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达地区的村社教育实证研究

2022-06-21潘墨涛

理论探索 2022年3期

〔摘要〕村社教育是中国教育强国、教育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教育事业。以基层村社与社会组织合作发起为肇始，围绕提高村社居民情操、素质、人生体味为核心，广东省佛山市HL社区大学项目历经六年的运行发展，呈现出社会参与村社教育事业的趋势。同时，也呈现出值得研究的问题，即社会组织与村社合作运营村社教育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一种非健康的发展状况。为走出这种低水平均衡陷阱，村社教育应当尝试“五个提升”，即建构内部科学的制度性提升，尝试必要的市场化机制的合理性提升，寻找专业领域教育可能的专业性提升，寻找多种模式试错与多元合作可能的多元性提升，强化社会组织政治责任并获得政治资源的政治性提升。

〔关键词〕村社教育，HL社区，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2）03-0078-08

〔收稿日期〕2022-03-12

〔作者简介〕潘墨涛（1986- ），男，山西太原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精益政府。

习近平强调，要“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1〕。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包括“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中国教育现代化要“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扩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快发展城乡社区老年教育，推动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 。〔2〕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要求“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并“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村社教育①作为国家教育强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教育事业，作为全民终身学习、提升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领域，作为传统“社学”“义学”②的重要传承，在中国教育发展结构中却长期处于边缘地带，是中国教育事业的明显短板。因此，围绕村社教育事业，重新关注与加大资源投入，在国家大力推进教育公平改革的背景下，调研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在此间的作用以及可持续性困境问题是本文的焦点。

一、村社教育的定义及相关政策

“社区教育”（Community Education）的概念由约翰·杜威在20世纪初提出，此后在密歇根州，各种学校开始进行为社区服务的实验，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定义的“社区教育”，是指在社区中利用、开发各种教育资源，以社区全体成员为教育对象，开展旨在提高成员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成员全面发展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活动的总和。晏阳初致力于平民教育70余年，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人，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3〕322;从“民智”“民生”“民德”三方面施以教育，“平民教育是养成有知识、有生产力和公德心的整个人”〔4〕52。在投身村社教育事业的主体中，除了政府公共部门、市场营利性组织之外，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也是必须动员的力量。莱斯特·萨拉蒙将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视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沃尔夫·托马斯将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定义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具有公共服务的使命，必须在政府备案，并接受相关法令规章的约束;必须是一个非营利或慈善的机构，且经营必须排除私人利益或财务的获得。其經营所得享有免除政府税收的优待，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享有法律上的特别地位，其捐助或赞助者的捐款列入免税的范围。因此，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社会使命、职责即利用最广泛的社会资源、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自主推进公益性的项目实施。因而，在村社教育中社会组织职责的核心就是把村社教育社会成本降至最低，提供尽可能接地气、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探究作为社会组织负责运营的村社教育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即探讨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地履行使命，整合供其自身持续发展的资源，以及形成资源获得与服务供给的良性循环。从农村农民教育到城市社区教育，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参与过程中面临怎样的窘境？各方利益在尚未达成均衡点的情况下，村社教育如何转向？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如何整合各方社会资源，满足各方需求以吸引社会各方主体参与，进而使得其能够长期服务于村社教育？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话题。

