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出版社在出版机构中具有独特性，与其所在的大学联系非常紧密，其出版图书离不开大学母体的研究成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将古籍整理工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背景下，如何结合大学母体的研究优势，回应时代需求，推动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高质量发展，书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华章，成为大学出版社需要迫切研究的课题。文章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申报的《<九章算术>新校》为例，有针对性地探讨国家古籍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的选题定位、作者甄选、项目管理与制度建设，同时从项目的制度保证、进度保证等方面进行分析与总结，从而为此类国家古籍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的策划与实施提供借鉴。

关键词：大学出版社；科技古籍；策划与实施；整理出版；《九章算术》

中图分类号：G23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08-0224-0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这是继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后，中央再次对古籍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古籍出版界引起强烈反响。

科技古籍是研究我国古代科技史最为直接和可靠的书面资料，因此其整理成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科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一是出版规划缺乏国家意志；二是科研机构不够重视，科研成果评价机制不够合理；三是科研管理方式不利于科技古籍整理事业的开展；四是学术界风气浮躁、急功近利；五是整理经费捉襟见肘[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学史学科在全国有开创地位，已故钱临照院士是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创会的理事长，该校科学史学科的排名一直名列国内高校第一，在近几轮学科评估中一直是A+。近年来，校出版社和科学史系及其科学史与科技文明国家社科创新基地合作，以科技古籍整理成为学科特色作为办学追求，进而形成有全国影响力的中国科技古籍整理出版与人才培养基地。得到古籍办的支持和资助，先后整理出版了《海外珍藏中国科技典籍集成》《<崇祯历书>合校》《<天步真原>校注》等科技古籍。

本文以笔者所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4年度国家古籍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九章算术>新校》为例，分析科技类古籍项目申报国家古籍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策划与实施中一些成功的做法与经验。

一、选题缘起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先生对《九章》特别是刘徽的《九章注》给予了超高的评价。

《九章算术》作者是汉代学者张苍、耿寿昌，是一本综合性的历史著作，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到公元3世纪，刘徽为《九章算术》作注，解决了张、耿以问题集的形式编成，对问题的解法和结论缺少必要的文字说明等不足，使我国古代数学体系走向成熟。后来，一些大家、学者也先后为《九章算术》作注。

到了清代，版本已经非常混乱，加上清代学者的校勘，以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部分缺失，版本混乱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九章算术》进行重加整理并加校勘已刻不容缓。此项工作需要厘清汉代以来的所有版本顺序，选择合适的底本，并出校勘记。

目前，不仅国内学者高度评价《九章算术》、刘徽注和中国古代数学，就是国外的有识之士，只要对中国古代数学有所了解，也表现出异常的兴趣。

《九章算术》建立了中国和东方传统数学的基本框架，其分数四则运算、比例算法、盈不足算法、开方术、方程术（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加减法则、解勾股形等方面超前其他文化传统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奠定了中国古代数学在14世纪初之前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刘徽注以演绎逻辑为主要方法全面证明了《九章算术》及刘徽自己提出的算法、公式、原理，建立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基础。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刘徽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将极限思想和无穷小分割方法引入数学证明。《九章算术》与刘徽注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二、《九章算术》的影响

