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满达，卜箕大

摘 要：夏家店西下层文化因素中有着较多的红山文化因素，从其出土遗物及遗迹等方面都显示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中亦有着诸多二里头文化及高台山文化因素。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三足陶器系统取代了平底筒形陶器系统，同时人口的激增与矛盾导致注重防御功能的大型石城的出现及增多，以及诸如城子山遗址群等大型祭祀中心的出现，彩绘陶取代了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时期盛行的彩陶，金属制品的不断增多都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在本地土著文化发展壮大的同时受到了诸多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本文基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关系，从遗址遗物等方面对两个文化进行文化渊源的研究。

关键词：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遗物

中图分类号：K8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2）05-0001-07

一、绪论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辽西地区古代文化的研究日渐增多，辽西地区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考古资料，相关研究也取得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尤其重要的是建立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和谱系关系。关于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关系的研究，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出现，从主张两种文化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到现在的当地起源说，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地区共同发展的观点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然而，虽说我国关于古代文化的研究日渐成熟，但是关于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研究至今仍有所缺乏。比如两者之间遗址遗物有什么样的关联性，以及关联性的具体体现。王巍先生在论述考古学文化的多元结构时指出：“在研究某一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时，特别要注重第一部分，即该文化主要承袭了哪个考古学文化的传统。在讨论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创造者们与周围其他集团的关系时，应格外关注第二部分，即该文化分别与哪几个考古学文化发生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在判断某一考古学文化性质、辨识其特点时，则应以第三部分，即该文化独创的文化因素作为主要的着眼点，这部分是该考古学文化研究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所在，需要格外予以关注，并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1]

近些年，学术界对辽西地区早期青铜器时代文化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与探讨，从文化的连续性来看，不断有人提出疑问，各文化要素之间是否存在密切的关系。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在认识文化年代、分布范围、社会形态及国家起源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存在的问题是辽西地区各文化之间的承继性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辽西地区进入早期青铜时代，其文化面貌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平底筒形陶器系统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鬲為主的三足器系统陶器成为主流。彩陶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彩绘陶的盛行。青铜器物的出现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出现了具有防御性较强的石城址以及超大规模的祭祀遗址群。这些种种现象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文化面貌的变化必有其内在原因。本文通过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文化要素，从整体到局部，分析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渊源，试论其关联性。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分布及关系

辽西考古学文化区简称辽西地区。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划分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时，将主要包含辽西地区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区”列为中国六大考古学文化区之一，并对该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予以高度评价，指出：“我国统一多民族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2]辽西地区田野考古工作起步较早，1930年梁思永先生到赤峰英金河流域和林西一带调查史前遗址[3]，揭开了该地区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经过多年的资料累积，已初步建立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和谱系关系。辽西地区已确认的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序列完整，相互间具有明显的传承、发展关系[4]。

红山文化出现于公元前4300余年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辽西地区，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于公元前2400余年到公元前1500余年的辽西地区，属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在时间上有着先后关系，分布范围基本一致，这两种文化的地层关系已在多个遗址里得到了充分的认证[5]。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先后出现于辽西地区，是我国辽西地区古文化中较为重要的两支文化。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对比研究及渊源关系的研究对解决我国辽西地区文化的发展关系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渊源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过较为深刻的探讨。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开始到现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夏鼐先生为代表的认为该文化具有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浓厚作风，可归为中原系统或它的一个地方变种[6]。一种是李恭笃先生为代表的主张该文化的主体因素源自辽西地区红山、小河沿文化，同时也吸收有中原龙山期文化因素[7]。

