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新，李伯华，3，李 雪，窦银娣，3

（1.湖南省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湖南 衡阳 421002；2.衡阳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3.古村古镇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湖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湖南 衡阳 421002）

0 引言

传统村落作为传承地域文化、民族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被视为极为珍贵的旅游资源和景观财富［1］。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面临着人口外流、资本短缺和土地抛荒等困境［2，3］，如何振兴乡村地区成为社会和学术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传统村落产业的升级与转型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旅游产业作为具有较强综合性和广泛关联性的创新产业，被视为实现就地城镇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活化乡村的重要路径［4，5］，其发展有助于传统村落土地利用的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及可持续性发展［6，7］，是摆脱乡村困境的重要产业形态。传统村落的生态环境具有原真性，社会空间具有传统性，旅游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改善传统村落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促进传统村落经济发展［8］，改变传统村落建筑空间布局和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的交互作用［9］。旅游产业的介入有助于驱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文化内涵重塑、地域空间重构和自然生态演变［10］，促进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转型发展，但发展失序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带来建筑破坏和自然生态侵蚀等问题［11］。有学者认为，乡村旅游业快速发展导致旅游者大量涌入，加剧了乡村的人地关系矛盾，成为乡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12］。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开发不当易造成村落生态环境、资源配置和地域空间矛盾加剧，导致人居环境系统转型演化剧烈［13］。

人居环境是涵盖社会、物质、组织、精神和文化等要素的复杂巨系统［14，15］。人文地理学视域下，人居环境巨系统可划分为多元主体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等4个子系统［16］。人居环境系统转型发展是指在人口、物质、货币和信息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居环境系统各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转型变化［17］，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调整、空间格局和功能演化、社会关系变迁、文化环境演变、用地类型和植被水文变化等方面［18］。旅游驱动要素通过影响人居环境子系统，从而影响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巨系统转型发展。人类主体作为人居环境系统的核心要素，影响着村落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19］，达成影响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目的。土地是人居环境系统的物质载体，其与人口要素之间的矛盾对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20］。旅游驱动下，人口流动、土地流转和资本运作，改变了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生活生产模式及空间形式［21，22］，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各子系统均有影响，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人口、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息息相关。政府作为人居环境系统宏观调控单位，通过旅游景区区划调整、旅游发展规划、重大保护项目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村落地域空间转型和文化保护［23］。其中，政策要素对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力。目前国内地理学领域对人居环境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人居环境，相比之下，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体系仍有待完善［24］。此外，乡村人居环境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居环境评定和人居环境优化对策等方面［25，26］，缺乏对人居环境系统转型发展的质性分析，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研究也较为欠缺，亟需分析并解译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过程，揭示该过程中的旅游驱动机理，进一步完善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体系。

基于此，本文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案例地，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深度访谈法，梳理旅游驱动下该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历程，提炼旅游驱动要素，分析各驱动要素对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有助于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影响，解释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旅游驱动机理，说明人口、政策、资本和土地要素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为其他旅游型传统村落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

张谷英村位于湖南岳阳渭洞以东的笔架山下沿龙形山和渭溪河之间的河谷，村落内有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时期江南民居古建筑群，保留有1700余座明清建筑，总建筑面积5 × 104m2（图1）。张谷英村保留有完整民居古建筑群，入选国家第一批传统村落名录，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和较强的旅游吸引力。2012 年，张谷英村被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为4A 级景区，成为湘北重要的旅游资源。

图1 湖南省岳阳市张谷英村区位Figure 1 The location of Zhang Guying Village in Yueyang City，Hunan Province

1.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法和深度访谈法。①文本分析法。依据与张谷英村相关的纪录片、旅游宣传视频和政府文件等基础文本资料进行分析，梳理该村旅游发展历程。②深度访谈法。本课题组于2020 年7 月11—15 日前往湖南张谷英村实地调研并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围绕村落旅游发展历程及其各影响要素的参与过程，以及其与系统组成情况，访谈涉及主体包括外来企业（北京中雅文化公司）高层管理者、镇长、村支书、民宿经营者和普通村民等，以访谈内容为依据分析张谷英村旅游发展历程及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历程。

2 张谷英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历程

本文根据张谷英村旅游发展的主导主体、产业结构和土地价值等方面特征，将该村旅游发展阶段分为萌芽期、探索期和转型期3 个阶段。其中：萌芽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初次受到干预；探索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干预要素增加；转型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干预要素相互达到抗衡。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多元主体系统中主体组织结构及主体行为实践不断变化，社会文化环境系统中社会关系和文化环境随之变迁，传统村落地域空间环境系统中的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发生改变，在用地有限条件下，村落出现复合型空间［27］，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中的土地、水文和植被等也有所变化。张谷英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历程如图2 所示。