与传统“社学”“义学”的“统合型”教育不同，在当前政策分类逻辑下，村社教育并未作为单独门类进行政策设计。在中央政府政策方面，对村社教育的政策安排始终是在“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框架之内的。200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2003〕19号）要求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在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方面对农村进行教育资源倾斜，在教育救助、乡村教师人事制度等制度方面和远程教育等技术方面进行改革。除此之外，围绕加强农村教育工作要求，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意见和通知，如《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国办发〔2012〕48号）等。除“乡村振兴战略”专门文件之外，近年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等政策文本中，农村教育被置于“乡村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工作框架内，但表述中依然以“义务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等类型为逻辑，并未突出农村（村社）教育的特殊性。从中央政府部门来看，教育部对于村社教育的政策设计以“农村教育”为核心词，2002年至2012年间，围绕中央政府加强农村教育的要求，独立或联合其他部门发布了《关于继续做好农村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财〔2001〕35号）、《关于做好为农村高中培养教育硕士师资工作的通知》（教师函〔2004〕1号）、《关于大力推进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的意见》（教人〔2006〕2号）。近年来，围绕国家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教育部在各种相关政策设计中均提到农村教育、农民教育发展的意见方案，但在现有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框架下并不突出。2021年9月，教育部发布《关于举办2021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1〕20号），明确指出“职工教育培训、农民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作为终身学习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这种政策转向为村社教育提供了具体的政策依据，也许将会成为村社教育事业转机的开始。

根据涉及村社教育政策体系方面的简单分析，可知中国村社基层教育面临着一些问题。首先，整体上看，村社教育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专项资源供给也相应稀缺。顶层设计的欠缺，导致基层村社教育直接资源配置的不足，进而缺乏引入相关人才资源的激励。其次，政策方面并未将村社教育单列一类进行设计，虽然符合政策类型学逻辑，但由于国家整体忽视情操教育的意义，因此对村社教育的理解显得“庸俗化”。最后，政策未能充分调动除基层政府以外各主体参与村社教育的积极性，尤其是对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动员不足，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村社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一环，是以“一次分配”“二次分配”还是以“三次分配”的逻辑加以推进的，具体思路尚不明确。目前，在降低“一次分配”（市场）领域教育事业的比重之后，基层政府责任和资源难以进一步调动，使之配置于村社教育。在此情况下，“三次分配”逻辑下社会组织的作用就愈发突出了。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广东在社会参与村社教育方面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集中在：作为自发探索的教育服务供给，社会参与村社教育在发达地区兴起的环境与背景如何？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项目从发起到逐渐走向平淡，最终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是哪些非可持续性因素使然？对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如何调整项目方向以适应村社教育的低水平现状？最后，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未来在哪里？

二、广东省佛山市HL社区大学项目案例深描

HL社区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常住人口8349人，流动人口16075人，60岁以上2500多人。HL社区大学2015年11月13日挂牌成立，由HL社区营造协会主办并出资，由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顺德中道改革研究所（下文简称ZD）承办，旨在提供教育、文化资源以服务于社区公众，校址选在HL雪圃学校③。HL社区大学的宗旨是向村社基层社会提供不同于义务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情操教育服务，课程设置虽然包括具体技能的传授（如书法、尤克里里教学），但依然内含着审美的培育。HL社区大学项目具有分析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相关问题的典型性，即案例项目由社会组织主办，相关方涉及社区居民、基层居委会、政府部门、其他教育组织等诸多主体，项目运行模式有一定的创新性和代表性。

对于HL社区大学的长期田野调查始于2017年12月，直至2021年11月结束，前后分三个阶段（见图1），共进行了10次调查，扎根村社时间约50余天。第一阶段，进入田野，开始观察，发掘和验证可研究、有价值的问题。第二阶段，展开专项调查研究。三位调研人员分两批进入田野，其中一位于2018年7月28日至8月15日在HL社区独立进行初步访谈并建构文本，另外两位于2018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扎根HL社区进行研究调查。具体研究路径为：调查者b主要对HL社区大学项目核心成员A先生和B女士进行了访谈，并通过二位介绍对HL社区其他多个涉及村社教育的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调查者a与c同时进行调研，按照自然主义研究范式和三角验证法则，分别对A先生和B女士进行了访谈，并由二位核心人员的介绍进一步分别沿着两条线索（图1中箭头指向即访谈顺序路线）进行调研，搜集相关信息，形成质性文本。同时，分别对HL社区大学进行了社区自由走访，对不同人群就社区大学项目进行访谈。以上三位调查者共访谈29人，形成访谈文本30份（其中A先生由于结果验证需要，做了回访）。在充分访谈基础上，研究人员发现在最后5到6人的訪谈中基本没有获得新的信息，因此关闭了访谈的“大门”。第三阶段，持续性回访调查，对课题组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不断验证，如：2019年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研究团队通过线上访谈和资料搜集，获得相关访谈资料13份，进一步观察HL社区大学的转型与运行状态;2021年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后，研究团队于2021年7月和10月就HL社区大学项目运行情况和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门回访，基本掌握了六年来项目运行的整体情况，为验证理论假设积累了充足证据。

