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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化肝煎的古今文献研究

2022-06-22杨海菊黄嘉怡杨艳玲李花花杜守颖白洁

中国现代中药 2022年5期
关键词:贝母丹皮泽泻

杨海菊,黄嘉怡,杨艳玲,李花花,杜守颖,白洁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院,北京 102488

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其发展一直以来秉承着承古创新的宗旨。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推动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稳步发展、为人民群众健康提供更好保障,2018 年4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并发布了《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以下简称《目录》)。《目录》所收载的100 首方剂均在临床中应用广泛且疗效显著,在清代甚至以前的医籍中有详细记载[1]。

化肝煎作为《目录》中明末时期的代表方剂,以同基原的青皮、陈皮共为君药,两者相辅相成,使全身气机条达。本文通过对化肝煎的处方来源、历史沿革、度量衡等方面进行考证,为后期药材、饮片和物质基准的质量标准研究及制剂二次开发研究提供古代文献依据。

1 处方来源

化肝煎首载于明代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卷五十一,原文记载“青皮,陈皮各二钱,芍药二钱,丹皮栀子(炒)泽泻(如血见下部者用甘草代之)各钱半,土贝母二三钱,水一盅半,煎七八分,食远温服。主治怒气伤肝,因而气逆动火,致为烦热胁痛,胀满动血等症。如大便下血者,加地榆,小便下血者,加木通,各一钱五分,如兼寒热,加柴胡一钱,如火盛,加黄芩一二钱,如胁腹胀痛,加白芥子一钱,胀滞多者,勿用芍药”[2]。

2 历史沿革

随着方剂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医家对于疾病的认识日渐深刻,化肝煎的临床使用发生了变化。通过对明代至近现代应用情况进行梳理,结合当代使用情况进行分析,为该方度量衡和本草考证提供参考。

2.1 明清时期

本方证为怒气伤肝、气逆动火所致,胁为肝之分野,肝气郁则胁痛、胀满,肝郁化火则烦热,火热破血妄行则动血,肝经气火上逆犯肺则咳吐痰血,治当调气疏肝、清泻肝火。方中青皮、陈皮苦温而疏肝理气,共为君药;因肝经郁火用丹皮、栀子苦寒清泻肝火,火动而伤血,故用芍药、丹皮入血分,清血热、泻肝火、养血行滞,则郁热自解,因气火能使痰湿阻滞,故加贝母祛痰解郁,加泽泻渗湿泄热,共为臣药。诸药相配伍,重在治肝,疏散之中有清泻之意,刚中有柔,祛邪而不伤正,共奏疏肝理气、清火解郁之功。由于该方成方年代并不久远,关于其记载多集中在清代,且以原方入药的较少,多为加减方。现对相关医籍整理见表1~2。

表1 明清时期化肝煎原方的临床应用

《景岳全书》中记载化肝煎主治怒气伤肝所致的胁痛等,后世文献多沿用此说法。《类证治裁》《叶天士医学全书》《成方切用》《医学全书》《张聿青医案》中化肝煎原方主治病症为怒而伤肝所致的胁痛、肝郁所致的血瘀气滞等,与原记载一致[3]。

由表2 可知,化肝煎加减方在古籍中应用广泛,加入其他药味可用于肝郁导致的其他病症的治疗。例如,加赤苓增强祛湿功效;加麦冬、蛤壳入肺经,养阴生津、化痰,用于肝火过旺反克肺金所致的肺阴不足、津液不足等。

表2 明清时期化肝煎加减方的临床应用总结

2.2 近现代

2.2.1 临床应用 近现代,化肝煎临床使用形式多为加减方或联合临床常用药对肝郁所致的胃炎、消化性溃疡、非酒精性脂肪肝等疾病进行治疗,临床疗效显著。临床服用的剂量、煎服法和药味组成见表3。

表3 近现代化肝煎的临床应用总结

胃炎在中医范畴内表现为“痞满”“胃脘痛”,与脾胃、肝脏有关,治疗主要以通为法。由于脾胃疾病的诱发因素较多,临床常使用化肝煎加减方或与其他临床常用药联合治疗。例如,加柴胡协同青皮、陈皮增强疏理肝气功效;当归补血活血,加当归用于肠胃内出血症治疗;白术和鸡内金健脾益气、健胃消食,加白术和鸡内金用于恢复脾胃功能;黄连、黄芩苦寒,共用可协助栀子、丹皮增强清热能力。

