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亮

（大连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升，彼此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维不利因素叠加影响下，中美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依然高达5 867.21亿美元，逆势同比增长8.3%。然而，中美经贸关系长足发展背后所伴随的却是贸易摩擦不断、贸易冲突频现。其中，最近的一次中美贸易摩擦始于2017年8月8日，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调查，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正式签署，该协议虽然在农业产品、关税加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取得一些进展，但就是否取消对华为等多家科技企业制裁、取消“汇率操纵国”、取消25%和15%额外附加关税等关键问题仍未达成一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只是阶段性地缓解或者是避免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恶化。事实上从2020年1月至今，美国曾多次对中国企业和个人进行经济制裁，例如，2021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国科微电子等12家中国企业进行了经济制裁，并将其列入所谓“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因此，中美贸易摩擦何时彻底结束仍然是未知数。必须强调的是，中美贸易摩擦没有赢家，是一种典型的双输格局，受影响和伤害的永远是中美两国人民。在此背景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单方面制造贸易摩擦，其内在驱动因素是什么，真正目的是什么，值得思考和关注。

一、中美贸易摩擦历程梳理与特点

自2017年8月18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几经起伏，冲突不断、升级不断，其中以2018年双方交锋最为频繁、最为激烈，贸易摩擦路径也由加征关税向技术封锁和经济制裁方向演进。图1以时间为轴线，详尽梳理了2017年8月18日至今的中美贸易摩擦事件。总体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打为主”或“只打不谈”（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第二阶段是“边打边谈”（2018年6月至2020年1月），第三阶段是“以谈为主，以打促谈”（2020年2月至今）。

图1 2017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历程梳理图

与以往历次中美贸易摩擦相比，此轮呈现以下三个新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从2017年8月8日算起，此轮中美贸易摩擦已持续了四年多时间。中美双方累计进行了13次高级别经贸磋商，依然没有达成最终全面和解，持续时间之长、谈判难度之大实属罕见。二是涉及领域广。中美双方公布的加征关税商品目录显示：此轮贸易摩擦涉及农产品、汽车、化工品、信息和通信技术、航天航空和军工等多个领域，加征关税商品累计金额近4 000亿美元，与南非、新加坡等国家2020年GDP规模大体相当，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程度和对国际经贸规则秩序的破坏程度不言而喻。更为重要的是，此轮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负面外溢效应开始显现，并已经开始从贸易向投资、金融等领域延伸和扩展。三是制裁手段多样。此轮中美贸易摩擦使用的制裁与反制裁手段包括：启动“301”调查、反倾销调查、加征“双反”关税、提高关税、技术禁售、实体管制、对实体企业和个人实施经济制裁等，制裁手段之丰富史无前例。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解释：市场开放需求转变

首先，必须承认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是复杂的、目的是多元的，这其中既包含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战略博弈，又夹杂着地缘政治利益分配与全球治理话语权争夺的现实较量。但如果仅从经济视角来看的话，其根本动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市场开放需求发生了转变，即由要素市场开放转向消费市场开放。其中，要素市场红利和消费市场红利的此消彼长是美国对中国市场开放需求转变的逻辑基础。

（一）中国要素市场红利开始消减

众所周知，对外贸易是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出口是指出售本国商品满足外国消费需求，相当于开放本国的要素市场。进口是指购买外国商品满足本国消费需求，相当于开放本国的消费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对美国开放的主要是要素市场，即用廉价的土地、原材料和劳动力，不计生态环境成本，通过加工贸易等方式，生产大量消费品出口至美国，满足美国的消费需求。近年来，中国要素红利开始消减。一方面，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价格上涨，生态环境约束加强，政策优惠力度减弱，支撑加工贸易发展的要素边际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上移，生产要素承载高附加值的能力提高。依靠加工贸易和价值链低端锁定掘取要素红利的美式贸易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变窄。目前，美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中国要素市场的冲击，并开始转向东南亚国家寻求新的要素市场替代。以越南为例，截至2021年前三季度，越南与美国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805.3亿美元（越南贸易顺差超570亿美元），占越南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6.64%，其中，越南对美出口贸易额高达688.7亿美元，同比增长25.9%，占越南出口贸易总额的28.6%。目前，越南已成为美国第六大贸易逆差国，美国则是越南的最大海外出口市场。

