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倩

摘 要：本文从选题策划、组稿、辞书编纂、辞书编辑出版等方面系统回顾了《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出版历程，阐述作为编辑如何在当代发扬工匠精神，以工匠精神提升编辑力，以匠人般的执着和坚守打造精品图书。

关键词：编辑力 精品出版 工匠精神

盛世修典，是一个国家文化繁荣的标志。汉语方言纷繁复杂，作为第一部既讲方言又讲方言学的词典，其编纂难度和编辑出版难度可想而知。本文从选题策划、组稿、辞书编纂、辞书编辑出版等方面回顾《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出版历程，阐述如何以工匠精神激励自我，提升编辑力，打造学术精品和出版精品。

一、选题价值的判断力

编辑对于选题价值的专业眼光，首先体现在对选题内容的专业性、权威性的判断上，《汉语方言学大词典》无疑具有突出的社会价值和出版价值。

我国语言资源丰富，地域文化多姿多彩，祖国各地的汉语方言正是中华文化多姿多彩的具体表现和载体。解释、描述汉语方言的面貌，把方言现象和特点公之于世，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了解汉语方言，无疑是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而有意义的一环，也是建立文化自信、加强乡土文化体认的重要桥梁。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类型的方言词典层出不穷、硕果累累，如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2卷本），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5卷本），李荣、张振兴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

在展现、揭示方言面貌之后，要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解释方言现象，必不可少的是掌握汉语方言学科的基本知识。汉语方言学专科辞书，正是基于大力开发汉语方言资源，推动汉语方言研究工作，全面认识汉语方言，普及汉语方言学科知识的需要。《汉语方言学大词典》采用了不同体例，内容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真正成了第一部集汉语方言学学科词典和汉语方言本体现象描述的工具书。

因此本选题具有突出的社会价值和出版价值，其价值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各地汉语方言是由古代汉语发展演变而来，本词典中的54个汉语方言代表点的方言概况、字音和词汇的对照描写，正是一手的汉语方言语料，为揭示汉语历史发展轨迹提供科学的印证。

（2）通过对大量汉语方言特征的发掘和对汉语方言学科研究的梳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语言学的建设，建立符合国情的语言学科理论体系提供重要依据;为方言学科的教学及方言教材的编写提供丰富翔实的方言语料和方言学理论依据，以保证方言教学的质量。

（3）词典中大量的方言事实和方言学研究的成果，可以为与方言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方志学、移民学等众多学科提供生动的案例和相关数据。

（4）为国家制定语言政策，实行汉语规范化和推进社会通用语提供较详尽的方言学依据。

（5）在汉语方言文献、地方文学的解释和研究过程中，发挥桥梁和应用工具的作用，从而为保护和弘扬各地优秀的地方文化尽力。

其次，选题的价值保障还体现在主编的学术权威性和作者团队编撰实力上。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主编是当代著名方言学家詹伯慧教授和张振兴教授，他们一南一北，是汉语方言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两位先生在方言学领域深耕多年，著作等身，具有强大的学术影响力。早在2006年之前，暨南大学方言中心名誉主任詹伯慧教授已经着手筹划这个项目，却因资金缺乏、编纂人员组织困难等种种原因尘封多年。直到2013年，广东教育出版社领导独具慧眼，建议双方合作准备充分的项目陈述材料向相关部门申请支援。暨南大学和广东教育出版社分别向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出版基金进行项目申报。果然选题获得学术界和出版界专家的一致认可，作为“汉语方言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建设”项目成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还入选了201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二、编纂出版的组织力

作為第一部方言学的专科型词典，《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编纂难度可想而知。业内人士也知道这难度之高，仿若蜀道，主编詹伯慧先生、张振兴先生却没有“以手抚膺坐长叹”，大家齐心协力，迎难而上。两位先生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出版社精干的编辑团队也咬紧牙关，励精图治。

出版社和主编共同制定了较为周密的词典编纂流程表和编辑出版程序，即使编写人员遍布全国，虽然项目内容繁杂、历时较长，但在整部词典的编纂过程中，方言学词条内容编纂和方言点字词的收集编排均得以有序组织推进。两位主编和编纂组的专家们多次表示，词典的编纂顺畅推进，出版社编辑团队功不可没。

