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凤 王明

摘 要校园欺凌和反欺凌是当前各国学校、政府与社会共同关注和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芬兰反欺凌KiVa项目超越一般的欺凌治理方式，将同伴群体互动作为治理理论基础，通过将其融入反欺凌课程、利用反欺凌网络平台以游戏方式进行渗透、在反欺凌主题日活动角色扮演中加以践行、通过“指定措施”组建同伴群体互动小组等途径开展欺凌预防和干预，在芬兰境内外产生重要实践影响。我国可借鉴其经验，通过在观念上确立校园反欺凌理论新视角以及在行动上形成“政校家社”反欺凌合力实现综合治理，以预防、减少甚至杜绝校园欺凌的发生。

关 键 词 校园反欺凌；同伴群体互动；欺凌治理；芬兰KiVa项目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22）06-0038-05

校园欺凌是当前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一道难题，反欺凌也由此成为各国学校、政府与社会共同关注和致力于解决的问题。2006年启动的芬兰校园“反欺凌”（Kiusaamista Vastaan，简称KiVa）项目，超越一般的欺凌治理方式，以同伴群体互动作为治理理论基础，强调引导同伴之间的良性交往，转变围观者的角色，净化同伴群体交往空间。芬兰KiVa项目的同伴群体互动理论及其有效运用可为我国校园欺凌防治工作的推进提供治理视角和实践运用上的新启发。

同伴群体互动理论把欺凌作为同伴群体互动过程中的一种不良人际互动，认为是欺凌者在同伴互动中通过采取“攻击”的反社会方式而非助人的亲社会方式获得权力和社会地位，围观者的助欺凌行为与冷漠行为会强化欺凌者的欺凌行为。[1]芬兰KiVa项目中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关注同伴群体内不良互动对欺凌治理维度的分析作用

同伴群体互动理论认为，校园欺凌并非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双方的互动，同伴群体内的不良互动也是其发生并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欺凌是群体背景下的一种暴力行为，儿童在群体互动中可对正在发生的欺凌进行强化，这种不良群体互动会导致欺凌的愈演愈烈”[2]。KiVa项目把反欺凌的焦点之一放在同伴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中，指出反欺凌干预的对象不应仅仅指向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也应指向整个群体，也就是要影响除欺凌者与被欺凌之外的其他旁观者的行为，发挥他们在校园欺凌干预中的积极作用。

（二）重视同伴群体内互动极限对欺凌治理措施的启发作用

在芬兰，同伴群体互动理论早期主要基于社会认知视角，运用于课堂教学、幼儿社会性行为、语言习得等领域，2006年萨尔米瓦利（Christina Salmivalli）教授首次将同伴群体互动理论运用到校园欺凌治理领域和KiVa项目中，提出了“强化行为”概念。[3]他分析了校园欺凌发生时同伴群体内的互动经常出现的两种极限情况：一种是旁观者可能会大笑或欢呼，这会加重被欺凌者的无助感，但对欺凌者来说是一种“奖励”并可能会导致欺凌事件的延长；另一种是当群体中无人对欺凌事件表达不满时，学生们就会错误地默认欺凌行为，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导致欺凌的继续发展甚至情节加重。[4] KiVa项目认可这一理论观点，即同伴可以通过赞成或不反对欺凌达成强化欺凌行为的效果，但如果同伴在欺凌发生时给予被欺凌者关怀与帮助，那么欺凌行为就会减弱甚至结束。

（三）发现同伴群体地位高的个体对欺凌治理行为的防治作用

美国杜克大学的科伊（Coie）教授认为，“欺凌事件的走向与同伴群体内个体地位的高低有很大关系，同伴群体地位通常以个体的社会地位、班级个人地位为测量标准”[5]。KiVa项目重视“同伴群体地位”这一欺凌治理过程中的重要隐性条件，积极尝试利用个体在同伴群体中所处的地位去影响欺凌事件的发展，特别充分认识到同伴群体地位高的个体在欺凌事件中的带动作用，并乐观地认为这些个体积极制止欺凌的行为将会带动周围人做出相似行为，并对正在发生的欺凌事件起到正向作用。

（四）探求同伴群体旁观者的同理心对欺凌治理氛围的营造作用

南澳大利亚大学教育学院里格比和斯利（Rigby& Slee）的同伴群体互动研究发现，学生同伴群体人际关系有三个维度，即欺凌他人、被他人欺凌、以亲社会和建立同理心的方式与他人交往，这三种人际关系分别反映出不同的同伴氛围。[6]KiVa项目充分利用同伴人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观点，把同伴欺凌事件中的旁观者作为制止欺凌的重要群体，认为同伴群体内旁观者同理心的增强对正在发生的欺凌事件有着积极作用，相信旁观者同理心的增强可以提高与强化旁观者的自我效能感，在欺凌事件发生时旁观者不仅更能“感同身受”，还能凭借制止欺凌的行为营造有利于欺凌问题解决的同伴群体氛围和环境。