图2 旅游驱动下张谷英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历程Figure 2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Zhang Guying Village driven by tourism

2.1 旅游萌芽期：人居环境初受干预

旅游萌芽时期，村落旅游活动以休闲观光为主，部分村民开始从事餐饮等旅游业态项目。政府推行相关旅游扶持政策，在张谷英村发展旅游产业并进行古村落保护。政府一方面支持鼓励村民进行旅游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张谷英村旅游景区资金的投入，为该村旅游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该阶段，张谷英村被列为湖南省旅游重点开发区（1995年），并被国务院认定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其土地价值和作为旅游资源的潜能被初步激发，增强了对外来人口和资本的吸引力。该阶段人口、政策和资本等要素对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具有驱动作用。

旅游萌芽期，人居环境初受干预。①多元主体系统表现为政府作用、他组织引导，受政府自上而下的作用力影响，稳定性被初步打破。多元主体系统涉及的行动主体包括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组织模式为他组织模式。政府对村落部分公共区域实施改造，村委会促成旅游景区建设，部分村民开始放弃农耕活动，转而经营餐饮与民宿，行动主体构成相对简单，人居环境的转型发展较为缓慢，旅游产业的深化发展效用较低。②社会文化环境系统表现为血缘关系联结，传统文化稳固。该阶段整体社会关系网络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村民受宗亲礼制等传统观念影响，与宗亲生活于同一住宅空间内，居民关系网络以姓氏和血缘关系为划分节点，村落固有的封闭性特征使村民主体主要受到传统农耕文化影响，参与旅游生产活动的村民较少，接受旅游消费文化影响的主体主要为村委会。③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表现为生产空间集聚，“生活—生产”复合。该阶段张谷英村村民的生活空间主要集中在以当大门、王家土段、上新屋等为主的传统民居建筑群周边。出于古村落保护和旅游保护性开发的需要，住宅空间的居住功能逐渐被旅游生产功能所替换，住宅区域空间功能改变，生产空间集聚于村落内部，村民生活空间不断向边缘扩散，村落旅游生产空间不断向中心集聚，使传统性的生活空间逐渐被商业化所渗透，出现“生活—生产”功能融于同一空间内部的复合型空间，村民在其中经营商品贩卖等商业活动，也在其中生活居住。④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表现为自然景观破碎，水系格局稳定。该阶段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受用地类型演变（农用地减少、商业用地增加）的影响受到初次破坏，旅游产业的发展导致人类活动增多和建筑用地增加，植被面积呈现出小幅度下降趋势。具体表征为：绿化用地减少和村落内部植被斑块化，村落的渭溪河和玉带河等水体的空间格局呈稳定趋势，村域内各处水系基本保持原有的格局。

2.2 旅游探索期：干预要素增加

旅游探索时期，张谷英村先后引进了3 家开发公司对村落进行旅游开发，分别为长沙汇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02—2005 年）、湖南金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05—2008 年）、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08—2014 年）［28］。政府收购上新屋住房200 余座，针对张谷英村的公共空间和私人住房空间进行功能整改，促进旅游业态发展。在外来资本的介入下，张谷英村旅游景区业态逐渐呈现，旅游规模扩大，旅游资本增加。通过开发旅游用地，村内闲置房屋得以盘活，土地价值进一步激化。然而，外来企业的管理理念与地方主体的观念之间存在矛盾，村民对外来企业的经营行为具有抵触心理，导致各主体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村落旅游吸引力衰减，土地价值提升停滞。迫于上述问题，张谷英村先后结束了与3 家公司的合作。该阶段，张谷英村旅游发展主要依靠资本与人口的注入和政策的引导实现驱动，期间土地流转也对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起着重要的驱动作用。