为了促进项目的有序、高效推进，出版社提供了以下主要保障措施。

1.编纂人员形成层级组织

得益于主编詹伯慧和张振兴共同主持项目。他们在学界积极动员，尽可能地发动了全国各地方言学界老中青研究人员参与词典的编撰。从新疆到海南岛，从云南到福建，国内到海外，二百多名研究人员，同心协作，通过线上线下，默默团结在以詹伯慧和张振兴为主编的编纂团队中。而且这部词典的副主编是时任暨南大学方言中心主任甘于恩教授和“长江学者”山西大学乔全生教授。这些少壮派的方言研究团体是大词典的中坚力量。词典编写成立了编委会和主编组，暨南大学汉语方言中心还专门配备了该项目的专职工作秘书。参与编写的编纂者分成了多个项目小组，各组均有项目负责人，在主编组统一部署下稳步推进工作，包括书稿的收集、逐层审读、处理书稿问题等。

2.利用审稿工作会议落实、协调编纂工作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由出版社牵头召集编写组审稿工作会议，每次会议编辑都做好充分准备，会议目标明确，成果显著，为书稿编写和审稿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良好的指导、沟通、协调、推动作用。

召开的大型审稿工作会议有6次，每次会议由主编审稿组和各编写组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编辑也对出版社的工作进展进行汇报，并针对目前进度提出具体编纂或改进建议。接下来是具体的条目审稿工作，与会人员对收录的书稿条目目录进行梳理，对条目内容和体例进行审阅和研讨，讨论解决存在的相关问题，制定下一阶段各项任务的完成时限及工作流程，最后形成会议决议，供项目组遵照执行。

编辑团队与主编及相关作者的沟通协调会议基本保持每个月召开一次。同时通过网络，与主编及全国各方言组的负责人沟通，加快编写进度，解决书稿编写中的问题。

3.层层把关的编纂及审读方式

编辑团队和主编组明确了书稿分批交稿和分层把关审读的工作方式，分散与集中审读相结合，分批与统一审读相结合。对于条目编写细则、收条规则、范围、样条格式做了明确规定。明确了各项目组负责人制度，要求各项目组对于收上来的书稿进行统稿和初审;成立了不同方言片区审稿委员会，如粤语组、闽语组、西南官话组、吴语组等;再由各审稿委员按不同方言片区对书稿进行交叉复审;最后上交到主编组，由主编组按照样条和辞典体例修改订正条目，在知识性、科学性方面进行统稿把关，并从内容和数量上平衡各方言点的条目。

三、精耕细作的专业编辑力

任何出版物的生产都离不开编辑的劳动，但由于出版物的种类不同，编辑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辞书的编纂和后期的编辑工作量非常大。当编者把方言学词条交到编辑手上时，这些稿件还仅是未经雕琢的“璞玉”。编辑团队必须不畏艰难，精耕细作。

1.不同性质条目的多次初审

由于出版时间有限，大词典的稿件都是陆续交来，陆续审读，上卷词条达10批之多（还不算后来在审稿过程中发现的必须补充的重要条目）。条目按照各方言区及不同的条目性质分类提供，初步审核后，进入审稿程序。经过各分组负责人再提交到审稿组。而下卷的原始稿也是几十个方言点的语言特点概说文件、字音文件和词汇文件，不是表格的对照形式，需要重新设计表格。

作为专业性学术词典，书稿的统稿是一个相当费时费力的事情。编辑小组特别设计了编辑校对的注意事项和体例要求，在编辑和校对的全过程环节进行把关，完善书稿内容。编辑的审稿按方言区和词条性质分成了两关，先初审，条目大部分收齐之后，按音序排列，再次初审。审稿的过程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如一个条目，就可能涉及众多的人物、著作、出处等。不少人物、著作、术语等条目都是在审读的时候发现缺漏，不断更新补充的。同时还需要按照样条和辞典体例修改订正条目，在知识性、科学性方面进行统稿把关，各方言点之间的条目选择需要也在内容和数量上进行平衡。大词典审稿、通读、统稿达10余次之多。