其一，对ZD社会组织相关人员的访谈。五位受访者均认可社区大学项目的价值，力证ZD在运营做事方面的踏实认真，社区在场所、人力、资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以及政府部门对村社教育实践的重视认可。总体上讲，ZD领导者和管理者对HL社区大学项目可持续性因素、不可持续性因素的认知一致。90后职员重点指出了对组织管理的不适，看到了课程持续性不足造成的受众外流。ZD负责人也关注到了ZD组织本身制度的缺陷，这是自我认知能力的体现。

其二，对社区大学项目受众的访谈。社区大学项目始于村社部分社会成员的教育需求，但在运行过程中逐渐遇到了一些不可持续性的问题。对于可持续性，基本集中于村社社会本身对情操教育的真实需求，同时对ZD负责人课堂讲授内容的偏爱、社区大学教学的丰富内容等。而至于不可持续性，则呈现多元化的问题和建议，可以看作项目未来发展改进的“任务书”。

其三，对政府相关部门人员的访谈。政府部门和教育事业单位基本认同发达地区对村社教育的需求，同时也证实了在规则内对社区大学项目所给予的一定支持。不过，职业教育学院虽然负责村社教育事业，但与社区大学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也极为有限，而就是仅有的财政资源，作为项目而非法人的HL社区大学，从现有规章制度方面得到政府“公对公”支持的“入口”也不存在，以项目形式举办社区大学的创新模式在初创阶段也必然会对已有制度造成冲击。顺德区各基层村社教育“百花齐放”，但制度创新难以跟上社会创新的步伐，在当前制度规定面前，不同探索试错注定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所以，事业开启时找到“捷径”，那么在事业起步后其可持续性肯定会受到影响，对于社区大学项目本身而言，这也算“天平的两端”，享受了新模式的效率优势，就必然会遇到相应的沟通不畅的劣势。因此，只作为项目而产生的社区大学没有申请相关经费的渠道，ZD作为承办方必须不断为此项目寻找资源，这也是应然的义务，具有公平性和合理性。

其四，对HL居委会的访谈。教育与经济发展呈现相互建构的关系。由于村居基层教育存在问题，尤其是情操教育方面严重不足，已经出现因此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现象，访谈中也屡屡感受到一些村社群众“数典忘祖”的情况。而正是这个原因，HL居委会领导开始思考基层教化的问题，认为知识技能传授已经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成熟的基层社会需要成熟的集体人生观和更高层次的审美情趣，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期望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对于项目运行中存在的困境，居委会同样认为资源问题是关键。

其五，对其他相关社会教育组织的访谈。近年来，HL社区在社会组织、协会培育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目前，HL社区内的相关教育类协会社会组织的日常经费，基本都来源于社区本身，通过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进行沟通引导协会发展，通过社区营造协会助力各个社会组织发展。HL社区大学项目也是如此，在HL社区居委会大力支持下，由社区营造协会助力、ZD承办。不过，这种模式也带来了难以复制的问题，而由于社区大学与其他教育类社会组织的关系比较清晰，相互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受众竞争关系。社区大学项目由于发展历史不长，专业性不足，在竞争关系中处于弱势，相互合作关系基本没有建立。

