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信息获取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在提升人们获取信息便捷程度的同时，受众获取信息的习惯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变革。在微信、抖音、公众号等新媒体的冲击下，为扩展受众辐射，电视文化类节目应改变传统的以主持人讲解、观众倾听为主的模式，主动与新媒体实现资源的通融、内容的兼融，形成受眾与节目的双向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国文化。

《典籍里的中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与央视创造传媒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获得了“第27届上海电视节的‘白玉兰奖’最佳电视综艺节目”称号。该节目主要聚焦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捕捉中华文化精髓，以古籍为载体，让古籍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让世人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

一、新媒体与电视文化节目的融合

文化在辨别不同国家和民族中起着标志性的作用。拉斯韦尔认为，传播具有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功能。[1]高雅的中国汉字蕴含着生命感，历经了千年的洗礼仍繁荣不息，成为中国人民灵魂深处的信仰。电视文化节目中选取的一系列文化经典古籍，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对当今时代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典籍里的中国》充分运用新媒体的文化功能，使中华遗产得以传播及传承;与此同时，社会公众也因共同经验的分享与互动而变得更为紧密，富有凝聚力。

新媒体电视与传统电视相比，在时间上具有更强的可控性。如今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生活节奏也愈发加快，电视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让受众能够根据自身的时间来选择观看。他们不需要再像从前一样按时守在电视机前观看节目直播，而是可以自主选择时间与地点，通过手机等移动端简单地操作，观看自己喜爱的节目，这与之前相比，受众变得更加自由。在新媒体电视中，受众也能根据自身的意愿调节进度条，既可以跳过不感兴趣的片段，也能进行片段的回放，让受众的能动性大大提升。在《典籍里的中国》中，年龄较小的受众可以通过此方式，对一些典籍的背景知识进行多次学习，以此感悟多元文化和各类价值导向的冲击，体悟到主流意识形态。

同时，新媒体与电视的结合让受众有了更多的表达空间。《典籍里的中国》将重点放在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上，受众可以通过发送实时弹幕或者在线留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在观看的过程中，他们能够接收到来自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其他受众的观点。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持下，受众已不再是纯粹的观看者与接收者，而是作为一个参与者，在场外也能参与到节目中，因此，新媒体电视的服务意识也得到提升。

当今，新媒体电视与受众的关系越来越趋向平等，受众的口碑成了评判节目质量的重要标准;面对电视节目层出不穷的情形，如何有效吸引观众成为电视节目首要考虑的问题。新时代，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快速便捷，传播渠道也变得更加广泛多样，使传播者的数量大大增多。因此，如何让传统文化适应时代的变化、与科技以及新的传播手段进行融合，也成为文化类节目需要考虑的问题。《典籍里的中国》就是通过电视“大小屏”互联的形式、多元化整合两种屏幕的优点，来提高场外受众的参与度，在增强用户黏性的同时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受众不仅能在电视“大屏”上观看节目，体验节目的精良与品质，更能在“小屏”上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欣赏节目的衍生内容。譬如，当下热度较高的短视频、微博热搜等，让节目内容深刻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大屏”实现功能互补。在与社交媒体融合方面，《典籍里的中国》为适应当下轻悦化、场景化的短视频潮流，利用抖音官方账号制作与节目内容紧密相关的短视频，或展示节目的精美海报，或呈现节目的幕后花絮，或将经典的高光瞬间进行剪辑重组等等。不同的短视频内容也针对不同的受众，短视频几十秒的播放就能够激发受众兴趣。一方面能够加速碎片化传播，并拓宽传播渠道以提升节目的覆盖面;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受众的“碎片化”时间，在无形之中增加了用户粘性。同时，《典籍里的中国》还依托央视官方微博平台，发出基于不同节目内容的多种类型微博话题，频频登上热搜。这不仅引发多家主流媒体的关注，而且引发不同年龄段用户的积极讨论与互评，提高了节目的知名度，拓宽了受众的覆盖面，解决了电视大屏传播的单一性及时空的局限性等问题，促成跨圈层的互动分享。因此，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再度成为当下的热潮，节目所蕴含的文史价值也再次引发了受众的文化共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一次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大众眼前。

如今的“快”时代，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这也导致公众对中国经典的赏析、阅读时间受到挤压，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诱发公众对中国经典产生兴趣，并养成传承中国文化的精神是电视文化节目制作方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正如加拿大的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客户长期以来所谋求的，正是人的意识的延伸，意识的延伸是最高级的延伸。”[2]

与此同时，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和能动性都得到提升，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他们不再愿意花费额外的时间观看广告，因此新媒体电视在广告方面也进行了优化。在新媒体电视中，与节目并无太大关系的广告内容逐渐减少，而出现在节目中的广告更多的是结合代言人自身的特点以及节目内容，或是针对特定的粉丝群体进行广告的插播，受众往往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便可以获得关于产品的信息，甚至可以拖动播放进度条，以此减少获得商品信息额外花费的时间。

