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峰，谢佩君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中文系，新加坡 639818）

一、引言

街道地名是标记地方位置的基本单位，它不仅是辅助交通运输与公共建设的工具，更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史与文化演变的历程。街道地名为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现象及其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街道地名的研究，我们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社会风貌有更深层次的认知。新加坡的许多街道地名来自显赫人物的姓名，或源自该地区的风土文化。这些街道地名透露了当地的历史、居民的职业与居民的生活方式等（Dunlop 2000：vii）。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多元种族、文化与语言的国家里，街道地方译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新加坡自开埠以来，政府所实施的诸多政策直接与街道地名及其翻译有关。

在英属殖民时期，官方的街道名称是由新加坡市镇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①新加坡市镇委员会成立于1856 年，负责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与街道命名的服务。批准的。由于当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且市镇委员会成员大多是欧洲人，因此市镇委员会在为街道地方命名与翻译时，会以英语使用者作为优先考量。然而，1821 至1931 年间，新加坡的华人移民由1159 人剧增至1.86 万人（毕世鸿2012：56）。市镇委员会在翻译街道地名时，不仅要考虑英语使用者的立场，更要顾及华裔群体的英语掌握能力及其认同感。与此同时，早期移民常常会替许多街道地方另取俗名。这些非官方的街道地方俗名都是用他们易于记忆或参考的事物定下来的，一般与该地的行业和活动有关，有时则与街道地方所在位置有关。新加坡独立（1965 年）之后，为街道命名的工作由街道、建筑物和产业命名委员会（Street-Naming Advisory Committee）（以下简称街道命名委员会）负责。街道命名委员成员来自政府机构和私人团体，如新加坡邮政公司、市区重建局、建屋发展局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吴彦鸿1997：1-2）。街道命名委员会于1968 年提出了街道命名的两大标准：街道名称必须反映新加坡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与多种语言的社会语境；街道名称必须易于英语、华语、马来语与淡米尔语（四大官方语言）的翻译或发音（National Library Board 2011：83）。

由此可见，街道地方的命名必须经过多方面考量后而拟定，街道地名的翻译不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也与政府决策息息相关。本文将通过研究“竹脚”这一地名及其译名的演变过程，探讨政府决策如何对街道地名的翻译产生影响，从而揭示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选择上的操控。

二、文献综述

学界对新加坡街道地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其命名与俗称的由来，而对于街道地名更动等问题的探讨则较少。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发表过两篇涉及新加坡地名和俗称的研究（Haughton 1889；Firmstone 1905）。Street Names of Singapore（Dunlop 2000）以及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Savage & Yeoh 2003）两部著作对新加坡诸多官方街名的由来做了史料梳理。《新加坡街名由来》（吴彦鸿2006）也收入了大量新加坡街道名称的由来及文化特色。还有些著作对新加坡的若干街道做了选择性介绍（如王振春1997，2012；吴彦鸿1997；许永顺2009）。对于描述街道地名与国家建构关系方面，Kong & Yeoh（2003）和Yeoh（2003）记载了从殖民时期至独立建国后，新加坡如何为不同地区命名，并论述了街道地名如何与国家建构产生关系。林雨欣和崔峰 （2017：27） 从新加坡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出发，“将新加坡街路的译名策略纳入新加坡政治、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分析新加坡街路译名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和采用不同翻译方法的原因所在，考察这些译名与建构新加坡国家认同意识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新加坡街道地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命名的由来，多数忽略了新加坡街道地名与其译名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及背后的原因，对街道地名的翻译与国家建构关系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本文将以新加坡地名“竹脚”为例，具体呈现政府决策对街道地名的翻译产生的影响。

三、“竹脚”翻译成“Tek Kah”