旅游探索期，干预要素增加。①多元主体系统表现为企业介入，他组织引导，受外来企业和政府的作用力影响，系统处于矛盾波动的状态。多元主体系统涉及的行动主体包括外来企业、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组织模式仍为他组织模式。该阶段，更多村民参与旅游生产，政府对区域改造及建筑修复有所强化，政府与外来企业合作将村落部分土地使用权属让渡给外来企业开发旅游用地。然而，外来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空间行为，与古村落保护政策有所冲突。该阶段其他行动主体形成的作用力与外来企业对村落的作用力相互影响，引发多元主体系统处于矛盾波动的状态。②社会文化环境系统表现为业缘关系初显，大众文化介入。该阶段村落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受外来文化和外来主体影响更显著。一方面，外来主体的进入牵动村落社会关系网络发生改变，开始出现业缘关系，并影响村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和居住空间形态；另一方面，大众消费文化在外来主体的介入下潜移默化影响着村落文化内涵，使村落传统文化中注入旅游消费的观念。从事旅游服务业的村民数量不断增多，也有外出务工的村民选择返乡创业（如张乙谋客栈的经营者），经营特色民宿和餐饮服务，深化了大众消费文化的内涵。③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表现为生活空间扩散，“生产—生态”复合。该阶段旅游业态形式有所丰富，开始有主体经营民宿和餐饮等，村落生产方式以旅游生产为主。该阶段，村落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表现出以下演化特征：一是村内原先用于农业生产的空间观赏性加强，使农田不但具有生产功能，而且具有旅游观赏功能，传统农业生产空间功能转变。二是政府与开发商在村落原有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增设人造景观，如镇区的居住用地、管理处附近的客栈和停车场、当大门外的文化广场、村口附近的公共厕所和凉亭等，构造了“生产—生态”功能融合的复合型空间。三是开发商与政府将闲置土地改造为商业用地，使生产空间更集中在核心吸引物周边。政府通过房屋功能置换和土地使用权属转移等形式，将原居住在上新屋的近200户村民安置到市镇或村内其他地方，村民被迫迁出原居住空间，其生活空间迁移至张谷英镇区或散落在村内各处，呈现出生活空间边缘扩散的特征。四是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表现为用地矛盾激化，生态系统动荡。该阶段，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受到的破坏程度加深。随着外来资本的持续注入和当地政府的建设投入，村内商业用地不断增加，村落边缘区的农业用地逐渐转为居民居住用地，建筑用地不断外扩，村落绿化用地减少，用地矛盾被激化，引发生态系统动荡。

2.3 旅游转型期：干预要素抗衡

旅游转型时期，县政府派出机构协助张谷英村进行管理，由村委会主导的张谷英村旅游景区管理处正式成立。张谷英村引入北京中雅文化公司（2018 年）协同合作，在旅游景区基础上开展“写生基地”等延伸项目，并引入华夏基金相关项目进行融资（2019 年），以扩宽村落古建筑群保护资金渠道。张谷英村村委会还引入建筑文物修复公司对古建筑群进行了局部还原和修复。转型期间，从事旅游产业生产活动的村民数量急剧增加，村落发展的主导力量趋于多元，多元主体互相制衡，产业模式随之趋于多元化，土地价值的提升重新受到激活。转型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同探索期一样，受人口、政策、资本和土地要素的驱动。

旅游转型期，干预要素抗衡。①多元主体系统表现为主体相互制衡，组织模式多元。该阶段多元主体系统受政府和外来企业引导的他组织作用力和村民、村委会引导的自组织作用力协同影响。政府、村委会等主体吸取过去经验教训，将空间使用和改造的权力让渡于多元主体，鼓励地方主体参与村落环境改造与旅游产业生产，强化外来主体和资本的注入。政府一方面寻求资金援助（如华夏基金融资）并鼓励外来企业入驻（如北京中雅文化写生基地），以保证村落发展的资金与活力；另一方面，将景区管理权限让渡给村委会，由村委会自行成立管理处，并引入古建筑修复保护公司，以保证村落发展的秩序与优化。此外，政府还鼓励村民转变生产方式，改造房屋并从事旅游生产活动。该阶段，各主体权力关系相互制衡，有助于村落整体人居环境良性发展。②社会文化环境系统表现为血缘业缘联动，多元文化交织。该阶段越来越多的村民进入旅游产业活动，业缘关系对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民主体向核心区外四周扩散，形成了业缘与血缘关系联动发展的结构。村民经营者为了增强自身竞争力，开始注重传统建筑和传统工艺等传统文化符号的外显，将传统文化色彩融于住宅空间和生产空间的改造之中，在民宿、餐饮和商铺中保留并放大传统建筑符号特色。此外，村民和政府开始注重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保留，出现诸如《亲家遇上张谷英村》现代花鼓戏表演、《寻找丢失的技艺 七旬老翁和他的编棕绳技艺》纪录片等文化记录片与展演活动，丰富了村落传统文化内涵。为凸显地方文化的异质性与原真性，村民、政府等地方力量通过建筑修复与技艺传承两种途径将传统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融合交织。③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表现为空间变化加剧，空间功能融合。该阶段旅游业态形式增加了研学旅游模块，村落旅游生产功能从整体来看有所强化。该阶段村落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表现出以下演化特征：一是村落内上新屋的村民已全部迁出，该处有待构建为旅游生产型微空间，生产空间在该阶段中心集聚程度深化，与生活交融加深；二是被置换出来的村民将更集中于镇区生活，生活空间的扩散深化；三是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周边构建了生态绿化区域，使生态空间斑块分散，出现“生活—生产—生态”功能融合的复合型空间；四是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表现为水域环境整治，生态良性发展。该阶段，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演化特征以水质优化、水域增加为主。为了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水体免于迫害，村委在水系周围设置了绿化防护带，村民利用渭溪河和玉带水洗衣洗菜的行为受到严格管制，水质趋于良性发展。村落内部分区域新增人工水域，用于抗洪蓄水，保证了村落供水来源的稳定性和村落整体的安全度。村落内的渭溪河受到人为改造，其周边自然生态和绿化趋于良性发展。

