中国,已被塑造成普遍的感伤的社会情绪和独特的情感张力结构。

《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直面大周市场化和城镇化后的复杂现实,细大不捐地捕捉打捞豫中农村由表及里的社会变化与世态人情,给我们呈现了大变革背景下中国乡村原生态的火辣辣的现实,虽有个别之处显得琐碎(如对一些人物的介绍),情感的表达也不够恰当(如对乡村舞台貌丑女演员饰演状元心上人的议论),一些细节也值得推敲(如一岁多的记忆),但作者热爱故乡的痴情却如火如荼,让人莫之能御,熔化在其中。

这是“一个热乎乎的真实人间”。

这也是一个让游子无可奈何的可望而不可即的魂牵梦绕的“故乡”。

“家乡对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又想回去,又想離开?”[10]作者如是问。

就在作者写完全书等待出版的过程中,童年玩伴大妮死了,新勺的媳妇死了,跟着二儿子在灵宝生活的春莲婶死了,人到中年豪爽能干的大国死了……日子如同以往,无声地继续着,平静地颓败着。中国农民几千年固守乡土,周而复始的生活模式被市场化和城镇化彻底打破了,他们比以往更加迷惘、惆怅和焦虑。他们的尴尬在于——青壮时在城市拼打,城市并不能完全接纳他们,农民或农民工,不仅仅是职业上的划定,更是无法褪去的身份原罪;当垂垂老矣或失去劳动力返回乡村时,乡村也已非他们生活过的、梦寐以返的乡村。书中几处写到,走动于乡间的青壮年,都是外出务工受伤者,或暂时回来休养,或彻底失去了外出打拼的能力。更令人忧虑的是,原有的乡村社会结构和道德伦理遭遇了严重的侵蚀甚至完全分崩离析,已经没有了熟人社会的相互信任、稳定的乡邻关系以及原有的乡村公序良俗,没有了共同的是非善恶标准,并且由于职业的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彻底丧失了自我修复的能力。社会学家李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差异”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丁字形结构”和“两极型社会”,“我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由普遍较低地位者构成的社会。”[11]农民以及农民工,作为社会的最底层,无疑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城镇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呢?大周以及广袤土地上的中国农民,难道只是中国城镇化的“历史中间物”吗?

作者作为故乡——大周的“异乡人”,能寻找到记忆和想象塑造的故乡吗?她的这种寻找,幼稚吗?迂阔吗?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注释]

[1][3][4][5][7][8]周瑄璞:《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05页、第200页、第114—115页、第28页、第205页、第204页。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6]张雪霖:《一个博士的深度调查:中国农村男青年“高价娶妻”研究》,https://zhuanlan.zhihu.com/p/424504621。

[9]贺晓星、仲鑫:《异乡人的写作:对赛珍珠作品的一种社会学解释》,《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

[11]李强:《“丁字形”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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