（一）“竹脚”的诞生及含义

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市集——“竹脚巴刹”②巴刹（pasar）一词来自马来语，意思是市场、集市。建于1915 年，位于梧槽河（Rochor Canal）畔的赫士汀斯路（Hastings Road）与双溪路（Sungei Road）之间，与现今重建后的竹脚中心只隔一条马路。“竹脚”这个地点的原名是“Kandang Kerbau”，或简称为“KK”。在马来语中，“Kerbau”指水牛，“Kandang”指栅栏，所以“Kandang Kerbau”的意思就是水牛栅栏，即饲养水牛的地方。这是因为19 世纪中叶至20 世纪初这里设有许多养牛场与屠牛场，养牛业亦是该地最为兴盛的行业。“Kandang Kerbau”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1901 年的新加坡地图Map of Singapore Showing the Principal Residences and Places of Interest（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1901）。“Kandang Kerbau Market”（“竹脚巴刹”原名）这个名称首次出现在1914 年The Straits Times 和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 Mercantile Advertiser 刊登的广告③分别参见The Straits Times 1914 年6 月10 日第3 版和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 Mercantile Advertiser 1914 年6 月19 日第2 版。中。然而，由于梧槽河畔早期长满了竹子，所以当时的华裔群体为这片区域取了一个福建方言的名称——“竹仔脚”，简称为“竹脚”。“Tek Kah” 这一拼写方式则最早出现在1915 年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 Mercantile Advertiser 刊登的广告④参见1915 年4 月24 日第2 版。中，而“Tekka Market”（竹脚巴刹）这个名称则最早出现于1971 年Singapore Press Holdings（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报道中（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1971）。“脚”在福建方言中有旁边、靠近的意思，“竹脚”在福建方言中可以理解为靠近竹林或竹林旁边的地方（许永顺2009：46）。

（二）“竹脚”的福建方言发音对其译成“Tek Kah”的影响

新加坡自1819 年开埠以来，在源源不断的人口移民中，华人移民数量的增长是最快的。英殖民地政府自1821 年开始不定期进行人口普查，至1871 年形成“十年一查”的制度，1881 年又增加了对华人方言群人口的分类普查。早在1840 年，华人已占新加坡总人口的50.6%（17179 人），1881 年上升至62.3%（86766 人），1901 年达到71.7%（164041 人）（张礼千1941）。其中，新加坡华人以福建人居多。从20 世纪初至70 年代，福建方言更是新加坡华人最常使用的汉语方言（Lock 1982）。

“竹脚”的福建方言发音“diak7ka1”⑤福建方言的声调有：1 阴平、2 阳平、3 上声、4 阴去、5 阳去、6 阴入及7 阳入。与“竹脚”的英文名称“Tek Kah”发音十分相似。市镇委员会根据福建方言中“竹脚”的发音，将“竹脚”译为“Tek Kah”。Karamcheti（1995）曾提出，翻译地名时可能遇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原名的发音；二是译名能否体现出原名的本土文化色彩。在翻译含有本土特色的事物时，译者拥有任意摆布原语发音的权利（Karamcheti 1995）。因此，译者可以选择以自身对于原语文化的认知进行音译， 或直接保留原名。“Tek Kah” 这个英文译名既再现了原名发音（“竹脚”的福建方言发音），又反映出了原名的历史背景。以方言音译而成的地名并不罕见，除了“竹脚”之外，“义顺”“奉教”（“丰嘉”的原称）与“红毛桥”（“宏茂桥”的原称）这三个地名也是根据方言音译为“Nee Soon”“Hong Kah”及“Amokiah”的。

假设市镇委员会为了实现忠于原文的翻译目的而选择使用意译的方法，可以将“竹脚”翻译为“foot of the bamboos”。但是，这种翻译方式会使“竹脚”失去其原本的福建方言发音，人们也无法单从其译名联想到此地名背后的本土文化色彩。专有名称体现出的是语言里截然不同的一种词语，对外人而言是陌生的，这更加强了专有名称的独特性（Karamcheti 1995）。地方性的专有名称更能突出当地的文化色彩。尽管“竹脚”的英文译名“Tek Kah”并不是英语中原有的词汇，但这样具有地方特色的专有名称更能突显本地的历史文化。简言之，市镇委员会采用方言音译的翻译手法，将此地名翻译为“Tek Kah”，不仅保留了原名所具有的本土文化色彩，也顾及了广大华裔群体的认同感。

四、“Tek Kah”改译为“Zhujiao”

由于受到城市重建计划的影响，“竹脚巴刹”于1981 年被拆除。建屋发展局在原址的马路对面建了一座新的巴刹兼熟食中心，新建的巴刹兼熟食中心沿用“竹脚中心”的名称。然而，街道命名委员会并没有将“竹脚中心”的英文名称定作“Tek Kah Centre”，而是根据“竹脚”的汉语拼音“zhújiǎo”将其英文名定为“Zhujiao Centre”。