辽西地区由于其由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自然地理原因，既是文化产生点又是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研究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时必须要考虑小河沿文化的文化因素及演变规律。时间节点上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目前正式发掘及试掘的材料较少，未发现较为全面的文化因素，但是也已出现了不少新因素，比如彩绘陶及雷纹的出现，镂空陶豆的出现，分布区域的特点等。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比较，在丧葬方面与红山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点或许是因为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这正跟红山文化时期文化因素向外影响为主，小河沿文化及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则是吸收外来文化因素为主的特征较为符合。但是纵观小河沿文化时期当地本土文化的传承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又一次迎来了文化繁荣，表现形式为遗址分布的密集性、文化堆积的丰厚性、居住址和墓地及陶器上所表现出的连续性及文化面貌的统一性，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辽西地区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居住址的选择往往以高岗为主，并用石头作建筑材料，彩绘陶中的兽面纹及龙鳞纹的连续性，筒形罐的演变及影响等都表明其具有较为强烈的当地传统。刘观民、刘晋祥、郭大顺、刘国祥等先生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中最具特色的盂形鬲，是在辽西地区典型器物的筒形罐腹部加侈唇敞口，腹部下组装了三个并合在一起的空足，从而形成的盂形鬲。其形态中明显地保留有辽西地区传统的直筒形腹腔[8]。5D2058FE-E3C3-4CC2-8DA5-F9965BB54F4A

三、两种文化的关联性分析

时间上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的小河沿文化阶段，有近一千年的发展历史。其中，以位于内蒙古东南部的白斯朗营子遗址和大南沟墓地为其重要遗址[9]。从其特征可看出具有比较强烈的过渡性质，比如彩陶的减少，图案趋向简化，磨光黑陶的增多，出现大量的新因素，如圈足器、盂形器、朱绘、彩绘、方格纹、蓝纹都是这一时期先后出现，表现出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10]。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间的关系在遗址遗物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两种文化的关联性从遗址遗物分析如下所述：

（一）遗址的关联性

通过多次的考古学调查，发现两种文化的居住址都建有环壕。这种环壕的建造不仅可以充当居住生活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其防御作用。尤其是发展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以防御性为重要因素的城址大量出现，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社会冲突远比红山文化时期严重。

在辽西地区古文化中自兴隆洼文化开始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为止一直都有环壕的存在。兴隆洼文化时期聚落可分为环壕聚落和无壕聚落[11]。带有环壕的兴隆洼文化聚落的兴隆洼遗址的单壕、白音长汗遗址的双壕等，环壕深度较浅、宽度较窄，防御功能不明显，可能更大的功能是用来界定聚落的范围[12]。红山文化时期的魏家窝铺遗址属于环壕聚落，遗址平面略呈北偏东走向的长方形，除西段环壕略有曲折外，其余三面较平直。南北长315米，东西宽295米，壕沟周长1100米[13]。位于辽宁省朝阳县柳城镇腰儿营子村东约2公里的一处台地上的小东山遗址发现了一条小灰沟，是属于红山文化早期遗存，发掘者推测为环壕[14]。红山文化的居住址并不是一个个地独立出来的，而是作为一个共同居住生活的领域。这种群体生活需要的面积很大，而发现的多个遗址都符合这种要求[15]。其中能明确确定有环壕的遗址是敖汉旗西台遗址[16]。该遗址发现有两道紧连的方形环壕，呈西北-东南分布，聚落平面呈凸字形。东南侧环壕为不规则的长方形，西北和东南两边较长，东南边留有出入聚落的三个门道，壕沟上宽下窄。西北部的环壕平面为长方形，面积小于东南环壕。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头分地乡二道窝铺村东北约1.5千米的杖房川河北岸的缓坡台地上的二道窝铺遗址也发现了疑似壕沟的G3[17]。在哈民忙哈遗址亦发现了壕沟，聚落外围东、西、北三面环绕有弧形围壕，环壕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350米、南北宽270米，环壕截面呈梯形，宽1.2-2.1米、深0.8米[18]。西台遗址是一处重要的环壕聚落遗址，由两条长方形环壕组成。根据房址叠压打破，还有早期的兴隆洼文化房址，说明此聚落沿用时间很长。与兴隆洼文化环壕相比，其作用已由界定范围的功能转向了防御性能。杨虎先生认为西台红山文化的聚落结构“是一种新兴的、进步的形态，是史前聚落形制由史前的圆形或椭圆形向青铜时代初期方形或长方形城堡演变的过渡形态”[19]，并认为西台遗址已有了“城”的含义。

