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为样本，对企业年报进行文本词频统计分析;以知识流动为中介指标，对企业合作文化、知识流动与创新绩效的内在关系进行探究，以上研究表明：企业合作文化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知识流动在企业合作文化对创新绩效中起中介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企业合作文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着差异，企业合作文化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知识流动的中介效应也有差异，国有企业的知识流动中介效应明显强于民营企业。

[关键词] 合作文化;知识流动;创新绩效;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70;F4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22）03—0057—08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Cooperation Culture

and Knowledge Flow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HE Zhengchu，LUO Jing，PAN Weihu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angsh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angsha410114，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enterprises among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5 to 2019 as a sample，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text word frequency of the enterprise annual report，takes the knowledge flow as an intermediary index，and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cooperation culture，knowledge flow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It is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cooperative culture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significant，and knowledge flow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corporate cooperative culture to affe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Further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cooperation culture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orporate cooperation culture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knowledge flow is also different.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knowledge flow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obviously stronger than that in private enterprises.

Key words： cooperative culture;knowledge flow;innovation performance;mediation effect

一引言

创新是企业适应社会发展、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的重要途径，如何提高创新效率成为企业创新的关注重点。目前，国内外学者从多方面研究企业创新效率，发现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来自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1-7]。宏观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环境等。微观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融资结构、高管薪酬、股权性质。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般认为：企业文化是企業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近年来，学者对于企业创新效率研究趋向于从文化方面探寻原因[8-11]，关于企业创新和企业文化两者关系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成果表明企业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有重要影响。企业文化也包含企业合作文化。企业要培养自己的合作意识，让互帮互助的合作意识成为企业人的习惯思维，以此形成自己的企业合作文化。企业合作文化对于企业的影响从内而外，通过企业制度、人力管理、企业外部资源流动等途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企业合作文化也会渗透技术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12]。Freeman认为，企业的创新效率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而企业合作文化将会加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从而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13]。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由内而外，企业合作文化能够缓解企业内部相关利益者的交流障碍。黄华新等指出，技术创新和企业文化能够良性互动的企业，可以降低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成本[14]。因此，企业合作文化从内部通过影响企业员工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形成促进企业发展的员工行为模式;从外部通过合作文化影响企业之间的互动模式，达到完善企业间交流渠道的效果。

由于技术创新的困难度不断提高以及知识分布的不均衡性，企业难以通过内部资源实现创新的时候，就要通过外部进行知识交流。企业通过外部的知识交流提高企业知识的异质性，从而激发企业创造力，为企业解决问题提供新条件、新思路。知识流动能够有效发挥知识的“外部性”和“溢出性”，在企业之间形成知识势差，形成知识的转移与吸收。企业间知识流动的发生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无意的知识泄漏，在企业的交流和合作过程中，优势企业无意将私有知识泄漏，合作企业若对其私有知识进行复制和模仿，优势企业的地位将会受到威胁，从而其创新的积极性也会遭到破坏;二是有意识的知识交换，例如合作伙伴与优势企业建立相互信任、共同研发的关系，双方通过知识交流的方式实现创新突破，最终实现“双赢”。因此，如何快速从外部获取知识，将知识内化并且有效转化为创新力，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Tsai等认为，企业的研发投入、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15]。但是大部分的学者对于两者之间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表面，并没有深入究其根源。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22年第3期贺正楚，罗静，潘为华：企业合作文化、知识流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大部分的研究都局限于两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忽视知识流动效应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内部作用机理。企业的合作文化对创新绩效起什么作用？知识流动在企业合作文化、创新效率之间是否发挥中介作用？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中是否存在差别？这都是本文要研究的重点内容。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丰富企业文化研究。本研究认为企业文化的研究进程主要受到合作文化通用指标缺乏的影响，因而研究进程缓慢。为了建立广泛使用的合作文化指标体系，本研究参考潘健平[9]和Loughran[16]的研究，利用文本词频统计分析法对上市企业年报进行分析，提取“合作”词频，量化企业合作文化数据。二是扩展企业创新研究。本文以企业之间知识流动作为切入点，揭示企业合作文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企业合作文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为企业提高创新效率指出新方向。三是比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合作文化对创新效率的不同影响。根据不同的产权性质分析，一方面能够加强企业对文化建设、创新研发的重视;另一方面能够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加快企业合作文化的融合与互动进程。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企业合作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企业创新与企业合作文化之间的影响机理。拟从两个方面归纳出企业合作文化影响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即企业合作文化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不同影响。