其六，对社区的走访。对于社区大学项目运营的情况，社区的基本认知如下：有经济支撑的、身体健康的人才会选择参与社区大学，这是基本的要件;居委会领导的支持是社区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项目不可复制;祖孙三代的家庭，代际间基本只有祖、孙两代人参与过社区大学课程，中间代际的父母中年一代则忙于生计，无暇参与;外来人口融入社区需要时间，这些外来人口多为打工人员，工作忙碌无暇参与，更由于社区大学课程参与者多为老年人且课程有很多电影赏析，所以外来群体均以为其是一个“老年大学”;以情操教育为核心的村社教育涉及根本上的开启民智，对于社会治理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这也是这方面顶层设计缺乏的原因。

其七，相关非技术文本的分析④。课题组统计了HL社区大学所有课程的设置情况（至2018年6月15日）。通过对课程内容设置的两步开放式编码⑤可见，知能养成课程更为丰富，文化活动课程更为单一（见图2）。从跟进观察2019年至调研结束时的情况来看，HL社区大学的课程听众人数逐步下降，听众人员基本固定⑥。其中，退休老年人占极大成分，课程内容也更偏向于“知能养成”，加之受2020年疫情影响，社区大学运营发展已遇到严重瓶颈。

其八，回访所得信息。首先，社区大学运营仅可维持现状，力求发展则远远不足。社会与市场对村社教育的参与意愿依然不足，村社教育不涉及短期收益的同时，长期收益的分配也无法保证。同时，涉及一村一社的教育工作无法更高效地取得绩效，因此政府部门持续投入的意愿不足。其次，无论是ZD社会组织，还是HL社区成员，对社区大学均存在“审美疲劳”，“熵”的作用逐渐放大，社区成员受教育意愿在下降。最后，对于资源支持方面，ZD社会组织作出了多方尝试，维持项目基本运营问题不大，但未来发展方向依然迷茫。

总之，弱势的组织、弱势的项目、弱势的参与受众，共同描绘出HL社区大学项目的整体印象。社区大学项目作为社区教育的一种尝试，普遍被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公共部门“边缘化”，而教育作为不能立刻产生收益的公共产品供给，对村居基层的社会（社区）整合功能又不能忽视。弱势的组织、弱势的项目和弱势的参与受众共同组成了当前基层社区教育的普遍图景，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社区教育的持续性发展。可以说，资源的缺乏卡着项目发展的脖子。

三、村社教育孕育条件及深层问题探析

“质性研究常常是探索性的，它更多的是提出假设而不是验证假设。”〔5〕28因此，本研究从自然主义研究范式出发并基于实证的概念和编码，作出以下几方面探析：

（一）“供给与需求相互拉动”：村社教育项目的孕育条件

一般而言，可以从大的方面将教育分为三类，即情操教育、人文通识教育和实用技能教育。对于一个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地区来说，社会对于实用技能教育的主动性需求更高;对于一个经济发达地区来说，人文通识教育的主动性需求便会凸显出来;而那些与更高层次教育相关的情操教育，社会需求并不明显，需要主动供给加以激发。

具体而言，一方面，村社教育、情操教育的需求拉动了相关供给。无论村社基层社会教化水平如何掣肘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社会对情操教育的需求总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有钱有闲”群体中，对这种教育的需求规模是庞大的。也正是看到了这样的需求，村社基层组织对此进行投入才会获得民众支持。此外，“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6〕41。这种追求“向里用力”的人生，外显为一种对教化启蒙的需求，尤其是对情操教育、人生反思的向往，弥补了弱秩序环境的不足，从根本上来说也拉动了教育服务的供给。

另一方面，村社教育、情操教育的供给也拉动了相关需求。对于非“有钱有闲”群体的居民来说，其受情操教育的需求需要榜样的带动和公共供给来创造，毕竟与实用技能教育不同，类似传统“士人教育”的情操教育，社会的主动需求并不明显。同时，教育需求是一种心理紧张状态，这种需求并非影响生存的低層次需求，它既源自于一种对人与人之间技能、教养“分化”的担忧，又源自于对高雅气质的模仿。所以，教育需求除了本身的生发之外，也是被社会创造出来的，是内在和外在压力下形成的内心紧张。从这个意义上讲，讨论村社教育需求，应当重视社会创造需求的能力，依靠主动的教育供给、社会的压力刺激和风尚的影响，来拉动教育需求的产生与持续。