通过调查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居住址周边情况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居住址都有环壕存在。先人在建造环壕的时候首先考虑了入口位置，其次围绕着城址挖开壕沟，壕沟的斜面近直角、成‘V字型建造，也有不少遗址在挖掘壕沟之后，再用石头建起石城。学术界大部分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建造环壕是为了防御外部敌人。基于地层叠压下的共同性，通过上述内容可推测，红山文化时期的环壕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环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性。因小河沿文化发现及发掘的遗址，尤其是聚落址的发现及发掘较少，关于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环壕的关系只能从红山文化及夏家店下层文化本身入手进行推测。

红山文化的另一特征是玉石使用较多，普遍用于建筑、墓葬中。墓葬中使用的石块都经过规则的加工，例如石板。通过这些在墓葬建筑之中使用的石块可以确定，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在当时就已经学会了石头加工技术，其中的代表性遗址便是牛河梁女神庙北部被称为“平台”或“山台”的建筑物，推测应与南边女神庙有关联[20]。在“山台”周边还发现有人工建筑的边长约为200m的石垣，大部分建筑用石为自然石块，部分有人工加工的痕迹，因此上述“山台”可以看作是石城。先民在建造石垣之前先做了土木工程等前期准备，之后以石头加固。近年，通过对山台遗址的发掘可知，山台遗址是把整个牛河梁女神庙围绕起来的石坛形建筑。

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了诸多的城址，这些城址的建筑方式有土筑、混筑、石筑等，迄今為止所发现的城址里面积最大约6.6万平方公里[21]。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市在选址上尽可能地会选择自然形成的台地，建城时一部分使用自然形成的台地，一部分为人工挖掘环壕形成的大型人工台地，之后在台地周边使用土或石头围起。可以看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山城和石城继承了红山文化牛河梁“山台”遗址的这种建筑方式，这种建筑方式的代表性城址有池家营子城址和三座店城址，二者仅有城墙的相对薄厚之差（三座店城墙相对较厚），池家营子城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诸多城址中与牛河梁女神庙“山台”遗址最为相似的城址。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区别在于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建筑物中没有发现马面，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中普遍发现了马面。这点或许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内部矛盾及与外部其他文化关系紧张所导致大量防御性城址的出现有关。

红山文化时期形成了以中心聚落为主环绕分布的特点，主次分明。大型中心聚落在其中心，往外依次为中型次中心聚落、小型普通聚落。与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比起来，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分布数量和规模均超越了这三种文化，有的区域还出现了特大型聚落，代表了辽西地区史前社会发展的繁荣阶段[22]。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遗址等级（或面积）与数量之间的关系大体表现出金字塔式结构，即低等级聚落数量偏多，高等级聚落数量较少，数量上存在着递减关系。无疑，高等级聚落占据着中心地位，而低等级聚落是所有聚落群的基础。整个聚落群以比较大的聚落为中心，形成一个层层相属的聚落群体。但是，这些聚落分布不存在一定的固定形态，而是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在台地、坡地、山顶、山上、丘陵、山梁、平底、山洞、离水源远的地方皆有分布。这说明该等级聚落涵盖了以居住功能为主的聚落，也有季节性狩猎采集遗址、可采石的遗址、防御据点等具有多样功能的遗址[23]。综上所述，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构造极为相似，说明两种文化中对于居住址的选择以及建造有着相同的认知。5D2058FE-E3C3-4CC2-8DA5-F9965BB54F4A