从企业合作文化对企业内部的影响来看，企业创新过程需要大量人员的相互配合，但是由于不同员工个人观念、专业水平存在差异，员工合作受到阻碍，企业创新效率低下。企业的正式制度对员工的约束难以内化、缺乏持续性。企业合作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地弥补正式制度的缺点，在合作意愿强烈的企业中，员工能够快速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进行信息交流、相互学习。研发人员的行为模式将会受到公司文化的影响，趋向于与他人共享信息、交流工作经验、彼此学习。研发人员的凝聚力将会大大增加，研发人员之间的合作深度将会加深，并且发挥研发人员的个人优势[17]。

从企业合作文化对企业外部的影响来看，合作能够带来跨区域、跨主体的知识互动。在合作的过程中，知识的异质性与个体的知识互动都会激发个体产生新思考、新视角，增加企业的知识存量。如果企业推崇合作，那么企业更愿意与客户、高校科研院、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建立联系，合作双方共同承担风险、共享成果利益。企业通过合作整合的资源，不仅具有强烈的市场竞争力，还具有一定的不可复制性。据此，提出假设H1。

假设H1：企业合作文化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知识流动对创新效率产生的影响

知识流动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途径，知识流动带来的经济效应和技术效应是创新的基础。Todtling和Kaufmann提出“知识的溢出构成集群创新能力的本质特征”[18]，企业知识流动将会促进企业的创新进程，加快知识与产品的转化速度[19]，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创新能力提高[20-21]。知识流动在一定范围内能提高科技园的创新收益[22]。但也有学者认为，知识流动将会给企业创新带来负面影响。频繁的知识流动将会给企业带来低成本高效益的知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将会趋向于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进行创新活动。因此，知识流动将会使得企业创新热情降低。这一观点已被学者们证实，如Lavie研究发现，轻易从外部获取资源的企业，自身的知识积累和研发投入都较少[23]。Laursen和Salter也指出，过度的外部资源搜集会对企业创新意愿产生消极影响[24]。综上理论回顾可推测，知识流动对创新的影响还存在争议空间，故提出以下假设H2：

假设H2：知识流动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響。

（三）企业合作文化与知识流动之间的关系

知识流动的过程中包括知识溢出方和知识接受方。站在知识溢出方的角度，知识溢出能够帮助企业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知识网络。知识溢出方在与知识接受方的合作过程中，通过异质性知识的交流，实现知识存量增加、合作质量提升的目标[25]。站在知识接受方的角度，企业可以模仿、复制显性知识，通过主动寻求合作的方式获取隐性知识。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结合，获取竞争优势。知识溢出方希望在合作的过程中，通过知识的流动获取知识接受方整合优化后的知识进行进一步的创新，获取知识的剩余价值。知识接受方希望通过增加与知识溢出方企业的接触，从而减少与知识优势企业的知识差距，减少研发途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26-27]。

随着企业双方交流程度的增加，合作过程中知识交流将会提高企业之间的信任程度[28]。信任又将增加合作的深度和广度[29]。因此，无论是知识溢出方还是知识接受方，都会积极促进合作，通过全面深度的合作，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最终获得较高的知识回报。基于此，提出假设H3。

假设H3：企业合作文化与知识流动之间呈正相关。

（四）企业合作文化、知识流动与创新效率的关系

合作文化建设较为完善的企业，其合作意愿较为强烈。在知识流动链中，无论企业是知识溢出方还是知识接受方，强烈的合作意愿都会加速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知识溢出方在企业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合作意愿强的知识溢出方企业，凭借其在知识流动链中的主导地位，制定企业间合作规范，以此获得知识效益。加之知识溢出方为了发挥产业集聚的作用，有意识地控制知识溢出，从而增强产业的对外吸引力，建立产业创新集群，实现产业创新规模化[30]。合作意愿强烈的知识接受方企业可以通过吸收知识溢出方的资源，实现知识内化，最终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逐渐由知识接受方转向知识溢出方[31]。知识接受方的壮大将会推动知识溢出方的关键技术的研发进程，使得企业创新在良性循环中不断进步。

如图1所示，知识流动、企业合作文化、企业创新效率是一个有机循环，无论对于知识溢出方还是知识接受方，强烈的合作意愿都将会促进知识流动，而知识流动加强带来的利好结果将会促使更多企业寻求合作。综上可知，企业合作文化能够同时促进知识溢出方和知识接受方不断增加知识存量，最终达到加强企业创新的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H4：

假设H4：知识流动在企业合作文化与创新效率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新材料、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对样本数据进行清洗，剔除上市年份不满5年的企业、信息缺失的企业、状态异常的企业，可知：

一是企业创新效率数据来源：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将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效率指标，专利申请数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检索，对样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专利申请数目进行手工整理。

