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兴强（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一、莫是龙与“南北宗”论的渊源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思翁，松江华亭人。他出身于一个下层文人家庭，其父是一个塾师，松江光训堂《董氏族谱》卷六《世传》中说董汉儒“质颖学邃,屡试不售,而家益贫,以砚舌耕。”董其昌年少时受其父董汉儒的影响，有志于学，并且显示出超乎常人的天赋，“其昌初就塾,比夜,汉儒从枕上授经,悉能记诵。”可见董汉儒对其子董其昌要求之严格以及董其昌的年少聪颖。董其昌十七岁参加松江府试，被知府衷贞吉认为书法不佳，因而将之列为第二名。《画禅室随笔·评法书》中记载“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伯长（应为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

此后第二年从学于莫如忠，董其昌在《戏鸿堂稿自序》中记曰“仆于举子业本无深解,徒以曩时读书于莫中江先生家塾……荏苒十五年，业亦屡变。至岁丙戌……”十五年前为隆庆六年壬申，至少这一年董其昌已从学于莫如忠，莫如忠于隆庆三年（1569）九月初八日浙右布政使任上致仕回乡，所以时间上是合理的。

莫如忠长子为莫是龙，莫是龙字云卿，生于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卒于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著有《画说》一书。他年长董其昌十八岁，当董其昌从学于莫如忠时，莫是龙已经三十六岁，他对科举不感兴趣，喜欢诗画，此时距离他四十岁时北上参加顺天会试还有四年，因此董其昌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他交往，并且董其昌对他很推崇。董其昌说“余十七岁学书，二十二岁学画。”如此自董其昌十八岁从学于莫如忠到他二十二岁（万历四年）学画时莫是龙北上参加会试，这段时间发生重合，这段时间董其昌从立志学书到正式学画不能说与莫是龙毫无关系，从年龄、经历来看莫是龙与董其昌亦师亦友，顾麟士在《过云楼续书画记》卷三《画类三·董文敏对题山水巨册》中记载了董其昌的题跋：“予学画自丁丑四月朔日，馆于陆宗伯文定公之家，偶一为之。”这段记载与上文发生一年的误差，但是不影响此前四年的交流积累。

莫是龙北上会试的第二年，董其昌馆于华亭陆树声家，而莫如忠与陆树声关系很好，往来密切，莫如忠的女儿后来嫁给了陆树声之子陆彦章，因此当时身份低微的董其昌能够馆于陆家与莫如忠应当也有一定关系。万历十七年（1589）三十五岁的董其昌考中进士，在此之前他与莫家也一直有所联系，如莫如忠《崇兰馆集》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秋九月十八日，与子莫是龙，友人宋旭，门生董其昌、冯大受等泛舟泖水，作《秋日泛泖记》《秋日同冯子潜、宋初阳、沈侯璧、蔡幼军、冯咸甫、董元宰及余子是龙泛泖四首》，由此可见中进士之前董其昌与莫家的关系与交游，泛舟泖水这件事距离莫是龙万历十五年七月去世还剩不到四年。有学者认为《画说》一书正是在莫是龙落第之后的万历十一年前后撰写的，此时董其昌的生活很困窘，主要以馆业为生，从时间上来看《画说》中“南北宗”论观点的提出要比董其昌考中进士再到名声大噪后刊行关于“南北宗”论的论著要早太多。至于《画说》是否为莫是龙的著作，学者之间有很多争议。

《画说》目前见到的最早版本是载于1610年陈继儒所编的《宝颜堂秘笈续集》，因莫是龙和其父的相继去世导致莫家迅速衰落，莫是龙没有通过会试，亦无足够功名，因此在其身后也就没有太多影响力。至1610年时莫是龙已去世23年，如此陈继儒没有必要将《画说》假托在莫是龙名下。因为从学关系，董其昌在十八岁以后受莫是龙的影响很深，董其昌学画经历与莫是龙亦有着很大联系，莫是龙又比董其昌先行提出“南北宗”论，因此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应当是受到莫是龙的直接影响，他曾在《跋仲方云卿画》中说“云卿一出，而南北顿渐，遂分二宗。”云卿指莫是龙，从此句可看出董其昌认为“南北宗”论最早由莫是龙提出。莫是龙在《画说》中说：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流传而为宋之赵干……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躁、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

董其昌的论著中也录有此句，明清两代流行在画论中引用他人论述，很多时候也不标明出处。关于“南北宗”论董其昌亦自云：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顾其术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