（一）语言政策对街道地名翻译的影响

1.“讲华语运动”

新加坡早期移民来自亚太各国家或地区，截然不同的背景、文化与习俗促成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色彩。新加坡主要有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各种族又包含了多种不同籍贯的地方性群体，每一族群拥有各自独特的方言和书写传统。新加坡复杂的语言状况可见一斑。据1957 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华裔社群中所使用的方言多达13 种（Bokhorst-Heng 1988：288）。Kelman（1971：21）指出，在多语言社会中由于母语群体的数量多，语言的交流功能可能受阻而无法充分发挥，并影响到国家意识的建立。

为了协调各个种族间的关系、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以及为新加坡走向国际化奠定良好的语言基础，新加坡政府于1966 年实施“双语教育政策”（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此政策将英语设为第一语言，以方便沟通交流；母语则设为第二语言，以维持各族群中的认同感。然而，大部分的华裔仍然在日常生活中按各自的籍贯使用不同的方言，造成了华裔方言社群之间的隔阂，也阻碍了“双语教育政策”的推进。为了改善华裔内部复杂的方言社群关系，新加坡政府在20 世纪70 年代末积极开展和推广“讲华语运动”（Speak Mandarin Campaign）。

“讲华语运动”由建国总理李光耀于1979 年发起。其宗旨主要有三点：简化华裔新加坡人的语言环境，“促进华裔社群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以及营造利于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推广华语理事会1979）。1979 年9 月7 日，李光耀在“讲华语运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讲，呼吁新加坡华裔群体“多讲华语，少说方言”，以华语为母语，即让华语取代方言。他在致词中提及，二战后至20 世纪70 年代末，“两代受华语教育的学生依然不会讲流利的华语，这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是方言”（黎德源等1991：45-48）。1981 年，时任国防部长兼卫生部长的吴作栋指出，“华语能够打破各方言族群之间的隔膜，并促成新加坡华人有一共同语文特征，让华语成为华人的共同语言有利于维护华族自身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与道德观”（李成业1989：17）。新加坡政府通过电视、电台广播、报刊、传单及海报等渠道向华人宣传以华语取代方言的决策。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于20 世纪80 年代禁止广播播放方言节目，港剧和台湾本土剧在免费电视台播放时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

2.推行汉语拼音

新加坡于1973 年在学校内开始正式推行汉语拼音，以取代注音字母。推行汉语拼音属于“讲华语运动”中的一项措施，它鼓励将事物的方言音译改成汉语拼音，包括商业机构的名称、华裔的姓名以及街道地名等（交通及新闻部推广华语秘书处1989：14）。街道命名委员会根据这一措施，将诸多以方言音译而成的街道地方译名汉语拼音化。“竹脚”改译为“Zhujiao”正是受到了这一措施的影响。其他被汉语拼音化的例子还包括“碧山”“福南”“义顺”及“后港”，其英译名分 别 从“Peck San”“Hock Nam”“Nee Soon”及“Au Kang”改 译 成“Bishan”“Funan”“Yishun”及“Hougang”。

“任何形式的翻译活动（包括口译）都是一种行为，而任何一种行为都有一个目的。”（Nord 2001：11）换言之，“翻译不仅仅是把原文本在目的语中再现”，而是“在目的语场景、目的语接受者以及目的语接受情境中生产文本， 服务于一定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Nord 2001：12）。 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翻译受到了译者和翻译发起机构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译者实际翻译的不再是原文，而是翻译发起者所要实现的交际目的（Munday 2008：77-78）。

1981 年，街道命名委员会表示，要使“讲华语运动”成功，贯彻“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政策，就必须将街名由方言音译改成汉语拼音，只有这样才能使华语得到广泛运用（陈婷1981：3）。方言音译的街道地名汉语拼音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政府所推行的“讲华语运动”。街道命名委员会作为译者，服务的对象是翻译发起者，即新加坡政府，汉语拼音化则是译者为了实现翻译目的而采用的翻译手段。通过改译，街道地方的译名从方言过渡到了华语。这正符合政府当时推行“讲华语运动”的宗旨，让新加坡华裔群体从一个说方言的环境过渡到一个说华语的环境。由此可见，政府决策对于街道地名的翻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民众对“Tek Kah”改译为“Zhujiao”的反应

