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胜杰

(哈尔滨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现代性象征的铁路、火车见证着中华民族为求生存的屈辱挣扎，承载着国人执着坚韧的现代梦想，实践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计划。中国铁路故事成为中国故事的重要讲述资源，从早期的绿皮车到现在的动车、高铁，中国速度的追求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时空观的认知和现实的生活方式。在众多铁路故事的艺术表达方式中，电影对火车的迷恋渊源已久，伴随着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电影中呈现的铁路文化记忆折射出对“民族复兴”的多维想象。

一、从屈辱到抗争：《铁路英雄》重燃民族自信

铁路、火车是象征现代文明的一种标志性器物，它的出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政治上加速了近代中国的一体化，打破了封建时代中国的分散落后，推动了中国由家族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轨……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因此，铁路成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之一。铁路火车进入中国时，正值腐朽封建社会没落的晚清时期，先进、便利的铁路火车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交通工具，对于被殖民对象的中国而言，铁路、火车的文化记忆并非仅仅是代表着西方进步的现代文明，而是具有帝国主义色彩亟待征服的恐怖力量。老舍在《断魂枪》中这样描述人们对火车的情绪体验，“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这一“现代化”后果使东方世界“古老、神秘又不乏浪漫色彩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情调”被破坏，“现代”并不意味着进步，而是恐怖。在新中国成立前期，文艺作品中的铁路、火车是国家被殖民、民族受屈辱的历史记忆载体。同时，与屈辱相伴随的是反抗。电影《詹天佑》中，民族危急时刻，中华民族在经济层面觉醒的重要表现是民办铁路。1909年8月，近代中国第一条自建干线铁路——京张铁路竣工，由此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面对外国人的冷嘲热讽，詹天佑以京张铁路的超前竣工回敬一度蔑视中国的言论。五四时期，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共产党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基地和对象选择的是长辛店铁路工人，而觉醒的铁路工人在中国现代的历次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激发了中国人实现民族解放的抗争意识。

战争结束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带来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使这时期出现一种“歌颂革命战争”的战争美学精神，以胜利者的姿态书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题材电影创作大量出现，其中由赵明导演、改编自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1956年电影版)风靡一时。之后又有《飞虎队》(1995年电影版)、《铁道飞虎》(2016年电影版)到《铁道英雄》(2021年电影版)等多次改编，但电影时空架构所突出的始终是1939年的临城车站、蒸汽火车……对于被殖民的人民来说，此时，象征现代文明的火车是侵略者，火车是侵略战争中敌人运输所需物资的重要交通工具，是现代化战争武器，游击队员以血肉之躯对抗这个“钢铁凶器”。

时代语境下，每一次电影改编都是对经典战争历史叙事的重构，建立抗战历史记忆与现实情感共鸣的通道。《铁道游击队》的改编跨越了媒介和时代文化，20世纪50年代的《铁道游击队》强调阶级革命时代的民间性，《铁道飞虎》(2016年电影版)强调市场经济时代的大众化，《铁道英雄》(2021年电影版)强调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人民性。由民间性向人民性转换的策略：首先，利用主人公身份转换。从《铁道游击队》到《铁道英雄》这种身份转换是从底层各行业从业者到有组织的铁道工人，这一点从影片名称中的“游击队”到“英雄”的转换亦可见。其次，人民性的表现之一是由对战争的歌颂转为对英雄的敬畏，《铁道英雄》中英雄不再是神化的形象，而是普通的铁路工人。正是因为铁路工人长期与铁路、火车打交道，熟悉掌握现代火车工业技术，这为战斗胜利提供了必要条件。所以，《铁道英雄》中战斗的胜利并不是靠以往“弱化”敌人实力来取得，少了对战斗传奇性的表现，而是英雄叙事在悲壮美学层面的具体实践。这样的电影叙事改变是源于民族自信和对历史的敬畏，而敬畏历史也是对民族国家的敬畏与情感认同。