董其昌关于“南北宗”论的论述还有很多，这一段与莫是龙在《画说》中的论述思路相似，但是董其昌在这段论述中补充了很多，进一步阐明“南北宗”论的传系和顿渐之别。在传系上他将大小李将军的传脉进行区别，在南宗系统上更偏重于董、巨二人，这在思想上与莫是龙的观点是有一些区分的。董其昌更加注重顿渐之别，强调修养和境界的重要性，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强调“文人之画”，这与莫是龙在那段文字中就事论事地偏重于对绘画风格上的区分有很大不同。董其昌首先强调的是身份判定，其次才是风格区分。他并没有反对“渐修”，指出“渐修”得其工易，得其雅难，认为“积劫方成菩萨”不如学习“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容易。这显然是一条捷径，只要辨明“宗主”，就能够获得“正宗”地位和路径，但在语境上董其昌强调首先要是“文人”，文人按照这种线索进行创作才可称之为“文人画”，这是在提倡精英主义。董其昌相比莫是龙更加注重明确立场，他认为“马、夏及李唐、刘松年……非吾曹当学也。”这种观点延续了赵孟頫的复古思路，如赵孟頫在《双松平远图》中题跋道：“仆所作者虽未敢与古人比，然视近世画手，则自谓少异耳”，这里的近世主要暗指南宋。

董其昌明确“南北宗”论的目的即为强调文人与生俱来的超凡地位，将文人画与禅宗之南宗建立联系，进一步深化“文人之画”的内涵，同时也为文人的绘画创作指明路径。因为董其昌的强大号召力，“南北宗”论得到世人极大的认可，这是莫是龙、詹景凤等同样持有“南北宗”论的人难以做到的。

二、“民抄”事件前后董其昌的社会处境

坐馆期间经过两次乡试失意，董其昌于万历十六年再赴乡试得中，第二年北上参加会试亦中，殿试传胪，子丑连捷，选为庶吉士，完成了从失意文人向文官的身份转变。因董其昌尽责教导皇长子朱常洛时得其青眼，因而在复杂的时局中为人所嫉并触碰到“国本”问题，以致终万历一朝也没有得到重用。此后董其昌的宦海生涯时起时落，他发现时局不利时就称病回乡，终其一生也无明显刻意的政治野心，似乎考中进士只是赋予他一个高级文人身份，让其在书画鉴定和创作中具备更大的话语权，董其昌也确实利用了这一条件。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董其昌在“民抄”事件之前的最后一个实际职位福建副使任上仅任职四十五天即辞官，他在《引年乞休疏》中回忆：“南科黄起龙拾遗、吏部尚书孙丕扬仍咨臣供职，臣已先告致仕，自此安于肥遁。”“肥遁”一词看上去有些自遣意味，但也是心声，这一时期万历皇帝已怠政多年，党争严重，董其昌的作为是“肥遁”的同时也是自保之举，但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文人的议论。李日华在这一年的五月二十二日看到董其昌学巨然的一张小画，他在日记中评价董其昌道：“此老平生跌宕,忧谗畏讥如此。然世波虽险,以高流冲之,适增千古奇观耳。”

然而在李日华进行评价时，董其昌还没有离任，可见在他居官四十五日就“致仕”之前，其为官之道已为人所熟知。总体来看董其昌中进士后只有相对少数时候居官，其余皆为在野，他在”民抄”事件之前业已赋闲六年，因此董其昌有充分的时间去进行鉴藏、交游等活动。董其昌未中进士前就喜爱书画，中进士之后更是如此。晚明嘉万年间奢靡之风十分兴盛，文人士大夫有长物之好，雅好清玩。文震亨《长物志》中有“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如此书画成为交往中的高级礼物，因书画也有等级区分和真伪之辨，是以文人世界中鉴赏收藏的风气十分盛行。

董其昌在鉴赏收藏氛围中游刃有余，他的创作也为时人所重。到“民抄”事件之前，董其昌和他的三个儿子祖和、祖常、祖源各有宅第，事件之后，四子祖京出生，《董氏族谱》中有关于董其昌四个儿子的记载。董其昌长子祖和为人谦冲，《董氏族谱》有沈荃为他写的《行状》，其中称他“宅心仁厚类如此，晚年好长生之术，于东郊结庐数椽，采药服炁，神采怡悦”，由此可见其淡泊。在“民抄”事件中，民众没有毁坏他的住宅，以致“祖和宅介其间，以敛怨未深，纤毫不动。”然而董其昌和他二子、三子的住宅几乎全部“且拆且火，数百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仅付之一焰中矣。”