芬兰KiVa项目借助同伴群体互动理论的指导，以班级为生态背景，以整个同伴群体为实施对象，开发出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多种具体路径。

（一）将同伴群体互动思想融入反欺凌课程

参加KiVa项目的芬兰中小学一般都会开设校园反欺凌课程。[7]这种反欺凌课程在开发时就以同伴群体互动思想作为基础并在实施中落实。挪威学者丹·奥维尤斯（Dan Olweus）的有关同伴群体互动与欺凌关系的“攻击抑制弱化”和“社会传染”思想得到普遍应用。“攻击抑制弱化”观点认为在欺凌事件中，如果個体没有观察到欺凌者因为欺凌而获得的积极或消极的后果，那么个体制止欺凌的动机就会减弱。[8]这一思想主要运用在KiVa反欺凌课程的课堂互动环节，教师在这一环节会鼓励学生学习同伴群体互动理论知识，以唤起对校园欺凌中同伴群体互动的重视，并暗示每个学生都有改变欺凌现状的潜力，这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积极行为和态度会对被欺凌者有着极大的影响，因而不再以冷漠无视的态度对待欺凌事件。“社会传染”被奥维尤斯认为与校园欺凌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同伴群体中的个体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获得相似或相同的行为”[9]。在芬兰反欺凌课程中，“社会传染”思想主要被运用在课程结束环节。教师在反欺凌课程结束时，会带领学生制定一个“KiVa规则”并最终汇总为一个类似于班级契约的文本，在全体学生讨论通过的情况下实施。[10]一旦班级内有学生开始遵守契约，其他同伴也会产生跟随学习的动机，从而形成良好的同伴环境。芬兰反欺凌课程能促发学生同伴群体互动意识的萌芽，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同伴互动氛围并主动抑制欺凌行为。

（二）利用反欺凌网络平台以游戏方式渗透同伴群体互动理论

芬兰KiVa项目还主动借助网络渠道积极开发网络游戏和“KiVa街”（KiVa Street）等校外线上预防形式，[11]以让更多学生接触到正确的同伴群体互动方式。网络在线游戏模拟欺凌过程，学生在游戏开始前可选择充当“欺凌者”“被欺凌者”或“旁观者”的角色进行互动参与。当选定旁观者角色的学生选择站出来支持被欺凌者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点滴话语及行为暗示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被欺凌者的不利地位，并带动在场多个旁观者角色团结起来帮助被欺凌者，激发被欺凌者树立反抗校园欺凌的心理。另一网络平台“KiVa街”是专门针对初中生设计的虚拟学习平台，学生根据个人需要登录平台就可以浏览不同地区的图书馆、观看反欺凌题材短片等，获得与同伴交往时所必需的技能。[12]网络在线平台突破地域限制，以游戏、阅读等非传统教育方式吸引学生参与，将反欺凌课堂学习到的同伴群体互动理念在游戏中反复练习并形成长久记忆。

（三）在反欺凌主题日活动的角色扮演中践行同伴群体互动

主题日（Theme days）是KiVa项目针对7-9年级学生设计的活动，[13]旨在通过“同伴互动”“我和他人”“欺凌的形式”“欺凌的后果与反作用”等具有强烈针对性的主题，[14]引导学生转变起哄或无视的消极行为。教师会采用角色扮演形式引导所有学生感受校园欺凌的真实情境，增强真实体验感。学生在亲身体验了自己作为旁观者对待欺凌的不同作为带给欺凌者与被欺凌者的影响后，往往会主动意识到欺凌事件外的旁观者并不是“边缘人”，从而坚定地相信自己拥有改变欺凌现状的价值。主题日活动通过同伴群体间的互动，让学生感受到不同身份的责任，意识到即便是旁观者的身份也能给予被欺凌者帮助并阻止欺凌的持续恶化。这不仅拓展了同伴群体互动空间，也引发了学生更多的自我思考。

（四）通过“指定措施”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同伴群体互动小组

“指定措施”（indicated action）是对已经发生的欺凌事件进行干预。在开发的“指定措施”中，一方面由接受过专业反欺凌知识培训的干预人员从心理学角度给予被欺凌者心理支持，另一方面教师也会在班级内挑选出3-4名具有亲社会行为的学生组成同伴互助小组，辅助教师以及干预小组人员处理欺凌事件。[15]这些同伴互助小组学生在班级内的受欢迎程度一般都非常高，并且接受过预防与处理反欺凌知识培训，对校园欺凌处理方法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欺凌事件发生时，他们会主动站出来替被欺凌者说话，带动身边的学生支持被欺凌者；还会坚定地给予被欺凌者走出困境的信心，让被欺凌者充分感受到他们的同理心，使被欺凌者既从成人那里得到帮助也在同龄人这里得到支持。[16]这些同伴地位较高的学生是促进同伴积极互动的主要参与人员，以同伴身份引导班级内其他学生改变被动观望态度，共同反对校园欺凌。

