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8日，宋云彬（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处长）跟当时许多民主人士一起北上了。这些人中，文化教育界比较有名的有叶圣陶、傅彬然等人。围绕着叶圣陶，形成了一个文化教育领域的“智库”。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编课本的人。透过宋云彬的日记，可以看到他们参与新中国课本建设的情况。

群星璀璨，齐聚北平

1949年3月18日，走了20天的叶圣陶等人抵北平东站。4月8日的一餐晚饭，对新中国课本教材的编写有着重要意义。据宋云彬的日记记录，“晚六时陆定一、周扬等人请客，在北京饭店。余准时至，则圣陶、彬然等已先在座矣。陆等请客，为商谈如何组织教科书编审机构事，故凡准备参加此机构者皆被邀。商定机构名称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暫隶华北人民政府。叶圣陶为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副之”。

4月15日，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委员会分国文、史地、自然三组，其中的国文组有叶圣陶（兼）、孙起孟、孟超和宋云彬四人，每周开会一次，宋云彬为召集人。

在叶圣陶的感召下，1949年6月15日“蒋仲仁自香港来”;7月13日“朱文叔、叶至美自上海来。文叔参加本会工作”……此后又有多人相继加入。这些人虽不居科研前沿，却可以招致各领域最顶尖的人才来参与课本编写。1949年5月24日，“魏建功约定明天来，商讨高小国语课本”;8月27日，“下午一时半顾颉刚来”;8月30日，“北大教师赵西陆、清华教师王瑶，上午来会，商讨‘大一国文’编纂事”;1950年2月8日，“下午二时半魏建功、游国恩、赵世陆、周祖谟来，共同商讨高中国文编辑事”……这些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最为顶尖的语言研究学者。

对文字的敬畏

体现在教科书编审里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编审课本既是宋云彬等人的工作，同时也是生活，而他们对于文字的敬畏和率真的性情，则完整地体现在了教科书编审里。

1949年8月18日，“看《初中中国近代史》下册稿，不特辞句不通，且凌乱无次序，原欲稍加修改，用作教本，今若此，只得敬谢不敏矣”;而第二天，“审阅新华书店出版之《中等国文》第三册，选有文章两篇，均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语意亦不连贯”;1950年2月11日，“审阅新华书店《初中国文》第六册，谬误百出，简直不成东西，非常愤慨”。

叶圣陶和宋云彬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生气之余，“圣陶拟订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有一项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得的当，才能表达得的当。’”叶圣陶的话确有道理，以至于宋云彬大加感叹，“至哉言乎！圣陶殆有为而发欤？”

叶、宋等人如此要求自己，同样也如此要求后来参加的一些新人。1950年3月13日日记，“一组里能真正作编辑工作者，除余外只仲仁、文叔，而文叔兼第四处工作，不能专心修改课文，奈何奈何”;宋云彬在6月21日向叶圣陶建言，“我处宜添聘一文字通顺，能专事修改原稿者。以此意告之圣陶，圣陶亦以为然，其奈不易物色何”。

远去了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见

宋云彬是1949年到出版总署的，虽然职位不高，不过这没有影响他对领导发表不同的看法。1950年2月7日“下午二时赴总署出席局务会议。某领导以编辑中学教本为极简单容易之事，余反唇相讥，谓编教科书与编《东方杂志》不同，君但知编杂志耳，对于编教科书固不了了也”。

宋云彬当然不只是批评别人，除了他一直敬仰的叶圣陶之外，新加入的课本编审者也不乏敬佩的人，其中最有名者为王泗原。宋云彬在1950年5月16日、7月25日、8月9日数次提到王泗原，并在8月9日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教育部王泗原送还《语文课本》第二册原稿，校阅极仔细，可佩可佩”。

为了编写教科书，宋云彬得了严重的腰痛。1950年11月30日这一天，“腰痛已愈十之七八，准时到社办公。与圣陶商定编审、编辑、助理编辑及练习编辑名单”。12月7日，“《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稿今日发排”，课本终于阶段性地完成了。

翻开那些泛黄的几十年前的老课本，上面“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胡墨林……”等一个个已经远去了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辨。而打开宋云彬的日记，他们的形象则仍是那么生动鲜活，是他们，让教材与新中国一起走来……

（摘自《中华读书报》 李云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