二是企业合作文化数据来源：快速发展的文本分析技术，可以用来作为度量企业合作文化的方法，研究方法主要参考潘健平[9]和Loughran[16]的研究。为了获得大样本的企业合作文化特征数据，本研究收集并整理2015-2019年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的部分董事会报告这样的文本信息。

三是企业知识流动数据来源：虽然目前知识流动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将企业之间的专利引用作为知识流动的指标，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Patsnap进行企业专利引用搜索，手工整理每一年度企业的知识流动情况。

（二）变量的选择及度量

（1）被解释变量。创新产出（patent）：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样本企业的专利申请数。相对于企业研发投入，企业专利申请数是对企業创新成果更加直接的度量，在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因此以企业专利申请数作为企业创新的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企业合作文化数据（culture_annu）：与大部分运用调查问卷和高管访谈的研究不同，本研究使用文本分析法（Textual Analysis）提取企业的合作文化数据。首先，题目的设置顺序将会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从而影响调查问卷的最终调查结果。其次，调查问卷和访谈的调查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调查结果受到被调查者的情绪、被调查的环境的影响。最后，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方法样本的数量受到限制，只能进行抽样调查。而文本分析法能够有效排除主观干扰，进行大样本分析。合作文化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年报的“合作”词频，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考虑以下几种偏差：第一，词语的歧义，词语的使用与语句整体意思不符;第二，词语的反义，词语的出现与所在语句呈现完全相反的表达;第三，在董事会报告中，当企业提到“合作”时，表达的内容与本研究的定义不同。即“合作”描述企业的被动合作，表述的是企业已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合作，这样的合作描述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内，需要剔除。

（3）中介变量。知识流动（Cs_pat、Cs_doc）：在知识流动的测度中，引文数据是目前运用最广泛的方法，即若部分A专利知识出现在B专利中，就可以说专利B引用专利A。Jaffe等提出将专利引用数量作为衡量知识流动的指标[32]，该方法主要运用在国家间专利引用，衡量国际间知识流动。本研究将该指标引用到企业层面。专利应用比例指的是，某一指定主体的专利对另一主体专利所有引用数占该指定主体引用的专利总数的比例[33]，由此引申出相关计算公式：

Cs_pati，t=Cpi，t/∑Cpi，t

Cs_doci，t=Cdi，t/∑Cdi，t

其中，Cs_pati，t表示专利引用比例，指在t年时，i企业专利引用比例。Cpi，t表示在t年授予的i企业引用其他企业专利的总次数。∑Cpi，t表示在t年i企业的专利总数。Cs_doci，t表示文献引用比例，指在t年时，i企业文献引用比例。Cdi，t表示在t年授予的i企业引用其他企业文献的总次数。∑Cdi，t表示在t年i企业的总数。专利引用比例的理论数值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高表示i企业的知识流动效应越大。

（4）控制变量。由于企业创新效率受很多因素影响，通过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整合，将以下变量选取为控制变量。具体如表1所示。

（三）实证模型

通过以下回归模型检验假设1，从而检验企业合作文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patent=a0+a1cluture_annu+a2ln size+a3soe+a4roa+a5growth+a6id+a7sto+a8bod+a9ia+a10car+a11opr+a12cr+a13∑year+ε（1）

为检验假设2、假设3、假设4，借鉴温忠麟等三步法[34]，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patent=a0+a1cluture_annu+a2ln size+a3soe+a4roa+a5growth+a6id+a7sto+a8bod+a9ia+a10car+a11opr+a12cr+a13∑year+ε （2）

cf=a0+a1cluture_annu+a2ln size+a3soe+a4roa+a5growth+a6id+a7sto+a8bod+a9ia+a10car+a11opr+a12cr+a13∑year+ε（3）

patent=a0+a1cluture_annu+a2cf+a3ln size+a4soe+a5roa+a6growth+a7id+a8sto+a9bod+a10ia+a11car+a12opr+a13cr+a14∑year+ε （4）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将“合作”的词频作为衡量企业合作的指标，专利引用比例和文献引用比例作为衡量知识流动的指标，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创新的指标。由表2可知，解释变量“合作”词频的均值为0.902，说明大多数的企业都重视企业合作文化，企业的整体合作文化较好。从被解释变量上来说，专利申请数均值为92.187，标准差为286.305，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910。这说明企业的创新产出差异较大。从中介变量来看，专利引用比例的均值为0.536，标准差为0.46，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998。文献引用比例的均值为0.044，标准差为0.068，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625。这说明企业的专利引用比例和文献引用比例的差距不大。

（二）相关性检验

表3为企业合作文化、创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合作文化与创新效率之间呈正相关，企业的合作文化越浓厚，企业的创新效率越高。