肝性属木,主化育,主藏血。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生的主要病因为饮食无度、肝郁气结、湿热内蕴等,治疗主要从清热利湿、疏肝健脾着手。经化肝煎治疗的患者各项生理指标恢复正常,且与传统临床用药对比发现,化肝煎组治疗后的患者脂肪肝、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等各项指标均比对照组低,说明化肝煎在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肝脏病变方面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女子以肝为先天,肝经病则肝郁化热、气滞血瘀、月事不调、难于产育。肝藏血,主疏泄,喜条达,若其疏泄功能失常,女子可见经行不畅、痛经、闭经等。乳腺增生多属肝气郁结、肝郁化火或痰气郁结。化肝煎临床治疗效果显著。原方加香附,用于治疗痛经、经行不畅,加桃仁、红花、丹参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对目前查阅到的25 个临床案例中各药味的剂量进行统计,其中贝母多用浙贝母,少用土贝母,芍药多用白芍,少用赤芍,其他5 个药味的基原与原文记载一致。临床使用中各药味的剂量随证加减,但贝母和芍药最常使用剂量为15 g,其他均为10 g。

2.2.2 质量及制剂开发研究进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对经典名方的质量标准及制剂展开了研究。化肝煎作为明末时期的方剂,历史并不久远,且在后来无广泛应用,因此对于其质量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仅聂欣等[40]通过超高效液相色谱法(UPLC)对化肝煎建立了特征图谱并建立了芍药苷、橙皮苷和丹皮酚含量测定方法。该研究对化肝煎物质基准进行质量把控,同时为后续的制剂开发提供研究标准。

目前,化肝煎无上市制剂,根据文献,仅有李兵等[41]将其研制成为胶囊剂,以出膏率为指标,通过对提取工艺、辅料种类和用量的考察,确定了最佳制备工艺。

3 单味药的本草考证

3.1 青皮、陈皮

陈皮最早称为橘柚,见于《神农本草经》。王瑜真等[42]经过考证发现,陶弘景所用橘柚即为现今之陈皮,且说明陈皮“陈久者良”的特性记载始于当时。宋代“青橘皮”和“黄橘皮”的产生[43],为两者基原相同提供证明,后《本草征要》[43]、《本草纲目》[44]、《本草图经》[45]等书中有两者药效、采收期的记载,均与现在相同。

陈皮和青皮在《本草图经》[45]和《本草崇原》[46]中的原植物记载与现在所用陈皮的原植物橘树一致。综上所述,陈皮与青皮的原植物形态与现在所用一致,因此本方中两者基原同为芸香科植物橘Citrus reticulataBlanco,陈皮的药用部位为成熟果皮,青皮为未成熟果皮和幼果。

3.2 芍药

芍药的入药部位首次于《名医别录》中记载为根[47],此后记载未发生改变。从梁代出现赤、白之分,宋代至明代以花色和根皮颜色进行区分[48],该分类方法经考证存在错误。化肝煎主要用于肝郁气滞所导致的胁痛、腹胀等,芍药与丹皮同入血分,清血热、泻肝火、养血行滞,该功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中赤芍的功效记载一致[49],与白芍的柔肝止痛区别。因此,本方中所用为赤芍。综上所述,本方中的芍药药材基原为芍药科植物芍药Paeonia lactifloraPall.的干燥根,饮片为赤芍。

3.3 丹皮

丹皮入药最早载于《神农本草经》[50],记为牡丹。本方中丹皮功效为与芍药同入血分,清血热、泻肝火、养血行滞,这与《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中牡丹皮功效记载一致。《新版国家药典中药彩色图集》中关于牡丹原植物的描述与古代记载一致[51],因此,本方中的牡丹皮与现用的丹皮基原一致。经考证,明代产地主要集中在山西、陕西、安徽、山东等地[52],与现今之产地一致。其药用部位自有记载以来一直为根,药材名称为牡丹,后来随着实践发展,明代医家发现药材中间的木心大大延长干燥时间,且去除后临床疗效无差异,因此药用部位逐渐转为根皮。综上所述,本方中丹皮为毛茛科植物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Andr.的干燥根皮。