二、铁路现代性：新型社会形态及其想象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是对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新的社会模式的一种体验和感受。铁路交通是现代社会演进的媒介空间，它的出现影响了人们的生存方式，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作为媒介语言载体构建乡村与城市的新型关系，成为社会转型的媒介。火车是流动的现代性，它将乡村纳入现代化进程中，不但拓展了人们生活的地理空间，而且缩短了人们沟通交往的物理距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传统性与现代性矛盾激烈冲突期，对于处于城乡边界的城镇青年以及农村进入城市的群体来说，火车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它满足了人们对现代性的一种想象，对火车的迷恋是普遍性的。贾樟柯在《没有终点的站台》一文中曾自述：“直到26岁才第一次看到大海，学会自行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骑车到30公里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火车行进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则具有了启蒙色彩，是远方、自由的象征，对于“没有走出过县城一步的孩子来说，铁路就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与在影坛正处于强势的第五代导演不同，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使用的电影叙事是规避其宏观、浪漫的乡村想象，采用新现实主义的视角，注重呈现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期底层普通人对新型社会形态的体验与想象。铁路、火车作为现代转型、“社会演进的媒介空间，可以起到社会和政治制度发展的推动器的作用”，成为其电影钟爱的表现对象。贾樟柯电影《站台》(2000)借用一首经典歌曲的名字，火车开动和停靠的地方形成很强烈的隐喻。电影开始，一群年轻人正在表演“文革”中很红的舞台剧《火车向着韶山跑》，演员们随着虚拟的火车进站声骑在象征着火车的木凳上，此时真正的火车鸣笛声隐约传来，这是一趟集体主义开往改革开放的现代列车。电影名虽然叫“站台”，但实体的站台并没有在影片中出现，不断闪现的是被小镇青年疯狂追逐的火车。火车对于崔明亮、尹瑞娟等小镇青年来说诱惑力是非常大的，当《站台》歌声响起，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奔向不知来处亦不知归处的火车，在他们心目中火车已经不是具体的交通工具，而是一位现代文明的“引导者”，跟着火车跑，就是追求现代新生活、实现人生梦想，火车铁路的现代性想象成为个体理想追求的象征。

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城镇一代青年来说，火车作为交通工具让走出小镇有了可能，但小镇青年真实的生存状态更多的是“想走而不能”的无奈与迷惘。此时铁路现代性能给予处于沉闷与压抑状态的小镇青年以慰藉，让“出走”的欲望得到释放。同样具有火车情结的导演李玉，电影中的火车承载的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普通个体精神裂变的时代文化记忆。《观音山》(2011)中火车是青年迷失与追寻的重要载体；《红颜》(2005)中的火车让早已身心伤痕累累的小云有了逃避伤痛休憩之地，当呼啸的列车载着小云逃向不可知的未来时，火车既成为小镇女孩情感慰藉的场所，也是她冲破束缚的潜在理想。

铁路现代性想象是复杂的，并非都是美好的，对现代性带来的焦虑与危机是有警觉的。《周渔的火车》(2002，孙周)中火车将周渔生活的小镇与城市连接，缩短了时间距离，也为周渔奔赴城市中的恋人诗人陈清提供了可能。周渔由小镇的传统宁静生活奔赴城市现代生活，但这种城市现代生活并没有让周渔幸福，反而给她带来了焦虑与压抑。《天下无贼》(2004，冯小刚)中火车载着抢劫的盗贼在铁道上奔驰和高等餐车里的糜烂生活，象征着道德失范的现代社会里罪恶肆无忌惮地横行。而在这趟道德失范的列车上，与其说王薄和王丽最后良心发现是守护傻根“天下无贼”的理想，不如说两人其实是在为了生存和获得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挣扎。身份认同的实现需要的社会条件是傻根想象的“天下无贼”的世界，因为影片中王薄和王丽的好人身份只有傻根相信。王丽试图通过道德救赎完成身份认同，她的自我救赎通过三件事来完成，一是保护傻根和他的6万块钱的安全；二是认傻根做弟弟，建立血缘关系；三是诚心朝拜佛祖。通过三种救赎方式也完成了她对新型社会的想象。如果按照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的，传统社会的普遍性特征是血缘关系和宗教仪式，那么仔细分析王丽完成自我救赎的方式是回归传统社会，但真正能救赎她的并不是血缘和宗教组成的传统社会(原始社会)，而是现代的、法治的新型社会形态。

三、家国同构：民族复兴叙事的“中国式表达”

铁路现代性与中华民族的情感命运密切交织折射出不同时代背景下民族复兴的复杂想象。从20世纪初国人对铁路火车的屈辱记忆到新时代彰显国家实力的高铁“亮丽名片”，中国铁路历史就是百年民族复兴历史的缩影，反映时代发展变迁、讲好中国故事是主旋律电影的责任与使命。21世纪以来，主流电影在“意识形态、艺术审美与文化资本市场”之间不断穿梭，采取的缝合策略主要有“伦理化叙事、平民化视角、国族主义、类型化等”，这使得主流电影的叙事空间得到拓展。那么主旋律铁路电影是如何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呢？

中国故事可以是关注民族整体命运的时代宏观故事，也可以是关注个体命运的日常普通故事，重要的是它“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主旋律影视作品通过对日常普通故事的讲述呈现国家形象之变迁，比如在电视剧《奔腾年代》(2019)中对中国火车工业从引进吸收到自主研发，再到领先世界的飞跃式发展历程的呈现就是通过主人公常汉卿和金灿烂的个体成长故事来体现的，以日常故事叙述呈现中国形象。常汉卿是留学归国的技术员，金灿烂是转业到地方的战斗英雄，两人由互相嫌弃到最后互相欣赏，展现出独特的时代体验与情感，无论在情感还是事业上的成功都与时代历史发展进程同构。

