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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2022-06-21王首斌张贤

出版参考 2022年4期
关键词:走出去热点

王首斌 张贤

摘 要:本文选取近25年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国内权威研究成果,从文献内部特征、外部特征分析中国出版业的研究热点,进一步指出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的趋势,提出加强政策统一规划,加强出版新技术融合研究,加强中国出版走出去本土化能力研究,加强新媒体版权贸易人才建设研究等趋势。

关键词:中国出版 走出去 CiteSpace 热点

“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政策、资源、平台和标准对接”,中国出版业在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出版学学科日趋完善,许多学者和团队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做了理论探讨,形成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指导出版业在国家政策引导下进行走出去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本文借助可视化工具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进行客观描述和分析,梳理1996-2021年国内学者和科研团队对于中国出版走出去25年的研究成果,可以清晰地展现行业的发展脉络,把握研究热点和趋势,为新时代中国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思路。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NKI收录的核心期刊数据库,涵盖1996年至2021年的25年间关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北大核心期刊及CSSCI期刊论文。检索主题为“出版and走出去or版权输出”及“‘一带一路’and出版”。经检索,初始样本量为1263篇,对检索的期刊剔除会议通知、专栏通知、新闻通知等内容,将文献进行人工降重后,共有可研究文献1107篇。因海外文献数据库大多探讨出版集团国际化的市场策略和案例,遂本文样本集中于国内的权威文献,其结果更具有研究价值。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软件(5.8.R3版)应用主要集中在图书馆与档案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近些年逐渐被应用到更多学科的研究中。该软件能够进行关键词共现、共被引、相关文献耦合等分析。本文采用文本挖掘可视化技术,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筛选数据、绘制图表等方法,对1996—2021年间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进行系统化梳理与可视化分析,并生成相关网络知识图谱,从年度发文量、载文期刊、研究机构和作者分布等维度来识别研究文献的外部特征,通过主题词共现网络分析、聚类分析、突現分析等功能来挖掘研究重点与主题分布等文献的内部特征,进而识别和判断研究热点和趋势,以总结和探索、展望未来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提供现实策略。

二、文献外部特征

(一)年度发文量分析

经统计显示(见图1),2003年前关于中国出版走出去相关研究成果较少,都在10篇以内。2003年由于中国新闻出版业正式提出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出版社转企改制开始实行,相关议题的独立研究有了显著的增长,2007年达到了第一次研究的高潮。2009年之后,相关研究稳步增长,呈现高度关注趋势。2013年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进一步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到2014年发文量陡增,并于2019年达到一个新高潮。2020年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出版走出去发文量有所下降。

(二)研究力量分布

1.载文期刊分析

对论文发表期刊统计结果显示,自1996年以来,关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前10位期刊主要包括《出版广角》《中国出版》《科技与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等,这些期刊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的主要发文期刊。其中,《出版广角》篇数为182篇(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其次为《中国出版》(138篇)及《科技与出版》(83篇)。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研究视角和热点主要集中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从翻译学和跨文化层面的探讨较少。

2.研究机构分析

研究机构的主体特征表现为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为主导,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河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院校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主体,同各大院校出版社合作进行出版走出去研究。

发文量排名前三的分别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32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8篇)、浙江工商大学(14篇)、“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14篇)及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14篇),体现了我国出版走出去研究是以科研院校——出版社合作的模式为主体,以国家社科基金为支撑体系的研究模式。

从院校层次观察,浙江工商大学、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是国内出版学科的主要院校,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也在出版走出去研究领域做出了主要贡献。

在机构共现图中,国内最具代表性的版权代理机构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也为相关研究做出贡献,科研与版贸齐头并进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翻译版权代理公司之一,其主要研究重点是海外出版环境、出版社国际化经营策略及读者习惯。

3.作者分析

通过SATI统计得出共有36位作者为候选核心作者,共发文175篇。发文量依次为戚德祥(14)、张志强(13)、何明星(8)、范军(8)、柳斌杰(7)、聂震宁(6)、裴永刚(6)、刘华初(5)、王珺(5)等。以上作者专门从事出版研究几十年,为中国出版事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刘晓晔、赵树旺、叶新等都在各自领域如少儿读物走出去、“一带一路”出版合作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通过查看团队研究文量的侧重,戚德祥教授团队主要从传播学视角对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探讨,以引领和推动国际传播实践。[1]柳斌杰—王珺团队高屋建瓴,从版权输出的实效性出发,为减小版权贸易逆差擘画全局。另外,何明星从单本书输出的成功策略出发,结合国别区域研究,将中国图书的本土化策略作为研究重点,注重实践。[2]也有作者从传播学视角下探讨出版国际传播体制深化改革策略以及关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翻译人才培养。[3]