整体来看，芬兰KiVa项目自实施以来，凭借独特的治理理论基础与科学的干预方法建立了一个完整校园反欺凌体系，也取得了良好实施效果，在国内外校园反欺凌工作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芬兰这一治理理论及相关成效的取得对我国极具启发意义。

（一）观念上重视同伴群体互动理论，突破校园反欺凌理论盲点并确立新视角

理论指导是问题解决方案实施的重要基础，也是问题解决工作持续推进的思想动力。美国心理学家哈里斯（Harris）的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儿童群体通过创新与过滤外界的文化规范，创造属于自己所在同伴群体内的文化，再通过群体过程进行文化传递”[17]。KiVa项目采用学术性很强的同伴群体互动理论作为思想支撑，增强了项目实施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当前，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研究机构乃至一线实践中所关注的校园反欺凌多停留在欺凌者、被欺凌者或旁观者等不同主体身上，方法则停留在制度规约或心理辅导层面，对同伴群体互动理论还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为此，我国可在多层面、多侧面加强对同伴群体互动理论的学术研讨与推介，将这一理论纳入校园反欺凌体系，并就实践运行模式进行研究、试验与反思，形成校园欺凌治理的新视角和新的指导方式。

（二）行動上促进同伴群体互动理论本土落地，形成校园反欺凌的“政校家社”合力

任何理论观念的提出都伴随着与之相适配的场域环境。我国在借鉴同伴群体互动理论治理校园欺凌实践中，需要注意本土化落实问题。

其一是政府强化引领角色和政策推进责任。芬兰KiVa项目中政府呼吁全国重视同伴群体互动理论对校园欺凌治理的正向作用，向高校团队提供研究经费并支持中小学免费试验，这极大增强了治理的有效性。我国相关职能部门也可以依据实际情况，牵头开展科学调研和评估，就同伴群体互动理论的可行性与适应性作出科学判断，并制定能够解决我国本土校园欺凌问题的相关政策及开发必要的项目。

其二是高校研究者注重同伴群体互动理论在地化研究，切实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芬兰KiVa项目主要是利用同伴群体互动理论改变旁观者“事不关己”的消极态度，在实施过程中会派有专业人员对这一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答，形成连续性反馈交流机制。我国目前高校研究中虽然也有注意到同伴干预，[18]但更关注如何对欺凌者与被欺凌者进行干预，很少通过同伴互动关系构建校园反欺凌理论模型，也尚未建立理论与实践间的连续性交流体系。我国高校研究者可主动提升“问题解决导向”的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能力。

其三是教师重视建立同伴互助小组并适时开展主题班会。同化作用理论表明，一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会在言语、行为等方面逐渐与群体内其他成员保持一致，因此教师作为校园反欺凌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对学生进行同伴群体互动良性引导是非常必要的。相比之下，我国中小学日常班会多选择诚信、遵纪等面向学生个人的积极引导性主题，而对包括欺凌在内的各种校园问题性主题较少出现，更鲜有以校园反欺凌为目的的主题班会。我国可以利用角色扮演、插画等形式适时组织学生开展反欺凌同伴互动主题班会，强化学生的同伴交往与互助意识，并尝试成立校园反欺凌同伴互助小组，挑选亲社会性强的学生作为小组成员，在教师或专业人员指导下辅助开展相关活动。

其四是注重校园反欺凌的家校合作。“家长参与以学校为基础的反欺凌项目对校园反欺凌有着积极影响”[19]。芬兰KiVa项目为学生家长编写了家长指南手册，其中包含同伴群体互动理论学习与应用技巧，如何调动家长树立学生良好同伴互动意识等。我国可在已有的校园反欺凌家校合作经验下，进一步鼓励家长主动了解同伴群体互动与校园欺凌的重要关系，增强家长运用同伴群体互动解决校园欺凌的能力，以形成更有效的家校合力，增强欺凌治理效果。

其五是社会网络平台要切实发挥教育引导作用。“线上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可满足个体对学习资源的适切性与可获取性”[20]。我国校园反欺凌网络教育多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分析层面，网络游戏开发多以娱乐为目的，主题的教育针对性和导向性作用不明显。我国一方面可加强同伴群体互动等学术理论的线上普及，让好的理论真正走进大众日常教育生活；另一方面网络游戏开发要注重学术理论的深度运用，重视同伴群体互动理论与网络游戏的融合，加强游戏的反欺凌导向性和教育针对性，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校园欺凌等破坏性行为的有效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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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