3.4 栀子

3.4.1 栀子的基原考证 栀子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位列中品[53]。古籍中提及的栀子性味,功效与现在的泻火解毒、清热利湿的功效相似。古籍中用于入药的山栀子以七棱或九棱为佳,程大昌曰:“樗蒲子两头尖锐,中间平广,状似今之杏仁,符合现用栀子果实的形态”[54]。所以,栀子的药用部位从古至今一直为果实。

关于栀子植物形态的描述,《本草图经》和《本草纲目》中的记载与《中国植物志》中相似[55],可见当时所用栀子基原与现在相同。栀子的产地经考证有河南、江苏、四川、云南等中部和南部地区,与现今产地基本一致。目前所用多为上述产地的栽培品种[56]。综上所述,栀子为茜草科栀子Gardenia jasminoidesEllis的成熟果实。

3.4.2 栀子炮制方法的考证 栀子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中,但未提及其炮制方法。经考证,栀子的炮制方法有“擘”“烧末”“酒炒”“炒制”等[57]。本方中栀子注明“炒”,由于明代后期“炒”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且当时对炒制程度有详细记载,《本草蒙筌》中提到“止血用须炒黑色、去热用但燥而已”[53],可知当时的“炒”即为炒黄。结合本方中栀子的功效为清热,因此本方中栀子的炮制方法为炒黄。

3.5 泽泻

关于泽泻植物形态的描述,《本草图经》与《本草纲目》中记载的植物图与《中国植物志》中所载泽泻几乎相同[58]。《本草经集注》中记载的药材形态“尾间两歧”,符合野生和多年生川泽泻的药材特征[58]。明代《救荒本草》中对于泽泻原植物的描述与现今之泽泻和东方泽泻十分接近,并且与《本草经集注》中的描述也十分相似[59]。本方中泽泻的功效为渗湿泄热,与《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中泽泻功效记载一致,因此方中的泽泻与现在所用泽泻原植物相同。泽泻的药用部位自《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为“根”,但“形大而长,尾间两歧”和《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其根圆白如小蒜”经对比发现实际是块茎的形态特征[60],所以药用部位与《中国药典》2020 年版所载一致,均为块茎。明代泽泻产地多为之前的总结,这些产地目前仍有泽泻出产,并且以四川和福建所产为道地,即川泽泻和建泽泻。综上所述,化肝煎中所用泽泻为泽泻科植物东方泽泻Alisma orientale(Sam.)Juzep.或泽泻A.plantago-aquaticaLinn.的干燥块茎。

3.6 土贝母

贝母类药材自秦汉时期就一直存在基原混乱的问题。经考证,唐代至明末时期贝母类药材种类达到巅峰,有浙贝母、川贝母、荞麦叶贝母、土贝母、湖北贝母和安徽贝母等,品种繁杂,使用混乱[61]。本方成方于明末,此时交通较为便利,已出现药材集散地,因此只能根据方中药物的功效解析来确定。本方中的贝母作为臣药,清热、祛痰、解郁,辅助君药疏肝解郁,与《中国药典》2020 年版所载浙贝母功效相似。魏梦佳等[62]考证认为,这里的土贝母即指现在的浙贝母。因此,化肝煎中所载贝母为现今之浙贝母。综上所述,本方中的土贝母为百合科植物浙贝母Fritillaria thunbergiiMiq.的干燥鳞茎。

4 度量衡考证

化肝煎出自明代末期的《景岳全书》,其中需要考证的度量衡为钱和盅。

4.1 钱的考证

将本方中各药味的用量进行疏理,相关的记载较少,除《景岳全书》外,仅见于《类证治裁》和《竹林女科证治》,两者中的芍药和贝母的用量均与原文记载不同。前者的芍药用量与原文的二钱一致,后者减为一钱半,方中芍药与丹皮为清血热、泻肝火,后者针对孕育中的妇女施药,对于寒凉药物要酌量减少。两者中贝母的用量分别为二钱、三钱,原方为二三钱,贝母在方中用于祛除因气火所致的痰湿阻滞,由于孕期妇女体热,易生痰湿,所以加大贝母的用量[6-7]。综上所述,与原文对照,方中的芍药和贝母均为二钱。