（二）遗物的关联性

器物对于研究两种文化的继承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两种文化的器物共同点能说明这两种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密切的关系已在学术界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本文将通过前人发表过的关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器物的比较说明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并补充两个文化遗物的共同点。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来源问题，学界说法不一。李恭笃、高美旋两位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渊源关系明确，同时受到了中原龙山文化及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24]。张忠培先生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小河沿文化之间存在缺环，部分文化因素可在小河沿文化中找到，但并不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直接源头[25]。朱永刚先生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直接继承了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的主体文化因素，同时受到了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26]。王立新、卜其大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因素与后岗二期文化、岳石文化因素相融合而形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27]。李伯谦先生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继承了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的文化因素，并受到了二里头文化、先商文化和早上文化的影响[28]。刘国祥先生从两者出土遗物特征、祭祀遗址的性质及分布、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分析两者的关系，认为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具有间接的承继关系[29]。

器物中陶器制作方法的中断及延续可以说明很多问题，而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器物的制作方面有着较为多的共同点，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三足陶器。三足陶器有两个系统，即袋足型三足陶器和细袋状三足陶器。关于三足陶器的渊源大部分学者认为其来源于中原地区或者朱开沟文化，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分支文化。袋足型三足陶器来源于朱开沟文化的可能性较大，而细袋状三足陶器则是受红山文化影响而形成的。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红山文化时期存在三足陶器，红山文化晚期喀左东山嘴遗址[30]及凌源三官甸子遗址[31]里大量出土黑陶和灰陶，同时出现了三足陶器。三足陶器在我国早在7～8千年前河南裴李岗[32]和河北磁山[33]等遗址就已出现，而辽西地区到了红山文化晚期才开始出现三足陶器，说明红山文化晚期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34]。红山文化后期开始出现的三足陶器并未流行起来，可以确定的是这些陶器是属于辽西地区三足陶器初期形态。通过对红山文化三足陶器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三足陶器的对比，可知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三足陶器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郭大顺先生认为，具有辽西地区史前文化典型特征的筒形罐和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等影响下形成的泥质红陶和彩陶器是两种不同风格的陶器。筒形罐陶胎夹砂，火候不高，器表粗糙，器型也比较单调，从器口到器底，腹壁较直，外表装饰纹饰密而整齐。具有这种风格的陶器在整个辽西、辽东到朝鲜半岛，再到日本的绳纹文化基本上都以此为主。虽然在小河沿文化时期印有“之”字纹的筒形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印有绳纹的鼓腹罐。但是，从兴隆洼文化单一的筒形罐，到红山文化时期筒形罐与彩陶共存，再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盂形鬲，都可找到辽西地区特有的早期筒形罐的影响因素[35]。刘国祥先生认为，吸收黄河流域彩陶文化因素而形成的红山文化彩陶，其典型的彩陶纹饰是在興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纹饰基础上发展而来。

各方面资料证明，同属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要来源，无论是在分布范围还是时间及文化特征上都表明是一脉相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陶器有了全方位的发展。按其表面处理、质地、强度等方面的不同制作不同的陶器。按其颜色分类有灰陶、黑陶、红陶、彩绘陶等，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普遍较多的是黑陶。黑陶在红山文化时期发现的并不多，红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时期最多的泥质红陶和筒形罐逐渐消失，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出现了磨光黑陶和彩绘。其中，黑陶的数量明显增多[36]。在红山文化时期黑陶虽不多，但是也确确实实出现过，如赤峰红山后出土的盆口沿均系泥质磨光黑陶，而红山文化时期的黑陶制作技术继承给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黑陶不能全部都看作是红山文化黑陶的延续。夏家店下层文化并不是一种封闭式的文化，而是通过与周边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其他文化的碰撞及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有自身文化特征的一种辽西地区早期青铜器时代文化（图1）。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玉器十分发达，且大都出自墓葬，可以推测当时玉器是十分贵重的陪葬品。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器制作规整，切痕十分圆滑，玉器的种类较多，而这些玉器的祖型大部分来自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种类繁多，有装饰类、工具类、动物类、人物类、其他类及特殊类。而在如此之多的类别之中筒型器、手镯、耳环、几何形玉器、动物类玉器等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器相似程度较高（图2），可推断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器是继承了红山文化玉器的特征及技术。大甸子玉器以装饰类、工具类为主，动物类、特殊类玉器数量明显偏少。其中，斜口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玉璧、曲面牌饰、勾云形玉器具有典型红山文化玉器特征，应属红山文化玉器，被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直接传承和使用[37]。