情操、人生价值与审美，此类情操教育的供给不太可能出现于经济欠发达的落后地区，只能兴起于发达地区。从实际调查的情况来看，随着经济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有钱有闲”群体，对教育的需求便逐渐从实用技能教育向情操教育靠拢。

（二）“多重矛盾制约”：村社教育项目的困境因果

本研究对其他非技术性文本中显现的可持续性因素和不可持续性因素进一步编码，以便直观呈现整体分析的结果。科学方法告诉我们，“不是存在单一的客观现实，而是调查者必须意识到的多重现实。拓展性的调查引向对不同现实的良好意识，而不是向单一现实的收敛”〔7〕9。因此，重要因素的凝练和其他因素的得出，即可以达到研究设计的初衷。“需求、领导体制、专门机构、队伍、学习资源、信息化、社会化等因素是影响现代社区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8〕本文从案例实证角度对此进行了证明，并抽象出可持续性因素和不可持续性因素编码，其中几个重点为：“课程设置问题”，涉及课程没有持续性、缺乏常态化、内容少受众不满意内容多又分散受众等问题;“影响参与度的多元因素”，涉及工作时间、家庭环境、长者心智等因素;“熵”则是指项目新鲜感、吸引力随时间推移逐步降低的问题;“中性因素”则是对可持续性、不可持续性都有影响的因素，本研究进行了摘除。基于文本的因素分析是永远开放的体系，在本研究中并不探讨影响项目可持续性的任何个人因素，以保证研究的合理限域。

案例中社会组织参与村社教育面临着多重矛盾窘境，是指社会组织运营村社教育项目，虽然项目管理和课程管理存在一定优势，但囿于组织和项目的性质，以及自身管理的不完善、不规范，存在着极大的内部风险;虽然村社教育项目本身被外部各主体高度认可，但并未获得各方的实质性支持，仅依赖于基层政府的基本财政支出，导致项目资源不足与项目竞争激烈;虽然社会对村社教育有着实质性需求，项目宣传也声名远扬，但实际上受众参与度较低，单一化问题严重。

面对内外各种影响因素构成的“情境/干预条件”，追求持续性发展的村社教育项目存在着两方面的“行动/互动策略”选择。自生能力方面，需在公益性教育或是合理收费的教育之间作出选择，或是最终达成二者的均衡;外部支持方面，“哪里的教育工作没有权威部门的支持，没有担负这一工作的人以身作则，哪里的教育工作便会毫无成效，从那些从来不力行美德的人口中说出来的佳言隽语就没有人听”〔9〕30。社会组织需在基层村社资源支持或策略性“资源依附”之间作出选择，抑或是在二者间达成均衡。

以下笔者具体讨论自发展经济学引入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尼尔森（Richard R. Nelson）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指的是一种处于收入增长率（dY/Y）和人口增长率（dP/P）曲线交叉点或人均收入的最低水平（S）附近的现象〔10〕。以此理论来解释案例中村社教育的现状，笔者发现不同的“不可持续性因素”相互交织，不断压缩着社会组织运营村社教育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空间，前路不断变窄，无论采取怎样的策略选择，最终均会形成一种可持续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对此，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低水平均衡”：一方面，这并不是村社教育事业发展的理想状态，“非健康性”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不会激励社会组织进一步投入村社教育事业，反而会伤害社会组织参与的积极性，使其止步于“教育实验”。村社教育事业的高度竞争环境与低水平公共资源投入导致单位社会组织的低收入增长，降低了从事村社教育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这有可能是一种必然的状态，即就单一村社而言，其村社教育事业必然是存在于社会基层的、资源在村社内部流转的、“小众化”的“低水平均衡”事业，也是最容易复制的事业。而事业单位等市场化、社会化的改革在一段时期内迅速增大了社会组织数量的增长，体现出一种非正常、不可持续的“社会活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单一项目本身的发展情况，而主要在于社会组织参与其中的持续性激励程度。

