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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古地图中的湖南与朝鲜人的湖南意象

2022-06-20黄普基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3期

(韩国)黄普基

[摘要]朝鲜王朝古地图与文人诗歌体现了朝鲜人的湖南空间认知形态与他们心目中的湖南意象的特殊性。近代以前,湖南与朝鲜几乎没有直接交流,湖南却成为许多朝鲜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背景。朝鲜人并没有强烈的湖南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湖广”“楚”“荆州”等概念。湖南的山水博得了朝鲜人的赞赏,与其相比,一些人文环境的评价却相对不高。这些现象产生原因主要来自朝鲜特有的儒学价值观,及由此形成的朝鲜中华主义政治态度与景观评价标准。

[关键词]湖南意象;朝鲜古地图;朝鲜诗歌

[中图分类号]K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22)03—0106—08

HunaninAncientMapsoftheJoseonDynasty

andtheImageofHunanbyKoreans

HWANGBOKI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Abstract:ByanalyzingtheancientmapsandliteratipoemsoftheJoseonDynasty,thispaperexplorestheKoreanspatialcognitionpatternsoftheKoreansandtheHunanimageryintheirminds.ThecontentmainlyincludestheKoreanregionaltitleoftheKoreans,theimageryandhumanisticimageryofHunan,andtheKoreanvaluesbehindit.DuringtheJoseonDynasty,ancientmapsandpoemsreflectedthespecialimageofHunaninthemindsofKoreans.Beforemoderntimes,thereislittlecommunicationbetweenHunanandNorthKorea,butHunanbecameaspatialbackgroundinmanyKoreanliterature.TheKoreansdidnothaveastrongconceptofHunan.Instead,theywereHuguang,ChuandJingzhou.ThelandscapeofHunanhaswontheappreciationoftheKoreans.Comparedwithit,someevaluationsofthehumanenvironmentcannotbematched.ThesephenomenaaremainlyderivedfromtheuniqueConfucianvaluesoftheKoreansandtheKoreanChinesepoliticalattitudesandlandscapeevaluationstandards.

Keywords:Hunanimage;theancientmapsoftheJoseonDynasty;Koreapoetry

明清时期,朝鲜王朝严禁民间下海,只有外交使节能获得出国机会。朝鲜王朝每年派使者来中国,朝鲜使者经过的地方通常为辽宁、河北、北京、山东、江苏等地,很少有人到过湖南。即便如此,今湖南地区的景观却成为朝鲜时期许多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背景。朝鲜文人诗歌常有赞赏洞庭湖等湖南山水与名胜古迹的,《九云梦》等著名韩国古典小说中的空间背景都为湖南,[1]283-299一些朝鲜著名画家创作《潇湘八景图》,[2]7-48韩国传统清唱“盘索里”中也出现潇湘八景,[3]123-150因此潇湘八景是朝鲜人心目中的理想景[4]37-64。朝鲜时期文学作品中这一空间背景特点的形成,与当时朝鲜文人对潇湘景观意象的认知有关,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朝鲜时期的古地图与文人诗歌

一些学者关注朝鲜文人诗歌中的湖南因素,但他们主要探讨屈原、苏轼等人对朝鲜文学的影响,如高绍山.李氏朝鲜后期四家诗人与屈原的关聯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田京源.东亚的理想乡[M](首尔:国学资料院,2017)。至于外国使节的湖南意象研究见:陈柏桥.14-19世纪中越使臣诗歌中的潇湘印象[D](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值得关注,该文认为中越使臣对湖南印象中较突出的是忠臣贬谪、爱情神话、隐逸之思等印象。,探讨朝鲜人关于潇湘景观的空间认知形态,分析朝鲜人心目中的湖南区域概念、湖南山水意象与人文意象等,研究其背后反映的朝鲜人的价值观。

一朝鲜人的湖南称谓与代表意象

湖南,宋代划定为荆湖南路而开始简称湖南。明时期为湖广布政使司,治所武昌(今武汉武昌),辖地为今湖北、湖南全境。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分治,大体以洞庭湖为界,南为湖南布政使司,定为湖南省。