街道地名翻译的“汉语拼音化”政策引起了诸多争议，各方纷纷表达自身对该政策的看法，并且在报刊中展开了热烈讨论（Kong & Yeoh 2003：125）。Newmark（1991：106）指出，“翻译目的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的译语读者的需求，这是因为不同层面的读者对译文的预期有所不同”，“翻译目的和原文写作意图有时可能会产生冲突”。支持这项政策的民众指出，推行汉语拼音有助于规范统一所有以方言命名的街道地方译名（Anonymous 1991）。他们也认为与英属殖民时期市镇委员会采用粗略音译的翻译方式相比，汉语拼音化的街道地方译名较为妥当（佚名1988）。反对这项政策的民众则认为，耳熟能详的方言街道地名是新加坡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民众而言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Anonymous 1987）。而这些历史文化的保留及传承正是培养国家意识的关键，旧街道地名若汉语拼音化，就失去了原称所包含的宝贵历史文化（Anonymous 1984）。此外，汉语拼音和方言音译的拼写有差异，将人人皆知的街道地名汉语拼音化，等于将熟悉的名称陌生化了。

五、“Zhujiao”改译为“Tekka”

2000 年，“竹脚中心”的英文名改译为“Tekka Centre”。20 世纪90 年代末，新加坡的语言情境有了明显变化，华语已取代方言成为华裔的共同语言。因此，官方接受了民众多年来的反馈，把“竹脚”的英文名译为以福建方言发音的“Tekka”，以保留“竹脚”原名所具有的丰富历史文化价值。然而，同样是福建方言发音，官方却不采用原来的拼写方式“Tek Kah”，而采用了“Tekka”这一写法，这是因为“Tekka”的拼写方式由一个词构成，类似于英语单词，更容易让英语使用者接受。此外，“Tekka”中含有两个连接在一起的字母“k”，与“竹脚”原名“Kandang Kerbau”的简称“KK”形成关联。可见，“Tekka”这个拼写方式不仅保留了“竹脚”的福建方言发音与含义，也将其原名的简称“KK”巧妙地融合在内。可以说，“Tekka”这个译名比起英属殖民时期市镇委员会翻译的“Tek Kah”更胜一筹。

（一）旧街道地名的保留及街道地名“再方言化”的趋势

表1 列出了1980 至2010 年新加坡华裔家庭的主要家庭用语。1980 年，高达76.2%的华裔家庭在家中以方言沟通，而只有13.1%的华裔家庭在家中以华语沟通。可见，当时方言在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情境中占有强势地位。街道地名作为标记位置的名称于20 世纪80 年代初亦受到“讲华语运动”的影响，其翻译活动被纳入了推行汉语拼音的举措中。正如Lefevere（1990：1）所言，“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者的创作”，“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从而达到改写作品尽可能被读者接受的目的”。作为“改写者”的街道命名委员会为了配合当时政府推行汉语拼音的措施，将大多数的方言音译街道地名汉语拼音化。“竹脚”的译名被汉语拼音化后，政府多次收到各方吁请，要求把其英文名称换回原名，却一直坚持不改名。其原因主要在于此时街道地名的翻译受到政策的限制。街道命名委员会由国家财政部委任，且大部分的成员来自政府机构。因此，该委员会所实行的任何命名措施都得符合国家政策，并与政府保持一致立场。

表1 新加坡华裔家庭主要家庭用语占比（%）（郭振羽2013）

到了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家中以方言沟通的华裔家庭已下降至30.7%，在家中以华语沟通的家庭则上升至45.1%。此外，无论是在家中、学校、公共场所或办公室中，越来越多的成人与孩童开始以华语沟通。换言之，历经21 年的“讲华语运动”已成功打破了方言的强势地位，新加坡华裔群体也已过渡到一个说华语的环境。“讲华语运动”面对的主要挑战不再是华语与方言的抗争。有鉴于此，政府不必再如20 世纪80 代初那般压制方言的使用，并且可以重新审视那些汉语拼音化的方言街道地名是否应该恢复为方言音译名称，以保留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文化色彩。