四、对策讨论：村社教育的未来提升

从HL社区大学项目六年来发展变化情况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村社教育发展水平依然较低，而其他经济落后地区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资源更加稀缺。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项目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ZD社会组织也开始了新的尝试以维持项目的可持续性，项目整体呈现出五个方面的“提升”。

（一）“制度性”的提升：科学管理与制度建设

组织制度的设计完善，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前提，而不是发展后的成果。微型的社会组织需要管理制度化，尤其是在发展过程中，完善的制度将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推动力。这些制度主要涉及组织人事、财务管理、项目运营等内部管理的方方面面。比如村社教育中的人事制度，聘用本村社人员从事项目运营工作是符合逻辑的，管理者对聘用者的培训、引导都需要制度性的安排，并为其提供更大的个人成长空间。唯有加强制度化推进，项目的一些不可持续性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所以，社会组织制度研究和培训是未来的热点，鼓励并培育社会组织进行与制度相关的知识学习，这是政府应当考虑的问题。

（二）“合理性”的提升：探讨理性与情怀的平衡

合理性涉及方方面面，总体来讲体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教育服务内容的合理性。村社教育服务持续化、常态化的核心变量还是受教育居民的需求，围绕需求设计教育内容和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项目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是项目运营的合理性，即以“适当的收费教育”代替“完全公益性教育”，从而获得政府之外的资源支持。私人非营利性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来向公众提供服务，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公众收取服务费，从而降低政府所投入的总成本，减少政府的成本分摊〔11〕。所以，鼓励社会组织围绕多元化社会需求的服务探索，并研究不同行业服务收费标准体系的建设，也应提上日程。

（三）“专业性”的提升：“精耕细作”以创造竞争优势

访谈中屡次听到ZD组织人員向往其他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做事方法、模式。他们说，“人家真的是专业，我们只是搞活动”（访谈编号B181001）。可见，HL社区大学项目甚至是村社教育整体状态都缺乏一定程度的“专业性”，必须在项目内容、人员配置等方面全方位推进专业化。在经历了几年探索试错之后，ZD已经决定将社区大学项目的未来办学推向专业化，即围绕自身资源优势，将未来办学重点放在党建教育、长者教育、亲子教育三方面。具体来说，“所谓转型就是明确定位，第一是基层党校;第二，为长者服务，办类似老年大学;第三，向亲子开放，办成类似家长学校”（访谈编码：A181001）。这种推进专业化的探索是必由之路，也是其他涉足基层村社教育的社会组织寻求发展方向的重要经验。

（四）“多元性”的转向：创新试错并超越模式之争

寻求成功模式加以推广的路径很重要，但多元试错始终是基层村社教育必经的探索之路。首先，模式的形成和可推广性的论证需要做大量工作，追求可复制性不如转向多元性。同时多元性也强调重视多元合作，在发展进程的博弈中寻求均衡，求得共赢的最大公约数。其次，多元性的转向实质上是寻求多元受众的认同和参与，虽然讨论的是如何吸引不同代际人群参与同一堂课，但可以设置不同的课程针对不同代际人群受众，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最后，传统社学与其他社会交往活动是相互嵌入的，社学的教育资源同时也发挥着社区其他实际功能。如明清时期地方基层社学既作为乡规民约宣讲场所，也作为贮藏粮食的社仓。所以，思考村社教育资源的多元性用途，从合作者、受众到公共资源的节约运用寻求多元化，提高社会活动的吸引力，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问题出发，可以避免无意义的村社教育模式争论。