《九章算术》的数学内容十分丰富，在算术、代数、几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由于它的术文简要、明了，不难读，下面仅就分数理论、比例和比例分配、开方术、体积、方程术作简要分析。在数学史上，分数的应用比小数早得多。我国使用分数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比较早的。《九章算术》“方田章”包含了分数的约分、通分、加法、减法、乘法、除法的完整法则，“少广章”提出了分数的开平方、开立方法的完整方法，在世界各民族中最早建立起分数理论，与今天通行的法则毫无区别。我们知道，埃及人使用分数相当早，但只用单分子分数，欧洲在15世纪之后才形成了分数的完整算法。“粟米章”提出了完整的比例算法，称为“今有术”，它是在成比例的两对数中，已知三数，求第四数的方法。印度人在7世纪方通晓这种方法。欧洲人称之为“三率法”，13世纪斐波那契作了详细介绍。《九章算术》“衰分章”的衰分术和返衰术提出了比例分配法则。“均输章”的均输术能够解决平均负担问题，是一种配分比例方法；“均输章”还提出了复比例问题，用重今有术解决；“粟米章”的其率术、反其率术由于提问中所率单位不同，且实际上所加的限制变成了定解问题，这两种术文提出了十分巧妙的解法。现今求二次及其以上方程的正根，在中国古代称为开方。《九章算术》“少广章”提出了开方术、开圆术，都是开平方问题，开立方术、开立圆术都是开立方问题。句股章测望问题中有一开带从平方，即求二次方程的正根。现今的线性方程组，我国古代称为方程。“商功章”提出了堑（及垣、堤、沟、城、渠，皆状如城墙、侧面为梯形的立体）、方堢壔（方柱体）、圆堢壔（圆柱体）、方亭（四棱正锥台）、圆亭（圆台）、方锥、圆锥、堑堵（沿对角面斜剖長方体得到的楔形体）、阳马（直角四棱锥）、鳖腝（四面皆为句股形的四面体）、羡除（状如隧道的楔形体）、刍甍（状如屋脊的楔形体）、刍童、盘池、冥谷（长方台）、曲池（上下底为环状的立体）的体积公式。如不考虑诸圆体中圆周率取三造成的不准确，则这些公式都是正确的。《九章算术》“方程章”提出的方程术堪称这部经典著作中最杰出的成就。它用分离系数法表示方程，相当于现今的矩阵，它用直除法消元，其原理与后来的互乘相消法一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的线性方程组解法法则。在国外，这样完整的法则是17世纪末由莱布尼兹提出的。

应当指出，《九章算术》的题目几乎都是应用题。然而，体现上述这些成就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术文，并且这些术文大多是以极其抽象的形式出现的一般公式。《九章算术》的这些辉煌成就确立了它在中国数学史和世界数学史上的地位。翻开《九章算术》，最引人注目的似乎是它的题目，给人以它只是由应用问题构成的印象。确实，以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九章算术》编纂者的目的，也形成了它的首要特点。《九章算术》9章246个问题，涉及田亩计算、农业生产、农作物产量的计算、粟米、布匹的交换、纺织、制瓦、造酒等手工业生产、徭役、赋税及其平均负担、工程量的计算及其劳动力分配、运输以及利息、关税等等，几乎包括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人们解决这些方面的数学问题提供了方法，列出了示范例题。

然而，仔细观察《九章算术》的结构就会发现，大多数重要术文不仅文字极其抽象，而且不隶属于某一特定问题，如“方田章”都是先列出几个例题，然后给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术文。“粟米章”今有术，“衰分章”衰分术、返衰术，“少广章”少广术等等，都是先列出这些重要术文，然后再给出一批例题及具体解决这些例题的术文。在“商功”“盈不足”“方程”“句股”等章中也有这两种形式。而这九章中一题一术的术文，大多都可以离开应用题而独立存在。如阳马体积的术文“广、袤相乘，以高乘之，三而一”，对任何阳马都适用，而与阳马的广、袤、高的特定尺寸无关。因此，笼统地说《九章算术》是应用问题集的形式，并不恰当。说术文挈领应用问题的形式，更合适一些。这是《九章算术》的又一特色。

《九章算术》所有的术文都是归结到计算。以计算为中心，是《九章算术》最重要的特色。不管是什么问题，都提供计算程序和公式，要求算出具体的数字，即使是几何问题，也都要计算出其边长、面积或体积。所谓术文，全都是计算公式或计算程序。《九章算术》中没有一条离开计算的术文[2]。

三、申报基金

自清代中叶起，关于《九章算术》的版本和校勘研究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以戴震、李潢、钱宝琮的贡献最大。他们提出许多正确的校勘，但也存在大量错校，同时在版本使用上都有严重失误，致使200年间《九章算术》的版本非常混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书春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理通了刘徽注的内容，清理了《九章算术》的版本，并重加校勘，恢复被戴震等人改错的南宋本和《永乐大典》本的不误原文450余条，校正原文确有舛误而前人校改不当的近70条，新校前人漏校40余条，同时汇集近20个版本的资料，1990年出版汇校《九章算术》（繁体竖版），受到海峡两岸、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吴文俊先生将其比作“如Heiberg之于《原本》所为”，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九章算术》最佳本子”。此后国内外出版的各种《九章算术》都大量使用该版的校勘。