董其昌一家发迹以来，住宅园林修建过程中时有强拆等不公事件发生，与当地士绅也相处得不算和睦，同时祖常行为亦跋扈。万历四十三年八月董祖常强抢陆家使女绿英是“民抄”事件的导火索，经过长时间发酵，第二年三月事件爆发，当然此事的发生经过也有一些与董其昌不和之人的幕后推动，但总的来说董其昌在当地民众中是不得人心的，不然很难有“民抄”一词。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最终的局面得到控制，为董其昌一家保留了“体面”，一些领头闹事者得到严惩。这里关于董其昌及诸子住宅被毁的描述是否被夸大暂且不论，总之董其昌为之付出心血的住宅以及很多来不及撤离的收藏都被焚毁，乡邑中对他的风评也有所改变，他的处境也将由安适的闲居向漂泊的生活状态急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抄”事件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下士绅与民众发生冲突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此类冲突的爆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大小不同，比如同在松江的徐阶也曾遭遇民变，只是徐阶处理得当，相比董其昌而言没有造成重大损失。

“民抄”事件发生时，董其昌已是六十二岁，或许是担心事态继续恶化，抑或想转换环境改善心情，董其昌乘舟出行。乘舟出行可以去各地拜访友人，同时在舟中可以做许多书画赏鉴和创作的事，落款时他时常会交代“舟次”某地，傅申先生将此类舟船称为书画船。董其昌并不是一个喜欢长居书斋的人，他向来喜欢出外游历拜访，他的生活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居官，二是闲居。居官之时因为赴任和工作需要，他一般会乘舟出行，据傅申先生统计董其昌一生有八次从北京往南方的长途水路公务旅行，涉及大运河、长江、湘江、太湖及钱塘江等流域，闲居和居官时长期在舟中的游历，让他有充分的时间去领略各地山水面貌，他认为“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又云：“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可见他在强调学习古人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参悟自然造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处境变化对绘事赏鉴及创作的影响

董其昌考中进士走上仕途，因为身份的变化拥有赋税、徭役上的优免，逐渐接受土地诡寄、投献，因此拥有了艺术品收藏的资金。明朝对于官员会根据品级确认具体的税赋减免，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详细说明了嘉靖十年及万历十四年所公告的官员一至九品税赋和徭役的豁免数额，并明确“致仕者免十之七，丁如前数。闲住者半，丁如前数。”这样很多土地就会挂靠在这些官员名下用以逃税，这在明朝中后期已是普遍现象，强买、强占民田亦不可胜数。董其昌在万历一朝不受重用，官位不高，因此在“民抄”事件之前董其昌被挂靠巨量民田不太现实，从他如此高频率的鉴藏交游活动来看，这里应该是有经济利益的。

在明代古书画的换手很多时候是直接的金钱买卖，从项元汴具体的载价题记上即可见一斑，然而其中对当时在世文人的作品价格却隐晦颇深，这主要在于文人不可直接言利的清贵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利益往来，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记载一则“文士润笔”，其中马怀德曾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当谈到报酬问题时，祝枝山说：“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马怀德问是何清物？祝枝山答“青羊绒罢”。这件事中有趣之处在于文人或不言利，然清物无妨，在我看来青羊绒大概比茶叶之类要俗气的，此物应当是祝枝山生活中所必需的物品，如此文人作品是可以带来直接利益的。

同时在鉴藏过程中也有利益往来，比如古书画后常见题跋，这些题跋亦有直接的经济价值，《戒庵老人漫笔》中还记载一则“右军真迹”：某日顾山周氏后人携王羲之“二谢帖”问价于文徵明，文徵明对作品进行具体定价，并明确“其后三十一跋，每一跋当得白银一两”。鉴藏与交游是一体的，董其昌的收入有一部分来自于此，董其昌在鉴藏过程中多有题跋，一件作品经由董其昌题跋，其价值就会得到提高。董其昌出游时还会经常题匾，可是具体润格标准不得而知。

项元汴对书画的价值有详细标注，很多作品有原价和现今定价，现今定价当与近来的题跋有一定关系。这些记录尽管有些被后人因为金钱利益清除或篡改，但这恰能辅证题跋不仅是一件风雅文事，同时也与利益相关。与董其昌几乎同期的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对求文润格也鲜有提及，只记录了以礼物形式支付的润笔，尽管没有具体的润格标准记录，但是从交游往来的社会状态来看，润格是实际存在的。明代官员的俸禄很低，对于原先家境贫寒的董其昌而言，董宅的建设以及他的书画收藏仅依靠做官的一般收入（包括田产所得）恐怕力有未逮。“民抄”事件后董其昌长期舟行交游，其中很多是频繁地写赠题跋书画，从记录来看这似乎已不是文后馀事，而类似一种工作，因此在书画往来中董其昌应当获得很多实际利益，包括交易他自有的藏品。

