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燕

（安徽大学文学院，合肥 230039）

《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虽在内容上是记物写景，但“梦忆”和“梦寻”显然表达得是对往事的回忆和追寻，正如《陶庵梦忆·自序》所言“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1]又见《西湖梦寻·张岱自序》中载“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因作《梦寻》七十二则，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2]。这两本书均作于明亡之后，《陶庵梦忆》大致成书于1644 至1674年，而《西湖梦寻》则可能撰于1654 至1671年。[3]而这两本写于明朝覆灭之后的书中所记述的事件多发生在万历、崇祯年间。尽管《西湖梦寻》中的有些篇章是作者重游西湖时所作，不完全是作者按过往记忆书写。然而，这些篇章在整本书中所占比重较少，而且重游之中总是夹杂着对过往的怀念，所以这两本书主要是对明朝旧事旧友的回忆与追寻。

一、对明代晚期文人群体的认同

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对回忆做出了分析，他认为回忆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中才能完成，作为个体的“我”并不能独自完成“回忆”活动，也就是说社会框架参与了个体的记忆与回忆。一个群体内所有成员共享的、有关过去的陈述就是集体记忆。若一个群体拥有集体记忆，那么就容易形成归属感。一个群体通过不断地重温集体记忆促进群体成员强化自己的集体身份认同。[4]根据杨·阿斯曼的理论“被记住的过去”其实是主体对记忆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其目的是形成“对过去的证实”，在一个共享的过去中，群体社会成员再次确证自己的集体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