（五）“政治性”的提升：社会组织政治责任与资源获取

通过地方基层教育来强化社会控制的做法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由地方官员、政治组织来实施农村教育，强化社会团结与制度规则意识，是这种路径的通常选择。村社教育的“政治性”提升，就是一种依靠政治资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村社教育一方面可以承担政治性的基层宣教任务，整合民意并提供与政治权力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可以辅助政治权力履行政治责任。比如村社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等可持续性较差的村社教育类别，依靠政治权力、政治资源以保障项目的可持续性是合理的思路，也是政治权力的根本责任。在这方面，社会参与主体的角色会发生变化，对提供资源的政治权力形成合作、协作关系，同时行使项目运营的管理权。总之，“政治性”的提升要求社会组织与政治权力在村社教育的不同方面达成均衡和合力。

“教育首先是维系文化稳定性的神圣工具”〔12〕11。在“村社教育→社会参与→社会整合”这一链条中，社区的社会整合是村社教育的最终价值，社会参与则是实现这一价值的必要条件。“社区教育可以服务于社区治理，也可以作用于社区治理;而社区治理也能够为社区教育提供资源，形成推动效应”〔13〕。虽然社区教育并不是新概念，但多年来学界对社区教育的关注度不高，相关研究成果也颇少。因此，对于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研究仍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深耕。从理论上来讲，本文已从整体上勾勒出完整的案例图景，初步探讨了社会参与村社教育事业所面临的可持续性困境，并指出低水平均衡项目的未来发展与提升方向。

王安石曾言，“所谓教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道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14〕3 。我国发达地区出现的新的村社教育，是一种对传统教育理念、框架、价值的回归。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弥补政府与市场在社区教育关注度方面的不足，体现出明确政府、社会、市场的责任和边界的意义，为以公益、非营利模式推进村社教育蹚出了路子，指出了提升方向。

HL社区大学项目作为村社教育的一种尝试，普遍被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公共部门所“边缘化”，而教育作为不能立刻产生收益的公共产品供给，对村社基层的社会（社区）整合功能又不能忽视，且对于中国政治的积极意义也是举目可见的。中国共产党在其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始终重视农民教育。毛泽东1924年在湖南韶山举办农民夜校，1927年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49年高瞻远瞩地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如今，围绕村社教育，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不断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村社教育有利于推进社会整合，这是由于“教育构成获得信息的前提，信息是公众与政策之间维系关系的基础，由此产生社会和谐和稳定”〔15〕21。村社教育有利于重建社会信任，这是由于“信任重建之道的关键在于‘教’之重建，在今天，或许应该说是教之‘转进性复兴’”，“共同的信仰乃是人际重建信任的关键”。〔16〕42以情操教育为核心的村社教育创新尝试，对于弥合社会裂痕、减轻社会焦虑极有裨益，这一点应当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保护乡村、城市边缘社区与城市之间的差异性，从村社角度重新审视社会的现代性，应当是未来村社教育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注释：

①村社教育即社区教育与农村农民教育，与所谓“平民教育”亦相关。

②明代称“社学”，清代称“义学”。“社学”较“义学”更凸显国家意志性质，由国家支持;“义学”较“社学”更强调地方责任，凸显慈善性质。

③雪圃学校于民国时期由黄埔军校毕业军官所建，后作为洪拳训练基地、舞狮协会活动场所。

④非技术性文本，即包括传记、日记、文档、回忆录、手稿、录音、报告、手册，以及其他可以用作原始资料的材料，或补充访谈和田野观察记录的材料。访谈文本也是一种特殊的非技术性文本。技术性文本，则是指研究报告及具有专業和学科写作特点的学术论文或哲学论文。

⑤两步开放式编码：第一步，从具体课程内容中抽象出“电影赏析”“广绣”“古筝教学”等26个课程编码;第二步，将26个课程编码进一步归类为“文化活动”和“知能养成”两大类编码。

⑥从收集到的课程签到表可以判定“人员基本固定”这一情况，只是无法在文中呈现证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N〕. 人民日报，2020-11-03（01）.

〔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3〕宋恩荣.晏阳初文集〔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4〕晏阳初. 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