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伟/文

面对接二连三的边衅，要不要引进国外的先进火器，一直是大明帝国朝廷两派之争的重点。

1619 年，明军遭遇萨尔浒惨败后，深谙西方科学又亲力于科技研究的徐光启力主招募在澳门的外国人为师，购置“西洋大铳，以资战守”。第二年，购置的西洋前膛火炮运抵北京，徐光启立即组织试射，发现其威力远大于佛郎机和鸟铳。屈指算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大名鼎鼎、火力全开的佛郎机已落在下风。朝廷也支持这项引进行动，派出钦差赴澳门向葡萄牙人继续买炮，还聘请炮师多明我等七个外籍人士赴京到任。这引起了保守派的质疑甚至敌视。此时魏忠贤阉党把持朝廷，多明我等被遣返。徐光启在北京设立铸炮厂的计划也被搁置。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整肃朝政。魏阉遭罢黜，徐光启、袁崇焕等被重新起用。“购炮募兵”的军事策略也得以重启。

崇祯二年（1629 年），一支由明廷高薪招募的33人组成的外籍炮队从澳门向北京出发。他们携带了从荷兰船上获得的3门铜质前膛炮和7 门铁质后膛炮，另有30 支大型火绳枪。徐光启专门派人督促炮兵队尽快北上。因为此时，皇太极和蒙古反明势力正联手入关侵扰，率十万兵马绕道蒙古，突破了长城喜峰口，攻陷遵化，八旗铁骑直接威胁京师（史称“己巳之变”）。外籍炮队到达涿州时，临近前线，即调制火药，将8 门火炮推上城墙试射，炮声如雷，竟然吓阻了正企图向涿州进攻的皇太极部队。

外籍炮兵队抵京后，徐光启等军政主官现场观看西洋前膛火炮和火绳枪射击表演。徐光启认为，以西洋新型火器编练新军的条件已经成熟，首选北京禁卫军。在崇祯的支持下，徐光启在几个月内分批训练炮手枪手，还建造了三百多斤的小型火炮。崇祯深表赞许。徐光启的门生孙元化（上海高桥人、天主教徒）对西方火器有系统研究，是屈指可数的西洋火炮专家。崇祯三年（1630 年），他奉命镇守山海关，布置了红夷炮和灭虏炮，而后任登、莱二州巡抚。登、莱二州是明朝为防备后金从海路南下，于天启元年（1621 年）从山东巡抚分离出来而设的军事要塞，辖登州、莱州、东江镇，兼有光复辽南的重任。

在徐光启的不懈推动下，一大批火炮专家归入登莱巡抚账下。外籍炮兵队也调防登州。从此登州有了“东陲之西学堡垒”之称。

崇祯三年，明军借助火炮和外籍炮兵队收复滦州。

次年，关外重镇大凌河被后金军围困，孙元化调去救援的正是徐光启和他为对抗后金而聘用葡萄牙人训练出来的火炮部队。然而这支部队的军事主官孔友德不愿服从上司，加上士兵侵犯群众利益，引发民怨，最终酿成兵变。本来登莱守军就有限，恰恰此时又引发内讧，叛军对登州形成围攻。此时外籍炮兵队却忠于职守，身为统领的葡萄牙人公沙的西劳亲自上阵，向城下投掷装满炸药的铁锅，不幸死于叛军箭矢。外籍炮手和十几名军士也力战身亡。

这次失败成为朝廷守旧派攻击徐光启等倾力火器革新的口实，支持军事改革的首辅周延儒、兵部尚书熊明遇等重臣因此去职。孙元化等被弃市、贬官。与葡萄牙的火器技术合作也因此被迫中止。明军与西洋先进火器的亲密接触就此告终。

登州叛军致胜再次证明了新式火器的强大。他们还俘虏了大批士兵，截获军饷和各种火炮数百门，以此为投名状归降后金，并向后金八旗军传授葡萄牙炮手带来的全套西式火炮训练法。后金的火炮运用技战术渐趋成熟。这是一个令明军恐惧的转折，直接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军事实力对比，也为明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