综上所述,作者研究各有侧重,但作者团队之间的合作以机构为主,整体协调并不十分紧密,集中度偏低,会议交流、合作研究仍有待加强。

三、文献内部特征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图2对选取的文献中520个关键词节点和1013条关键词连线,呈现了中国出版走出去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各节点之间相互连接层面来看,粗细不同,意味着关系水平的不同,颜色意味着首次共现年份,且颜色的深浅与首次共现年份之间呈正向关系。[4]

第一,对于“出版业”“版权贸易”“学术出版”“主题出版”相关的探讨在图谱上呈现较为明显,说明在中国出版走出去相关研究中,出版业走向、版权贸易相关问题、学术出版走出去是研究的关键和主要角色。党的十八大之后,学术出版和主题出版走出去开启了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新征程。

2014年“丝路书香”工程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出版项目,“一带一路”频次从此上升,对于出版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本土化运营及翻译出版策略,也成了出版业的研究重点。从此节点研究结构也可以看出,2014年以后,在英文版权贸易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小语种的版权贸易也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版权贸易结构得到不断改善。可以预见,随着国家新文科及交叉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一带一路”、翻译出版也会随着教育的转型成为更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第二,从关键词首次出现在文章中的年份分布来看,中国出版走出去是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与时俱进、硕果频出、不断创新的过程。自1996年翻译作品、版权输出等关键词首现之后,其热点就一直居高不下,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研究中心。结合近几年有关走出去、版权输出等的政策性文件分析,如,2007年,商务部会同中宣部、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等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加大对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培育一批中国文化出口品牌企业和品牌项目,加快提升文化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文化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5]统筹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以来,已形成了完善的五大方阵图书走出去体系:主题图书出版方阵,对外教育图书出版方阵,学术出版方阵,少儿图书出版方阵,文学、文化图书为主的大众出版方阵。[6]

进一步结合图谱反映的关键词节点大小、共现年份及中介中心性来看,国际书展及翻译出版定会持续成为更重要的关注焦点。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图谱可以进一步研究中国出版走出去相关研究领域的主要聚焦主题,可以完善关键词共现逻辑所展示的逻辑关系和主题结构分布。研究结果(见图3)表明,在中国出版走出去领域的聚类热点集中在八个方面,通过结合上一节关键词共现进行分析,主要可以归纳成以下四个主要方向。

1.版权输出与书展市场研究

该聚类(#0版权输出、#3国际书展)是就走出去策略形成的交叉集群。版权输出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重要模式,是该领域最重要的主题词。此类关键词聚类围绕着中国版权输出过程中所涉及的市场状况研究、双语人才研究、出口规模与利润等展开,如创新图书境外版权保护的思路,通过多种途径和措施进行图书境外版权保护;[7]坚持出版业人才结构的转变,走出去的人才问题和人才结构成为出版机构领导经常考虑的一件大事;[8]面向新技术做好出版物的宣传推广,适时推出新项目,是国际书展在新媒体时代面临的挑战。[9]无论是版权输出的策略还是人才和市场,都是影响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核心因素,研究热度随宏观政策推动持续推进。

2.出版技术革新与走出去图书类别研究

此聚类是#4数字出版及#7少儿出版集群。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走出去的输出形式包括数字出版物输出、数字出版服务输出、数字版权输出及国际交流合作项目的输出。同时,在开拓海外出版市场方面,少儿图书已成为大众图书出版领域最重要的增长驱动力。此类关键词围绕出版新媒体及新技术的采纳,弥补包括主题出版、学术出版的逆差展开,如突出数字出版产品的导向引领作用,为数字出版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构建良好环境,引领产业实现新形势下的新突破。数字出版的学术话语权、实务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已成为市场规制之要。[10]创作力和翻译力则是童书译介输出的品质保障和核心竞争要素。[11]

3.主题出版走出去研究

探索#13“一带一路”聚类的内部关键词,发现词聚类是以主题出版为内容的集群。主题出版和走出去通过“丝路书香”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主题出版走出去,是出版业自觉承担起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的“展形象”使命的重要体现。[12]用“一帶一路”主题图书以介绍中华传统文化的主题图书寻根溯源,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题图书来表达加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合作愿景。[13]可以看出,此聚类主要围绕着地方出版集团对于单本书走出去案例分析或走出去经验探讨。结合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观察,“一带一路”的聚类较为单独,并未和以上的类团形成合力。具体来看,“一带一路”是站在国家战略层面对中国出版走出去擘画蓝图,以此展望“十四五”期间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趋势和创新路径,是今后应该侧重关注的问题。