3 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旅游驱动机理

3.1 旅游驱动要素

根据张谷英村旅游发展历程及各时期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特征可知，张谷英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主要受人口、政策、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影响。张谷英村旅游萌芽期驱动要素以人口、政策和资本要素为主，旅游探索期和转型期皆受到人口、政策、资本和土地要素驱动。①人口要素。张谷英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依托自身的旅游吸引力，吸引外来主体进入村落。旅游涉及的外来主体包括游客、企业和政府等，以企业和政府为主导主体，地方主体包括村民和村委会等。外来主体的扎根一方面带动了外来资本的投入，改变了土地或房屋的使用权属关系；另一方面影响着村民等地方主体的生产观念与空间权力［29，30］。人口的流动打破了村落固有人口结构，村落主体趋于多元化，村落随之发生空间格局和功能、社会关系网络、文化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变化，人口要素驱动多元主体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转型。②政策要素。村落的旅游吸引力的提升需要通过环境的改善和吸引物的维护来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保护与活化仅凭旅游市场、村民主体和外来主体等主体力量无法实现，需要政策要素介入，依托旅游政策扶持等方式，引导村落旅游发展方向，协调多元主体矛盾，指导各主体空间行为。由于政府的政策与行为不具有盈利目的，在“人口—资本—土地”三者要素不具有推动性时，村落主要依靠旅游政策来推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政策要素推动了多元主体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转型。③资本要素。传统村落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需改变固有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社会制度、空间形态和自然生态等方面的结构或样貌，通过资本的引入实现上述转变。以村落旅游发展为背景，以资本循环为基础，资本要素通过旅游产业进入张谷英村，激发村落土地价值，实现初级循环（生产方式转变）、次级循环（建成环境改造）和第三级循环（公共环境完善）［31］，推动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转型。④土地要素。村落旅游发展过程中，土地要素往往与人口和资本要素紧密结合，驱动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其中，人口要素的流动影响土地使用者及其利用方式，资本要素的注入激发土地价值［32］。土地要素通过为主体提供活动场所、空间载体，以及作为商品实现其价值，通过融合传统文化提升自身价值。旅游驱动下，土地要素驱动多元主体空间分布改变，土地使用权属流转，村落空间功能和用地类型改变，土地要素推动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及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转型。

3.2 旅游驱动机理

根据旅游驱动要素特征可知，人口和政策要素对多元主体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具有驱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对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具有驱动力。人口要素、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对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影响具有交互关系。政策要素从宏观层面引导人口、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把握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方向（图3）。

图3 张谷英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旅游驱动机理Figure 3 The tourism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Zhang Guying Village

人口要素驱动：人口要素对村落人居环境的影响主要通过外来主体的进入来实现。首先，外来主体通过开发旅游用地注入资本，通过置换原住民房屋等方式获取部分土地与房屋的使用权限。其次，外来主体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将大众消费文化渗透于村落传统文化之中，将基于商业生产展开的业缘关系嵌入村落血缘关系网络之中。通过上述方式，村落主体组织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生活空间权属关系和主体环保整治意识皆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人口要素驱动下，村落主体组织结构从他组织模式向他组织与自组织结合的模式逐步转变，多元主体系统特征随之改变。村落社会关系由血缘关系为纽带逐步转化为血缘关系与业缘关系联动发展，外来主体携带的外来文化（大众消费文化）嵌入村落文化环境。主体生产方式改变，使村落生产方式多元化，社会文化环境系统特征改变。村民主体让渡生活空间，用于旅游生产的空间与村民居住空间重叠，影响了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转型。随着旅游发展进程深化，村落自然生态环境受到影响。为提升村落旅游吸引力，村落主体环保整治意识提升，配合政府参与优化水质和渭溪河改造项目，影响了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转型。人口要素改变多元主体系统和社会文化环境系统特征，影响了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转型，驱动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

