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贯》是由浙江昆苏剧团整理改编的昆曲剧目。戏剧梗概是明代无锡赌徒娄阿鼠盗财时杀死事主尤葫芦，县令过于执错将凶手定为尤葫芦之女苏戍娟与书生熊友兰。监斩时，苏州知府况钟发现有疑，经过重新调查，最终抓获真凶娄阿鼠，平反了冤狱。

《十五貫》开始受到公安司法系统的关注，可以从1956年春在上海演出时说起。黄源（时任中共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领导改编了《十五贯》剧本）在昆剧《十五贯》剧本的再版后记中回忆了这段往事：

在上海初演时，《十五贯》立即引起华东局魏东伯同志和上海市委陈丕显同志以及在上海视察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关切。他们组织了全市区委以上的干部进行观摩，并将这个戏推荐给全市的公安人员。随后，浙江昆苏剧团回杭州做进京演出准备期间，黄源又决定在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当晚，为大会公演《十五贯》。演出气氛紧张热烈，根据黄源的回忆，闭幕时省委书记的夫人、担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吴仲廉站出来，高呼：“这是一场难得的好戏，特别对公检法的同志，都应该看一看。”

据统计，1956年5月2日至11日的10天当中，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中央政法学校等政法部门包场观看《十五贯》7场，共约13200人次观看演出。

1956年5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紫光阁座谈会的讲话中说：这个戏，公安人员看后感动极了。

1956年5月23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姜大陶的署名文章《从司法工作角度看昆剧“十五贯”》，文章的最后指出：昆曲《十五贯》教育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司法工作者。今天我们的司法制度是保护人民政权和人民利益的，这与封建时代的司法制度迥然不同。旧衙门审理案件，草菅人命、株连好人是常事，在我们的社会里则绝不能容许这类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必须坚决防止司法工作中任何主观片面、粗枝大叶的现象，不断发扬我们司法工作一贯提倡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就这个意义说，《十五贯》这出戏正是我们司法工作者所应上的许多课程当中生动而实际的一课。

《文艺报》1956年第11期发表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的文章《“十五贯”给我们的启发》：近来我们在提醒审判同志注意时，常常的这样说：“千万别唱了‘十五贯！’”文章指出，看了《十五贯》后，就要针对过于执的错误，对“无罪假定”和“律师制度”的建立健全，“采取积极的态度”;要更加重视法院组织法例规定的死刑复核制度;把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的工作方法在还未颁布的诉讼程序里明确地规定出来。

由北京市前门区人民法院院长李更撰写的《两种不同的审判作风》中说，自己聚精会神看了四次戏，举出了其本人1952年末参与研究的一起“强奸堕胎和预谋杀人”案件，办案人员也“患着过于执式的主观唯心主义病症”，差点造成冤案的教训。

一出反映封建时代生活的历史剧，引发了公安司法工作者对于现实工作的思考，可以说是一出戏引发了全国公安司法战线的一场讨论。在刚刚成立七年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如何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等还都是新生事物，但又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回避，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重大课题，昆剧《十五贯》成为深入思考这一系列工作的撬动杆，既是偶然，也有必然。

（摘自《百年潮》 张一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