《典籍里的中国》将优秀的中华传统典籍设置为一个个“广告”，既面向中国，也面向世界。为使公众能被经典文化感染，节目组不刻意宣传与强调，而是在每一期节目的每个环节都紧紧围绕典籍里的人文关怀展开，并通过将典籍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给受众，使受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直观了解传统典籍这样的方式。换言之，节目秉持着“一部优秀典籍、一个主要人物、一个中心主题”的原则，让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接收“广告”，并产生文化共振与文化认同，从而达到节目的预期效果。该节目一经播出，便得到各大媒体以及受众的一致好评，从中华优秀典籍入手，进行经典的重构与价值的传播，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它在众多文化类节目中脱颖而出。

《典籍里的中国》中的“广告”通过符号的互动创造出古今对话的场景，充当传统文化的桥梁;在与受众互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符号的意义固定化，让中华传统文化得以传承。节目中无形的广告从自我价值、家国情怀等方面着手，以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去唤醒受众内心深处的文化记忆，并通过构建相应的情感聯系以触动受众的内心，来引导他们追寻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引发受众共鸣，在塑造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同时也对受众进行了思想教育。

二、价值引领与电视文化节目的发展

所谓“涵化”理论，即大众传媒通过文字、数字、图像、符号等形式将事件传达给受众，将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转化成人们现实观、社会观形成的要素。[3]这种“教养效果”表现为当下的“主流”，传递的是一种价值、一种风尚，而电视媒介在主流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走进大众文化领域，《典籍里的中国》聚焦了《尚书》《史记》《论语》《天工开物》《孙子兵法》《本草纲目》等一系列文化典籍，通过电视媒介从不同角度赋予其生命力，将凝聚了前人智慧的典籍转变成有情感、有温度的传播载体，并以鲜活的姿态延续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里的中国》立足现实、扎根本土，受众在中国博大经典文化的熏陶过程中，养成文化自信、家国一体的时代价值观。[4]例如，在“古今对话”栏目中，节目主持人撒贝宁以一位“穿越者”的身份与先贤互动，在古今文化碰撞、交融的同时，无形地促成中国经典文化精髓的传播。在每次对话中，主持人都被伟大先贤的故事所触动，都被历经漫长岁月积淀的典籍所吸引，深切传递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的强大精神力量。又如在《论语》这期节目中，孔子面向2000年后的光景进行“发问”，得到的回答是“那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读书的时代”，令孔子大受震撼;在《天工开物》这期中，现代电子书与旧时的文明在时空舞台上产生戏剧性的碰撞，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前人的智慧结晶，同时延续着对科学的敬畏精神和敬仰情怀;在《楚辞》这期节目中，屈原吃着几千年后家乡产的橘子，又亲眼目睹几千年后中国繁荣发展的局面，感慨道：“我看到了最浪漫的诗”，等等。在这些节目中，古人与今人的相见场景有着信息化技术的运用，节目也通过不同的舞台效果让整个故事更好地衔接起来，通过数字技术让演员和观众的情感更好地得到抒发;同时节目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实现了突破与创新，对现如今回应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彰显出当代青年对先贤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敬畏之情，更是新时期青年现实观和社会观的正确引领。

接受者在传播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5]信息时代，面向受众的个性化服务极为重要。《典籍里的中国》在节目内容上，充分尊重个体差异。节目组采取通俗易懂的戏剧形式，关注节目传播的“视觉化”表达，文字内容变成了可视化的戏剧场景，即将复杂的典籍内容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观众娓娓道来;在表述上，减少了文言文的使用，以平实、灵活的表达方式，减少枯燥之感、晦涩之意，向观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文化类节目中，“精英”与“大众”的矛盾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受众对节目作出的反馈是衡量该节目优劣的标准。因此，文化类节目在“精英”和“大众”之间需要进行取舍与调解。《典籍里的中国》则是将重心更多地放在“大众”上，例如，在设置主持人角色时，撒贝宁在古今时空之间进行身份转换，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穿越到典籍中的时代，与众先贤对话。而每次对话即将结束时，他也会向先贤们介绍现在身处的世界，古今的对比让先贤们发出感叹，在增强节目戏剧性效果的同时也能加强受众的自豪感;同时，节目也会安排主持人讲述古籍所处时代的创作背景及文化渊源等基础知识，受众无需进行额外的搜索以获取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他们在跟随主持人见证这些历史场面之时，也会拥有自己的理解。这样的方式增强了各个年龄段受众对节目内涵的理解，也加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受众心中的记忆与积淀。在嘉宾设置上，《典籍里的中国》节目组也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对典籍及戏剧化的展演内容进行评述与解析，以受众更易理解、吸收的方式对知识进行二次补充，引发受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情与思考;同时，该节目设置了诵读环节，由专家学者还有演员带领观众齐声朗读典籍中的经典段落，历经千年沉淀的典籍通过众人之口再一次呈现于大众面前，铿锵有力的文字掷地有声、震撼人心。