本方中的钱作为一个衡量单位,是由唐代初期推行的“开元通宝”这个货币名称——“钱”转化而来的。当时设计“开元通宝”时,选定一两作为这个铜币的质量,并命名为钱[63]。此时的度量衡经考证与东汉时期的保持一致,即一钱合1.38 g[64]。宋金元时期,宋太宗统一度量衡,以2 种小型精密的戮子作为国家级的标准器[65]。据考证,宋时所用度量衡换算关系沿用了唐代。

由于宋元时期度量衡进行了大的变革,因此明代的度量衡在考证时多数依据来源于汉代,但各家之言都不尽相同,只能根据明代出土的实物来进行具体测量[66]。《景岳全书》成书时期为明朝万历年间,即明朝后期。据考证,明朝后期与清朝对权衡标准遵循《大清会典》中的规定,以黄铜一立方寸质量为六两八钱作为衡量一两的标准[67],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 年)工部制造的“伍百两铜砝码”,每斤折合596.8 g[68],一斤合十六两,一两合十钱,最终确定一钱合3.73 g。

在现代临床使用中,贝母和芍药最常使用剂量为15 g,其他均为10 g,均稍高于上述考证结果,猜测原因为现代临床使用的剂量未经考证,默认一钱合5 g 所致。这种换算关系是近代才开始使用的,并不适宜运用在该方中,因此还是以考证结果为准。

综上所述,一钱为3.730 g,即化肝煎中青皮、陈皮、芍药、土贝母各7.460 g,丹皮、栀子、泽泻各5.595 g,全方总药量46.625 g。

4.2 盅的考证

关于化肝煎的加水量,目前有记载的书籍中均沿用了原文记载中的“一盅半”,但对于盅的大小无详细说明,在同时期的书中也未发现相关解释。

据考证,盅作为容器量词首次出现于唐代,此时的“盅”可用“钟”或“中”代替[69],多作酒器。后至明代服用方式转变为以汤剂为主,药量和加水量增大,为了实际操作的方便,盅、碗、杯等量器逐渐被用于医药方面[70],《景岳全书》《温病条辩》等书中均有相关使用。但此时“盅”多为民间使用,其量值大小也因地区而存在差异[71]。金代也存在“盅”的广泛使用[72]。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论合和法方中》中记载:“一大盏者,约一升也,一中盏者,约五合也,一小盅者,约三合也”[69],只能得知“盅”是介于“中盏”与“合”之间的单位,即一盅为70~350 mL,此处的一小盅为210 mL,但“一小盅”与“一盅”的概念是否一致,未经考证。颜文强[73]考证,一盅折合为现在的150~300 mL。表3 中多数文献未标明加水量,或直接采用加水量200 mL,且无文献考证。现代约定俗成的盅是为口径9 cm 以下的碗,其容积约为200 mL。

本方加水一盅半,全方46.625 g,药味来源为根茎或果实。王凤秀等[74]通过对《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的经方各加水量及其饮片量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对于根茎、果实、种子类饮片入药的加水量为药量的6~8 倍,即一盅为210~250 mL。综上所述,结合古籍及现代文献考证结果,一盅为210~300 mL。本方加水量一盅半,即315~450 mL,煎至七八分,即170~240 mL。

表3 中现代临床对加水量无详细描述,但多为单煎,且所得水煎液多为200~300 mL,1 日服用2次,饭后温服,与考证结果170~240 mL 接近,说明上述考证的合理性,因此本方中的“盅”定为210~300 mL。

5 总结

本文通过查阅古籍及相关文献,确定了化肝煎的处方来源、临床使用变迁,最终确认的详细信息见表4,可为后期全方指纹图谱摸索、煎煮工艺考察及制剂研究提供参考。

表4 化肝煎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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