在湖广分治后,康熙十四年(1675年),朝鲜朝廷对中国局势的讨论中,大臣们对湖南的称谓是“荆楚”[5]卷4,16,并没有提及湖南。1712年,一批朝鲜使行团来到北京,其中一个朝鲜人记载了中国的行政区划制度,但在他的记录中湖南区域的行政区划仍是“湖广省”。[6]卷33,112甚至另一个朝鲜人的记录中还出现“湖广荆州省”的记载。[6]卷40,91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赴中国的朝鲜人李德懋根据乾隆九年《清一统志》介绍湖广分治[7]427。两年后,洪明浩以冬至兼谢恩使书状官的身份来到北京,他回国后向国王正祖的报告中对湖南地区的描述仍然使用“湖广”的称谓。[8]卷9,35-361799年7月(朝鲜正祖二十三年)御前会议时,一个官员将“白莲教”称为“川楚教匪”[8]卷52,6-7,这里的“楚”概指湖广,同年11月,朝鲜最高军事机构备边司向国王正祖提交赴北京使者李光稷的报告,其报告中提及白莲教的势力范围:“其徒党散在湖北、湖南、陕西、河南等地。”[8]卷52,451828年赴中国的朝鲜使者介绍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仍然是十三省,其中并没有湖南,只有分治之前的湖广。[6]卷85,112综上可见,朝鲜人对湖南区域一直有统一的地理概念。湖南省设立后的很长时间,许多朝鲜人仍然使用湖广省的称谓。

朝鲜时期地图中反映的情况也基本相同。朝鲜古地图数量、种类多,包含了丰富的中国区域历史地理信息,地图中反映了朝鲜人关于中国区域的认知以及世界观。图1为18世纪末制作的《舆地图·中国地图》,但图中描绘的仍是明朝13省,即分治之前的湖广省,治所武昌。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朝鲜中后期的地图中,如1666年制作的《天下古今大总便览图》(见图4)描绘的明朝13省中,湖南仍属于湖广。实际上这是当时朝鲜中华主义与反清情绪的体现。朝鲜王朝一直实行“尊明事大”政策,1636年,清朝攻打朝鲜,朝鲜人因战败的痛苦以及“尊明事大”的观念,不承认清王朝。朝鲜中期以后地图中的行政建置是朝鲜人的政治态度的反映。[9]14

朝鲜人感知的湖南文化区域是荆州的所属范围。朝鲜地图中的湖南区域普遍标记“楚”“荆”等,如图1中标记的“荆”和图4中标记的“荆”与“楚”,这些湖南区域称谓在朝鲜王朝之前已形成。朝鲜人心目中荆州是中原[13]卷11,171,禹贡九州岛之一,即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此外,朝鲜人常常将荆州与儒学忠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朝鲜人金九容《荆州》诗云:

行到江陵忆仲宣,登楼赋语至今传。天涯流落知谁甚,回首云南最可怜。汉家昭烈倚关张,无命其如感叹长。流水浮云千古态,至今愁杀武安王。[14]45

荆州古时又称“江陵”,朝鲜也有该地名。作者金九容到朝鲜江陵时,联想到与中国荆州相关的几个历史人物。其首句“仲宣”即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字,王粲的政治前途分别依靠刘表父子与曹操父子。朝鲜文人士大夫追求儒学学问,因此朝鲜人欣赏王粲的才华,同时他们也很重视“忠义”。金九容感慨王粲的政治生涯遭遇,与王粲相比,“汉昭烈、关、张”更能体现儒学精神中的忠义价值观。朝鲜人惋惜刘备、关羽、张飞的命运,也欣赏他们的忠义。朝鲜人心目中的荆州是魏蜀吴三国争斗中刘备、关羽、张飞的忠义舞台。

荆楚是朝鲜早期湖南区域的代表意象,而一些自然景观在博得了朝鲜人的认同后,成为湖南区域代表意象,如潇湘、洞庭湖。从高丽王朝末期儒学学者李齐贤的表述可以看出,潇湘已是当时文人对湖南地区的代称。李齐贤对朝鲜理学与文学的影响较大,他也是少数亲自到过湖南地区的人之一,其诗歌后来亦为许多朝鲜文人参考模仿。李齐贤以使者身份经过湖南,途中吟咏当地的风光,《潇湘夜雨》诗云:

枫叶芦花水国秋,一江风雨洒扁舟。惊回楚客三更梦,分与湘妃万古愁。[10]525

这首诗巧妙地勾勒出以李齐贤为代表的朝鲜文人思想世界中的湖南区域自然与文化特征。首先,这首诗题为《潇湘夜雨》,说明李齐贤对地域范围的判定是湖南地区。首句描写的是他在湖南洞庭湖流域行舟感知的自然环境,即水资源丰富的“水国”,“枫叶芦花”描写的是深秋洞庭湖地区典型的枫杨与芦苇洲滩景观,这个季节冷空气经常南下造成湖南地区持续阴雨低温,即诗中描述的风雨天气,诗中“楚客”指的是屈原,屈原忠而被谤,身遭放逐,流落他乡,故称“楚客”。当时高丽王朝面临存亡危机,李齐贤带着外交使命来到中国,此时此地,他充分感受到当年屈原流落他乡的心情。其诗末句的湘妃,相传为帝尧之二女,帝舜之二妃,相传二妃投没于湘水,遂为湘水之神,此后她们以湘妃的意象,以及以舜妃的形象为后人称道。高丽、朝鲜文人一直接受中华文化,许多人读过屈原《湘君》《湘夫人》。因此,这些文人也将湘妃当作寄托情感的理想对象。总之,李齐贤心目中湖南地区为“水国”,以湖沼湿地为主的地貌环境,是“屈原”“湘妃”忠烈故事发生之地,这些自然与历史人文因素融合形成他心中的“潇湘”区域意象。此外,这首诗中的湖南区域意象都来自唐宋诗词中悲秋意境的相关描述,如“枫叶芦花水国秋”,应借苏轼诗歌中的“森如水国秋”“枫叶芦花秋兴长”。[11]58“惊回楚客三更梦,分与湘妃万古愁”等诗句,亦类似于李白《愁阳春赋》中的“明妃玉塞,楚客枫林”描绘的意境。[12]21

“潇湘”一词始于汉代,到唐代中期,“潇湘”不单意指湘水,也被诗人们衍化为地域名称。朝鲜人对潇湘区域的概念与意象主要是通过潇湘八景的描绘而形成的。潇湘八景是朝鲜文人士大夫最喜爱吟咏的题目之一[15]409。瀟湘八景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为洞庭湖,一些朝鲜地图对洞庭湖的地理特征描绘得非常突出,如图2《舆地图·天下都地图》中文字标记了洞庭、鄱阳,但该图只描绘出洞庭湖的湖泊形态,而且洞庭湖是唯一被描绘的长江中游的湖泊,是当时朝鲜人心目中的湖南地区的重要自然景观。

二朝鲜人的湖南自然、人文意象

洞庭湖区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旅游胜地,历代文人学者在此留下大量文学作品,洞庭湖也因其优越的自然环境成为朝鲜人心目中的湖南第一意象。一些朝鲜古地图,如1402年制作的世界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图3)描绘了洞庭湖的规模及其周边复杂水系。朝鲜人对洞庭湖这一区域的印象,最突出的如车天辂描述的“阔碧连天”[16]380。朝鲜人对洞庭湖规模津津乐道,至于其具体面积,朝鲜人的普遍说法为洞庭七百里[17]323;18世纪末制作的地图中,将洞庭湖规模直接标记为“七百里”(见图1)。这里,洞庭湖的面积一直经历了较大的变化。由魏晋时期的五百余里到唐宋之际的七八百里,继而发展到图1中18世纪末清中叶的八九百里规模,[18]91-95但在朝鲜人的描述中仍然是七百里,应得自北宋学者刘敞“洞庭七百里,浩荡敌溟渤”的著名诗句。

图3的洞庭湖中还标出几个岛屿的名称,分别为“云梦泽”“君山”“青草”。其中君山是朝鲜文人心目中洞庭湖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李玄逸诗曰:

为访遗墟草浦边,君山落照尚依然。阔呑吴楚何须说,造物真成小有天。[19]385

李玄逸诗中所谓的“君山”即洞庭湖君山岛,李玄逸要登访的遗墟具体所指不得而知,但从诗句中草浦的描述可看出当时君山周边的沼泽化景观,杜甫《登岳阳楼》中用“吴楚东南坼”诗句来描写广阔无边的洞庭湖水,李玄逸“阔吞吴楚何须说”即沿用杜甫的地理观来强调洞庭湖的浩大,朝鲜正祖也曾书写洞庭湖“水碧如天”的水体景观[20]33,郑斗卿对于洞庭湖的山水景观则有更细致的描绘,他诗中的洞庭湖景观特点是湖边旷野平沙,近山村庄“杂云林”,远山“乱峰时出没”,“苍翠万重阴”[21]409。

朝鲜人心目中湖南第一水为洞庭湖,第一山为衡山。1666年制作的《天下古今大总便览图》属于当时朝鲜的历史地理百科书,描绘各个区域名胜古迹。湖南境内较大的山体形状符号,即表示衡岳(衡山)。

朝鲜人心目中的衡山是云雾笼罩的神山。[22]80这些意象来自韩愈《谒衡山南岳庙》诗中“衡山之云”意象。[23]卷209,2朝鲜人心目中衡山的另一个意象是“李泌之衡山”。[8]卷8,27-28李泌遭宰相杨国忠忌恨,只得归隐此山。安史之乱时,唐肃宗即位于灵武,召李泌参谋军事,宠遇有加。但他又被权宦李辅国等诬陷,再次隐居衡岳。因此,衡山在朝鲜人生活中就成为隐退的代名词,如金涌所述:

葬我衡山,乃其素志,归之乡陇,罪在犹子。[24]373

“衡山”无疑喻指将来作者想隐居的地方。但这一“衡山”显然非湖南衡山,而是以朝鲜智异山为言。朝鲜人还将智异山当作朝鲜南岳。一些朝鲜人对衡山赋予另一种地理意义,即中华四极之一:

南不尽衡山,北不尽恒山,西不尽流沙,东不尽东海。[25]419

朝鲜人认为中华的四极为衡山、恒山、流沙、东海,其中以衡山为南部边界。

朝鲜的地图与文人文集中除衡山以外,描绘与提及最多的山是九嶷山。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峰峦叠峙,深邃幽奇,千米以上高峰有九十多处。九嶷山得名于舜帝南巡传说,图4《天下古今大总便览图》中在九嶷山旁边记载与九嶷山神话故事有关的地名,如“帝舜陵”“炎帝陵”“二妃墓”。一些朝鲜文人也描绘了九嶷山的自然环境特征,并借用神话典故,如成俔《潇湘曲》诗云:

九嶷云掩青巑岏,沅湘夜雨波生寒,重瞳一去不复返,湘灵鼓瑟愁空山。[26]392

其首句描绘九嶷山的地形与气候。该山地形高峻,常常云雾弥漫,森林植被被云雾笼罩。后两句提及九嶷山历史神话故事,“重瞳”指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在上古神话里记载有重瞳的人一般都是圣人,中国史书上记载有重瞳的有八人,这里指的是虞舜,以虞舜文化为根源的儒家文化深刻影响了朝鲜的儒学价值观。其末句“湘灵”,指古代传说中的湘水之神,一说为舜妃﹐即湘夫人。

相比于风景名胜区,朝鲜人对一些湖南乡村风光则普遍持相当肯定的评价,甚至总带有某种欣赏、赞叹乃至向往的口吻,以“武陵”为典型代表。武陵一词,源于逶迤在湘、鄂、渝、黔边境的武陵山脉之名,一般朝鲜民间并称“武陵桃源”,代表风光优美的景观、最理想的仙境。朝鲜人心目中的桃源为“峻嶒岳势”[6]卷66,434的幽深险峻山村,相比之下,武陵则是花园村庄氛围:

君不见武陵仙村万树花,春来处处蒸红霞,又不见渊明掇英东籬边,霜天烂熳黄金钱。[27]424

这如诗如画的场景,是朝鲜时期文人的理想乐土。

综上所说,湖南的山水景观博得了朝鲜人的赞赏。而朝鲜人对湖南山水的肯定评价,不仅仅是因其优越的自然环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山水所包含的历史神话故事。

朝鲜人心目中,湖南的山水已获得足够的尊崇,然而一些人文环境却不能与之相称。如长沙作为湖南省会,在整个朝鲜时期几乎没人意识到长沙的省会地位,如图4与图5中都未被标注。特别是图5《广舆图·中国图》,该图制作年份为19世纪初,但图中湖广部分仍然没有分治,长沙也没有被作为省会被列出。朝鲜人对长沙的印象是流放悲愁之地并一直沿袭。如高丽王朝文人李奎报对长沙的第一印象是“湿卑”,[28]卷10,295不仅仅是因为长沙临湘江而地潮湿,更是历史上政治因素给朝鲜人带来深刻的区域印象,即作为流放地被人熟知。李奎报还以“贾谊谪长沙”,“屈平作湘累”[28]卷17,470的对句强调长沙作为悲伤之地的意象。到朝鲜时期,朝鲜人对长沙的印象并没有改变,如金世钦诗言:

我昔待罪,高山之邮,先生过我,路指愁州。吾党数子,邂逅天涯,或觞或晤,忘却长沙。[29]605

其末句“忘却长沙”仍借贾谊贬职长沙之典来诉悲愁之情。

朝鲜人对湘南重镇衡阳这一地域的印象,最突出的一点是偏僻。这一感觉的由来无疑受中国书籍的影响。如唐一行《山河两界图说》

朝鲜文献原文如此,是否为《唐一行山河两戒图》图说,目前不能确定。中,衡阳是“限蛮夷”之地,即中华之南界。[30]卷1因此,在朝鲜人心目中衡阳是边境,朝鲜人常常用“身如衡阳雁”来描述难以越过的边境。[28]卷2,312有趣的是朝鲜人对“衡阳雁”的理解:朝鲜人认为由于回雁峰太高,雁不能越岭,至此越冬,待来年春暖而归。甚至有时朝鲜人用“衡阳雁”比喻做事不果断、反复犯错的人。[13]卷9,126

朝鲜人对巴陵给予相当肯定的评价,因为巴陵拥有闻名天下的人文景观岳阳楼。岳阳楼,临洞庭湖,吞长江,气势雄伟,因其自然风光之秀、建筑工艺之巧而闻名。朝鲜人非常欣赏岳阳楼附近的风光,上至国王,下至平民,人人皆知、津津乐道。一些朝鲜国王命朝臣以岳阳楼为题作诗,如中宗“命題登岳阳楼五言律诗,令文臣制之,给入格的人各赐别造弓一张”。[31]卷78,13朝鲜文人一直热衷于赞叹岳阳楼人文景观,如《岳阳楼对君山》诗描绘的风景:

巴陵城上最高楼,湖里青山望若浮,万頃泻银涵月窟,数峰攢玉压鳌头。[32]230

朝鲜人心目中的岳阳楼就是“巴陵城上最高楼”。这里“岳阳”并非指中国岳阳,而是以朝鲜的岳阳为言。韩国有两座“岳阳楼”,即庆尚南道咸安郡与河东郡,而这首诗中的岳阳楼则指河东郡的地名。[33]27

朝鲜民间将中国地名及其意象应用到生活中的情况也比比皆是。如朝鲜时期,有诗将“广占”土地的行为比喻成“岳阳楼之七百里”。[34]22-33再如一个叫“克孝”的朝鲜人对自己的别墅非常自豪,别墅在汉城南山之麓,栗树成阴,以幽胜闻名。当时有一宰相欲买之,而克孝曰:“割天下之半,添以岳阳楼,吾不愿易。”[31]卷1,34可见岳阳楼凭借其宏伟、优美的外观与湖景成为朝鲜人心目中楼阁建筑的代名词。