中国故事强调宏观视野和中国立场，在讲述时代、社会历史事件时通常以“家庭”为视点，从而形成独特的“中国式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家国一体的文化理念，“家国同构”或“家国一体”制度是宗法制度的一种传统政治组织机制，缘起于西周。这种“家国同构”的治国机制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有实施，但在某种程度上“家国同构”或“家国一体”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21世纪以来，“家国同构”的文化思想随着时代文化变迁所呈现的表达范式为“产业与类型融合下的新主流家国叙事”，实现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缝合。目前，国内第一部讲述高铁故事的电影《高铁作证》(2021)承袭以“家庭”为视角的传统家庭伦理叙事的设定，采取国家与个体家庭“缝合”的叙事策略。

《高铁作证》由孟广顺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在南北高铁建设过程中高铁建设者们的感人故事，在对高铁线路压矿、工地塌方等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彰显了高铁人的智慧和奉献牺牲精神。电影艺术的本质是通过叙事来抒发情感与宣扬理念，对于主旋律电影来说，应该从道德观和价值观认同角度实现电影与观众的情感共鸣。《高铁作证》中国式表达的特别之处，是在高铁建设故事的叙述中引入“家庭”生活视角，将高铁建设者们的时代英雄形象融入爱情、亲情的家庭伦理场域，通过故事叙述震撼观影大众的心灵以引起“情感共鸣，也包括理念的抒发”。因此，影片中的主人公铁建、金帼英等“高铁英雄”形象的塑造尽管还是以“个体”形式出现，但他们成为“高铁英雄”所付出的代价是以“家庭”形式来承担的。比如，高铁总工程师金帼英的形象，丈夫的牺牲使她自己扛起了所有家庭的重担。当她成为高铁战线上的“英雄”时，她无法照顾摔坏了腿的儿子，年迈的父亲带着儿子来工地看她，可她此时正被困在坍塌的矿洞中，生死一线，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父亲扛下所有生活重负。

人类学中对“家庭”概念的界定是由“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传统文化中“孝”是家庭(家族)的核心要义，“不仅提倡家庭内部敬侍长者的孝老思想，而且将这种思想由家庭延伸到国家”，因此，“孝”在“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中也是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文化表征。影片中乔富宝的形象是唯利是图的矿主，但这个反面形象并不令人讨厌，原因在于他的孝顺和知恩图报，这也是他后来能够在压矿事件中选择退让、顾全国家大局的道德基础。对于高铁工程指挥长铁建来说，更多的是家庭亲情的羁绊，他临危受命，在高铁施工最紧张的时期，父亲奄奄一息，等他见最后一面。影片最后，高铁顺利通车，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穿着一袭黑衣跪在父亲墓前忏悔。铁建的遗憾带给观众更多的是感动，而不是忠孝不能两全的痛苦，因为铁建拥有整个家庭的理解与支持，此时的家与国关系被整合进同一序列，家国情怀的背后代价不再只是由个体承担，而是由“个人”转变为“家庭”。这样的转换使电影叙事关系变得复杂，“英雄”主角表面是以个体形象出现，实则是个体、家庭、国家三者的整体，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更加立体。新时代的铁路故事讲述采用家庭与国家相链接的叙事策略，使个体家庭与时代发展、国家前途紧密相连。故事更符合现实与逻辑的统一，并且通过在宏大主题中融入个体情感，实现了对电影艺术本质的复归，影片赋予人的情感以信仰之崇高，赋予人的信仰以情感之美好。作为主旋律铁路电影，《高铁作证》跳出了主旋律电影政治说教、概念化的窠臼，在“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指导下，以“家庭”为视点对高铁故事与中国形象建构进行了深入阐发。

结 语

近代民族复兴的开启是艰难的，1876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的短暂出现让中国人有了现代性体验，铁路是中西文明碰撞后给人们带来阵痛的表征；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火车铁路承载着国人对现代性体验的既憧憬又焦虑复杂的情感意绪；21世纪以来，高铁以其力量、动感和速度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自信力的源泉。从殖民武器到强国之器，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火车铁路的百年象征符号的转变恰好是追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的写照。铁路也是国家实力的彰显，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向世界充分展现了中国现代化的速度以及大国风范。可以说，铁路的速度追求助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高铁作为被世界认同的“中国符号”，是中国形象、中国速度的象征，通过高铁故事书写中国精神，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