饕餮纹是典型的中原地域代表性样式，但是关于饕餮纹的起源问题学界还未有统一的观点。郭大顺先生认为商文化青铜器纹饰的一部分是受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38]。饕餮纹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联系，商文化中出现的饕餮纹或是受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而商文化中出现饕餮纹之前，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先商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因此，饕餮纹的传播或许是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交流而传至商文化体系当中，从而形成了商文化的饕餮纹。虽说饕餮纹有可能起源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本身，但是由于该文化时期的饕餮纹已然发展得很华丽完整，更大的可能性则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前身文化，而这种可能性在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上有所反映，因为二里头文化及其中原地区其他文化中并没有发现饕餮纹，因此可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饕餮纹样式与中原地区古文化无关。红山文化玉器的种类及纹饰的种类如前文中所述种类繁多[39]，其中动物类纹饰及勾云形玉器尤引人注目[40]，这些玉器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上的纹饰基本类似[41]，表明两个文化间的渊源关系。5D2058FE-E3C3-4CC2-8DA5-F9965BB54F4A

如上图所示，两个器物在表现方法上其基本框架一致，仅有具体与简化的差异。可以说红山文化的器物中最重要的器物就是玉器，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彩绘陶又是其最重要的器物，两种文化各自重要的器物上的纹饰有如此之高的相似度，可以看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联性。

四、结论

本文通过遗址及遗物的比较试论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联性，通过分析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要素中有着诸多的红山文化要素存在。这些要素不只是存在于器物之中，在居住址等建筑物的结构之中也普遍存在。大甸子出土玉器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继承了红山文化制玉传统。红山文化玉礼制系统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消失，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玉器的使用产生了变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大甸子墓地出土觚形漆木器、鬶、爵等器物可以进一步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吸收了中原地区发达的礼仪制度，从而形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特有的文化特征。夏家店下层文化可以说是在继承当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二里头文化、先商文化、岳石文化等多种因素发展而来，成为当时东北地区发展水平最高并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两种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点可以说明辽西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与青铜器时期早期文化的渊源关系。在分析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时必须要考虑的文化是小河沿文化。在时间轴上，小河沿文化是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中间文化，但是关于小河沿文化有没有承上启下的问题还需另外深入的研究。第一，小河沿遗址发现发掘的不足，也就是说虽然小河沿文化已然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独立的文化体系，但是还未发现完整的小河沿文化的整体文化要素。其次，小河沿文化虽然存在过，但是受分布地域以及存在时间的限制，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互相影响的可能性也存在。解决了这类问题，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以及继承关系的研究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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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On the Origin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shan Culture

and Xiajiadian Lower Culture

BAI Manda， BOK Gidea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024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cultural factors of Hongshan in Xiajiaodian lower layer， and the unearthed relics and relics show the origin relationship between Xiajiaodian lower layer culture and Hongshan culture.Among the lower cultural factors of Xiajiadian， there are many factors of Erlitou culture and Gaotaishan culture.The three-legged pottery system replaced the flat-bottomed cylindrical pottery system in Xiajiadian period， and the emergence of large stone castles and large sacrificial centers such as Chengzishan ruins.Painted pottery has replaced those popular during the Hongshan and Xiaoheyan cultures.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ajiadian lower culture and Hongshan cultu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ltural origin of the two cultures from the historical relics.

Keywords： Liaoxi Area; Hongshan Culture; Xiajiadian Lower Culture; Ruins; Relics5D2058FE-E3C3-4CC2-8DA5-F9965BB54F4A