2.笔画索引、音序目录、分类目录的制作和检查

为了方便读者检索词条，大词典设计了音序目录和分类目录，还设计了笔画索引。由于内容的不断调整，这些目录需要不断修改，在书稿定稿之后，还经过了数十次的一一核查，才能保证不出差错。分类目录更是如此，因为不同角度的分类可能需要把条目放在不同类型下面。因此大词典的索引和目录几易其稿，不断核查、修订。

3.不可或缺的专项检查

在稿件通读的同时，编辑又对条目从不同角度分别进行专门检查，发现问题，逐一解决。《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内容庞杂，全书的专项检查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大词典的专项检查近60项之多，下面仅列举几项。

（1）政治性错误专项排查。条目涵盖各地语言学专家和国内外重要语言学著作，这方面的排查工作是为了避免部分人物或著作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或行文中出现政治性内容描述不准确等问题的出现。

（2）历史朝代和地名的核查。主要查核历史朝代的准确性，因为个别公元纪年和朝代纪年出现不一致情况。条目中提及的今地名是否因行政区划变动而应作相应修改或说明;所注今地名是否准确等，如书稿中出现“卓兰”记为“桌兰”的情况。地名与今地名不一致的情况较多出现在方言大区的条目，需对条目内出现的地名在政府官网进行逐一核对。

（3）大条和小条之间内容的统一、前后关照的问题。许多相互有联系的条目，受到編撰者现有资源的限制，存在着条目间内容种种不统一、不对应之处，例如有的大条和小条关于同一个方言分布情况的不一致，人口数量的不一致。

（4）译名检查。查核外国著作外语名称是否合符规范，核查外国著作、人名的汉译是否正确、在不同条目间是否统一。比如人物条“雷却利”，还有另一译名“赖嘉禄”，而该人物在不同条目中有时是“雷却利”，有时是“赖嘉禄”，容易引起读者混乱，需排查并在人名后标注该人物的其他译名。

（5）图片和地图的检查。这方面工作主要包括：检查图片是否符合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的要求;检查图片是否分辨率低、有污渍、有黑边等;检查图片与释文内容是否一致，根除张冠李戴，比如排查过程中有发现著作条《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就误用为《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词典》封面图的情况。由于地图较为敏感，有个别条目引用的地图资料比较陈旧，在排查后，只能删除。

（6）参见系统检查。为方便读者较全面地理解条目所述内容，大词典根据需要设计了参见系统，主要有“见某某条”和“参见某某条”两种，有效避免了书稿条目内容的重复和矛盾问题，使行文简洁。检查时，主要查核各种形式的参见标志是否符合体例规定，能否准确表明参见的性质;本条内容是否确实相对不完整，需要参见其他条目;参见标记所指向的参见对象是否存在，两者的字面形式是否一致，参见页码是否准确;有关条目内容是否确实存在对应关系而可参见;具有对称、从属关系的条目之间是否建立了相互呼应的参见;等等。

（7）国际音标符号检查。本词典使用国际音标进行语音标记，除请语音学专家进行音标的专项排查，编辑团队还做了大量核查工作。词典一般采用通用的标示，对于同一个字或词的多种语音或多种义项也尽量收录，这增加了专项检查的工作量和难度。编辑们一一核对，前后比照，逐字硬抠，排查出不少标注有误或不规范的音标。由于这些符号大多需要造字，在转成PDF文件或下印文件时最容易丢失，这也是编辑需要重点排查的工作。

（8）表格检查。对行文中出现的表格的表名、表头、表体进行专项排查，确保表格与表名相对应、表格与行文内容相符、无表体缺失等。

（9）参考文献检查。由于参考文献的格式多种多样，为保证全书统一，需对格式不一致的参考文献进行统改，统改过程中尤其注意外国文献的引用格式。参考文献中出现的著作名称、作者名称不正确的情况，需一一核实。