4.译介与传播研究

此聚类关注中国出版及单本书在异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的问题,重点关键词有“中华文化”“中国文学”“大数据”“影响力”等,侧重于中国文化结合现代技术走出去的效果。当前,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评估在学术科研上仍处于探索之中,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模型。中国图书的译介和海外传播要充分汲取经验教训,发挥政策扶持引导作用,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统筹,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出版之路,是当下中国出版界的头等任务。在人才培养方面,实施系列国家民族语言互译工程,有针对性地培养翻译人才。[14]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启动“中国图书全球按需印刷”项目,通过自主建立的按需印刷中心及全球最大按需印刷服务商英格拉姆(Ingram Content Group Company)的技术支持和销售网络,可实现中国图书的24小时全球直供。[15]

(三)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的趋势及热点问题

通过设定每个时间片段的关键词阈值为4,得到近20年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的关键词时区视图(见图4)可分为四个时区。

1.萌芽期(2003年之前)

2003年之前,对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研究多停留在版权贸易、国际书展的单纯版权交易层次。此阶段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出版社、国际书展等图书贸易途径。2003年发文量较少,没有特定的热点,这也契合了上文论述中2003年因“非典”疫情的相关研究有所停滞。

2.发展期(2004—2011年)

2004—2011年研究热度和细分领域都有显著提高。这源于2003年底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后,研究的关注点开始分散,国际化、本土化、翻译出版、主宾国、科技出版、少儿图书等一系列具体论述图书贸易方式和图书走出去类型的研究逐渐展开。此时的研究者与出版商也意识到,科技出版和少儿出版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关键。自从2009年中国在法兰克福书展首次作为主宾国以来,出版强国、数字出版在2010年开始成为热点。关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区位优势在2008年短暂热度之后并未持续。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2022年,区域优势同样会形成出版业走出去的研究热点。

3.繁荣期(2012—2019年)

2012—2019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新阶段,以建设出版强国为目标,守正创新、攻坚克难,在巩固壮大思想舆论、增强文化自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新常态、文化自信、主题出版、中国故事等政策是出版业走出去的主旋律;传统文化、典籍英译、中华文化成为研究热点,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翻译人才、单本图书的成功译介及传播渠道、海外传播、传播路径等翻译和传播领域纵深发展,交叉学科建设日趋形成;也有了在图书品类成功走出去的经验探讨,以指导后续的单本图书走出去策略。

4.新时期(2020年以后)

2020年以来,主题出版优势明显,继续成为热点。在此阶段,也体现了出版业迎接新技术的媒体融合、IP运营、5G等新特点。出版业是中国政策导向较强的产业,文化强国、澜湄合作、双循环等热点是出版业主动融入国家政策的表现。RCEP体现了区域优势再次成为热点。2020年,将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的探讨也成为热点,有助于提升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走出去研究力量,为培养跨文化的出版人才和数字出版人才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研究总体趋势将会随着政策及新技术的推动不断被挖掘,研究广度和深度也随之更宽,研究相关成果数量会不断上升。以出版和新闻产业为基础的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研究会日趋完善,对于跨文化人才和交叉学科建设为基础的出版走出去人才培养也会成为热点。

四、总结和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将CiteSpace软件作为研究工具,对1107篇北大核心期刊及CSSCI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研究,较为全面客观地揭示了25年间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研究热点。

从文献的外部特征看,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国家政策的引导是决定因素。载文期刊主要集中在新闻与传播领域,这也表明了研究学科主要集中在传播学和出版学等领域,在翻译学、文化学、文献学、区域国别研究等领域相对不均衡,相关研究较为零散。高影响力作者及其合作主要以戚德祥、潘文年、张志强、何明星、范军、柳斌杰等为代表的作者团队在中国出版走出去领域提供了较高的贡献度和影响力。从研究机构分析也可做出总结,院校及作者团队的交流合作并不紧密,需要科研机构形成合力,以此指导中国各个出版集团形成合力,在走出去的实践方面方可影响世界。

从文献内部特征来看,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的演进进度从单纯的版权输出发展到翻译学和传播学的典籍英译、译介、传播渠道等学科分支,并跟随国家政策衍生出了区域优势、数字出版等分支,及“三体”、莫言、5G等输出类型和新技术分支成为经验之谈,创造了一系列相对经典的输出案例。按照国际市场的运作机制,拓展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版权输出道路——主题出版走出去,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开辟了路径。这些研究为指导未来单本书输出提供了经验。综合而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主题出版、少儿图书、科技图书、中国文学四大类展开,围绕译介、传播等主题来开展。从研究热点和趋势来看,数字出版走出去是未来研究的大趋势。