之后，郭书春先生对《九章算术》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

一方面，《九章算术》的《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于2006年影印，郭书春先生有次校雠了文津阁本、文渊阁本及聚珍版御览本，发现文津阁本比聚珍版和文渊阁本准确得多；另一方面，郭书春先生对《九章算术》的校勘有了新的见解，如中国古代重要成就正负术即正负数加减法则中的“无人”，训无偶，不误，戴震改作“无入”，200余年来的版本均从戴震错校，因此急需恢复《永乐大典》本和杨辉本原文。

鉴于《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数百年来《九章算术》诸多版本错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向郭书春先生约稿，以《<九章算术>新校》为题申请国家古籍专项经费资助，很快便获得国家立项。

四、如何利用学校优势做好古籍项目

（一）充分利用国家政策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A+学科和特色学科。出版社重点关注与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相关的国家政策，这为考古类古籍整理提供了政策支撑。

（二）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大学监测指标体系的监测要素“课程与教学”下列有“年度公开出版的代表性教材”、“科学研究成果”下列有“公开出版的专著清单”，这也为大学出版社做好古籍项目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所有的大学都非常重视学校的“双一流”建设，教材和专著的出版是学科评估中一项很重要的指标，所以大学出版社得到了学校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出版社可以借此机会从中整合资源做好古籍项目。

（三）瞄准学校重大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

学校和各学院以及科研部网站会实时更新科研项目的申报、科研成果的发表等相关信息，出版社可以整合信息策划重点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针对科技史在全国的影响力，先后整理出版了《海外珍藏中国科技典籍集成》《<崇祯历书>合校》《<天步真原>校注》等科技古籍，并利用该学科申报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策划了一系列规划项目，为后期的古籍整理项目的申报储备了选题。

（四）专职编辑负责学校重点学科

出版社针对学校的学科优势成立相应的编辑室，编辑室派专职编辑与负责学科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学科的动态，做好出版服务工作。出版社利用地缘优势，可以派专门编辑参加相关学科的课程学习、培训讲座、会议等，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也为后期的编辑加工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制定相关激励措施

1.对从事古籍项目出版的编辑室的激励

出版社在对从事古籍项目的编辑室的考核政策上要有所倾斜，相关的考核指标应降低。

2.对从事古籍项目编辑的激励

出版社在对从事古籍项目的编辑应重点照顾，在岗位、职称晋升、评优评奖上应有相关政策保障。

3.对从事古籍项目作者的激励

出版社可以针对古籍项目制定更好的措施，如稿酬等，对作者进行激励，可以在申报项目前期给相关作者提供培育项目的稿酬，在项目立项后按照高于一般图书的标准支付稿酬。

（六）利用重点项目申报契机组稿

利用国家组织申报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专项基金、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十四五”规划等项目申报的契机，联系相关院系领导和学科带头人，组织重点项目的申报[3]。

五、结语

中国科技史源远流长，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浩若烟海的科学技术成就，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成就最大的是农学、天文学、数学和中医学，诞生了四大发明等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众多科技成果。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界、学术界就开始重视古籍整理工作，出版了大量的经过整理的古籍，但对科技史类古籍的整理出版还很不足。将科技史類项目用文字记载下来并流传万世是出版人的义务，希望本文能为此类项目的策划与实施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李雅清，项赟飚.建立科技古籍整理出版与人才培养基地的意义与实践[J].传播力研究，2018，2（15）：151.

[2] 郭书春. 《九章筭術》新校[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4：12-13.

[3] 邢建华.新时代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建设路径探究[J].科技与出版，2021（9）：35-41.

作者简介？项赟飚，硕士，副编审，重点项目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