四、全流程科学管理以及应急处理的决断力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既是一本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图书，又是体例上要求很严谨的百科型辞书。涉及内容庞杂，编写过程复杂，历经从原始数据采集、处理，语音词汇整理，条目编写，编委审稿、定初稿，编辑审读、加工，校对，排版，修定，通读，专项检查，印制等环节。编辑团队在全流程的管理上需要付出更多心血。

编辑一开始就切入项目，就内容和主编深入沟通，制订了审稿、排版分步走的方案，下卷字音表、词汇表成熟的部分先核音、排版、编辑校对;上卷条目部分内容成熟后交由分区负责人统稿、分区编委会复审、主编组终审，内容分步进入出版社审读、排版，再把书稿返回编写组交叉审稿修改，出版社编辑再次审读修改，再进入编辑、校对环节。书稿400多万字，从初始的原稿，到最终的成稿中间经历了多次更换、修订、重组。

好书多磨，一波三折。2016年7月，原本已经排好版的下卷遭遇了重大挫折。由于下卷的字音表和词汇表部分书稿交稿比较早，部分字词内容参考了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词典》42卷，以为内容比较成熟，先行进入了编校排版。但编辑在审稿中发现42卷本的各卷选择的常用字词不一致，如代表A地的某词典收录了A地某些常用字和词，但代表B地的某词典又收录了B地另一些常用字和词，与A地无法比对。我们的词典采用对照表的方式，如果仅参考这些词典内容，表格中可能出现很多缺漏，且无法比对。要使表格相对完整，需要重新找这些方言点的作者补充内容，然后再需要手动把字音和词语录入，因为书稿全部已经排版，等于要从头开始录入，重新进行编校。更令人头疼的是，这个时候还发现字音表和词汇表的表头设计也有问题，需要重新调整顺序，这是一个重新搭建大厦的过程。这个时候我们犹豫了，改还是不改？一切推倒重来，时间上非常紧迫，还可能有新的错误，排版那边也存在技术困难。但如果不改，将出现基础性的一些问题，还可能会被学界诟病。经过多次会议讨论，与詹先生和张先生两位主编磋商，又与排版部进行沟通，研究对策。这时“以一份匠心，做一本好书”的信念激励着我们，即使再难，也要迎难而上。受詹先生和张先生委托，刘村汉教授从广西专程过来，和我们并肩作战。我们把原来的书稿每个字音、每个方言词全部编号，打印，逐条手动剪下，按新的表头和顺序粘贴，再逐页核查，补充新的字音、词语，最后排出了一份新的字音表和词汇表初稿。编辑们再重新审读、编辑、校对……

历经多次的内容推倒、补充、修订、核查、核校，大词典终于显出了它的美丽面貌，形成了最终的样子：大词典上、下两卷，合计465万字。上卷以条目的形式出现，包括人物条、著作条、方言条、术语条等，合计近3000个条目，为百科词典的体例，内容包括汉语方言学学科方方面面;下卷选取54个方言点，包括概说、字音对照表、词汇对照表，对方言点的现象进行比照。

2017年9月，在大词典新书发布会上，时任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刘丹青教授评价：“《汉语方言学大词典》是一座由老中青三代学人共同筑就的学术丰碑，规模空前，内容丰富，其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将随着岁月的流逝得以彰显。”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出版后获得多项荣誉：2018年国家出版基金评审特别优秀奖、2018年第五届全国优秀图书审读报告优秀奖、2019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9年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2020年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21年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正式奖。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默默耕耘，终有所获。众多的奖项是对《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的高度认可，是对出版社编辑团队付出的心血和执着精神的鼓励和认可，更是对学术之树长青的方言学专家们最好的致敬。

参考文献：

[1]詹伯慧.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与汉语方言学科建设[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9）.

[2]刘丹青.汉语方言学史上的又一座丰碑[J].学术研究，2018（1）.

[3]张振兴.鸿篇巨著，助力汉语方言学科的蓬勃发展[M].//南方语言学（第15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

[4]詹伯慧，张振兴.汉语方言学大词典[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

（作者单位系廣东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