从20 世纪90 年代末开始，新加坡又出现了以方言发音为基础的街道地名，如蔡厝港区的“油池”（Yew Tee）地铁站，及盛港新镇的“港脚”（Kang Kar）轻轨列车站。油池地铁站于1996 年正式启用，名称源于一个名为“油池”的乡村。在二战中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此村庄被日本军队用来贮油，因而得名油池村。“油池”在潮州方言中的发音是“ui5 di5”，而油池地铁站的英文名称“Yew Tee”正是根据潮州方言音译而成。位于盛港新镇的港脚轻轨列车站则于2003 年正式启用。“港脚”在福建方言中的发音是“gang1 ka1”，意为河港的尾端。这是因为在盛港新镇开发之前，此地是一个繁华的渔港。港脚轻轨列车站的英文名称“Kang Kar”也是根据福建方言音译而成。

以上两例如同“竹脚”一样源自方言，以地理环境及特色命名，译名源自早期华人所取的方言俗称，保留了方言发音。官方选择沿用这些方言名称，显示出对历史的尊重。方言译名不但可以保留旧方言名称的“原汁原味”，也能让民众追溯历史，并产生集体性怀旧记忆（林雨欣、崔峰2017：32）。集体性回忆及共享的历史记忆能使民众对新加坡产生归属感，从而强化民众的国家意识。

（二）街道地名翻译与国家认同感的建构

新加坡现今的街道地名反映了不同意义系统的共存，如与英国殖民地有关的街道地名、描绘性的街道地名、与种族及方言有关的街道地名、汉语拼音化的街道地名、纪念名人的街道地名等，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主题。由“竹脚”译名的变迁可知，街道地名不仅是为了标记位置而设的名称，更是体现社会发展与文化演变的媒介。它们是新加坡社会发展的缩影，提醒着民众新加坡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至今时今日的。通过对街道地名翻译的剖析，我们能对新加坡的历史文化演变、社会发展及政策变化有更深层次的见解。时任新闻及艺术部长李玉全曾于2000 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及，为了加强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与归属感，有必要提升国家对文化遗产的重视（Lee 2000），而保留旧街道地名有助于培养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这对于年轻国家新加坡而言更为重要（Savage & Yeoh 2003：22）。

旧街道地名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蕴含了新加坡的发展故事。民众可通过旧街道地名感受新加坡的文化，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有助于彰显新加坡在国际上正面与全面的形象。新加坡政府于2000 年将“竹脚”的译名从“Zhujiao”改为“Tekka”，既保留了“竹脚”原名所具有的丰富历史文化价值，也唤起了民众对此地点的集体性回忆。可见，旧街道地名不仅仅记载了一个国家的过去，更承载着建构国家认同感的重任。

六、结语

街道地名承载了一个城市的社会发展史与文化演变史，是书写历史进程的媒介。不同时期的政府机构根据新加坡不同时代的需求，对街道地名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式。“竹脚”作为新加坡重要地名，其译名曾因新加坡政府决策影响而进行了两次改译。20 世纪80 年代，新加坡政府认为唯有让新加坡人拥有良好的语言基础才能使新加坡走向国际化，于是积极地展开了“讲华语运动”以营造利于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新加坡当时有多达500 条方言街道地名（陈婷1981：3），且其译名都是根据方言音译而成。这些方言街道地名与政策决策产生了抵牾。于是，新加坡政府将大多数以方言音译的街道地名汉语拼音化。“竹脚”的译名便是受到推行汉语拼音这一措施的影响，政府将其方言音译名称改译至汉语拼音。到了20 世纪90 年代末，新加坡政府所实施的国家语言政策已然奏效， 遂决定通过保留旧街道地名来建构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 因此重新允许方言音译为官方街道地名。政府为了保留“竹脚”原名所具有的丰富历史文化价值，将“竹脚”的译名从汉语拼音恢复至原来的方言音译方式。“竹脚”地名的两次改译体现了翻译并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而是涉及国家政策与时势变化的复杂成品。随着新加坡新市镇的不断建设与扩充，以及更多街道地名的出现，可以想见新加坡政府仍会以建构国家认同为目的命名新街道地方，旧地方俗称很可能会重新成为新街道地方名称。“竹脚”译名的演变历程不仅反映出政府决策对街道地名翻译的影响，更揭示了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选择的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