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君，何 刚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新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突破，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90万亿元，较上年相比增加6.6%[1]。淮河作为中国继长江、黄河后的第三条大河，该流域独特的水运和资源优势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018年10月18日，《国务院关于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批复》正式发布[2]，开启了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的新篇章。经济的日新月异给予生态环境的压力逐渐增大，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良好发展，是淮河生态经济带及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针对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问题，已有较多学者对此展开研究。付吉芮等[3]依据耦合协调模型评价2001—2013年吐鲁番地区的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苏胜亮等[4]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宁夏六盘山贫困地区2006—2016年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度做出时空变化分析。王振波等[5]利用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15个地市州2000—2017年面板数据探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间的协调效应及交互胁迫关系。马亚亚等[6]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方法和耦合度模型分析延安市安寨县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状态、发展速度差异以及耦合度演变趋势。李强等[7]依据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4—2016年面板数据，测算该经济带经济增长质量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及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魏伟等[8]通过构建ESV、YEEH和EEHC模型，依据ESV和GDP单位面积变化得出中国陆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并借助ArcGIS10.1平台对YEEH和EEHC栅格数据进行空间分析。

协同理论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提出，认为大量子系统以复杂方式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系统，并通过内部协同作用的方式使系统由无序转变为有序[9-10]。王广成等[11]以协同学为理论基础，运用熵权法、层次分析法对煤炭矿区生态复合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刘满凤等[12]以鄱阳湖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协同演化测度模型评价其经济与环境在共生模式下的协同发展程度，并研究其动态耦合问题。马向东[13]基于协同学理论基础，实证研究黑龙江垦区1986—2006年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两者间的复合关系。黄德春等[14]实证研究中国生态与经济复合系统协同度，结果表明协同度虽然稳步提升，但生态系统内部发展不协调导致整体水平较低。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研究，发现目前对于经济与生态环境间协同作用的动态研究较少。鉴于此，文中以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8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其相同基期下的协同度进行定量分析，希望能够为促进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1 研究方法

1.1 熵权法

熵权法利用原始数据确定各指标权重，反映了指标贡献信息量的大小，是一种常用的客观赋值方法[15-16]，计算步骤为：

假设原始指标矩阵为

(1)

式中：vij为第i个指标的第j年的原始数值。对原始矩阵进行标准化以消除量纲影响，得标准化矩阵。

对于正向指标

(2)

对于逆向指标

(3)

(4)

用熵权法计算得权重

(5)

1.2 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建立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将经济与生态环境看作复合系统，该系统由不同性质的经济、生态指标复合而成，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关系。通过相关文献查询，选用基于序参量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测量模型，分为子系统有序度模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两部分。

1.2.1 子系统有序度

将复合系统视为S={S1,S2,S3,…，Sn}，子系统为Sj，j∈[1,2]。设各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序参量为ej=(ej1，ej2，…，ejn)，n≥1，βij≤eji≤αij，i=1,2，…，n，αij和βij分别为各个序参量的上限和下限[17]。序参量有正向和逆向之分，假设ej1，ej2，…，ejm为正向指标，与复合系统存在正向关系，该性质指标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度就越高；假设ejm+1，ejm+2，…，ejn是逆向指标，该性质指标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度就越低[18-19]。因此，序参量有序度计算模型为

(6)

通过以上公式发现，μ(eji)∈[0,1]，μ(eji)的值越大，对系统有序度的作用就越大。采用线性加权的方法计算系统有序度

(7)

式中：wi为各序参量权重,μj(ej)∈[0,1]，取值越大，对应的有序度就越高，对复合系统的贡献度就越大。

1.2.2 复合系统协同度

(8)

表1 复合系统协同度等级划分

2 实证研究

2.1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与整理[23-26]，并考虑研究区实际发展状况及数据的可获取性，现构建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经济与生态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其中，经济系统包括生产总值、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人均GDP等指标。选取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生态系统指标，主要包括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造林总面积等。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17年《安徽省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询各市统计年鉴加以补充。

表2 经济与生态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2 复合系统协同度分析

2.2.1 子系统有序度

通过SPSS22.0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各序参量量纲的影响。将处理后的序参量代入式(6)，通过计算可得安徽段8座城市经济有序度和生态有序度，见图1、图2。

图1 经济子系统有序度

图2 生态子系统有序度

从图1可以看出，2010—2017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8座城市经济子系统有序度直线上升，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2013年，在此期间各市的经济子系统处于动荡变化中，经济发展形势不稳定。例如2010—2012年滁州经济有序度从0.220 1上升到0.558 4，在2013年骤降到0.184 9，下降幅度非常大。第二阶段为2014—2017年，在此期间淮河经济带安徽段8座城市的经济有序度虽有轻微波动，但是整体处于直线上升，在2017年均达到良好水平，淮北经济有序度在2017年甚至达到1.000 0的巅峰值。2012年初，提出“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构想，2016年3月淮河生态经济带规划范围初步确认，该政策的实施是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进程的加快，必将带领淮河周围区域实现跳跃式发展。因此，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8座城市应当充分发挥地理和资源优势，抓住国家政策机遇，实现区域经济良好发展，促使淮河早日成为中国的第三条黄金水道。

图2显示2010—2017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生态有序度存在较小波动，整体处于显著上升趋势，截止2017年都处于0.86以上，达到良好水平，说明在此期间研究区的生态环境方面得到有效保护与治理。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的蚌埠、淮南、阜阳等8座城市，大部分为能源型城市，其中，淮南更是中国煤矿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之一，发展模式较其他城市相比更为粗放，生产过程中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也更为明显。面对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应顺应淮河经济带建设趋势和自然规律，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努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以及生态经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2.2 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将子系统有序度代入式(8)，分别计算出2011—2017年淮河经济带安徽段8座城市相同基期下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协同度，结果见表3。

表3 相同基期下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协同度

表3中除滁州2013年的复合系统协同度较2011年相比出现下滑迹象，其余城市复合系统协同度在2011—2017年呈快速上升趋势；从均值的角度看，安徽段8座城市的复合系统协同度处于区间[0.3，0.6]范围内。根据协同度等级划分，2017年各市经济生态的复合系统协同等级主要为基本协同阶段，复合系统均值在不协同与基本不协同范围内徘徊。总体看来，协同度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总体水平不高，与实现优质协同仍有较大差距。在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划和指导下，淮河生态经济带及周边区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与突破。今后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增强生态保护观念，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与经济的有效整合与统一，保持经济与生态复合系统的协同进步。

3 结 论

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2010—2017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8座城市经济与生态环境协同度进行定量分析，主要结论有：

1)2010—2013年，经济有序度起伏较大，说明经济子系统处于动荡变化中，经济形势不稳定；2014—2017年经济子系统虽整体处于直线上升趋势，但是后期表现出后劲不足。生态子系统整体呈现显著增长，截止到2017年生态子系统发展明显优于经济子系统。当前环境下，应当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观念，提升社会公众生态意识，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共同发展与进步。

2)2010—2017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经济与生态复合系统协同度整体呈显著上升状态，均值处于区间[0.3，0.6]范围内，并且在2017年都达到基本协同状态，但是仍处于较低水平，与达到优质等级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由此，除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快速发展外，需更加关注两者内在协同作用，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坚决杜绝为发展经济而牺牲生态环境的现象，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有效促进系统内部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