(二)研究展望

根据对样本的内部特征和外部特征分析结果,结合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未来中国出版走出去还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进一步提高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关注度,加强政策统一规划,出版单位形成合力,加强学科融合。新时代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文化自信的源泉。在政府推动出版作為一级学科建设的背景下,将中国出版走出去建设提升到同建设数字出版领域并重,更能提高学者的研究热情,也能吸引更多的跨文化人才参与到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实践中,建设中国国际话语体系。但是,中国出版走出去已不应仅仅是政府推动下国有出版企业的职责。多元市场主体作用的确立和彰显,出版经纪人制度的成熟,国际化的话语表达、翻译逻辑及融媒体运用能力的熟稔,国外市场营销渠道和宣传模式的开拓,国际化作者的培育,国际化出版品牌的打造,及至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势能提升,将形成强大合力。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范式是未来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向纵深发展的新力量。从出版学融入翻译学、传播学形成译介学理论,其理论的内涵和内容也需要学者进一步填充。中国出版走出去更需要融合经济学、文化学、文献学、民俗学、区域国别研究等相关领域理论,全方位充实理论基础,才能系统地指导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

第二,出版新技术运用及媒体融合走出去创新路径研究。自Kindle于2007年问世,出版产业的数字革命就此拉开,到2013年左右经过一段停滞期之后,数字产业的变革依旧循序渐进,因为新一代人可能不太受那些在印刷书籍中长大的人的习俗和做法的约束。[16]研究中国出版走出去产品形式创新,加大数字出版的研发与应用,推动出版产业形成纸质书、电子书、移动视频及有声书走出去的立体融合形式,研究打造传播品牌,需要研究人员将出版单位作为研究主体,从单本书走出去研究视角转向数字出版资源平台研究,完善出版单位跨境交易电子商务系统,打造中国出版“云平台”;形成立体有序的走出去新格局,对于新时代中国出版融入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主题图书结合国别研究,将地域与国情研究纳入到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范畴中。当前,主题出版走出去选题主要集中在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梦及中国经济新常态等宏大叙事。世界各个地区人口、资本、资源环境、社会结构、制度变化都会引起走出去效果,其接受能力也会有所偏差,学者在研究宏大叙事的基础上,利用区域优势,将地区出版集团统筹到国情研究的范围内;利用大数据平台作为分析对象,其研究成果也将反哺到实践中。在主题出版宏大叙事选题之外,从微观角度讲述中国人民自己的故事、讲述中国匠人精神等主题出版选题走出去并未纳入研究范畴中。挖掘、整理此类选题的成功案例也是今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内容。

第四,加强中国出版走出去本土化能力研究。依据价值链理论、利益相关理论和跨文化传播理论,结合中国出版走出去实际,对构建中国出版走出去效果评估体系的原则、框架与路径进行探索。[17]研究方法(量化、实证、实验)与视角有待提升。将评估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有机结合,统筹翻译——编辑——印刷——发行这个庞大而复杂的产业链,着眼于发挥评估的导向和监督作用,后疫情时代需要向海内外更加系统地进行动态数据收集,才能为整个出版业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意见。

第五,新媒体版权贸易人才建设研究。跨国经营能力的研究是中国出版走出去能力研究的必然趋势,人才是经营的核心。跨文化组织管理需要一种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可以缓解文化冲突,增进文化间的融合性,提升商务竞争的核心力。这也就是说,需要根据一批跨国出版集团、世界知名出版社,一批长期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翻译的汉学家、学者选用人才,这样才能在世界层面上筛选组织人才。这些人才不但能在出版策划、编辑、印刷、发行等传统出版层面拥有专长,还能在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等领域创新发展。

本文通过可视化研究,梳理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本体,更重要的是探讨中国图书的世界影响力。当前交叉学科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出版业走出去向更多学科融合,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将中国的出版走出去研究和出版企业的实践形成合力,结合优势技术和优势地域,开辟出一条具有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坦途,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行业之力。另外,研究中国出版走出去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对中国书籍各种外译本的翻译和传播研究,本文并未涉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立足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顺应时代大势,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此也期待更多学者和研究团队的成果不断涌现。

参考文献:

[1]戚德祥,孙红.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基于文化、商业、技术的三重视角[J].科技与出版,2021(11):6-12.

[2]何明星.在世界图书的海洋中为中国出版提供坐标——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J].出版参考,2021(9):34-37.

[3]范军,谷征.我国出版国际传播体制的构建、改革与创新[J].中国出版,2021(24):16-20.

[4]谢红,谭轹纱,郎捷.基于Citespace的产教融合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36):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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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聂震宁.“文化走出去”:出版人的责任和使命[J].出版广角,2016(23):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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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何明星.《毛泽东选集》伦敦英文版的世界传播[J].出版发行研究,2021(6):22-28.

[15]范军,陈川.AI出版: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出版行业的融合创新[J].中国编辑,2019(5):64-71.

[16]John B. Thompson. Book Wars: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 Publishing[M].Cambridge,uk:Polity,2021.

[17]戚德祥,许琴,孙红.中国出版走出去效果评估体系构建:原则、框架与路径[J].出版发行研究,2021(10):62-68.

(作者单位系:王首斌,云南科技出版社;张贤,红河学院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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