（三）主要实证结果

1.企业合作文化与创新效率

表4列示企业合作文化和创新指标的回归结果。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企业合作文化与创新指标显示，企业的合作文化与创新效率显著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的合作文化越强烈，企业的创新产出越多。与此同时，样本企业都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当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这些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表4的数据显示：国有企业的企业合作文化与创新效率之间显著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民营企业的企业合作文化和创新效率之间也显著相关，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上可知，从不同所有制层面上来看，国有企业中企业合作文化对创新的影响强于民营企业中企业合作文化对创新的影响。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

2.中介效应

本研究对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分析，选择最优模型。由表5可知，根据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的F检验结果，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可知，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综上所述，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分析方法。

表5列示企业合作、知识流动与創新效率的实证结果。模型（1）、模型（2）、模型（3）依次对应三步法的三步。由第2列、第5列、第8列可知，企业的合作文化与知识流动呈正相关，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国有企业当中，企业合作文化与知识流动之间显著相关，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民营企业当中，企业合作文化和知识流动之间也显著相关，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上可知，从不同所有制层面上来看，国有企业中企业合作文化对知识流动的影响强于民营企业中企业合作文化对知识流动的影响。由此，假设3得到验证。

由第4列、第7列、第10列可知，企业的知识流动与创新呈正相关，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知识流动与创新效率之间显著相关，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民营企业的知识流动和创新效率之间也显著相关，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上可知，从不同所有制层面来看，国有企业中知识流动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强于民营企业中知识流动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

由前述结论可知，企业合作文化与创新效率显著相关，由第3列、第6列、第9列可知，知识流动与企业合作文化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由第4列、第7列、第10列可知，中介变量知识流动与创新效率在1%水平上显著，即中介效应成立。由此，假设4得到验证。从产权性质层面来看，国有企业的知识流动中介效应明显比民营企业的知识流动的中介效应显著。

（四）稳健性分析

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企业合作文化越强，创新产出表现越好，且知识流动在企业合作文化和创新中起中介作用。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对实证结果分两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替换合作文化衡量指标

将“合作”词频作为合作文化的指标，为增强指标的全面性，通过建立“合作”相关词库，对“合作”进行同义、近义分析，最终建立“合作”词库。具体情况如表6所示。如表7所示，主要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2.替换企业创新衡量指标

将创新产出替换为专利产出与研发支出比率（eff）。从样本企业年报中获取企业的研发支出与专利产出的数据，用专利申请数与研发支出的比例作为替代指标。如表8所示，主要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五结论

利用2015-2019年的企业面板数据，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构建衡量企业合作文化的指标体系，本研究分析企业合作文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及知识流动的中介影响机制，再通过实证分析企业合作文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企业合作文化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企业的合作文化越强烈，企业的创新效率越强。二是知识流动在企业合作文化和创新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即知识流动是企业合作对创新效率发挥效用的路径之一。三是国有企业的合作文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比民营企业更为显著。

本研究对企业合作文化、知识流动、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企业合作文化、知识流动、企业创新之间内部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空白，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董事会报告作为样本，通过大样本调查实证分析了企业合作文化、知识流动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不仅为企业合作与企业创新的后续深入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支撑，而且对我国企业的文化建设和创新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研究结论的启示意义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良好的企业合作文化需要有规范性和创新性的企业制度作为支撑。一方面，要加强企业合作文化建设。浓厚的合作氛围能够加强员工知识、思想的融合，提高员工的凝聚力，还能提高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客户的信息互换频率。另一方面，建立灵活的企业合作文化制度会促进合作文化与创新机制深度融合，将合作文化贯彻到管理制度中。通过灵活的企业合作文化引导企业创新，从而动态地把握消费者需求。

第二，企业在重视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同时，也要重视知识流動的作用。本文研究表明，企业要注重知识流动，通过知识流动打破企业之间的知识壁垒，以便突破企业“闭门造车”的创新模式，将企业合作文化作为依托，推动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整合企业间资源。因此，在技术更迭快速的时代，企业应该主动寻找创新与合作的机会，聚合集体智慧，实现企业之间的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三，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并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采用不同的政策激励企业进行合作与创新。由于国有企业的企业性质，国有企业的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一元性，核心领导在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融合性。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需要相互借鉴学习，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方面的深度合作，探索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文化融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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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1-05-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JL079）;湖南省自科基金项目（2020JJ4592）;湖南省教育厅项目（21A0191、21C0189）;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XSP22ZDI019，XSP22YBZ189）

[作者简介] 贺正楚（1968—），男，湖南衡阳人，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