三、体验式互动与融媒体视域下电视文化节目的话语创新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到，热媒介即高清晰度的媒介，参与度要求低;冷媒介则为低清晰度的媒介，要求的参与度高。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因不受时空限制而得到大量受众的喜爱，而电视作为一种冷媒介，对受众的互动性要求比较低，却受到网络视频及手机短视频的强烈冲击，促使电视文化节目亟待加强与受众的联系与对话。

《典籍里的中国》所呈现的“古今对话”是受众互动的重要元素。现场受众更易受到节目真实情境的影响，代入感更强，他们对舞台上表演的戏剧的态度和肢体反应会通过镜头呈现给场外的观众，这些细节在镜头面前往往被放大，会间接影响场外观众的情感共鸣。在设计这种跨时空的对话时，节目组采用多维舞台的形式，舞台之间交错相接，以不同方位的舞台来达到区分时空的效果。例如，在《楚辞》这期节目中，主舞台是撒贝宁与屈原的跨时空对话，副舞台则是幼年的屈原和熊槐。多个舞台同时存在，在节目现场的观众，一方面可以更便捷地通过现场自动旋转的座位从正面直接观看不同舞台的表演;另一方面主舞台上的屈原注视着幼年嬉戏打闹的这个场景，增强了节目的戏剧性，也让戏剧的感染力得到提升;而在场外的受众会有更连贯的观看过程，在没有旁白的情况下也能对戏剧进行充分理解，这样的舞台设置为场内外受众营造出一种多维的沉浸式体验。

节目在道具的设置上也进行了互动创新。“古”与“今”的来回穿越延伸了时间跨度，落地镜作为古人和今人的媒介得以实现两者的角色转换，使得在同一情境中能进行思想碰撞与情感对话。每个演员对自己的角色都有着不同的理解，镜子外的今人对古人怀有敬畏之情，镜中的古人对今人则怀以期许，跨时空相遇带给受众震撼之感;同时，镜子里外人物的相互作揖也能让受众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和生生不息，如此，受众也能跟随着主持人的步伐穿梭于不同的朝代，与先贤深度交流，深刻理解其中的情感价值。

受众本位是传播学的核心，它关注受众通过使用媒介以此满足自身需求。现如今，电视节目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伴随着受众的眼光也愈发挑剔，如何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并保持持续关注是节目设计的关键所在。受众期望节目内容是有“营养”、发人深省的，节目形式是新颖、活泼的，同时自己能融入节目中且拥有更多的选择权。由此，电视文化节目话语创新与节目效果息息相关。

《典籍里的中国》在内容选择上借鉴前人优点的同时也具有创新。节目选择了历史沉淀较为深厚的典籍，涵盖了文化、历史、科学、医药等多个方面，借综艺节目将其创新表达，赋予这些典籍新的时代意义。同时通过资深演员和主持人的共同演绎，将耳熟能详的典籍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在受众眼前，形成有效传播。在舞台设计上，节目采取多舞台一体的模式，以一个主舞台为中心，同时衍生出三个子舞台，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戏剧的连贯质感;现场综合运用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等新科技手段，画面呈现更加多元化、层次化，利用多镜头切换，从时间中抽离诸多历史事件，从而达到跨时空互动的效果。节目组还摒弃常规的线性叙事模式，采用环环相扣的情节交织式结构，使事件与事件之间通过插叙或倒叙的方式相串联，更具纵深感和感染力。在视听方面，幕后工作人员充分调动视觉和听觉要素，运用声音、灯光的交错变化，把控节目的节奏，并将戏剧表演、朗诵、访谈等环节融为一体，自然糅合恢弘场面与细腻场景，极大程度地渲染了可视化的情感共鸣。此外，通过精心设计服装、化妆与道具，在每个特写镜头下得到充分展示，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历史情境，带给受众身临其境的观感体验，拉近了受众与历史人物之间的距离。

时代在发展，以声画为主的电视媒介传播文化类节目，不断地受到新媒体时代传播形态多元化、信息内容碎片化、知识与话语更新快速化诸方面的冲击。新时代，电视文化节目要反映时代特征和价值引领。同时，受众接收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发展，也促使电视媒介话语创新，与新媒体，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实现宣传互融，体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话语传播，扩展受众辐射。无疑，融媒体时代的创新，应是一种话语创新，是体验式的互动创新和整合式的设计创新。在“打通”各媒介之间的“边界”，促使各媒介话语之间的资源通融与内容兼融，保有文化类节目的智慧传承与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48.

[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1964.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张雪姣，张明芳.穿越古今的对话：《典籍里的中国》文化传播的新态势[ J ].傳媒，2021（16）：75-77.

[5]姚丝雨.凸显声音魅力，彰显文化自信——从传播学视角探析综艺节目《声临其境》的成功之道[ J ].传播力研究，2019（05）：24.

【作者简介】 黄馨瑶，女，浙江瑞安人，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