“民抄”之时，董宅被毁，很多收藏也来不及移出，董其昌此时名下也没有太多的田产，因此这个时候只能变卖一些他所收藏的书画，比如大约在此时他将其所珍视的与王维《雪江》可“共相映发”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质押给了吴正志，吴正志之子吴洪裕在去世前差点火殉此作，尽管被及时救出，此图也已分成两半，如今分处海峡两地。除了变卖收藏，董其昌的交游方式也从之前的文人雅兴唱和向主动积极的交游方式转变。

顾隐亮曾言与董其昌往来多年，他曾请董其昌书“憩闲堂”的匾额。“民抄”事件后董其昌“避地往来于京口、吴兴间”，顾隐亮之子顾复在《平生壮观》中记录了这件事，并表明其父在张觐宸家亲见董其昌留下的大量作品，董其昌在他的同年吴兴朱国桢家也留下大量作品，并且在这两家所留的作品皆“甚佳”。客观来看，董其昌此举实为人情往来，因为董其昌此时在朋友家属于长期做客，而且以个人之书画相赠毕竟是一件雅事。董其昌的宅第虽毁于火，但是他的长子董祖和的住所却“纤毫不动”，因此事件过后，董其昌并非无家可归，大概心中意难平，乘舟出行一方面是暂避民怨、消遣散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续进行书画交游。

“民抄”事件之后董其昌虽然出行舟游的次数相对更多，赏鉴活动也更加频繁，但是他的书画活动总体而言不以“民抄”事件为界，因为这在他的闲居生活中是一以贯之的。尽管“民抄”以后他的书画酬应增多，却并不影响他的总体书画创作思想，董其昌的舟游、赏鉴、创作在物质上主要也是为了他的书画收藏，此时他的状态已非维系家庭生活的阶段，而是为了他心中的书画理想。在社会生活方面“民抄”事件让董其昌越发明确区别文人与非文人的身份鸿沟，此事的最终解决亦依靠了他的高级文人身份，这种优越感更加坚定他在绘事评鉴中的差别眼光，这或许促进了董其昌版本“南北宗”论中“顿渐”之别与正宗身份的产生。

“民抄”事后董其昌的出游与他为官的态度十分相像，这可能与他当初落第之时面对挫折通过参禅而形成的对“悟境”的认识有关，这种认识在他之后的人生中得到不断生发。从后来者的眼光来看，如果董其昌处世原则一直以他教授朱常洛的方式的话，那么他在晚明党争惨烈的政治环境中或很难保全。如果董其昌在“民抄”事件中没有暂避民意，一旦发生意外，那么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董其昌恐怕也不是原来的那个董其昌了。

“民抄”前后的董其昌只是一个闲居的高级文人，他“致仕”前的官职只是福建副史，这在苏松文化圈中不能算是很高位的身份。在万历皇帝去世之前，董其昌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境况，这一境遇直到朱常洛登基并重新启用他才得到改善，尽管光宗在位不到一月即去世，但是对于董其昌而言，他的政治环境已然发生改变。天启二年，因为朝廷“发内帑，抑近幸，搜遗逸，旧德宿齿，布满九列”的缘故，董其昌前往北京，到天启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达到他人生中的最高官位，他虽无宦途野望，却非常珍视这一身份，有数方“宗伯学士”的印章，李慧闻先生曾对此有过具体探讨。应当说此时董其昌官位的提高与其书画成就的结合真正奠定了他在书画世界的声望。

结语

董其昌年轻时的场屋坎坷让他初步明确文人的身份鸿沟，此时他受到莫是龙“南北宗”论的直接影响并开始绘事学习、赏鉴和创作，相比于莫是龙，董其昌首先强调的是身份判定，其次才是风格区分，通过“顿渐”之别，明确文人画的身份意涵和正宗地位。董其昌子丑连捷后在万历时期不受重用，兼之个人之处世态度，他长期处于闲居状态，在此阶段他主要进行书画交游，这一活动为他带来生活上的改善和藏品的丰富。闲居生活中发生的“民抄”事件将他的屋宇和许多收藏付之一炬，这件事的解决亦促使他明确在绘事赏鉴中的差别眼光，应当说董其昌在“南北宗”论中关于“顿渐”之别与正宗身份的坚持一定程度上受到场屋坎坷和“民抄”事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