政策要素驱动：政策要素对村落人居环境的影响通过协调多元主体和引导旅游发展方向实现。外来主体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外来文化的入侵，政策要素驱动下，政府须发挥协商、管理和调和作用，改善村民与外来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改变多元主体系统特征。政策要素对旅游发展方向的引导包含空间调整、旅游项目投入和保护项目投入等方面。为使村民主体让渡原居住空间，政府以购买房屋形式获得空间调整权属（以上新屋为代表），构建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融合的复合空间，调整空间组合及分布方式，改变地域空间环境系统特征。政府通过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的投入和旅游项目的投入来实现村落景区建设。在此过程中，政府强化旅游生产，鼓励旅游消费并保护古建筑，驱动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及社会文化环境系统转型。政府鼓励村民参与旅游生产，为村落创收，增加可用于环境整治的收入，并聘请外来企业参与环境整治，强化文化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生态环境，驱动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良性循环。政策要素改变了多元主体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特征，驱动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

资本要素驱动：资本要素对村落人居环境的影响通过旅游资本的进入和政府资金的投入实现。随着旅游资本的进入，村落主体从经营农业生产转为旅游生产，村落整体生产方式改变，影响了社会文化环境系统转型。此外，旅游资本循环使村落产业结构调整，张谷英村空间功能和空间格局随之演化，影响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转型。部分投入的旅游资金被用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环境被改造，也影响了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转型。政府投入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共环境改善，如维修公共道路、增加社会津贴、修复古建筑和改造渭溪河，影响了地域空间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等系统。资本要素对张谷英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作用体现在影响地域空间环境系统中各功能空间的结构和组成变化，为文化环境塑造和社会关系维护提供经济支撑，促进生态绿化稳固和公共环境改善等方面。

土地要素驱动：土地要素对村落人居环境影响通过土地价值的激化实现。土地要素对人口要素与资本要素具有吸引作用，人口要素为资本要素提供来源，资本要素则激发土地价值。但当人口要素过剩，资本积累到达一定阈值时，土地价值的提升又将受到限制。在旅游政策和资本运作下，土地权力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转移，村民的土地权属让渡给政府和企业，使村民主体的生活空间变为多主体共存的生产空间，驱动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转型。村落内闲置空房盘活为民俗文化博物馆等，影响了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和地域空间环境系统演化。土地要素驱动下，村落旅游生产功能的价值受到强化，更多土地用于旅游生产建设，生活类用地和生态类用地功能退化，影响了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变化。另外，土地要素影响了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转型。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张谷英村为案例地，梳理其旅游驱动下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历程，提炼旅游驱动要素，分析旅游驱动机理。结论如下：①张谷英村旅游发展经历萌芽期、探索期和转型期，受主导主体、产业结构和土地价值等要素影响。萌芽期，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系统初次受到干预；探索期，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系统干预要素增加；转型期，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系统干预要素抗衡。②通过张谷英村旅游发展历程和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表征可知，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受人口、政策、资本和土地等要素驱动。人口和政策要素对多元主体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具有驱动力；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对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具有驱动力。人口、政策、资本和土地要素通过影响人居环境各子系统的发展变化来影响人居环境巨系统的转型发展。研究发现，张谷英村旅游业态有待增加，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其人居环境仍处于不断转型发展过程中，但其对传统村落风貌的维护、传统建筑要素的修复、复合型空间的运用和自组织力量的强化等经验，可供其他旅游型传统村落参考。

4.2 讨论

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村落生产方式、土地利用形式、空间利用模式和文化组合形式等多方面的改变，使过去受单一组织形式引导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具有更多元的转型发展方式。然而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生活空间的压缩和生态空间的侵占对人居环境转型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也不容忽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是否能顺利通过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性的转型发展仍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在数据收集及量化分析方面较为不足，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相关数据欠缺，导致自然生态环境演化历程难以定量分析。此外，由于调研时间有限，欠缺对萌芽期及其以前的历史文化追溯，社会文化环境系统的描述也有所欠缺，今后研究将进行上述方面内容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