（二）中国消费市场红利蓄势待发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积累和孕育，中国消费市场日渐成熟。从规模上看，中国有近14亿人口，消费群体之庞大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其中，消费能力较强和消费意愿偏高的中产阶级规模约3亿左右。2020年，疫情影响下的中国消费成绩依旧亮眼，全年中国人均消费支出水平超过2.1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3.3万元，居民消费倾向超过70%。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达318 057亿元（约合4.9万亿美元），与同期美国5.4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规模相比，相差约5 000亿美元。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指日可待。从潜力上看，中国正处于城镇化高峰期和信息化普及期，消费市场增长内生动力强劲。2020年，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率）接近55%，与发达国家平均80%以上的水平相比，中国的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未来消费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消费水平的高速增长还将继续维持。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三大进口国（2020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总额约为1 350亿美元），位列日本和韩国之后，如何更多地分享中国消费市场红利是美国在全球需求不振背景下最为关切的外贸问题之一。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

从目前的形势看，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常态化，必须提早做好各种应对准备。需要注意的是，看清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当前，消费市场红利是中国实施新一轮全面对外开放的新优势，也是中美贸易摩擦谈判的最大筹码。要提升消费市场红利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战略赋位，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一）短期策略：做好“谈”与“打”两手准备

“谈”要有理有据、进退得当。要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和中美双边协商解决机制(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保证核心利益绝不让步的前提下，按照总体可控、逐步推进中国经济稳的格局和进的态势，但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扩散至汇率、债券和股票等金融市场或房地产领域，就有可能会触及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全面性、持久性甚至是危机性的负面影响。因此，要充分利用我国制度和政策优势，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跨周期设计，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以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为原则，提高预期管理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战略赋位，确保汇率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等虚拟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稳步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

（二）中期策略：做好要素市场开放与消费市场开放的协调与平衡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更大力度、更快速度、更宽的幅度推动对外开放。要在继续扩大要素市场开放，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减少对美国消费市场出口依赖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进口商品种类和规模，稳步推进国内消费市场开放，让全球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首先，要持续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等国际展会，并以此为平台创新进口贸易方式，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进口政策，主动扩大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装备、资源性产品和与民生相关的消费品、服务贸易进口。其次，要加快推进以规则和体制创新为代表的制度型开放。要将国际经贸规则的先进理念和通行做法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等制度型开放平台建设。严格落实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简化外资项目审批手续，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扫清制度障碍。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营造便利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和投资环境。最后，还要扩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不断拓宽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领域。一方面，要加快货运代理、跨境运输、设计咨询、信息服务、金融保险、房地产开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步伐。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商贸、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开放速度。同时，还要注重优化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结构、深化现代服务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真正做到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质量齐头并进。通过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开放、释放中国消费市场红利，促进“中国制造”和“中国消费”协调平衡发展。

（三）长期策略：实现对外开放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引领的战略转变

打铁还需自身硬，破解一切贸易摩擦的根本在于创建以中国为主导的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要加快构建以重构国家价值链、引领“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攀升全球价值为核心内涵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通国内、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堵点和痛点，彻底摆脱被动适应的对外开放地位。从长期来看，对外贸易所依赖的比较优势应该是科技进步和效率提升，而不是要素价格和资源禀赋。要保持战略定力，用确定性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应对不确定性的外部形势变化。对内要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切实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效率，尽快打造一批“科创头雁”型和“隐形冠军”式企业，尽早打破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格执行《中国制造2025》，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开放型产业体系。积极培育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大力实施对外贸易品牌建设工程，不断升级进出口产品结构和质量，努力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对外要抢抓世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战略机遇，在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布局重构过程中抢占有利先机，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的位置。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中国企业通过产能合作、跨国投资、海外并购等不同方式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筑“一带一路”经济利益共同体。要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要发出中国声音、阐述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