三实情与意象之间:朝鲜人的湖南认识错误

岳阳楼已博得了朝鲜人足够的赞赏,因而朝鲜文献中广泛出现“岳阳楼”字眼,但朝鲜文献中对岳阳楼的错误描写也不少。如图4、图5、图6中的岳阳楼位置就值得商榷。众所周知,岳阳楼在洞庭湖东北岸。图4中岳阳楼位于岳州境内、巴陵北部,临洞庭湖东北岸,较符合其实际位置。黄鹤楼的位置则有所偏差,图中黄鹤楼挨着岳阳楼,位于洞庭湖口,而且离其原位置江汉交汇处相差较远。图5中黄鹤楼位于洞庭湖东北岸,在巴陵西边,而岳阳楼在巴陵东边,图中的黄鹤楼替代了原岳阳楼的位置。朝鲜后期地图《朝鲜地图·中国图》(图6)的情况更离谱,图中岳阳楼竟绘于洞庭湖南岸。朝鲜文人的记录中也有类似的混乱情况。如一个赴中国朝鲜使者的记录中,岳阳楼是“洞庭湖南岸上彩阁丹楼”。[6]卷94,405可见朝鲜人对岳阳楼地理位置的错误理解较普遍。

再看20世纪前期制作的朝鲜民画《潇湘八景图》中所描绘的景物,如图7所示。

图7描绘的是姑苏台(左)与洞庭湖(右)。一般朝鲜民画潇湘八景图是在文人画潇湘八景图的基础上,对原图格式与内容进行加工而完成。民画八景图的主题为现实乐园与民间生活叙事,以绘画表现特征而言,画面中添加风水、花鸟、瑞兽等内容并进行图形化处理。[35]137-143图7充分体现朝鲜民画的特征,但该图也带来景观认识上的混乱。即该图题目虽是洞庭湖,但从画面中的双塔楼阁与花鸟来看,图中楼阁到底是岳阳楼还是黄鹤楼难以确定。此外,前述朝鲜人记录中的岳阳楼为丹楼(红楼),而《潇湘八景图》中的楼阁却为青绿色屋顶,可见岳阳楼实景与朝鲜人岳阳楼意象之间的误差。

韩国民间清唱盘索里中也有“潇湘八景”的内容。如韩国家喻户晓的古典小说《沈清传》盘索里版本中的“潇湘八景”部分,清唱展开顺序如下:三湘—汩罗水—长沙—黄鹤楼—崔颢—凤凰台—白鹭洲—浔阳江—白乐天(白居易)—赤壁江—苏东波(坡)—曹孟德(曹操)—姑苏城—寒山寺—潇湘江—洞庭湖—岳阳楼—黄陵庙等。[36]163-166唱戏中出现许多地名与人名,但其中一些地名、人名并非与潇湘八景有关,特别是“黄鹤楼”。清唱开头,吟咏三湘、汩罗水、长沙后,直接提到黄鹤楼。这些情况在朝鲜文人的诗歌中也曾出现,如郑道传《题公州锦江楼》:

君不见贾傅投书湘水流,翰林醉赋黄鹤楼。[37]295

“贾傅”即贾谊,“翰林”指李白。这首诗中贾傅湘水与翰林黄鹤楼以对句形式出现,可见朝鲜诗歌、民画、清唱中都将岳阳楼与黄鹤楼并提共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这种思维一定程度影响了朝鲜地图的描绘。

朝鲜古地图中的错误记载,并不只是黄鹤楼,还有“武信”。图5中用方框标志的内容为省名与省会首府名,而湖南地区标示里记载的则是“湖广省”与“武信”,图中还有“武昌”字句,因此这应不是武昌的误记。武信应是“武信军节度使”,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王建请置,治所在遂州方义县(今四川省遂宁市),领遂州、合州、泸州、渝州、昌州五州。北宋仍为武信軍节度。从地理位置来看,武信与今湖南基本上没有关系。图5中铜柱的位置标志也有错误。朝鲜人所了解的铜柱是东汉马援征服交趾后立铜柱以为汉南边疆界标志的历史事实。[38]231因此,一些朝鲜人根据中国古籍认为铜柱在“交南”[6]卷94,206,即今越南北部地区。但图4、图5中描绘的铜柱在湖南境内,不符合历史事实。这种描绘源自朝鲜人自身的边界观念,朝鲜人认为“铜柱之外跕鸢之乡之人”,[39]289意以铜柱为界,铜柱之内为中华,之外则为蛮夷。

从上得知,朝鲜人诗歌、地图等内容中出现较多的描绘误差。而这些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朝鲜人对中国地理环境了解不够。如朝鲜学者安鼎福对于中国地理知识的介绍:

江汉俱发源于西,合流于荆,至于今江西之地。此时江西诸水,亦壅遏不通,汇而为湖者,又受江汉之水,为大泽,言东者,彭蠡在江汉合流之东故也。言北者汇而为泽者,居南流而为江者居北故也。东迤北会为汇者,注家谓九江为今洞庭,东陵为今岳州巴陵,盖傍近之地也。汇者亦指洞庭也,若复以此汇为彭蠡,则江水之东流久矣,岂有北会之理耶。江汉分流,汉在北、江在南,江水迤北处,当汉之口。北会者,谓会于汉也,与导汉条南入于江相应。盖江水至东陵,北会于汉,与九江併而为汇,为今洞庭矣。此出于臆断,伏乞更赐指教。[40]388

安鼎福认为“江水至东陵,北会于汉,与九江併而为汇,为今洞庭矣”。这并不正确,这里所说长江“汇”之地并非洞庭湖,而是指鄱阳湖。不难发现,安鼎福错误论据的根源是他引用的“注家谓九江为今洞庭”,且不知作者的引用从何而来。

朝鲜后期著名学者丁若镛介绍一奇闻,即“彭蠡、洞庭,冬月亦涸”。虽然丁若镛提出这个奇闻的出处乃“《禹贡》之注”,但也不符合实际的内容。[41]437

综上可知,一些朝鲜古地图、著作、民画、清唱中都常出现对湖南地理的错误认识。这些错误认识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朝鲜与湖南之间没有直接交流,朝鲜人的湖南地理知识不足。自高丽时期李齐贤以后,几乎没有朝鲜人进入湖南地区。其间,朝鲜人只能通过前辈的著述或一些中国古籍而了解湖南。到朝鲜后期,朝鲜人的湖南区域知识来源仍停留在高丽末期学者的见闻,或中国古典中的记载。由此,朝鲜人的湖南意象与实情之间的认知逐渐出现较大偏差。

四结论

明清时期,朝鲜王朝一直实行“尊明事大”政策,而1636年清朝攻打朝鲜,朝鲜人因战败的痛苦以及“尊明事大”的大义名分,不承认清朝。朝鲜中期以后的地图与文人记录中多次出现这些朝鲜人的政治态度。如朝鲜人不承认清朝行政区划制度,而仍然惯用明朝十三省行制度,即便朝鲜人得知湖广分治事实,但朝鲜人对湖南的称谓仍是明朝湖广省,或以春秋战国国名“楚”与禹贡九州“荆州”代称。

虽然朝鲜人没有湖南地区的概念,但他们对湖南地区自然景观、人文地理意象有较高的认知度。湖南的山水景观博得了朝鲜人的赞赏,如洞庭湖、衡山等。而朝鲜人对湖南山水景观的肯定评价,不仅是因其自然环境本身的优越,更重要的是这些山水包含的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与美好的山水意象相比,湖南省会长沙在朝鲜人心目中则是个流放地、悲伤之地。朝鲜文人对湖南地区意象评价标准主要来自唐宋诗词与儒学,及其影响下形成的朝鲜儒学价值观,特别是宋代儒学和诗文的影响更大,许多宋代士人儒家流寓在湖南地区,朝鲜儒士长期读这些诗词文章,是形成朝鲜湖南意象的一个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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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11-21

[基金项目]2021年韩国教育部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振兴事业团)的海外韩国学种子型事业支援下进行的研究(AKS2021INC2230008)

[作者简介]黄普基(1972—),男,韩国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历史地理、韩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